董治安

Ⅰ 谁知道哪里有董治安的《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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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在《春秋左传》中出现很多诗经是怎么回事

《左传》中大量引用《诗经》的诗句和篇目，保留了春秋时期《诗经》的重要资料，关于《左传》引用《诗经》的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切入点，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有的认为有训诂式、概括《诗经》旨式和寓阐释于评论三种主要方式①，有的从纵向历史归纳《左传》引诗研究规律②，有的认为《左传》引诗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人物语言引诗，二是叙述语言引诗③，有的从微观研究《左传》引诗章节分步情况④，笔者的切入点是从《左传》引诗的外部语言形式特点对《左传》中的引诗情况作一简单研究。具体见下表：

说明：本表只注重《左传》引诗的外部语言形态：“诗曰”部分专门统计文中以“诗曰”开头，下面直接引用《诗经》的诗句。“诗云”部分专门统计文中以“诗云”开头，下面直接引用《诗经》的诗句。“诗源”部分专门统计《诗经》中某首诗的历史起源，如《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这句话交代了《诗经?秦风?黄鸟》产生的来源。“诗篇”指的是文中只说出《诗经》的篇目而没有具体诗句，如《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有梅》。”“诗章”指文中引用《诗经》的部分诗段，如《左传?文公十三年》：“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诗》所谓”是指文中以“《诗》所谓”三字开头，后面接着引用《诗经》的某一句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左传?宣公二年》：“《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商颂》曰”指文中直接引用《商颂》中的诗句，如《左传?隐公三年》：“《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鲁颂》曰”指的是文中直接引用《鲁颂》的诗句，如《左传?文公二年》：“《鲁颂》：‘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对于《左传》引《诗》的具体数量，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董治安在《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中的统计结果是：引诗219条，赋诗68处。张林川、周春健统计的结果是：言《诗》之处凡277条，涉及《诗》152篇，其中可以划归引《诗》范畴的共255条，涉及《诗》132篇。并且将其分类：“《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如下六类：一曰‘赋诗’，二曰‘诵诗’，三曰‘歌诗’，四曰‘言语引诗’，五曰‘作诗’，六曰‘泛称诗’。⑤夏承焘统计的结果是：引诗一百三十四处，其中关于卿大夫赋诗的共三十一处。⑥就统计数字来看，各家数字都不相同。造成上述统计数字不同的原因是分类的标准不同，笔者的作法是从语言外部形态入手，凡是与《诗经》诗句、篇目、篇章有关的，都在统计之列，并且把《左传》引用《诗经》的外部形态做了归类，应该说条目比较清楚，所依据的版本是岳麓出版社的《左传》版本，全文逐页查询统计两遍，每一句诗句的出自页码都做了标记，遗漏的可能性相当小，数据比较可靠。

Ⅲ 中华大典的编纂人员

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
总主编：任继愈
副主编：席泽宗、程千帆、戴 逸、吴文俊、柯 俊、傅熹年
编 委：卞孝萱、任继愈、李明富、余瀛鳖、林仲湘、郁贤皓、马继兴、袁世硕、
席泽宗、陈美东、黄永年、章培恒、张永言、张晋藩、葛剑雄、董治安、
傅世垣、曾枣庄、庞 朴（已故）、赵振铎、刘家和、潘吉星、钱伯城、戴 逸、
张海鹏、李根蟠、吴文俊、金正耀、戴念祖、柯 俊、金维诺、白化文、
汪子春、周少川、孙培青、朱祖延、傅熹年、李 申、郭书春、熊月之、
柴剑虹、吴子勇、宁 可、江晓原、王渝生、吴征镒、尹伟伦、魏明孔
各典、分典名称及主编名单（共24个典、114个分典）
1.哲学典（3119万字）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主编：任继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常务副主编：李 申
⑴儒家分典（1364万字） 主编：李 申
⑵诸子百家分典（563万字） 主编：周 强
⑶佛道诸教分典（1192万字） 主编：方广锠
2.文学典（5400万字） 江苏凤凰出版社
主编：程千帆（南京大学教授 中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 教育家）
⑴先秦两汉文学分典（800万字） 主编：董治安
⑵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500万字）主编：黄进德
⑶隋唐五代文学分典（1000万字） 主编：卞孝萱
⑷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200万字） 主编：曾枣庄
⑸明清文学分典（1200万字） 主编：吴志达
⑹文学理论分典（500万字） 主编：张伯伟
总目录（200万字）
3.经济典（4500万字） 巴蜀书社
主编：宁 可（首都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师 资深敦煌学家） 常务副主编：李华瑞
⑴财政赋役分典（750万字） 主编：宁 可 陈明光
⑵经济综合分典（650万字） 主编：闫守诚
⑶货币金融分典（600万字） 主编：汪圣铎
⑷商贸与城市分典（750万字） 主编：宁 欣
⑸土地制度分典（450万字） 主编：郝春文
⑹户口分典（600万字） 主编：姜锡东
⑺经济思想分典（700万字） 主编：任世英 刘玉峰
4.医药卫生典（5750万字） 巴蜀书社
主编：傅世垣（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 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李明富、余瀛鳌、赵立勋、
曹洪欣
⑴医学分典（2890万字） 主编：李明富、赵立勋
⑵药学分典 （1900万字） 主编：郑金生
⑶卫生学分典（960万字） 主编：陈廷贵、吕光荣
5.法律典（4200万字） 西南师大出版社
主编：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著名法学家）、马建石
⑴法律理论分典（790万字） 主编：俞荣根
⑵刑法分典（930万字） 主编：杨育棠、张大元
⑶民法分典（300万字） 主编：孔庆明、杨永华
⑷经济法分典（1070万字） 主编：王召棠、杨 堪
⑸行政法分典（810万字） 主编：钱大群、汪汉卿
巴蜀书社
⑹诉讼法分典（300万字） 主编：朱 勇、郭成伟
6.教育典（2400万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主编：孙培青（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李国均
⑴教育思想分典（850万字） 主编：吴宣德
⑵教育制度分典（1550万字） 主编：杜成宪
7.历史典（5000万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主编：熊月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研究所所长）
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600） 主编：瞿林东、龚书铎
⑵历史纪事分典 （1290万字） 主编：钱 杭、芮传明
⑶历史人物分典 （1290万字） 主编：虞万里、承 载
⑷历史编年分典 （1820万字） 主编：许沛藻、俞 纲
8.工业典（4000万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主编：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⑴综合分典（500万字） 主编：魏明孔 郭远英
⑵矿业与冶炼分典（400万字） 主编：蔡 峰 赵连稳
⑶制造业分典（500万字） 主编：汤开建 赵利峰
⑷纺织与印染分典（450万字） 主编：卢华语
⑸造纸与文具分典（400万字） 主编：胡小鹏
⑹陶瓷分典（250万字） 主编：李绍强
⑺建筑业分典（450万字） 主编：陈文源 林广志
⑻近代工业分典（550万字） 主编：高超群
⑼食品与酿造分典（500万字） 主编：刘建丽
9.宗教典（3000万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主编：任继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常务副主编：李 申
⑴儒教分典（1156万字） 主编：李 申
⑵佛教分典 （776万字） 主编：杜继文
⑶道教分典 （700万字） 主编：王 卡
⑷伊斯兰、基督教诸教分典 主编：秦惠彬
（368万字）
10.政治典（4200万字） 人民出版社
主编：杨寄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⑴先秦分典（600万字） 主编：马 勇
⑵秦汉分典（400万字） 主编：柏 桦
⑶魏晋分典（400万字） 主编：朱汉民 龚抗云
⑷随唐分典 （800万字） 主编：刘小萌
⑸辽宋夏金分典（800万字） 主编：孟祥才
⑹元明清分典（1000万字） 主编：王建朗
11.语言文字典（2400万字）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主编：朱祖延（湖北大学教授 中文系主任 著名辞书学家 文献学家） 执行主编：宗福邦
⑴音韵分典（800万字） 主编：宗福邦 骆瑞鹤
⑵文字分典（800万字） 主编：舒 怀
⑶训诂分典 （800万字） 主编：李思维
12.历史地理典（3320万字） 西泠印社
主编：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任、教授）
⑴总论分典（600万字） 主编：葛剑雄
⑵历史人文地理分典（1200万字）主编：
⑶历史自然地理分典（900万字） 主编：
⑷域外历史地理分典（620万字） 主编：赵永复
13.生物典（1600万字）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主编：吴征镒（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
所长、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⑴植物分典（800万字） 主编：彭 华
⑵动物分典（800万字） 主编：王祖望
14.民俗典（2100万字） 北京同心出版社
主编：白化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中国楹联学会顾问）
⑴物质民俗分典（507万字） 主编：白化文
⑵风俗民俗分典（500万字） 主编：吉发涵
⑶区域民族民俗分典（500万字） 主编：史金波
⑷口头民俗分典（503万字） 主编：王 娟
15.农业典（4700万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主编：穆祥桐、曹幸穗
⑴水利分典（300万字） 主编：王思明
⑵园艺作物分典（500万字） 主编：倪根金
⑶综合分典（600万字） 主编：待定
⑷粮食作物分典（400万字） 主编：惠富平
⑸农具分典（350万字） 主编：胡泽学
⑹蚕桑分典（350万字） 主编：黄世瑞
⑺畜牧兽医分典（400万字） 主编：张法瑞
⑻渔业水产分典（400万字） 主编：曹幸穗
⑼农业灾害分典（500万字） 主编：卜凤贤
⑽农学农书分典（400万字） 主编：彭世奖
⑾经济作物分典（400万字 主编：樊志民
16.数学典（1100万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主编：郭书春（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⑴中国传统数学分典（300万字） 主编：郭书春
⑵数学概论分典（300万字） 主编：冯立升
⑶中西数学会通分典（250万字） 主编：李兆华
⑷数学家与著作分典（250万字） 主编：郭世荣
17.物理化学典（1400万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主编：金正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教授、博士生导师）
⑴综论分典（250万字） 主编：史玉民
⑵物理学分典（300万字） 主编：胡化凯
⑶化学分典（300万字） 主编：金正耀
⑷中西会通分典（300万字） 主编：金正耀
⑸人物与典籍分典（250万字） 主编：容志毅
18.天文典（1050万字） 重庆出版社
主编：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⑴天文分典（600万字） 主编：钮卫星
⑵历法分典（220万字） 主编：董煜宇
⑶仪器仪表分典（230万字） 主编：江晓原
19.地学典（1050万字） 重庆出版社
主编：郑国光
⑴海洋分典（200万字） 主编：曲金良
⑵地质分典（200万字） 主编：陈宝国
⑶气象分典（250万字） 主编：郑国光
⑷测绘分典（200万字） 主编：吕兴焕
⑸自然地理分典（200万字） 主编：
20.林业典（1500万字） 江苏凤凰出版社
主编：尹伟伦（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 生物学 森林培育学家）
⑴森林利用分典（200万字） 主编：樊宝敏
⑵森林培育与管理分典（250万字）主编：熊大桐
⑶林业资源分典（350万字） 主编：李 莉
⑷园林及风景名胜分典（300万字）主编：阎景娟
⑸林业思想文化教育分典（300） 主编：罗美云
21.交通运输典（1000万字） 上海交大出版社
主编：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任、教授）
⑴交通运输总论分典（400万字） 主编：葛剑雄
⑵国内交通运输分典（300万字） 主编：
⑶中外交通运输分典（300万字） 主编：
22.文献目录典（3500万字） 广西师大出版社
主编：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⑴文献学分典（1500万字） 主编：杨燕起
⑵古籍目录分典（2000万字） 主编：杨寄林
23.军事典（4000万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主编：刘继贤()
⑴军事理论分典（800万字） 主编：刘庆
⑵军事制度分典（800万字） 主编：齐三平
⑶军事技术分典（600万字） 主编：钟少异
⑷战争战例分典（600万字） 主编：郭得河
⑸军事人物分典（600万字） 主编：蒋乾麟
⑹军事地理分典（600万字） 主编：任力
24.艺术典（2500万字） 岳麓书社
主编：金维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⑴绘画分典（400万字） 主编：金维诺
⑵陶瓷艺术分典（300万字） 主编：陈雨前
⑶工艺美术分典（350万字） 主编：李 松
⑷书法分典（350万字） 主编：薛永年
⑸服饰纹样分典（400万字） 主编：李之檀
⑹戏曲文艺分典（350万字） 主编：李修生
⑺音乐分典（350万字） 主编：秦 序

Ⅳ 关于诸葛亮的生平,要详细

特定的历史造就特定的人物。三国时代，群雄并起，割据争霸，人才辈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展示着他们的智慧和才华，就在这“诸子争鸣”中，有一颗永远闪烁光芒的巨星，他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着力刻画的一个中心人物。作者根据历史事实，运用文学和手法，将其塑造破一个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由于作者的妙笔生花，使其集众人之长、神鬼莫测，达到高度的艺术集中。因此，在诸葛亮本带传奇色彩的形象上更添神奇，使之成为智慧的化身，正义的代表，忠于职守的模范。由此我们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是世代积累型的人物，又是特定时代的作家竭力创作的人物。
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全书来看，全书共二十四卷，写三国故事是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计一百一十三年，其中诸葛亮活动的二十八年就用了十四卷的篇幅，而其他八十五年的时间仅写了十卷，与其他人物相比较，诸葛亮在全书中占据了最大的篇幅，占有了最显著的位置，自然，这位躬耕山野的南阳士子，“出师未捷”悲剧人物在作者笔下成了光照千秋的智慧之星，赢得了从市井小民到君王领袖各种人物的崇敬、倾倒的感叹，这不禁令人匀深思，他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他的身上究竟有哪些感人因素，从他出场征战至死，无不扣人心弦，引人深思。或许，他吸引的地方在于他的才智，也或是忠贞，但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其实，他身上的才智与忠贞都不是孤立存在，它还与其它性格要素：政治理想，品德操守，军事才华及气质风度等紧密联系，它们在一起构成了诸葛亮形象的整体系统。
（一）品德修养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①
这幅草庐对联极为精炼概括了诸葛亮一生在品德操守方面追求的最高境界。刘备未见其人，而先观其行，不免感慨：“此行不枉然”，而亮从出世到至死，一生不慕虚荣，不求富贵，安贫乐道，朴素严谨，克己奉公，知恩必报，忠贞不二，鞠躬尽瘁，严于律己。这些高贵的品格着实令人佩服。
“淡泊”、“宁静”从一种境界、一种要求来看，乃是一种道家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顺其自然的表现，但并非消极避世，求一生安乐。正因为如此，所以诸葛亮在一生军旅生涯中。时刻以此为戒，提倡俭朴，自出茅庐，火烧博望，投身于赤壁之战，随后平定西川，进军南中，全力治蜀，六届祁山，北伐中原，后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中度过。晚年，在渭水前线，抱病巡营，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此外，别无所求。再则，他至始至终一身素缟，初出场时，“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似神仙之概”②，在入世以后，虽出将入相，但他每次出战几乎都是同一装束：端坐四轮车，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一幅高人
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
特定的历史造就特定的人物。三国时代，群雄并起，割据争霸，人才辈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展示着他们的智慧和才华，就在这“诸子争鸣”中，有一颗永远闪烁光芒的巨星，他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着力刻画的一个中心人物。作者根据历史事实，运用文学和手法，将其塑造破一个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由于作者的妙笔生花，使其集众人之长、神鬼莫测，达到高度的艺术集中。因此，在诸葛亮本带传奇色彩的形象上更添神奇，使之成为智慧的化身，正义的代表，忠于职守的模范。由此我们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是世代积累型的人物，又是特定时代的作家竭力创作的人物。
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全书来看，全书共二十四卷，写三国故事是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计一百一十三年，其中诸葛亮活动的二十八年就用了十四卷的篇幅，而其他八十五年的时间仅写了十卷，与其他人物相比较，诸葛亮在全书中占据了最大的篇幅，占有了最显著的位置，自然，这位躬耕山野的南阳士子，“出师未捷”悲剧人物在作者笔下成了光照千秋的智慧之星，赢得了从市井小民到君王领袖各种人物的崇敬、倾倒的感叹，这不禁令人匀深思，他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他的身上究竟有哪些感人因素，从他出场征战至死，无不扣人心弦，引人深思。或许，他吸引的地方在于他的才智，也或是忠贞，但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其实，他身上的才智与忠贞都不是孤立存在，它还与其它性格要素：政治理想，品德操守，军事才华及气质风度等紧密联系，它们在一起构成了诸葛亮形象的整体系统。
（一）品德修养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①
这幅草庐对联极为精炼概括了诸葛亮一生在品德操守方面追求的最高境界。刘备未见其人，而先观其行，不免感慨：“此行不枉然”，而亮从出世到至死，一生不慕虚荣，不求富贵，安贫乐道，朴素严谨，克己奉公，知恩必报，忠贞不二，鞠躬尽瘁，严于律己。这些高贵的品格着实令人佩服。
“淡泊”、“宁静”从一种境界、一种要求来看，乃是一种道家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顺其自然的表现，但并非消极避世，求一生安乐。正因为如此，所以诸葛亮在一生军旅生涯中。时刻以此为戒，提倡俭朴，自出茅庐，火烧博望，投身于赤壁之战，随后平定西川，进军南中，全力治蜀，六届祁山，北伐中原，后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中度过。晚年，在渭水前线，抱病巡营，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此外，别无所求。再则，他至始至终一身素缟，初出场时，“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似神仙之概”②，在入世以后，虽出将入相，但他每次出战几乎都是同一装束：端坐四轮车，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一幅高人逸士的形象，而不喜达官贵族的华服丝袍、金银饰物。在封建社会里，像诸葛亮这样身居高位，却能摆脱追求荣华富贵的陋习，出淤泥而不染，始终过着清淡生活的人，实在不多。另外，从诸葛亮在一次北伐途中向刘后主上的一道表里，也可见一般，表中有这样一段话“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四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3）由此可见，诸葛亮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同时，他提倡俭朴时，不仅从自身做起，而且在军营中也如是提倡，这成为他治蜀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其居住环境，人匀也不难看出这位高雅之人高洁的品德操守。作者把刘皇叔三顾茅庐的情景，象放电影一样将各种不同的镜头组成一幅幅层次分明，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色。那里山水环抱，古木苍郁，景色宜人，一派天然气息，一派恬静和平、欢乐富丽的世外桃源风光，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诸葛亮淡泊宁静的气质，他躬耕自食，寄傲琴书，不求闻达，顺其自然。由此人匀自然会想到，生活在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里的诸葛亮，一家是耿介，高洁而又智慧 过人的人真可谓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可见作者为塑造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形象，真是煞费苦心，处处含情，作者这种寓情天景，以景表人的隆中景物描写，归根到底是为了塑造诸葛亮这个人。
另外，诸葛亮除具有以上品德外，同时他还是一位知恩必报，饮水思源的重情人。刘备因政治需要三顾茅庐，不耻下问，虚怀若谷，诸葛亮对此感恩涕零，从而“志决身坚，不计利钝”，知克不可为而为之，立下“士为知己者死”的雄心，因此，迎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仍竭精殚力地扭转时局，使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更因有先帝临崩托孤之恩，当时，他立即表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又说：“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4）诸葛亮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前出师表》），他把北定中原当作报恩的主要方式，并且为此目标殚精竭力。他在《前出师表》⑸中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又在《后出师表》⑹中说：“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们于此以见其尽忠，感恩戴德已达极点，把所受之命看得比自己还重要，以至达到了不达目的则“夙夜忧叹、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程度。此后诸葛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报知遇之恩的具体体现。诸葛亮病死五丈原的描写真切动人，也正在于知遇之感受的文化魅力，其为：“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7）观其境，天一为之动容，闻其语更是戚戚，惨惨，切切。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自己 的才华，让悲景渗透于笔下的一景一物，使景物也感染人的感情。写孔明以祈禳之法延寿的夜晚是：“八月中秋，是夜银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动，刁斗无声。”（8）怀乡思亲的季节，空寂无无的秋夜，一个吐血不止的病人正为自己未尽的事业挣扎着，他没能战胜病魔，带着沉重的心愿死了。“是夜，天愁地惨，日月无光，”（9）孔明奄然归天。作者虽写的是天地之悲，日月之哀，而实际上，自己心中已为孔明一生忠贞不二的精神唱响了沉痛哀伤的挽歌，作者不惜笔墨尽情抒发，不让一处空虚，在祈禳之法的悼词中，作者着意点明诸葛亮并非为苟且偷生之辈，而是感恩报德，忧国忧民的君子，同时也不失时机的点出诸葛亮是“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效犬马之劳，誓讨国贼！”（10），再点三顾之恩，恩重如山，同时乞求延岁还是为了“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复旧物，永延汉祀”。
诸葛亮一生忠贞的另一表现还表现在刘备死后，后主刘禅不理朝政、荒淫无度、饮酒作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紧守忠贞报国的戒条，忍辱负重。其实，在这时，他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则一统天下还有望，同时也顺天意、合民心。但他就是不越雷池一步，这既令人叹息，也让人感动，真是千秋功罪，凭谁说！
另外，诸葛亮的品德中还有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等优点，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引人入胜。
二、政治理想和作为
匡扶宇宙，兴复汉室，这是诸葛亮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他出世的目的。他早在降中时就立下兴复汉室、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志愿。有人说，诸葛亮乃一山野村夫，谈不上什么追求与目标，只是感刘皇叔三顾之恩才出世，否则，他会带着一生的学识和智慧终死山野。其实不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从一开始就形象地表现出了为中华民族直面现实的斗争精神和态度，在困厄纷乱的矛盾面前表现出沉着勇敢的斗争气势和超人的智慧。他决定出世虽有报恩的成分，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实现他治乱扶危，兴仁义之兵拯救天下百姓的理想。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且来分析一下：
在政治理想上，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好为《梁父呤》（11）“每自比管仲、乐毅。”这两句话，见于《三国演义》，也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弹奏或呤诵《梁父呤》，一是为感叹 世事的艰辛；其次，他以官仲、乐毅自比，官仲、乐毅都是治世之臣，孔子称赞他们是人才。由此可见，诸葛亮虽身于乱世、隐居隆中，但也是有远大胸襟和志向的，并是没有现实的追求，而是早在隆中时就以确定了他的人生目标。他在草庐中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分析和情入理，以及他早以做好的西蜀五十四州图，都充分说明了他不是玩弄口舌、舞文弄墨的小儒、庸儒，而是一个“斡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机，上可仰瞻天文，下可俯察于地理，中可流泽于万民”⑿的大儒、真儒。刘备三顾毛庐时，其弟曾歌；“凤凰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栖；土伏于一方，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13）很明显，诸葛亮的隐居，不是避世，而是“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分天下”，“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拂袖而归。”他不仅因受“三顾”之恩，不容不去，而且自身也早有出世的准备。基于对“三分”的认识，事前绘制的西蜀五十四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政治作为上，从诸葛亮一生来看，他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首先，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预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并正确地提出了刘备的战略行动计划和后来蜀汉内政外交的方针。发表“隆中对”时，他虽未涉官场，未入战场，但对天下的形势却是那样了如指掌。在短短一页“隆中对”中，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预见了“三分”，指出刘备的斗争目标应是先取荆州战略要地，后取益州，以作为统一天下的根据地；主张改革政治，吸收人才，改善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内部、积蓄力量；在外交方针上应结好孙权，以之为援，孤立曹操，形成鼎足之势；再等待有利时机，由荆益两用人才路出兵，北伐曹魏，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这种科学分析和果断决策，反映了当时形势发展趋势，规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它是刘备事业的生命线，诸葛亮也为此奋斗了一生，《三国演义》中描绘的三国鼎立的形成，蜀、魏的长期斗争，蜀、吴的联合抗曹等事实，都证明了“隆中对”的正确性。这说明诸葛亮是一位极有远见的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后来，刘备事业的发展，如果背离这条战线即会受挫和失败，这又从另一方面对“隆中对”的正确性和诸葛亮的政治才能作了有力的补证。
其次，在治蜀问题上，他提出了法政。以法治国，以严济宽，严格做到奖惩分明，并不乱以刑等政策都要深入人心，并从自身做起，不避亲就远，做到一视同仁。最著名的充满活力是“失街亭”一事，诸葛亮面对兵败的马谡，虽义同手足，但为了维法，做到执法公正，也不得不挥泪行斩，即将在他人的再三求情和劝阻下，也欲罢不能。斩马谡，按理应没有诸葛亮的责任，但亮勇于承担责任，从自身找原因，并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告诫后人不要重蹈履辙，同时还自贬三级以示对自己的惩罚。诸葛亮马人对己一视同仁的做法赢得了百官的赞誉，包括曾被他削职为民流放川北的李严等，也深为其言行所折服，这为法治的实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在对少数民族上他采取了和抚的政策。对孟获“七擒七纵”，真正做到了以德服人，耐心等待。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南征之后，西南地区出现了较久的安定局面。另一方面，在政治用人上，他主张荐贤用能，面对与己堪称一龙一凤的庞统，他不是进行压抑和贬斥，而是极力推荐。同时，他在前出师表中谏后主时写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些都说明了他重视人才的思想。此外，智收姜维的事更表现了他钟爱人才，思贤若渴的用人策略，他慧眼识英才，为使蜀国后继有人而倾注心血。由上可知，诸葛亮堪称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的贡献真可谓泽被后世了。
（三）军事才华
诸葛亮身上最为突出的特点莫过于才智了，我们常听说一些褒扬他的谚语和歇后语。如：“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聪明莫过于诸葛亮”等等。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在描写诸葛亮的才智时，又着力刻画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才智，使其表现出超人的军事才华。
首先，诸葛亮的军事才华表现在制定作战方案及指挥战斗中。《三国演义》中的决策者们大多能在具体情况的观察、分析中，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错综现象中发现的抓住战局的本质和关键，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而诸葛亮不仅如此，还 广泛读书，多方交友，云游天下，所以他确定的作战方针也计高一筹、花样蘩多。如有对阵、截粮、劫寨、活烧、水淹、疑兵等，并能依具体情况，使之变化莫测。每次用兵，诸葛亮总是要先了解敌方的情况和战事条件，包括对双方主帅及主要将领的性格等都有清楚的了解，然后做出分析，最后做出总的决策。如建业之初，确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14）的三分战略，就是他长期观察天下形势而制定的，又如七擒孟获用的是攻心战略，而北伐中原用的是稳扎稳打战略就是如此。当然，诸葛亮不仅仅是能制定总的战略方针，他还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作战步骤并亲自指挥作战。如他借动吴兵取南郡一役，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三国演义》从诸葛亮与他人的对比中，也突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及卓越的军事才华。曹操、司马懿、刘备都是足智多谋的人物，诸葛亮与曹操对比，曹操自幼奸滑，广有计谋。官渡一战中他更是灵活多变，以粮草不足的七万人，催毁了四世三公的袁绍的七十万人，但诸葛亮却处处高他一筹。如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就是最好的例证，奸雄本事再高，也难逃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诸葛亮与司马懿比较，司马懿是一个了不起的将才，诸葛亮曾这样说过“平生所患者，独司马懿一人而已”。但司马懿却一直斗不过诸葛亮，在空城计、木牛流马、陇上收麦及祁山斗阵中都屡屡失败，只落得一再叹息：“吾不如孔明也！”（15）在三出祁山中，司马懿派张和，带陵截寨，但诸葛亮却早有准备，落得“懿大惊曰：”孔明真神人也“（16）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草船借箭了。周瑜出于对诸葛亮的妒忌，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设计限诸葛亮在十天之中监造十万只箭，这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的，加上周瑜又暗中阻挠，很明显，这是陷害亮的诡计。而诸葛亮明知其意，却漫不经心，随口答应，并主动要求缩短造箭之日，这一来，使故事气氛更加紧张，把个鲁肃急的团团转。他越急，情节越紧张，就越显出诸葛亮的从容镇定，胸有成竹，就越显出诸葛亮的军事才华。周瑜在屡遭失败后，对诸葛亮是“有佩服、有妒忌”，以至在最后无奈叹曰：“既生瑜，何生亮？”再次，刘备事业在诸葛亮出山前后的对比亦能显示出诸葛亮的军事才华。出山前刘备屡遭失败，出山后则节节制胜。而且作者在此不惜笔墨，着意点明只要刘备采用诸葛亮的计策则战无不胜，而且一旦不听诸葛亮的劝阻，坚持己见去平吴，就会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这就愈使诸葛亮在军事才能方面的形象更加丰满，刻划出超前卓后的军事家形象。
总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出现的十四卷中，处处都表现出了他卓越超群的才智和军事才华，为人们所感叹折服。
四 气质风度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他人在气质风度上也有着显著的不同。最为典型的表现在气质风度，心胸器量及待人处事等方面。
首先，他一出场，作者就把他造成了“羽扇纶巾，飘飘然有似神仙之概”，并且居境高雅、闲适，一副十足的飘逸、潇洒、从容大度、清高孤傲的隐逸士子之相。初出茅庐，便以弱胜强，取得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两个战役的胜利。曹操强兵压境，迫使刘备退守夏口，对此，诸葛亮毫不畏惧，安然用计，说服东吴抗曹，经过一个又一个战役，最终取得了荆州、益州，实现了他“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出色的当是舌战群儒和智激周瑜。“舌战”不仅写得合乎情理，真实可信，而且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刻划了诸葛亮的博识机敏和政治外交才能。因为面对“唯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17）的庸儒们，孔明表现出的是丰神漂洒，器宇轩昂，镇定自若，他巧舌如簧般各个击破，他能言善辩使他们言尽词穷、无以应对，真是痛快淋漓。“舌战群儒”把诸葛亮儒生的外表政治家本质的形象同一般儒生做了生动而鲜明的对比，充分显示了诸葛亮建立在机智干练，能言善辩基础之上的飘逸、潇洒、神采弈弈的气质风度。而智激周瑜的成功是由于他深知周瑜的性格和政治态度，并抓住周瑜自命不凡和英雄气度，激发他对曹操的愤慨，使周瑜早下抗曹的决心，建立抗曹的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诸葛亮明知江东“二乔”与周瑜的关系，却佯装不知，并借题发挥来激周瑜，这就更表现出了他那种“超轶绝世”之才和轻逸、闲适、脱俗的外交家风貌。
其次，诸葛亮心胸宽宏、豁达、能以大局为重。我们从与周瑜的妒忌之心对比中来看诸葛亮。周瑜本也风流倜傥、精明干练、文武双全，因其处心积虑的要加害孔明，显的器量狭小，品德不高。
在赤壁之战中，周瑜三次要借故杀掉诸葛亮，在“三杀”中，作者以周瑜的忌贤妒能的狭窄器量，反衬出诸葛亮以抗曹大局为重、处处忍让的宽大胸怀。周瑜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种种谋略，自鸣得意，以为无人知晓，可诸葛亮一眼就识穿了，但他佯装不知，不动声色。周瑜越是气急败坏的要杀害他，他越泰然处之，让其计谋自然败露，不予揭穿，在这一过程中，诸葛亮随处处处于主动，但他却能忍气吞声，不予报复，这倒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软弱无能，而是因为他虚怀若谷，能以大局为重。为了避免直接发生冲突而影响抗曹的大业，常常依靠鲁肃从中周旋，晓之以理，这就充分显出了诸葛亮聪明的才智和宽阔的胸怀。作者将陪衬的手法用在这里真可谓恰到好处。
再次就是诸葛亮处事从容镇静，临危不乱。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的描绘此起彼伏。刘备因关羽遇害兴兵伐吴，诸葛亮苦谏不从，破坏了既定的方针，终于兵败白帝城；亮辅佐刘禅时，刘神禅昏聩无能，甚至听信司马懿的流言而排斥诸葛亮，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亮至始至终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既表现了他的豁达和忠贞，同时双表现了他从容镇定的处事态度。其中空城计更是表现了他的从容镇定、临危不乱的过人胆识和气质。街亭失守以后，诸葛亮正在安排撤退之时，司马懿就帅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这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般文官，所引的五千军也已一半运粮草去了，众官听到消息后尽皆失色，在这打、退、跑均不行的生死关头，平生谨慎的诸葛亮，根据对敌方主帅的了解，大胆行险，用空城计退了兵。当时的情景是：“只见城上孔明身披鹤氅，头戴纶巾，笑容可掬，焚香弹琴，左右各一童子，城门内外，有十余百姓，低头扫洒，旁若无人”（18）。在此，已把诸葛亮临危不乱的过人胆识和七质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后有俗语说：“孔明弹琴退仲达——好沉着”。这亦是后人对孔明的聪明才智和沉着镇定的赞扬。另外，安居平五路也有力的显示了诸葛亮的临危不乱，为后人广泛传诵。
再着，诸葛亮在待人处事时善以德服人，他处事公正、不谋私利，这些共同构成了他人无法超越的气质风度。当然，他那积众人之长，至臻完善的气质风度也是作者竭力刻画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塑造成为了一个集众人之长，超轶绝世的相对完善的艺术形象。他在作者笔下成为了一位表面及内在气质超凡脱俗、心胸宽广、具有远大理想和卓越的政治及军事才能、忠效祖国、一生清正廉洁、为人公正并知恩必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是智惠的化身、正义的代表，忠于职守的模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 二00一年五月一日

注：（1）至（4）、（7）至（10）、（12）至（18）见《三国演义》华艺出版社 罗贯中著 1996年10月第一版，1998年9月第三次印刷 中国古典名著文库/任知主编
（5）、（6）、（11）见《诸葛亮文选择》巴蜀书社出版 袁钟仁译注，董治安审阅
参考书目：
《中国小说美学》叶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2年12月第一版，1985年11月第二次印刷。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由：《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部和著1983年12月第一版。
《三国演义纵横论》丘振声著漓江出版社出版，1983年1月第一版。
《诸葛亮文选择》，巴蜀书社出版 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著，1990年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谭洛非主编 巴蜀书社 1992年4月
《三国演义创作论》叶维国 冒欣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9月

Ⅳ 赵逵夫写的 诗经这本书怎么样

《诗经要籍集成》是2003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典籍，也为世界汉学研究的热点。自1993年起，中国诗经学会在与台湾专家学者及日本、韩国诗经学会交流过程中，倡导编辑《诗经要籍集成》一书，因此这是一部集中了海峡两岸、港澳及日本、韩国专家心血的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丛书精选影印由汉至清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要籍130余种，包括各代、各家、各派的著述，全面反映了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
本丛书仿《四库全书》体例，所收录各本之前分别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撰写其原著者介绍、内容评介及版本源流递嬗，以提纲挈领，考竟源流。
本丛书除录入的130种要籍外，存世未录的《诗经》著述，皆撰写题录附后。
本丛书由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夏传才、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董治安两先生担纲主编，由北京大学教授禇斌杰、复旦大学教授顾易生、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沛霖等七人共同组成编委会，中、日、韩三国专家学者分别执笔撰写提要，其中如日本诗经学会会长、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村山吉广先生、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兼东吴大学教授林庆彰先生、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蒋秋华先生及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左松超、台湾明新工专教授赵制阳等诸多学者，均潜心研究《诗经》经年有余，在诗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撰写的提要中包含了其最新的研究心得，故本书不仅为自《诗经》问世以来研究著述之总汇，也是现代诗经学研究成果之结晶。
本丛书自1993年开始编辑，已历十载，现终编竣出版。

Ⅵ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历届成员

主任委员：
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委员：
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
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
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委员会秘书长：
章学新；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
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
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
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
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
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
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
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
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
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
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
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
主任委员：安平秋
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
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
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
秘书长：杨 忠
副秘书长：曹亦冰

Ⅶ 董治安的人物生平

1936年毕业于峨山黉文小学，同年考入云南省立云瑞中学读初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大众哲学》等革命书刊，产生了追求革命、向往延安的思想。1939年考进昆华中学高19班学习，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在半工半读的清贫寒苦生活中，考取云南大学经济系和西南联大先修班，读了《国家与革命》等理论著作，为进一步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1944年3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积极投身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昆明学生运动。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震惊中外的“一二· 一”爱国学生运动中，被推举为云大罢课委员会纠察队总队长。面对反动派对云大的扰乱和攻击，为保卫云大师生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大学毕业后，受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派遣，以服务桑梓的名义，回乡任峨山县立初级中学校长，董子健为教导主任。1948年5月董治安被任命为教育局局长，董子健为峨山中学校长，全县教育部门权力掌握在地下党手中，对开展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董治安到峨山后，在省工委组织部长刘清的主持下，同王以中等同志一道，在峨山中学忠义祠内秘密组建了中共地下党峨山县工作委员会，王以中任书记，董治安负责统战和对外联络工作，董子健负责组织工作。1947年王以中调离峨山，先由调来的李雪汀参加县工委，李走后由云大同学尹宜公接替。1948年建立地下党峨山县委，成员有董治安、董子健、吕涵英、段竹荪。峨山县委主管峨山、新平、易门、双柏、昆阳等县的工作 。
董治安以峨山中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创建滇中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活动。峨山中学是全县惟一的中学，但每月经费仅有半开150元，除去最微薄的公用开支，教师工资每月只有5元，只够支付最清淡的伙食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峨山中学办成了一所高质量的学校，学生成绩优良，且有高尚的品德，家庭条件好的毕业生到玉溪、昆明均能继续升入高中。学校还组织学生搞勤工俭学，校内自办伙食，以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勤工俭学所得收入，一部分用来补助贫困学生，一部分用来做学校里开展活动的经费。学校还特别注意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逐步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问题。由于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个别辅导，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提高了同学之间各民族平等团结水平。
峨山中学虽是一所初级中学，但学生年龄偏大比较懂事，学校在教学中和课余时间，经常向学生介绍昆明学生运动中的斗争情况和进步思想，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培育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1947年学校开始在学生中发展“民青”组织，在师生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骨干分子，带领学生到各地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学生在城郊办夜校，吸收农民学文化，宣传进步思想。董治安在校内还组织“打靶”训练，1947年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野营活动，共步行300余里，经过六个乡、镇，这实质上是一次行军演习。几年来在峨山中学培育出来的革命青年干部约300余人。
董治安利用县教育局的权力，把峨山中学的毕业生和外地调来的干部60余人分配到各个乡村中去任教，他们以乡村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当地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以峨山中学为据点，党的影响和力量辐射全峨山和邻县，至1948年下半年组织起来的群众人数约三千多。
在国民党横征暴敛的反动统治下，人民群众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群众为了抵制征兵，曾经发生把手指砍断的事。群众已经自发地进行了大量的斗争，而且这些斗争从未间断。反对征兵、征粮、征收苛捐杂税是群众切身利益和最迫切的要求。革命武装斗争是在广泛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三征的群众斗争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董治安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和社会上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入手，帮助群众进行各种合法斗争，评理、告状等，领导群众抗粮、抗税、抵制抓兵，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骨干。这批骨干再下去串联建立起公开的青年会、姊妹会、互助会等，进一步组织秘密的农会、贫农团等群众性组织。1947年开始在农村发展“民青”成员和党员，民青和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后，促进了运动的深入发展。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自卫、武装抗争就成为必然。
遵照省工委的部署和要求，以峨山中学师生为骨干，联合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革命人士，多次同国民党地方组织妄图扼杀革命的阴谋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同时，董治安与峨山地下党的其他同志一道，在峨山以及附近几个县的农村建立、发展了28个革命据点和武装力量。1948年8月，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滇中党组织负责人温宗姜到峨山检查指导工作，要求峨山地下党在广泛开展各种斗争的基础上，迅速发动武装起义，以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同年11月17日，董治安与中共滇中党组织领导了以峨山中学革命师生和城郊青壮年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起义，在国民党26军279团驰援峨山县城防守，攻打县城的计划不能实施的情况下，率领参加武装起义的主力向棚租转移,并组建了峨山游击大队，温宗姜任政治委员，董治安任大队长。12月1日，起义武装在棚租休整后，由董治安带领起义武装人员向峨山西北山区转移，建立游击根据地，广泛反动群众，壮大游击武装，消灭了县内几股反动势力，建立了峨山县、区、乡党组织和人民政权。1949年6月下旬，中共滇中地委书记温宗姜在甸中觅耻冲村主持召开滇中地委会议，传达省工委关于建立滇中游击支队，董治安为支队长，温宗姜为政委，王庚为副政委，增加董治安、王庚、白从民、王茂为地委委员的决定和任命。会议期间，由支队长董治安主持，将峨山游击大队扩建为“滇中游击支队”，董治安任支队长兼指导员、中共滇中地委委员。会后，滇中游击支队相继在富良棚、扬武进行整训，然后进军新平。同年9月，根据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的决定，滇中游击支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独立第一团”（简称滇中独立团），并在新平县城正式成立，董治安任团长，他成为滇中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之后，董治安与中共滇中地委领导一起，在滇中地区5个县建立了武装力量和滇中游击根据地，协助滇中地区12个县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组建了5 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队伍进军云南，解放滇中地区全境做好接应准备。
在滇中地委的领导下，董治安和滇中独立团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建立、巩固和扩大了以峨山、新平为中心的滇中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和南下野战军进军云南的大好形势下，在“边纵”其他部队和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解放了滇中13个县，推翻了国民党在滇中地区的统治，取得了滇中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在争取滇中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董治安同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1950年3月后，董治安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溪军分区副司令员、分区党委委员、玉溪地委委员、代理秘书长和公署专员。解放初期，积极配合野战军开展艰苦的剿匪战斗，先后剿灭了滇中数十股近5 000人的暴乱土匪，为滇中地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1953年调冶金工业战线工作，历任东川矿区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冶金部勘察公司经理、党委委员、云南有色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昆明钢铁公司炼铁厂厂长、昆明有色设计院院长等职。这期间，他认真执行党对冶金矿山的有关规定，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为冶金矿山建设作出了显著成绩。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恶劣的环境里他坚持革命原则，保持了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74年以后担任云南省冶金厅、云南冶炼厂、昆明钢铁公司工作组副组长，为促进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1979年7月开始担任云南省物价局副局长、省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年6月病休后，仍然关心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抱病协助玉溪、峨山党史部门完成了滇中地区党史和武装斗争史的撰稿及核实工作。1997年3月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5岁。

Ⅷ 大学语文的发展史

1
大学语文开设历程的简要回顾

摘要：
大学语文的开设经历在建国前可概括为初始时期

，建国后，断续发展中又
经历了低潮期、复起期、繁荣期，之后是成熟和进一步发展期，再次走入低谷时面临新
的挑战等阶段。其发展历程可谓命运多舛、轨迹曲折。

关键词：
大学语文；开设；历程；回顾

大学语文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它洇染了
国人的心灵，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在文明的传递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设
,
到
1942
年正式命名为“大一国文”
,
是当时所
有院校都必须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建国后
,
大学语文断续发展中经历了
低潮期、复起期、繁荣期，之后是成熟和进一步发展期，再次走入低谷时
面临新的挑战等阶段。其发展历程可谓命运多舛、轨迹曲折。

1.
初始时期

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很早就开设了“大学语文”这门
公共基础学科，
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民国时期，
当时叫“大一国文”，
这一称谓一直延续到
1949
年。
现在台湾地区仍然沿袭“大一国文”的称谓。
故可以说大学语文学科的开设几乎是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

20
世纪初，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
学堂等学校就在预科开设“经学”、“诸子”、“词章”、与“作文”等
课程，后又经历
1913
年、
1938
年、
1943
年几次变更，国文成为在大学一
年级开设的必修课——大一国文，并有了黎锦熙、朱自清等主编的《大学
国文选》教材。最初的“大一国文”是新文化运动的副产品。一方面新文
化运动冲击了古汉语教学，年轻人不愿意读文言文。但一些教育家认识到，
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弃绝自己的传统：“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总是
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这在现时还得借助于文言或
古书。”○
1
因此，有必要补上文言文的欠缺。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提倡
白话文带来了白话文的流行，但白话文学习过程中有只求快、只求了解文
章大意的弊端，针对这一弊端又增添了白话文的佳作。在弥补文言文和增
补白话文这两方面，国文的开设，有助于学生提高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
能力，故当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时，就规定在预科开设国文课。到
30
年代，全国的大学基本上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国文课，故称为“大一国

2
文”，当时讲授国文课的教师，大多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如冰心、沈
从文、闻一多、游国恩等。

在解放初的几年里，这门学科又被改为“现代文选及习作”，但仍是
一门公共基础课。作为一门公共人文基础学科，建国前，我国各综合大学
已普遍开设，作为非中文专业一年级大学生必修。但当时课时数、教材等
不统一，也不可能统一。教学内容多由教学者自选，写成讲义散发。无论
是讲授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着眼点都在“语言文字”上。这便是“大学语
文”的前身。

2.
断续发展时期

解放后，
从中学到大学，
凡
“国文”
都改为
“语文”
，
才有“大学语文”之名。建国之初，我国一些综合性大学开设有大学语文
学科，有郭绍虞、章靳以两教授所编的教材。

低潮期
1952
年，由于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教育体制进行了
院系调整，将原有的文、理、工、农、法、商、医等学科融合发展的一些
综合性大学拆散，成立许多单科性的院校。大学语文这门课也随着这一剧
烈变化，不仅在理、工、农、医、法、商等单科院校里不再开设，连在保
存下来的多数文理合校的院系里也了无踪迹。持续了
40
多年的国文学科被
迫取消。这一中断，再加上“文革”，这门原是当时高校里仅有的可以起
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作用，能起到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大
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学科中断了二十余年。大学语文教育的中断，使高校
正常的民族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严重脱节，人文教育成了一片荒
漠，这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我国在人才培养上走
了不少弯路。

复起期

十年动乱结束，百废俱兴。上世纪
70
年代恢复高考制度的时
候，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重理轻文的倾向非常
严重。苏步青（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提出要给理
工科学生补语文课，并呼吁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
1978
年秋，时任南京大
学校长匡亚明教授与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联合倡议，在高校恢复开设“大
学语文”学科，并在南大付诸实施，此举得到了数十所大学的响应。经教
育部批准，中断了近三十年的“大学语文”学科得以开设。这一举措对大
学语文的复起具有重要意义。紧随其后，我国的许多大学都相继恢复开设
了大学语文，并逐年增加，风气日炽。但当时的“大学语文”其基本性质
还是“工具”课，目的在于提高理工科学生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表达

3
能力，为学好专业课服务。从现在看，这一目的起点较低，但它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及时起到了“反拨”的作用，从而确立了“大学语文”学科在我
国高校学科体系中的一席之地，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繁荣期
1980
年
l0
月，
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倡议下，
在上海
召开了有二十所高校参加的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会上对这门学科的教学
目的和教学要求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并制订了教学大纲，拟定了教材篇目，
成立了以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徐中玉为主编的教材编
审委员会，会议还决定成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这个全国性一级学会的创立，掀开了中
国高校大学语文教育的新篇章。
20
多年来，
研究会共召开了
10
多次理论研
讨会，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个组织已成为高校语文教师交流学
习的平台，反映心声的渠道。

1981
年，由徐中玉、钱谷融任主编，侯镜昶、徐鹏、叶百丰、董治安
任副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付梓出版。大学语文学科无教学大纲、无教
材、无研究组织的时代宣告结束。

3.
成熟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是大学语文学科的成
熟时期。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以及各类职业技术学院和成人自学考试等，
都要求选修这门学科。虽然其中还有个别高校曾历经了先开后停再恢复的
曲折，但从整体上讲，大学语文教学的形势应该是较好的和有利的。

这门学科的成熟不仅仅表现在学科设置和教材上，
还表现在
:
①这门课
已成为许多高校的公共必修课
;
②师资已有编制上的保证等。大学语文学科
的发展，实际上是我国教育体制由向别人学习经验到成熟发展的一个标识，
同时也反向证明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必不可少性。

4.
进一步发展时期

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剧，
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问题越来越突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央颁布了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文件，提出
了“素质教育”的要求。营造浓郁的文化素质教育环境和氛围，组织丰富
多彩的课余活动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更应有一个合适的课堂载
体来操作。就已有的学科设置来看，大学语文学科是最具优势的载体。因
此，大学语文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肩负着提高青年学生的
文化素质，传承中国文化的重任，地位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Ⅸ 甲骨文 找到“黄帝” 了吗

摘 要：通过对殷卜辞的大量考证，并结合历史的框架阶段，论证了“ ”（黄）“黄尹”即是黄帝。这在殷代就已成为远古史上的大人物，受到高规格祀典，是确证无疑的。史学界那种认为三皇氏（伏羲、神农、黄帝）只是“神话”或“伪史”的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确证黄帝氏在殷前之存在，即可将中华民族之文明史大大提前。
关键词： ；黄；黄帝；祀典；衡
笔者于1963年曾在殷卜辞中发现有关于“虎、 山、黄”即虑牺、神农、黄帝的祀典。计黄帝不下百条，虑、农约二十条。1987年郑振坤研究员之《周易起源与发展之管见》曾对笔者虑、列山说加以引用，但未及论证过程（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五期66—70页）。今特将其第三大氏，即《易系辞》所述黄帝氏，这个至今大家普遍认识的“黄”字，原为祭祀对象的大人物，做一简明论证，以求教于甲骨学专家和关心中国历史的广大读者，以及遍于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黄）卜辞举例（约占有关黄帝卜辞的十分之一）。
1、贞：于黄告。（乙2472）
2、王占曰：其于黄尹告。（合集3473）
3、贞：于黄尹卫（卫）（乙6394）
4、[王]占曰：其卫（卫）于黄示。（续5.9.2）
5、 （饫）于黄尹，十伐（杀），十牛。（乙8204）
6、 乎（呼）黄，多子出牛， 于黄尹。（合32555正）
7、 壬午卜争贞：黄入岁（胙），翌癸□用。（战后南北1.53）
8、 壬申卜：步。癸酉卜：步。甲戌卜：步。丁丑卜：步（ ）黄，‘虎来’（合文）（乙4549）
9、 丙寅卜争贞： 于黄 （袖、偶）二羌。（天36）
10、 丙辰卜 ：立（莅） （黄）事。（铁88.4）
11、 丙辰卜 ：立（莅） （黄）事。（罗氏撼片与《铁》同辞异卜。）
12、 乎（呼） （黄）凡（盘） （仕）。（乙4516）
殷墟卜辞中，只“上帝”、“虎（ ）帝”称帝（根蒂），后来殷末的帝甲等王死后拔高称帝（意为上宾于天、在上帝左右）。黄帝本非帝（始祖），不像 牺被称为人祖，故卜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黄帝一词。黄帝之帝的尊号，是周代人才给追加上的。有人认为在卜辞中发现了“黄帝”字样，那是误“步黄 （虎来）”为 黄帝（原义是把 礼时献祭黄帝的虎送来）（参阅文例8），而忽略了君（尹）、王、帝、皇称谓的时代性。
直到汉代，儒者还知道黄帝本无“帝”称，没有谥号，可以直呼一个“黄”字。因为“古者质（质朴），生死同称……名‘黄’，[号]有熊也”（《白虎通义•谥》）。在殷卜辞中，正是可以见到黄帝的只单称一个黄字的一些例子（见前文例之1.4.8.9.10.11诸条）。《白虎通义》是后汉初全国名儒在白虎观讨论经史政治制度时公认见解的总结性记录，仅从正确阐释黄帝本自名黄这一点来说，亦是很可宝贵的。
在卜辞中除称“黄”之外，也被加以官称“黄尹”。尹，君也，官也，但还没有后世的“王”大。“黄”和“黄尹”本该很容易地读为后代所尊崇的黄帝，但是为什么偏偏做不到呢？从1899至1999百年来的实际学术表现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以下内个主要原因所促成。
一、 忽视了《白虎通义》关于黄帝本自名“黄”的提示。这由想在卜辞中寻找“黄帝”这一名号可知。同时，也忽视了最高统治者称谓有古今变化的前人议论（诸如秦始皇、顾炎武、崔述等）。
二、 在古文字学上，没有解决“ ”实为黄帝黄亦即黄色的本字，在卜辞中，“ 黄”并出而常借黄为 。并不知黄字的造字本议（详后），故误将“黄尹”读为衡尹，以至与为阿衡官的“伊尹”（亦是卜辞所常见的）混而为一。
三、 在古文字学上，没能解决“虎、 ”之为古今字；也不明确“ ”即列山氏合文，“ ”即神农氏——没想到或不敢想到关于三大氏远祖的传说及其祭祀，延至殷代仍然巍然灿然地存在。中华民族一直保有远祖历史的真传，即旧石器时代渔猎之与 牺、新石器时代农业之与神农、青铜时代文明之与黄帝相当的这一铁的客观事实，这是问题的关键、立论的分水岭。
以上三者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当是在于对三皇氏历史，视为“传说”或“茫昧无稽”，或视为“伪古史系统”而抹煞，或视为“神话”而不论究。这些复杂的原因，便形成了一股疑古思潮，冲荡学界，乃是漫不考古求实的空论，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不然，何至于百年时音，总不明白“虎帝、列山、黄尹”或“虎、 （农）黄”之为 牺、神农、黄帝呢？绝非才力、学力不足，而是有了先入偏见。这种偏见，会把人们引向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民族虚无主义。因此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断地进行历史的探究。
以上算是绪论，下面回到卜辞文字分析及其文句内容的考察上来。
在卜辞中，“黄”用为黄色字，如“黄牛”“黄羊”“黄吕”（黄铜料块），这是人所共知。自然“黄尹”就是黄色之君（尹、君同源）——黄帝了。这本来是顺理成间的妥贴解释。但是百年来，学者们并不这样认为，而认为这是伊尹的另一称谓“衡尹”（前已提出及），对不对呢？显然不对。下文一一辩证：
（一）“黄偶”（黄帝夫人）就不能解作“衡”之配偶，阿衡是官名，是通名，不限定必是伊尹的配偶；而且不合卜辞祭称人名之定例，按例祭祀对象必举其个人专名（包括庙号），即一定标明是某人的配偶。由此一“黄偶”的祭祀对象的名称，也足以反证“黄”是人之专名，不是“黄”假借为衡，凡祭“黄”之辞都是祭阿衡官。况且只祭祀某一官职而不举个人专名，卜辞并无此例。显然，卜辞里的“黄”字本不该读为衡字的。黄，既已借为 ，就不能再借为衡。
（二）何况在整个卜辞中（可据《殷墟卜辞综类》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来对比）“黄尹”与“伊尹”在祭祀规格上的不同，也显然是二人，不可混为一人。据卜辞，黄帝在祭礼时有武士的仪卫（文例3“于黄尹卫”，4“卫于黄示”黄帝神主），祭品有时多到三五十、百牛，人牲最多十伐（伊尹不超过一伐），甚至杀虎以祭（文例8“虎来”）。这与合集20706正“勿疋才（载，祀也）王母虎获”（别等祭王母的虎捉着）都是属最高的君王规格。总的看，伊尹和殷王都没有如此高的待遇。这证明“黄”必是黄色之君黄帝，黄不可读为衡。
（三）黄尹：尹原意为君，后世分化。章太炎《文始》说：“《春秋》君氏亦作尹氏。《荀子》君畴，《新序》作尹寿。则尹、君一字也”。卜辞中有些字加“口”与不加“口”无别，如启、启、石厂（ ）、商 ，均是一个字，君尹当不例外（参据赵诚《甲骨文简明辞典》60、176页）。黄尹，此人君位而名黄，非黄帝而何？在殷前古史上绝无第二个名黄的人可与黄帝齐名，即使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殷时伊尹，官耳臣耳，居王之下；“多尹”，一王，同一尹称，实有昔君今臣之异。君（尹）、王、帝、皇，后来居上。黄尹、伊尹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正因为尹位的臣化，失去原意，周代才不用黄尹一词，改称曰黄帝，居于后王之上。这个历史变化，前人忽略了，误改读为衡尹。
（四）由黄帝的故国“黄”，后裔亦称“黄”氏看，黄也不该读为衡而释为伊尹。读下面一文例就可明白：“乎（呼）黄（国名，黄帝后裔氏名）、多子（商族子姓）出牛， （饫）于黄尹。”这自然不能读为“呼阿衡饫祭于衡尹。因为，有衡氏、司马氏，而无阿衡国防大学司马国。此辞之“黄尹”（见前文）“黄”为其国、氏之称，无可疑者，
（五） 字，前人未释，今按“ ”为黄色本字，如红紫外线绀 的结构。按《说文》籀文，可知糸部首的字，本亦从丝，如幽 （ ） （缁） （ ）。 是郑重写法，“黄”是常用的同音假借的简体（见前出文例10、11、12从丝）。
“丙午卜， ：立（莅） 事。”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十三年）。这是说殷王武丁隔一两天后（即戊日或已日，于五行属土，符合黄帝土德）亲临主持祭祀黄帝的大典。综观上列诸卜辞，君王规格而以黄色为名，值得殷王亲祭的当属殷人远祖范围的突出显赫人物，中国古史上非帝莫属。这符合于《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看 字就极清楚，不用加帝字就可定论。 、黄既用为一字，黄不能读衡明甚。
（六）以殷代卜辞“盘龙”地名至今不改，亦足以补助考证。“乎（呼） （黄）凡（盘）龙 （仕）。”（乙4516）动员黄帝后代到盘龙（今湖北黄陂县）地方去为殷王当差。1974年在盘龙镇发掘出殷代诸侯级的宫城遗址，遗址该不是偶然的。盘龙地处黄陂县，这“黄”字当与卜辞的“呼 ”（即黄帝后裔的黄氏）有其渊源。
（七）卜辞中，黄尹，伊尹的区别是分明的。今再举一祈雨事实补充证明。“ 、伐于黄尹。亦 于 （女蔑合文，依于省吾说）。”（前1.52.3）按蔑下从伐，伐魃同声，女蔑即《山海经•大荒北经》的“黄帝女魃”，“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故二者连祭。“其又（侑）蔑（魃） 伊尹。”（甲883）女魃与伊尹为何连祭？《齐民要术》引《 氾 胜之书》“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卜辞祭女魃是求免旱灾，祭伊尹是求保佑抗旱多收。这里，也足见黄尹即黄帝，与伊尹比，也是一高一低截然二人，黄帝高于魃，而魃又高于伊尹，高下有序。这种地位的显示，与上文所证完全相符，可以互补。
（八）按卜辞，“黄”字作“ ”二型 ，皆人体之简笔象形字，从“大”加“口”或“ ”，，口 象人体之躬即胸腹主干膨大部位。“大”上加“口”象人之首。总称曰躬，由内而言曰腔（穹）。黄，本义是“躬、腔、 ”，引申为身体魁梧之美。“黄”纯属人体之形，并非佩珩（衡（或为玉环之形。亦与 字、交字无涉（参看《甲骨文字诂林》1236页）。
前八项，都是由卜辞内在联系得来的本证（内证），证明殷代之“ （黄）”，“黄，黄尹”即周代之黄帝，无可移易，而读衡说则项项与之抵牾，读衡说如此舛误何故？
下面就读衡说的脱离实际、颠倒附加予具体分析。
（一）选错了决定性证据而黄字被牵强读为衡。郭沫若先生的读衡说以为西周金文“赤市（ 、绂，围裙）幽黄”即是《礼记玉藻》“赤 幽衡”（这是正确的）；并以为“黄”为璜的本字（误），璜字后代亦作珩、衡（是）；因引出殷代亦已“黄假为衡”（错觉），但中限于把“黄尹”改读为“衡”尹，即“即阿衡伊尹也”的牵强可怪之说。——其实不然。后来，唐兰据《师 鼎》黄字作 ，说这是本字，从 （绂）不从玉，可知是指绂（蔽膝、围裙）的绶带，用皮革比麻可染成不同颜色，不是指的佩玉（黄珩衡）。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以为卓见，批语郭老的固执旧说。今按：此字，并非数十例皆用黄字“无一例外”，《 簋》作“赤 幽亢”（参看金文编706页；清末已著录，郭氏《大系图录》亦著录）。亢—— ，象形人足加羁绊（脚镣一类）。亢与 （ ）为古今字。《周礼》“亢恶马”，亢一作纲，亦是绳系之意。足见亢， 同为索义（或其动词拴系义）。以音与义求之， 当即后代“ 、 ”字。是“黄、 、亢”三者实同源词，意为绳、索、维、带。因而黄字即使出现四十余次，也依然不失其为假借性质，不是本字，不起决定作用。“ 、亢”虽然各出现一与三次（第三次称“金钪”，则益见其不从玉），但它是本字，起决定作用，因此看问题，要看实质，以为黄是本字，实乃似是而非。在周汉两代，黄与衡都是借以代 （或亢）用的，黄衡之间只在借给特定短语中的 字用时才发生（隔着古今的）间接关系，在一般行文中二者从未发生过共时的、直接的假借通用关系，即从无以黄代衡或以衡代黄的事实（查高亨编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276、277、285页可知）。不能把黄衡的间接关系篡改为直接关系，暗换了性质。
以为殷卜辞“黄尹”的黄“假（借）为衡”，是把周汉两代的黄、衡的间接关系，硬搬到殷代变为直接关系，纯属逻辑错乱，混淆了古今时差，使思维进入混沌状态。
（二）读衡说与读黄色“约定俗成”的矛盾，未见自圆其说。卜辞“黄牛、黄羊、黄犬、黄吕”皆读黄色，何独“黄尹”读衡？没有论证。按前述卜辞本证看，读衡说是错的，杜撰的。一个字无同时二借自造混乱（既读黄、又读衡）之理。卜辞亦无读衡之证。若读衡黄色之君黄帝就从卜辞（即殷代文献）中消失了，这是争论的焦点。解为黄帝，一了非当，还其真面。因为“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合证的黄帝史是（中国文明初期的中或下段的）真历史，并非“可无论矣”的“神话”。既使神话，也应从中看出真实历史影子，更何况古来诸子百家一直承认有黄帝其人。既然地下发掘出青铜文明阶段的遗物遗址，自然有其人群社团及其代表老黄帝的存在，没有怀疑余地。
（三）读衡，牙根儿不能成立：把晚到汉朝才出现的“以衡代 ”，错以为以衡代“黄”（一误）；又把这提前到殷代（二误）；作为当时已经有了“以黄代衡”的证据（三误）；并且把“以衡代 ”颠倒过来，又改成“以黄代衡”（四误）；以上可见，在错误判断基础上，颠倒字的概念，时的古今，左变右幻，牵强混乱，又明知周汉两代黄衡“不相紊”（不通用），反将子虚乌的“黄假为衡”强加到殷代，古今无证，“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五误）；现存卜辞中虽不见“衡”或其古文“ ”字，但殷代应有此字（阻挡通行的衡，度量“衡”、平“衡”、车之“衡”而且在概念上也不允许黄衡二字相混不分（六误）；隐去卜辞中的“黄尹”黄色之君黄帝（七误）；而又幻生出一位本不存在的“衡尹”（八误）；而这个怪称是阿衡（官名）加尹（官名），两个官职称谓迭连一起，实卜辞所不见（九误）；把黄尹即黄帝压后一千年，视为殷人，是划地自牢，先验地断定卜辞不祭远祖黄帝（十误）；看到黄字，偏不往黄帝身上想牵强改读为衡在对古史体系的损坏上，似与疑古派同路（十一误）；一笔勾销了（伏羲、神农）黄帝之为真史，思想根源在于脱离了考古学（旧、新石器、青铜器）三阶段分期，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观点而谈古史（十二误）。
总之，改字读经，滥用通假，将黄帝勾销，把黄帝变为伊尹，是郭老古史研究中的一失，不能为贤者讳的。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在理论上没有象范文澜先生那样对三皇史用考古学来印证的准确认识。王国维《古史新证》（1925年）用甲骨证明殷史可信，用周金文证明夏朝之“禹”王有理。郭氏却认为“有没有夏代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夏代也不过是野蛮高级阶段，把中国文明的开端拖后太晚（违背了考古实迹），当然就排除了黄帝文明时代之为事实。郭氏到晚年修订过早年的甲骨文考释的一些局部，但没有改变读衡说，亦即坚持卜辞中无有黄帝祀典，这对中国学述研究来说，实在可惜。读衡之说，确乎误导，应予纠正。
读衡说提出已廿十年，期间基本无人质疑和提出拓证，只见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年版523页）持不同见解，表现出在卜辞中求索黄帝祀典的可贵努力和独立思考的进取精神。五十年代，范文澜教授曾发表专文，论三皇氏传说符合考古事实，表现了社会发展知识，认为属于信史，这无疑是对古史的不可缺少的再认识。本文是用甲骨文黄帝祀典材料对于这种再认识的一份补充，以见古史伪造说之确为不当。这伪造说，只见“纸上材料”之变之伪，不见“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古史框架相符）之真及其亘古不变的核心部分，陷入“见其伪而不见其真”的片面、极端，脱离了地下材料与考古学以生产工具质料分期的理论。清初辨伪经学家闫若璩说过“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在甲骨文中求索三皇祀典，是向“地下材料”求“源头”的行为之一。不然，就是重今本（战国和汉代文献的唐宋传本）而轻考古了。惯于“钻故纸堆”，宜乎疑古派对“甲骨文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学述研究的新纪元”（今人王宇信引申郭沫若“旧说的新纪元”一语）这一点，缺乏敏感与重视，更别说向甲骨文中探求殷前古史体系知识的反映了。这简直成了他们的“禁区”。因为这方面的任何证实，都将使顾颉刚先生的“层累的造成古史”说从根动摇。他根本不向甲骨、金文中去作“史源学”（陈垣）的追求。舍源而逐流，把三皇氏史真传框架当作“孟姜女故事”般地逐时逐地而逐渐变异，把黄帝打入神或“伪史”。这种学术思想是在甲骨文中发现黄帝名号以及伏羲神农名号的真正阻力。
按世界考古学的实践所已确证的人类猎、农、文明三大历史主流进程看，三皇氏历史是绝对地确确实实客观存在过，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那种历史发展无规律论，是只见其偶然性而不见其总体有规律的片面极端观点而已。我们把《礼运》、《中论•制役》、《唐律》的奴婢部曲峻别联系在一起细读，就知道“原（始）、奴（隶）、封（建）”发展阶段论之为正确，是先于唯物史观的出现就存在于中国的事实。不深谙此理，就必然忽视和脱离三皇史真传——考古三分期——生产发展阶段论三者之为一物（一体）而陷入永劫不复的迷惘。不能较快地辨认出地下的三皇氏实迹，以之印证三皇史之为真传，只是一个史观问题。当代吕振羽、范文澜先生一些新史学家唯物史观就较完整系统，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可惜吕、范诸家多不自力钻研甲骨文，否则，早该发现卜辞中的三皇氏名号了。
再看，中国人是敬祖重史的，而历史文化又自古未曾中断，直传至今。与夏周两代相比，“商人尚鬼”，即突出重视祭祀祖先，如本朝近世的先公先王，并追远到始祖。按理，不可能不在以占卜祭祀为主的王室甲骨文中，没有祭祀三皇氏的记录的出现。出现，是正常的；不出现，才是怪事。果然，三皇氏的名号、祀典，“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若心里没有他们，自然就视而不见或张冠李戴。所以古人强调不以肉眼而须以心眼视之，“心有灵犀一点通”。否则“数典忘祖”，不认祖先的真传，实乃可怕、可悲！
卜辞中有无黄帝名号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无可回避的必然首先面对的根本性事项之一。希望此文能引起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注意。

Ⅹ 四大类书是什么

是经、史、子、集四类书。

经：经书，是指儒家经典著作。

史：史书，即正史。

子：先秦百家著作，宗教。

集：文集，即诗词汇编。

经部

经部收录了儒家的“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

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

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10)董治安扩展阅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

到2013年10月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