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环保

『壹』 如何投身公共环保教育

李皓，1957年9月出生。我国著名的公众环保教育工作者，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TVE）中国项目协调员。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6年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国，在德国从事免疫生物学研究，德国人对环境保护的热切深深教育了她。到德国没几天，李皓的手表没电停了。李皓顺手将卸下来的纽扣电池扔进了纸篓，德国同学大惊失色，跳起来质问她：“你怎么能把废电池扔到纸篓里呢？你是学科学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废电池里面的重金属如果进入自然界，会污染环境吗？”李皓赶忙把纽扣电池从纸篓里捡出来，面红耳赤。李皓从未想过，小小电池会造成污染！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这类概念。更让李皓震惊的是，她带毕业实习生时，她所带的一个金发女孩，学习十分刻苦，但就在毕业前夕，得了不治之症，而病因正是污染所致。李皓从大量的事实中明白，现代污染是多么可怕。过去的垃圾多是烂菜叶、炉灰渣，而现代化生活产生的垃圾是塑料、废电池、废金属等许多对人体及动植物有害的物质。

她在德国时，洗碗的方式就像在国内大学食堂一样，水龙头开到底，哗哗地冲水。一个德国女孩非常严肃地跟她讲，你这样洗碗，我们城市的水会很快就枯竭的。她很羞愧，从此便改变了洗碗方式。

德国人都是随时备一个白色购物布袋，购物时让售货员将东西直接装入袋中，在年轻人举办各种野餐会、聚会和晚会时，大家不再使用过去流行的一次性塑料餐盘和杯子，而以使用瓷盘和玻璃杯为荣。人们选购鲜花时拒绝用塑料膜做包装，选择玻璃瓶装的饮料而不是塑料瓶装的。一次，李皓和德国同学谈论起欧洲灰蒙蒙的天空，她骄傲地对德国朋友说：“我请你们去中国的首都北京玩，北京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人们出去买东西都是自己带网兜，许多散装的商品包装用的是草纸，没有塑料皮，既简单又不污染环境。”

然而，1995年，李皓回国后，看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废塑料袋和一次性泡沫餐盒。而且，北京的天空也已经灰蒙蒙的了，星星也看不到几颗了。后来，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准备研究中草药成分的免疫调节作用，但工作的一年多里她发现欧洲曾经出现的环境问题几乎都在中国重演，医院里经常送来患有古怪病症的儿童。更让她吃惊的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常常将实验用过的药品未经任何处理就倒入下水道、垃圾道内。李皓非常气愤，因为有些药品具有放射性和毒性，而楼下就有人在捡垃圾！

李皓还发现，儿童糖尿病也在中国出现了。当时学校里流行的带夜光的恐龙画册，α射线超出国家规定十几倍，很可能诱发儿童白血病，中国当时众多的白血病患者可能就是像这样不知不觉中被放射性物质侵害的。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李皓感到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她认为，提倡环境保护是时候了，因为病都出现了，社会对污染显得那么无知，如果家长们有一点知识，就绝不会给孩子买那种恐龙玩具了。

麦当劳仍然是中国大城市的孩子最爱吃的食品，李皓便告诉中学生们麦当劳是纯粹的垃圾食品，不仅没有营养，从生产到消费都是最不环保的。在德国，麦当劳的洋葱可能是西班牙的，西红柿是法国的，牛肉是巴西的——他们把热带雨林砍掉建牧场，整个生产是远距离冷藏运输，而且连锁店的各种餐具都是一次性的，都非常非常消耗资源。李皓说，这些都是一个德国孩子告诉她的，所以她必须再把它们告诉中国的孩子。因为他们是绿色中国的希望。一些中小学生接受了她的劝告。

这一切都让李皓为中国的环境状况感到极度担忧，她决定放弃医生的本行。医学告诉她，最有效的办法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1996年4月，李皓毅然辞职，告别了免疫生物学实验室，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走向了社会。她决定从孩子们的环保教育做起，把全中国的孩子都组织起来成立“手拉手地球村”，听她讲环保课，因为她确信，会有无数的孩子和她一起宣传环保。《中国少年报》开辟了《手拉手地球村》栏目，聘请李皓当“地球博士”，写文章向孩子们介绍环保知识。李皓的文章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从中知道地球妈妈生病了，作为地球妈妈的孩子，有责任为保护地球妈妈做点事。

栏目创办5个月后，“手拉手地球村”这个富有儿童情趣的名字，成为了中国少年儿童环保组织的名称。

1997年，李皓在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TVE中国项目作项目协调员，负责组织翻译从国外陆续引进的200多部环境教育影视片，然后免费提供给电视台、政府部门和学校。

1998年4月，李皓成立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2000年，被聘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2001年建立北京地球纵观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为北京市250个居住小区、大厦和工业区的干部代表进行了有关垃圾科学分类管理的知识培训。实行垃圾科学分类工作被列为市政府为市民办的重要实事之一。

李皓现在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向公众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她说，做这样的环保科普必须自己要做很多调查研究，要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利用她以前从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生物学研究奠定的知识基础与科研习惯，李皓把环境科普做得很有特色。她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向公众传播环保常识，给北京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写文章，写建议。她希望用科学而简单的方法来帮助北京解决现存的多种环境问题。

『贰』 环境保护与公共环境文化建设

2、3
（华民共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条本所称环境噪声指工业产、建版筑施工、交通运输社所产权干扰周围环境声音
第三十五条城市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本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需要划定禁止机车辆行驶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路段间并向社公告）

我提倡并逐步实现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哪些??
禁止吸烟公共场所：①医疗机构候诊区、诊疗区病房区；②托所、幼园；③、校；④除前项外各类校教场所；⑤议室；⑥影剧院、音乐厅、录像厅(室)、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室)、档案馆；⑦商店、金融业、邮政电信业营业厅；⑧公共交通工具内及等侯室、售票厅；⑨根据关规定确定其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其第⑥项规定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第⑧项等候室设定明显标志吸烟室(区)律、规另规定禁止吸烟场所依照关规定执行?

『叁』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公共关系

在与政抄府的关系方面，95%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遵循“帮忙不添乱、参与不干预、监督不替代、办事不违法”的原则，寻求与政府合作；61.9%的环保民间组织认为拥有与政府直接沟通的正常渠道；选择与政府合作的环保民间组织有64.6%，选择既非合作亦非对抗的有32.1%，认为存在一些矛盾的有3.3%。
在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大多数环保民间组织愿意和环境形象较好的企业开展合作。一些环保民间组织的活动和污染企业的利益会发生冲突；24.4%的环保民间组织认为偶尔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2.3%的经常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在和污染企业进行交涉时，环保民间组织最常用的方式是向政府部门反映，占68.6%；其次是与企业协商、谈判，占40.0%；采取诉讼等法律途径或集会、抗议等方式的很少。
在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方面，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已成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共识。有79.4%的环保民间组织被媒体正面报道宣传过。90%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经常组织公众参与环保活动；63.4%的环保民间组织与学校有合作关系；41.7%的与研究机构有合作；我国社会公众对环保民间组织的支持率已达69.5%。

『肆』 新环保法中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按环保法的原文，就是必须两个条件都需要满足，如果是二个只要一个就可以的，法律会明文说清楚只要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就可以。

如果你真想研究法律条文，这个我可以鼓励你，但是你在这些无意义的细节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就不是研究法律应该有的态度！！

『伍』 发现身边的一个问题（例如：环保，公共设施等），并进行一次微调查，倾听5人意见（有解决方案）

调查通讯设备安全，比如最近斯诺登事件，可以询问5名用智能手机的人，对于自己的信息安全怎么看的，有没有不担心私人信息通过网络被泄露！对于手机获取个人位置的看法！现在这个话题很火，你可以调查一下！

『陆』 公共自行车真的环保吗

并不环保，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上海这里来说，很多共享单车都是内闲置的，风吹容日晒雨淋，很多已经损耗了很多，这些自行车浪费了极多的钢材和橡胶，很多自行车厂因为赶工这些共享单车，还增加了生产线，这些生产线现在也浪费掉了。

『柒』 谁是公共环保教育专家

李皓，1957年9月出生。我国著名的公众环保教育专家、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TVE）中国项目协调员。

1982年，李皓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6年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国，在德国从事免疫生物学研究。1994年，获德国汉诺威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95年，李皓回到北京，在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研究中草药成分的免疫调节作用。在回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皓发现，在中国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普通市民，环境意识都很缺乏。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李皓感到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1996年4月，她出于对中国环境的极度担忧，辞去在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成为环保宣传的志愿工作者，从事向大众普及环境知识的工作。李皓相继在《中国消费者报》、《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妇女》杂志等媒体开设专栏或大量供稿。从1997年5月起，李皓在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TVE中国项目作项目协调员，从事引进国际环境教育影视资料和向中国公众提供这些资料以及其他环境科学知识和信息的工作。1998年4月，成立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2000年，被聘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2001年，建立北京地球纵观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为北京市250个居住小区、大厦和工业区的干部代表进行了有关垃圾科学分类管理的知识培训。2003年，撰文《SARS与环境》、《走出非典阴影从垃圾分类开始》等。

1986年，29岁的李皓由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国留学。到德国没几天，李皓的手表没电停了，她顺手将卸下来的纽扣电池扔进了纸篓，德国同学大惊失色，跳起来质问她：“你怎么能把废电池扔到纸篓里呢？你是学科学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废电池里面的重金属如果进入自然界，会污染环境吗？”李皓赶忙把纽扣电池从纸篓里拣出来，面红耳赤。她从未想过，小小电池会造成污染！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这类概念。更让李皓震惊的是，她带毕业实习生时，有一个金发女孩，学习十分刻苦，但就在毕业前夕得了不治之症，而病因正是污染所致。李皓从大量的事实中明白，现代污染是多么可怕。过去的垃圾多是烂菜叶、炉灰渣，而现代化生活产生的垃圾是塑料、废电池、废金属等许多对人体及动植物有害的物质。电池里含有多种重金属，其中镉、汞、铅是毒性重金属排名的前三位。电池表面锈蚀后，重金属进入土壤进而污染地下水，如果被水稻的根部吸收，就会长出镉米来，作为食物进入人体后，不仅造成内脏损伤，还会导致骨质疏松等病症。德国人正是因为看到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才更加关心环保的。

她在德国时，洗碗的方式就像在国内大学食堂一样，水龙头开到底，哗哗地冲水。一个德国女孩非常严肃地跟她讲，你这样洗碗，我们城市的水会很快就枯竭的。她很羞愧，从此便改变了洗碗方式。

德国人都是随时备一个白色购物布袋，购物时让售货员将东西直接装入袋中，在年轻人举办各种野餐会、聚会和晚会时，大家不再使用过去流行的一次性塑料餐盘和杯子，而以使用瓷盘和玻璃杯为荣。人们选购鲜花时拒绝用塑料膜做包装，选择玻璃瓶装的饮料而不是塑料瓶装的。一次，李皓和德国同学谈论起欧洲灰蒙蒙的天空，她骄傲地对德国朋友说：“我请你们去中国的首都北京玩，北京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人们出去买东西都是自己带网兜，许多散装的商品包装用的是草纸，没有塑料皮，既简单又不污染环境。”

然而，1995年，李皓回国后，看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废塑料袋和一次性泡沫餐盒。而且，北京的天空也已经灰蒙蒙的了，星星也看不到几颗了。后来，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准备研究中草药成分的免疫调节作用，但工作的一年多里她发现欧洲曾经出现的环境问题几乎都在中国重演，医院里经常送来患有古怪病症的儿童。更让她吃惊的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常常将实验用过的药品未经任何处理就倒入下水道、垃圾道内。李皓非常气愤，因为有些药品具有放射性和毒性，而楼下就有人在捡垃圾！

李皓还发现，儿童糖尿病也在中国出现了。当时学校里流行的带夜光的恐龙画册，α射线超出国家规定十几倍，很可能诱发儿童白血病，中国当时众多的白血病患者可能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中被放射性物质侵害的。

这一切都让李皓为中国的环境状况感到极度担忧，她决定放弃医生的本行。医学告诉她，最有效的办法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1996年4月，李皓毅然辞职，告别了免疫生物学实验室，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走向了社会。她决定从孩子们的环保教育做起，把全中国的孩子都组织起来成立“手拉手地球村”，听她讲环保课，因为她确信，会有无数的孩子和她一起宣传环保。《中国少年报》开辟了《手拉手地球村》栏目，聘请李皓当“地球博士”，写文章向孩子们介绍环保知识。李皓的文章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从中知道地球妈妈生病了，作为地球妈妈的孩子，有责任为保护地球妈妈做点事。

栏目创办5个月后，“手拉手地球村”这个富有儿童情趣的名字，就成为了中国少年儿童环保组织的名称。

1997年，李皓在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TVE中国项目作项目协调员，负责组织翻译从国外陆续引进的200多部环境教育影视片，然后免费提供给电视台、政府部门和学校。

2001年，李皓创办了“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作为国际环境影视集团（TVE）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该中心的主要目的就是大量地从国际上引进环保科普影片，翻译成中文，免费地提供给社会。那里就像一个环境教育资料库，是开放的、免费的向需要环保资料的机构或个人借阅资料，包括图书、录像带、图片等等。这个工作李皓一做就是七年，直到2007年中国气象局需要大量使用这些资料，而她正好有为绿色奥运宣讲团工作的任务，工作量特别大，要深入多个社区进行宣讲，她便把这个中心注销掉了，把中心所有的影视资料、工作设备、人员与工作模式都移交给了中国气象局。之前，中心每年几十万元的经费筹款工作全部由她来做。李皓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向公众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利用她以前从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生物学研究奠定的知识基础与科研习惯，李皓把环境科普做得很有特色。她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向公众传播环保常识，给北京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写文章，提建议。她希望用科学而简单的方法来帮助北京解决现存的多种环境问题。

2008年，媒体发布了全国将对塑料购物袋实施收费的消息。一位小学的德育教师给李皓打来电话，说希望李皓发动本校的学生缝制布袋子，去送给家长用于购物。但同学们对此有两点疑惑：一是塑料袋挺方便的，用完即可当垃圾袋使用，禁用了塑料袋，用什么包垃圾？二是使用布袋购物，布袋脏了需要水洗，费力又费水，也不利于环保。

在那位教师的邀请下，李皓去了那所学校做知识讲座。

李皓告诉孩子们，2000年时，她到日本去参加一个小型环境研讨会，环境记者带她们到东京的郊区去，看一个垃圾污染的例子。那片郊区距东京二三十公里，原本是宁静的林区与生态农业，当地农民一直保留了收集落叶堆肥的老传统，将土地养育得很肥沃，因此，那里出产的农产品曾是东京市场上很受欢迎的有机食品。可是附近有一些小型的垃圾简易焚烧场，焚烧的垃圾中废塑料的比例很大。焚烧场晚上烧垃圾，烟囱中释放出来的烟雾含有大量的二英（Dioxin）。二英是具有极强毒性的化合物。焚烧含氯塑料垃圾时，产生的二英随烟尘飘散到空气中，然后降落到土地上、水体里，在极低浓度时就能使鱼类、鸟类和其他动物发生畸变或死亡，对人有很强的致癌作用。如果垃圾焚烧厂建在农田附近，含二英的尘粒就会直接落到庄稼和蔬菜上。牛吃了这些庄稼的秸秆，生产的牛奶与牛肉都会含有二英。人吃了受二英污染的蔬菜、奶与肉，健康会受到危害，危害之一就是，怀孕时畸胎率会上升，并且还会导致癌症。这些农场本来栽出来的蔬菜非常好卖，结果被查出土壤里的二英含量超标200～300倍，媒体公布了这一结果，当地的蔬菜、农作物就在市场上滞销了，使当地农民的损失很惨重。李皓告诉孩子们，她去参观时，事情已经离媒体曝光两年多了，但是当地的农产品仍卖不出去。农民们向政府多次要求关闭那些小型的垃圾焚烧场，但因开在私人的地界上，工厂也属于私人的财产，政府几乎没有办法制止这些垃圾焚烧场继续做危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同时由于二英在环境中很稳定，发达国家至今还未找到清除土壤中二英污染的方法。

听完李皓讲的例子后，同学们对缝制布袋一事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并且针对学生们先前提出的两个问题，李皓推荐了自己的做法：一是包垃圾使用商店出售的正规垃圾袋，这些垃圾袋具有可降解性或燃烧无毒性，对环境危害小，而且买100个垃圾袋只需5元钱，价格能承受；二是洗布袋只需将其与需洗的外衣外裤一同放入洗衣机即可，不必多费水。孩子们听后很赞同，对少用塑料袋不再有质疑。

2009年5月9日，李皓在首都图书馆做了“生态设计与环境效应”的演讲，演讲中她指出人类的工业生产模式应当学习大自然，要搞“废物资源化”，还指出中国环保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李皓在演讲时给大家讲了日本的一个“废物资源化”的例子。过去日本的废玻璃瓶是当垃圾扔了的，现在他们把玻璃瓶都搜集起来，按照不同颜色分开收集，然后把它们粉碎成渣，用于制造人造大理石的原料。这些大理石破损之后，又能收集粉碎，再次被循环利用。这种不停地变废为宝的生产模式，能让人们总有原料用于生产，却不会对大自然造成伤害。李皓还说：“我曾到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我在那里看到了几张古画，使我有些顿悟感。我看到了古埃及的画，发现画面上物体比例有个特点，人被画得特别大，而自然界中的其他物体，比如鸟、兽类却被画得很小。而中国的一幅古画叫《康熙皇帝南巡图》，画面上主要是山、水、树，人被画得很小，我没有找到皇帝在哪里。这幅画体现出，中国的古人们很清楚自己在大自然中渺小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人要顺应自然，要感谢自然给你的一切，给你的山水，给你的土地。仅仅这个例子就能使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解释：为什么在这片中华民族生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还有原始森林还有珍稀动物？这是我在德国留学时欧洲朋友问我，而我当时却无法回答的问题。”

李皓每一次的环保课都是用她切身经历的事情和所见所闻来向每一个听众宣传环保。

“当人类过了很多年的所谓现代化生活之后，发现许多环境问题出现了，才开始思考，大自然也在生产，也在死亡，但为什么她总是干净而美丽的呢？原来，大自然的物质有循环法则。”“我们天天都踩在地球上，我们的物质需求要占用地球多大的面积？这些面积涉及五个方面：能源、淡水、食物、物质消耗和建筑面积。如果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物质消耗，就有可能超过地球的承载力。”“我想，‘绿色奥运’不仅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承诺，这也是对我们整体民族素质的一次检验，相信我们一定能交出一份最出色的答卷！”“我所从事的不是只对我一个人有好处的事情，而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只要影响了一个人对环境的态度，就是我的成功。”

『捌』 绿色环保公共标识如何使用

环境标志亦称绿色标志、生态标志，是指由政府部门或公共、私人团体依专据一定的环境标属准向有关厂家颁布证书，证明其产品的生产使用及处置过程全都符合环保要求，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少，同时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和回收利用。
环境标志工作一般由政府授权给环保机构。环境标志能证明产品符合要求，故具证明性质；标志由商会、实业或其他团体申请注册，并对使用该证明的商品具有鉴定能力和保证责任，因此具有权威性；因其只对贴标产品具有证明性故有专证性；考虑环境标准的提高，标志每3-5年需重新认定，又具时限性；有标志的产品在市场中的比例不能太高，故还有比例限制性。通常列入环境标志的产品的类型为：节水节能型、可再生利用型、清洁工艺型、低污染型、可生物降解型、低能耗型。
环境标志制度发展迅速，从1977年开始至今已有20多个发达国家和1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一制度，这一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如加拿大的“环境选择方案”(ECP)、日本的“生态标志制度”、北欧4国的“白天鹅制度”、奥地利的“生态标志”、“法国的NF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