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任听证会
A. 英国女童为何哮喘复发身亡
英国一名5岁女童因为预约急诊迟到10分钟未能得到治疗,哮喘复发身亡。法庭26日举行听证会,法医指认诊所错过“可能挽救生命的治疗机会”,医疗系统漏洞“辜负了这个女孩”。
女童名为埃莉,家住英国威尔士格温特郡纽波特市。她的母亲克拉克在法庭听证会上诉说事件的来龙去脉。
回家后,埃莉哮喘加重,当晚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是支气管炎发作。
不过,这些证词与现已离任的诊所接待员琼斯所述有些出入。琼斯告诉法庭,医生当时得知,埃莉比预约时间晚18分钟到达诊所。
这家诊所规定,病人就诊如果迟到10分钟,医生可以拒绝接诊,病人需第二天再去就诊。但是,法医告诉法庭,诊所这条规定首次用在急诊预约场合。
另外,听证会上披露的信息显示,乔安妮先前收到来自专科咨询顾问的信件,提示埃莉面临“危及生命”的哮喘发作风险;乔安妮在拒绝接诊前没有查看埃莉的病历。
按照格温特郡法医詹姆斯的证词,急诊医生没有作任何临床诊断或提供任何医嘱,就拒绝医治病人“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尤其病人是这样一个长期患有哮喘病的5岁女童”。
詹姆斯说,埃莉的“病情危及生命,却没有一名医生或临床医师接受指派,长期观察埃莉的病情、追踪治疗方案”。
埃莉的家人发表声明,认定埃莉之死“明显是(诊所)工作疏忽所致”,家人对调查没有确认埃莉去世与诊所玩忽职守之间的关联十分失望。
尽管不确定埃莉如果得到及时医治,结果是否会不同,但詹姆斯说,“不管怎样,埃莉当天应得到全科医生的医治,医疗系统中的漏洞辜负了她”。
B. 关于组织工作如何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组织工作必须始终围绕经济建设大局,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增强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一、创新观念,明晰组织工作服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落脚点 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组织工作发展的动力源泉。长期以来,各级组织部门和广大组工干部在实践中养成了重规矩、守纪律、讲程序的严谨作风,这是组织部门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同志的思想观念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只求保险、怕担风险,只防出错、不求出新”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研究组织工作的落脚点,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主题,创新组织工作理念,使组织工作在服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充分发挥组织保证作用。
1.树立“大组工”理念。组织工作要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需要,就必须拓宽视野,跳出自我封闭的圈子。要把组织工作纳入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去审视,从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背景来审视组织工作,把组织工作放到国家兴旺的大事业中来对待,把组织工作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中来考虑,自觉地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选官、为谁用人的问题,为发展聚力量,为发展建队伍,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2.树立“大服务”理念。组织部门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了解大局、研究大局、服务大局。要创新观念,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相互促进的方式方法,努力延伸组织工作的新触角,积极探寻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最佳点,强化组织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服务的意识。积极搭建服务平台,拓展服务渠道,延伸服务触角,提高服务水平,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的实际成效作为衡量组织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3.树立“大开放”理念。新时期组织工作任务重、头绪多、战线长、涉及面广,要跳出“就组织工作抓组织工作”传统思维模式,主动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开放的视角、开放的思维、开放的精神来审视、谋划组织工作,把组织工作与经济建设融为一体,通过选好干部、配好班子、带好队伍、聚好人才,努力为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二、围绕中心,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 组织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强化大局意识、主动意识、服务意识、融入意识、成本效率意识,找准切入点,使组织工作更好地紧贴中心、融入中心、保障中心,切实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来,努力把组织工作的职能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查找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提出具体应对举措。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充分发挥好骨干作用,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共渡难关。通过创先争优活动,组织引导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创先进、争优秀、当示范、树标杆,在产业结构升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科技创新、推进通化特色城镇化进程、新农村建设等重大任务中争创一流业绩。
2.着眼于提高领导干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不断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以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活动为载体,以提高抓招商、上项目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改革干部培训的方式方法,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实现干部教育由应急式向主动式的转变。一是创新干部培训的方式。采取挂职锻炼、服务企业等方式,把干部逐步推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二是要加大对领导干部网上学习监管力度。切实发挥好网上学习平台作用,努力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三是要改进培训模式。开展专题研究、短期培训、小班教学,综合运用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等教学方法,注重培训实效。四是要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完善好经费投入机制、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相结合的干部参训机制、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激励约束、质量评估机制,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3.着眼于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选好人、用好人,切实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满意度。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人,重点在各级领导干部。一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重用贯彻上级决策坚定不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绩突出的干部;把选拔干部的重点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和基层工作一线倾斜,切实把转型发展有思路、有办法、有成效,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发挥好选人用人“风向标”作用。二要健全科学考评机制。业绩考核既要看发展速度和规模,更要看经济结构是否优化、自主创新水平是否提高、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生态环境是否得到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否增强等;科学运用民意调查、岗位目标考核、重大项目跟踪考核、实绩分析等方法,把干部业绩考真、考实、考准;强化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把干部考核结果与干部升降奖惩挂钩,使干部考核真正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指挥棒”。三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改进和完善民主测评、民主推荐办法,探索建立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干部实绩公示、民主推荐结果反馈等制度;建立健全投票结果综合分析、干部任用比选机制;着力搭建干部公开、平等、有序竞争的平台,扩大竞争性选拔范围和比例;完善对拉票等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办法,严厉查处扩大干部工作民主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四要加强干部监督管理。严格执行《选人用人行为规范(试行)》等相关制度;研究制定《县(市、区)委书记履行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领导干部任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等一批配套制度;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突出对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督;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认真落实“一报告两评议”制度,开展对县(市、区)组织工作满意度测评活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举报受理工作,狠抓违规违纪行为查处。
4.着眼于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人才支撑,努力培养造就以循环经济高层次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人才队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造就一大批能够进行创新性劳动,在转型发展的实践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队伍。组织部门作为党管人才的职能部门,要把“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要求具体化。一要围绕“促转变”培养、引进人才。注重人才培养,盘活现有人才。通过培训进修、挂职锻炼等途径,全面提高党政人才在“促转变”中驾驭大局的能力;通过有重点地选派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人才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修深造,不断提高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开展形式多样的涉农培训、技能培训,为新农村建设培养更多的农村实用人才,发挥人才带动效应,促进农村发展。同时,要注重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二要围绕“促转变”搭建人才创业平台。采取政策引导、机制激励、政府奖励、市场竞争等方式,让各类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发挥作用;本着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理念,健全人才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人才的管理与服务力度,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扎下根,发挥好作用。
5.着眼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一要围绕“促转变”深入推进“三项工程”。要切实把实施“三项工程”作为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总抓手;把强化村干部保障激励措施作为调动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驱动器;把建设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作为夯实农村党建基础的硬任务;把发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建制村升级晋位的突破口;把坚持改革创新作为全面提升农村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源动力。二要围绕“促转变”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完善和规范“大党工委”体制,提高“三有一化”水平,扎实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以开展“党工共建”活动为重点,加大有一定规模企业和小型零散企业、商贸流通领域和饮食服务行业党组织的组建力度。以基层商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为重点,推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三要围绕“促转变”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做好在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等群体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工作。深化“双培四带”活动,推行党员承诺制、党员设岗定责等做法,探索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和帮扶机制,鼓励党员艰苦创业、建功立业,关爱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建立城乡一体动态管理机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四要围绕“促转变”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加大党务公开力度,探索完善党内基层民主议事决策机制,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和党内事务听证会、民主恳谈会、党员议事会等做法。积极稳妥地进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
1.抓学习实践,增强本领。大力开展“创建学习型机关,争作学习型干部”活动,按照“四个一”(围绕一个中心、树立一个目标、打造一流队伍、争创一流业绩)的目标要求,通过开展“双学双比”活动,努力使组工干部成为组织工作的“政策通”、文件法规的“活字典”。建立健全述学、考学、评学制度,激发学习的自觉性和持久力,切实提高组工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不断加强对组工干部的实践锻炼,提倡组工干部到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去,到基层去,到艰苦和困难多的地方去,切实提高他们驾驭全局的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市直机关单位、街道社区、乡镇、企业挂职,让组工干部在基层、在经济建设一线、在艰苦环境中、在复杂形势下经风雨、见世面,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
2.抓作风转变,树好形象。以开展向杜洪英同志学习活动为契机,巩固提高“讲、重、作”活动成果,教育引导组工干部以杜洪英同志为榜样,老实做事,正派做人,树立正确的“进步观”。提倡在联系基层、服务基层、学习基层过程中,加强党性修养、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水平。
3.抓制度建设,从严治部。健全完善人事管理、行为监督和工作运行等制度。加大竞争性选拔组工干部力度,坚持选用标准和条件,严把组工干部“入口关”。积极开展以“十严禁”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作风整顿活动,及时发现和纠正组织部门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推进组织部门自身建设的经常化、自觉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4.抓组工文化,促进和谐。坚持以公道正派为核心,努力塑造“严谨严格、公正公开、开放开拓、务实落实、创优创新”的组工文化。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始终保持思维的活跃性、思想的敏锐性、思路的开阔性,以思想解放带动创造力的释放,以观念更新促进工作的创新,将思想解放的活力转化为推进通化发展新跨越的强大动力,进而把组织部门建设成为创建学习型机关的“模范部门”,把组工干部塑造成为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过硬队伍”。
C. 施行后,处分同级纪委委员,怎样和上级纪委沟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目前,在我国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如何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和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已成为进一步完善惩防体系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盈江县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监督采取的措施
近年来,盈江县纪检监察机关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认真履行党内监督职责,在加强对全县党员干部监督的同时,积极探索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方法,有效发挥了纪检组织的监督职能。
(一)切实加强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权力行使的监督,紧紧抓住对常委会成员权力运行监督这一重点,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实行常委负责制,明确常委职责权限、用权程序等,促使其规范行使权力。
(二)不断增强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监督的实效性。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入手,每年初下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目标任务分工,常委会成员是各自分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半年和年底分别对其分管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督促其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坚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党委常委会成员带头主动报告个人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经商办企业、婚丧嫁娶等有关事项,与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共同接受县纪委监督。同时对全县近500名县管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进行电子化信息档案管理,及时了解掌握领导干部个人信息变化情况。严格实行经济责任审计,每年有计划地安排对县直部门、各乡镇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或领导人员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以及离任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三)逐步规范和完善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一是完善党员定期评议领导班子制度,适时邀请部分基层党员旁听全委会、常委会,参与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民主评议。二是出台对重要干部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票决办法以及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权的办法,强化对党委常委会主要成员权力的监督制约,不断完善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实施监督的程序和办法,进一步完善党代表列席党委会、党内事务听证咨询、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党员定期评议党委会成员等制度规定。三是实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档案。属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建设、大额资金使用管理的,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常委会议决和县委常委会票决过程采取由县纪委监察局长和县纪委书记建档,杜绝一言堂和确保民主集中制。四是推行县纪委书记与同级领导班子成员廉政提醒谈话,切实增强了县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筑牢了思想道德防线,加强了县纪委对同级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五是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和党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作为强化对同级党委监督的重要方式,采取县委班子成员照片公开、分工工开、职权公开、决策公开,同时全委会职权开、常委会职权公开,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职权界定的意见和建议,有效解决超越职权、职权交叉、党政不分、权责不清,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六是每周一向班子成员发送廉政提醒短信和制作廉政桌卡,从日常提醒入手,做到“警钟常鸣”。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虽然普遍重视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监督仍然是一个难题,从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来看,主要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由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导致少数党委常委会成员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错位、自律意识放松。封建残余思想、西方价值观、市场经济负效应以及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败,对党委常委会成员思想造成负面影响,少部分常委会成员中出现了由过去重理想,变为重现实;由重信仰,变为重功利;由重感情,变为重交易;由重道德,变为重实惠的现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观念仍然具有一定市场。二是不便监督。尽管纪委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规章制度,但有的只是表面文章,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特别是针对党委常委会成员在行使“三重一大”事项方面的实际权限,监督者的命运已由被监督者掌控,客观上纪检监察机关很难履行自身职责,难以发挥作用,对上级管辖的常委们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监督。由于体制的不同,纪委毕竟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人权、财权、物权都在党委掌控之下,如果没有党委的认可,纪委往往会成为一潭“死水”。所以,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监督会面临诸多不便,即使发现问题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好捅破“窗户纸”。三是不懂监督。部分专兼职纪检干部人员有限,干部不能做到专职专用,在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上存在“理念不新、措施不力、能力不足、效果不佳”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监督工作的职责不明、方法不对,越位、错位、缺位、失位现象严重。加之有些新进入纪检监察岗位的干部本身业务素质不高,执纪办案能力偏弱,存在着对一些新的政策规定掌握得不够,思路不够清晰,措施不够有力、量纪不够准确、宽严把握不当等问题,以致在监督上没法做到有的放矢,不善于抓住重点,也没有精力做好纪检监察工作。四是不善监督。由于开展监督的思路和手段落后,目前还有一部分常委班子成员民主集中制坚持不好,民主生活会质量不是很高,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致使主要领导在班子中形成“家长制”和“一言堂”而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和批评。一些党委常委会成员作为副职和助手,不能正确处理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不能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而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对主要领导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往往存在“重提拔、轻监督,重使用、轻管理,重政绩、轻政德”的思想,致使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形成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助长了主要领导的主观主义和家长制作风,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常委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名不符实。
三、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建议
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是强化党内监督、规范党委权力运行的重大举措,是完善党内民主、健全党内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党章赋予纪委的一项重要职责。要解决不便监督和不敢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就必须改革创新监督方式,着力提高纪委监督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一)加强宣传教育,着力构建教育引导机制。要净化社会风气,推进廉政建设,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抓好预防宣传教育工作,首先要从党委常委会班子抓起,书记要率先垂范,不断创新宣传教育形式,积极构建常委会领导班子的教育引导机制,着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法制意识,营造一个崇尚正义、诚实、廉洁的社会氛围。要经常从党纪法纪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廉洁从业教育和警示教育四个方面入手,把提高党委常委会成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定期举办党委常委会成员警示教育培训班,通过学习讨论、辅导讲座、测试答题、观看警示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常委会成员正确认识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同时,纪委还要经常组织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参观监狱及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剖析典型案例等形式,积极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强化党委常委会成员提高廉洁自律意识,积极主动地接受纪委监督,警示党委常委会成员把握权力边界、行为准则和道德底线,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二)强化监督意识,营造浓厚的廉洁氛围。要针对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监督工作中不好监督、不便监督等问题,纪委要定期召集县直和乡镇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凝聚智慧,广泛宣传,通过召开会议、学习党章等形式,增强纪委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监督意识,为开展党风廉政工作营造舆论氛围。通过广泛调研,积极探索,按照“先试点、后扩大”的原则,在某一个乡镇开展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工作试点,真正寻求到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三)抓住监督工作的重点,强化监督机制的建设力度。纪委要把对同级党委常委会重大决策制定执行、干部选拔使用和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作为监督的主要内容,明确自身监督工作的重点。要把监督的侧重点放在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上,上级及同级纪委应充分利用党委民主生活会、经济责任审计等工作,及时了解党员干部对党委常委会成员的反映情况,并把监督与执纪办案紧密结合起来,增强监督的针对性。
一是要加强对党委常委会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的监督。着眼于防范全体常委会成员滥用权力行为,把制度贯穿于用权行为的全过程,加强对重点环节的约束,逐步建立和健全能对权力行使形成有效制约的规章制度。要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一些重要决策应组织专家论证,吸收专家合理建议。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实行政务听证,认真听取业务部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在搞好民主测评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常委会成员民意调查制度,通过调查问卷或网络测评等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上级纪委部门应积极探索施行常委会成员的任职和离任权力运行结果审查鉴定制度,使党委常委会成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得到及时有效预防和制止。
二是加强对选人用人工作的监督。纪委应将领导干部选拔的民主推荐程序纳入监督范畴,凡未按程序进行民主推荐,组织部门一律不予考察,党委一律不予讨论和审批;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认真实行提拔干部常委会票决制、试用期制、任前公示制和干部轮岗交流等制度,并在酝酿讨论干部任用时,充分征求财务、审计部门意见,严格防止带病提拔。加强干部考察,实施干部举荐和考察责任制度,建立和完善用人失察追究制度。
三是加强对财务工作和工程建设的监督。严格落实财务制度、工程建设招投标制度和常委会成员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在抓好季度审计、半年审计、年度审计的基础上,还应突出重点,加强对常委会成员的经济责任审计,促使全体常委会成员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进一步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特别是要将常委会成员职务消费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从规范常委会成员职务消费行为入手,对办公、用车、公务接待等做出硬性规定,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发生。
四是加强对舆论监督的规范和引导。针对当前社会和网络舆论监督此起彼伏、纷繁复杂的态势,应从完善制度机制入手,切实加以规范和引导,改进监督方法,提升监督实效。常委会成员和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应正确对待、大力支持舆论监督,完善党群沟通交流机制,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真正做到敞开大门欢迎监督,确保舆论监督正常进行。从规范权力运行的高度,切实强化对舆论监督结果的运用,实施舆论监督情况反馈机制和整改落实制度,对于舆论监督发现的问题,严格实行向纪委的报告制度,落实整改责任人,制定整改方案,并在规定时限内将整改结果报送上级纪委组织审查和新闻舆论部门公示,切实强化新闻舆论的跟踪监督效力。
五是加强对纪检组织履职情况的考核。考核的重点应侧重在履行监督职能和受理信访、查办案件上。对于工作中不敢碰硬、不敢较真、查处不力的纪检组织要进行通报批评和责任追究,对全面履行职能,特别是对党委常委会成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纪检组织和干部要予以表彰。
(四)改革纪委领导模式,实现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的权力提升。从原来的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调整为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特别是下级纪委的干部人事均由上级纪委提名和任命。同时,在人员编制、工作经费、工作保障等方面对纪委优先保障,重点考虑;建议试行乡、镇纪委由县级纪委垂直管理,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实行纪委书记和纪委副书记异地交流制度,并相应提高职级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弱化纪委受同级党委制约的程度,有利于秉公办事,同级监督起来更客观公正。
(五)做好纪委常规工作,实现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监督的全覆盖。
一是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报告制度。按照要求每年及时向上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办公室上报常委会班子及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主要领导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专题报告。
二是加大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是进一步规范党委常委会成员的婚丧喜庆等事宜,结合地区实际出台《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要求凡是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事前要向县级纪委、监察局递交《领导干部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备案单》。同时,通过受理举报、明察暗访、舆论监督等方式,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了有效约束。
四是加强对公务用车使用情况的监督,逐步完善《关于进一步严格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的通知》、《关于节假日休息日对公务用车进行封存的通知》,要对包括党委常委会在内的所有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要求常委会成员带头在节假日对公务用车停驶、封存,严禁变相使用车辆。
五是上级纪委应尽快出台《派驻(出)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职责实施细则》,指导下级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指导意见。同时对党委常委会成员的分管工作、住房、家庭收入等情况应及时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相关渠道进行公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中运行,在阳光下进行。
总之,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方式方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改变以往重事后轻事前、重查处轻防范的做法,认真研究腐败滋生蔓延的规律,总结监督工作的经验教训,从明晰权力、消减权力、规范权力、公开权力入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有效的事前监督防范机制。同时,积极协助上级纪委对常委会成员违纪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大党纪政纪处分决定的执行力度和对腐败分子的经济、政治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惩治的警示、诫勉、震慑效应,注重从中发现、总结、研判腐败问题衍生变化规律和趋势,查漏补缺,建立起严格的事后监督惩治机制。(盈江县纪委)
D. 关于村委会选举
1、如果第二轮都没超过半数。就重新投票选举或择期再选。
2、村民只选举村长和村委会委员,委员们如何分工是村委会的事情,所以,如果治保主任是村委会委员的话,村支书这样说,也是对的,
E. 对于特朗普来说,“被弹劾”与“通俄门”哪个更凶险
这两件事情,对特朗普来说,都够凶险的。通俄门已经告一段落,但弹劾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弹劾成功特朗普立马下台,眼下对特朗普更不利。
这次弹劾,既没有说明特朗普的具体罪名,也没有拿出具体罪证。许多民主党的激进人士都表态支持弹劾,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呼吁议员们克制,眼下美军正在波斯湾与叙利亚进行大范围的战略重构,总统被弹劾甚至离任恐怕会造成不利影响。
F. 骆家辉离任前说了什么
我很高兴在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任期结束前重返人民大学。我在中国最令人难忘的一些经历就是访问各大学。我感到特别高兴得是,去年能在这里举办模拟法庭竞赛(Moot Court competition)期间发表讲话。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我将很快回美国与家人团聚,这样我的两个大孩子能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把整个家搬回美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这是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作出的决定。我妻子和孩子们对于离开这里感到难过;中国人民一直非常热情和友好。我们一家人对我们祖先的国度有了一些了解和探索,令人感到欣喜和激动。
在离开中国前,我想谈谈一些对我和中国都特别重要的话题: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形成不断进步和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和言论自由共同有助于美国成为如此成功、如此具有创造力、如此充满活力和稳定的社会,吸引了并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
让我先谈谈法治。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从做一名律师开始,在我的家乡华盛顿州西雅图(Seattle, Washington)当了4年的刑事检察官。我负责起诉被控犯有入室盗窃、抢劫、贩运毒品和谋杀的人。
我对法律的热情继续贯穿我职业生涯的始终。我曾短期当过兼职法官。作为华盛顿州州长,我的工作经常涉及法律事务。
根据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不论是入室盗窃的小案件,还是涉及生死的检控,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都假设无罪。此外,所有的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富人或穷人、名人或无名之辈——都享有公平的机会,受到平等对待。
小人物的权利正是美国法律系统的基石。早在18世纪,很少有人想到大西洋(Atlantic Ocean)彼岸13个殖民地平民百姓组成的松散联盟能够摆脱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统治获得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的确获得了胜利。随着年轻的美国继续努力创建新国家的基业,我们的建国之父要求我们的宪法保证捍卫小人物的权利。
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我们美国的法院已确立,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也是如此。在1974年美国诉尼克松(Nixon)一案中,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不顾尼克松总统的竭力反对,命令白宫(White House)公布在总统办公室内录制的谈话录音带。这些录音带披露的信息使白宫掩盖非法活动的行为昭然若揭,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我们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再一次证明,没有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也不例外。
中国本身的法律传统和历史远比我们悠久,在很多方面与美国不同,但也纳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远在公元前4世纪的秦国,著名的中国政治家和改革派商鞅在《商君书》中阐述了他的法律哲学。他确立的最重要的学说之一体现为他的一句名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已经提出并得到公认。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已被证实具有宝贵的价值,原因之一是它可以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发生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我们不时修正宪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价值观,并让更多的人得到保护——纳入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人。美国非洲裔直到我国建国近100年后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才被认为是享有全部权利和自由的美国公民。同样,妇女直到1920年通过第19条修正案后才被允许投票。2008年巴拉克·欧巴马(Barack Obama)当选为我国第一位美国非洲裔总统,为我们取得的进步提供了又一个证明。
根据我自己的国家的经验,法治为政府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因为人们相信有公平和透明的渠道纠正各种问题。法治不一定保证某一个人获得有利的结果。在法院败诉的一方不会同意案件的结果,但是他们离开时认为他们得到在法院申辩的机会——公平的申辩机会。他们离开时相信法律程序具有基本的诚信。
这和体育活动一样,你不可能永远同意裁判的裁决,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如果大家都相信裁判是公正的,运动员和球迷们都能够接受比赛的结果,即使他们支持的一方失利。但不能接受的是,裁判无视规则或者歪曲规则,采取偏向某一方或某位球员的做法。
关于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这种信心和信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乔治·布什州长与副总统阿尔·戈尔(Governor George Bush v. Al Gore)的角逐。总统选举的结果最后仅由9个人——9位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大法官投票决定,堪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必须决定应采用什么程序点票,从而重新计算佛罗里达(Florida)州的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选票——鉴于双方在该州的得票非常接近,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决定可以确认谁当选美国总统。对于如何计算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他们的决定有利于乔治·布什,尽管有些群体相信副总统阿尔·戈尔事实上在佛罗里达赢得更多的选票,因此应被宣布为下一届总统。
不过,尽管最高法院的决定引起了极为强烈的争议,副总统戈尔和他的支持者仍接受法院的裁决,因为他们相信我国法律机构和法律程序具有诚信,需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在很多其他国家,总统大选的成败如此接近,竞争如此激烈,会导致愤怒的暴民走上街头,引发革命,甚至由军队夺取政权。美国人民接受法院关于谁成为下一届总统的决定,清楚地证明了强大的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稳定的力量发挥作用。
美国社会中的另一个发挥稳定作用的力量是言论自由。我们视言论自由为一种普世权利,已被纳入我国宪法。实际上中国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规定我们享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
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仅适用于反映多数意见或政府立场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保护不代表主流而且经常是不受欢迎的思想的表达。然而,社会极大地受益于这些观点的公开发表。这些言论可引发就重要话题开展亟需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促进和影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改善社会的政策变革。
这在美国历史上一再发生。请让我给大家举两个近期的例子。
第一个是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尽管林肯总统(President Lincoln)在1863年发布了给予奴隶自由的《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但在其后的100年里美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隔离状态。很多南方州直接违抗我国宪法和林肯发布的宣言,批准了限制美国非洲裔权利的法律。这些州利用法律条文实行种族隔离,并限制美国非洲裔的公民权利。
民权领袖们运用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雄辩有力地阐明,一个现代的、民主的社会绝不容许隔离。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马丁·路德·金牧师(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他在著名的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用他的原话就是,“有一天,我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这篇演讲的道德力量感召了整个国家,并力促政治人士采取行动。在此后的两年之内,国会(Congress)通过了历史性的公民权和投票权立法,并宣告主要的歧视形式为非法。
言论自由在现代美国历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二个实例是反对越南战争(Vietnam War)的抗议活动。美国人民运用他们的表达自由质疑把年轻人送到越南丛林,去打一场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战争是否明智。
国务卿约翰·克里(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是最雄辩有力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之一。1971年,他代表“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他的证词中有一句话如今已成为名言:“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在越南丧失生命?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为一个错误丧失生命?”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不是尼克松总统和我们的军队领袖想听的话。但是年轻的约翰·克里及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通过运用自己的表达自由并有力地说明反对越战的理由,帮助促使政府改变了路线,结束了这场战争。
像约翰·克里那样对当权者说出真相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品格。中国自己有句古语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那就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说的是在刘邦于公元前207年攻克秦国都城后,张良向他进言一事。刘邦一心想住进刚刚夺取的宫殿,享用其中的财宝和美女,但是张良告诉他,如果这么做,他就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助桀为虐的人。刘邦只得听取了张良的劝告,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支持。
当然,表达自由不仅仅是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它还包括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地获取信息对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在中国这里,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看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能起到的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首先看看环境问题。在北京,大家都知道空气质量很差,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差。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对此感到关切,并想要了解有关他们所呼吸的空气质量的信息。为此,美国大使馆(U.S. Embassy)开始提供PM 2.5小时读数,供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使用。这一信息最终达及更广泛的受众,并帮助中国民众在网上及通过其他渠道就他们的国家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空气质量展开公开讨论时做到知情。
不久后,北京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相继开始监测并公布自己的PM2.5数据。在最近几个月,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还为此进一步制定了改善空气质量的综合性计划。
信息的自由流通还对改善治理,特别是打击腐败祸患至关重要。我对普通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中利用因特网举报涉嫌的腐败事件印象特别深刻。在美国,我们也通过要求政府官员每年公开申报其资产来打击贪污行为。要求必须提供这一信息使收贿受贿和其他腐败行为更难以藏匿。
在中国这里,一直有人呼吁对中国官员提出类似的要求。美国政府尤其关注呼吁变革的人中有些人现在正受到起诉,他们遭到打击报复是因为他们公开努力揭露腐败,而且因为他们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还知道,观点的多样性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对一个国家的成功从未像在今天这个因特网时代这般重要,这个时代尤其适于创造和创新。副总统拜登(Biden)上个月在北京说过,创新在人民能够自由呼吸、自由讲话并能挑战正统的地方会生机勃勃。它在报纸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报道真相的地方会生机勃勃。我们现在在上述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其中包括对待美国新闻记者的方式。但是,我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相信,如果中国尊重普世人权,它将会更加强大、更加稳定、更具创新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自由发表他们的想法,网络对所有人,对使用者和社会都更具价值。但如果人们不能自由地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或参加网上讨论,那么因特网的潜能将永远不会全部得到发挥。因此,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在因特网上表达他们的想法,并利用因特网进行辩论及讨论话题,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不受欢迎,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被一些团体或个人视为敏感言论。
网上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已变得日益重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最紧迫的问题不受国界限制;当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壁垒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损害。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例如可能快速地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在这个全球贸易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
总而言之,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各国向前推进及取得进步至关重要。身为一个美国人令我感到自豪的诸多因素之一是,美国人民通过我国世代人民的努力,不断地争取使美国更接近达到我国宪法序言中所阐明的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的理念。
言论自由和法治是这一理念的主要支柱。它们有助于造就团结、爱国、坚信自己的权利而且投入于自己国家的未来的一国人民。
中国前程似锦,但要发挥其全部潜能将取决于保持中立并受到尊重的司法体制、活跃且克尽职守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以及对法治的尊重。这还将取决于对宪法所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开放的因特网,以及广泛知情并愿意就如何最好地为中国建设一个稳定且不断进步的未来而展开不受限制的对话的公民。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进步都至关重要。
G. 如何在反腐中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有效作用温总理说过“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府廉洁是支撑一个社会稳定的三个顶梁柱。而在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 这里只有“政府廉洁”才能“人民满意”的句式说明人民才是主体,才是根本。
当前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而网络反腐开始成为公民实现参政的形式之一。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在社会中的普及,借助网络高科技技术的便捷、传播范围宽阔、覆盖面极大和成本较低的特点进行反腐败,已成为民众参与廉政建设的一种途径。在互联网上输入“舆论监督”、“民间监督”、“反腐败”、“百姓喉舌”等关键词,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民间反腐网站。这些网站把举报人手中的证据、资料等一一呈现,直接推动了一批腐败案件的查处。其中引起轰动的一个案例是一家民间反腐网站将时任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的李信向举报人下跪的照片在网上贴出,而后大批媒体跟进报道,李信最终受到法律制裁。2008年,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因涉嫌在酒楼猥亵一名为其指路的11岁少女,以及戴名贵手表、抽天价香烟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网友在互联网上曝光后均被免职。当前通过一些网站,可以看到各种上访材料和举报材料,其中不乏实名举报,有的还留下了身份证号码和联系地址、电话。许多网民阅读完材料后,还会在网上留下一些评论。网络舆情汹涌,充分昭示着民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关心和热情。
公民反腐败意识和热情空前提高,民间反腐败组织或研究机构逐渐增多。各种反腐败会议召开,众多反腐败研究成果出版。各电视台、网站和报刊反腐败栏目的设立,推动着社会廉政文化的形成,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深圳律师王荣利,利用7年时间通过网络自发搜集整理了500多例典型腐败犯罪案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8万字的小册子,名字叫《中国反腐败报告枣当代典型腐败犯罪案例统计与分析》。初稿完成后,他自费印刷了60多册,分寄给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等部门和研究机构。多位专家认为,王荣利的民间反腐报告,表明了一个普通公民心系国家,心忧天下,尽自己的一份努力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知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林吉教授出版了一本50万字的反腐专著,为此曾搜集整理过一些典型案例,她发现很多民间网站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她认为这些自发的研究证明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对国家反腐重任的高度关心,说明“腐败犯罪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那么如何更加重视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首先政府应有效利用民间反腐力量和资源。反腐败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尤其是要聆听来民间的声音和建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民间反腐”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政府提供给群众的诉求渠道还不畅通,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解决等等问题。政府应对民间反腐组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借助群众监督的力量来加强自身的建设,增强其工作及处理问题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完善信访举报制度,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行网上举报及实名举报双向承诺制。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尊重民意表达,更好地吸纳和整合民间智慧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二是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许多腐败问题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群众的监督无论何时都是最有力的监督,要加强行政服务中心、政府网站等公开载体建设,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不断深化政务公开。健全重大事项专家咨询、社会听证制度,通过新闻媒体和民意调查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政府重大决策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制度,积极引导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监督方面的作用。
三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一个国家的廉政状况如何,除了体制、法制、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外,还在于有一种为全社会所认可并被公民接受和遵循的廉政文化。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要丰富廉政文化教育形式,将反腐倡廉的思想理念、勤政廉政典型事迹、违纪违法案例及劝勉人们为人处事的名言警句等,运用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形式反映出来,通过情理交融的宣传引导,寓教于乐的潜移默化,提高广大干部受教育的实际效果。
四是加大案件查处力度,通过查办案件取信于民。近年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等人被查处、判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要加大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协调、指导和督办。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进一步形成惩治腐败的整体合力。坚持惩治与预防并举,要结合办案深入剖析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利用典型案件开展警示教育,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实现查处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纪效果相统一。
历史是人民写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的作用,才能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反腐倡廉建设才能取得根本的成功。
H. 举例美国一条政策,分别支持的和反对的是那两个党派,详细点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控政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积极推动军备控制到抵制甚至逆转军备控制,其变化幅度可谓很大。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单边军控领域,前布什政府单方面宣布大幅度裁减战术核武器;在双边军控领域,美国与苏联(俄罗斯)签订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多边军控领域,积极推动并签署了《欧洲常规力量公约》、《开放天空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积极促使《核不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但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军备控制的态度开始走向消极,尤其体现在双边和多边领域。比如,将作为一个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并入美国国务院使其发言权大为降低,拒绝签署《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不顾国际舆论的压力,单方面退出被普遍认为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下简称《反导条约》)。小布什政府虽然宣布将继续大幅度裁减战略核武器,但又不愿意在双边条约的基础上实现裁减,而坚持单方面的自愿裁减。
美国军控政策出现如此剧烈变化其可能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威胁在冷战后可能发生了变化,旧的军备控制体系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第二,在军备控制领域美国党派政治作用明显加强,两党斗争导致美国军控政策发生转变。这一点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关于第一点,在美国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有很多争论,尤其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共和党认定,旧的军备控制体系不能适应美国新的安全形势,需要革除;民主党则认为,军备控制仍能继续维护美国安全利益。[1]这样,即使从安全利益和安全威胁的变化来看美国军备控制政策的改变,也需要了解美国党派政治在军控中的作用。
美国在其内战结束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控制着美国政治舞台,从未遇到强大的对手。[2]因此,本文中党派政治指的仅是两党政治,即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基于党派的原因或以党派的形式而发生的政治活动。根据美国的宪法,美国联邦政府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制定权分属总统(包括部分行政机构,比如国务院、国防部)和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3]而军控政策属于外交与防务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中党派政治的考察对象主要限于联邦政府(民主党或共和党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构)、国会参众两院及其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
下面将分别根据《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反导条约》三个案例对美国的党派政治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了解党派政治对冷战后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一.《全面禁止试验条约》问题
最能直接说明党派政治深刻影响美国军控政策一个例子就是,1999年10月13日参议院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表决中,参议院55名共和党议员几乎全部投了反对票,而45名民主党议员中44人投了赞成票[4],阵线的鲜明足以说明这是一场党派之争。
《全面禁止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简称《核禁试条约》)是经过联合国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长达近3年的艰苦谈判达成,并于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158票对3票(5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的。该条约要求所有缔约国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不导致、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它是有关国际核军备控制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书。条约不但包括了成立全面禁止核试验国际核查组织的内容,而且对国际监控系统、国家核查手段和在出现争议情况下的现场核查办法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参院投票前,包括3位美国武器实验室的领导、32位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专业人士都认为美国不需要再进行核试验即可保证其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国会批准核禁试条约对于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势在必行”,而该条约的核查安排也是可信的。[5]因此有人说,参院投票的最大输家是美国的国家安全。[6]
1996年9月克林顿第一个在《核禁试条约》上签字,翌年9月他就将《核禁试条约》提请参院批准。如果条约得到批准,将是克林顿军控外交的重大胜利。但作为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杰西?赫尔姆斯公开表示,在克林顿将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美俄1997年达成的对《反导条约》条约的补充协定[即《划界协定》(Demarcation Agreement)]提交给参议院之前,他不会将《核禁试条约》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的。[7]克林顿深知赫尔姆斯对上述两个协定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克林顿政府拒绝这样做。根据美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总统与它国缔结的条约有初审建议权。[8]也就是说,条约只有通过外交委员会的同意后方能在参院进行全体表决。于是,《核禁试条约》就这样被搁置在参议院达两年之久。1999年9月底,在确定有44位议员将投反对票的情形下(这使得赞成票不会达到议案通过所需2/3的多数即67票),共和党参议院领导人突然宣布将于10月份进行参议院投票表决。[9]于是,在箭在弦上的情势下,等待民主党的只能是党派斗争中的惨败。共和党之所以要如此刻意给民主党总统制造难堪,与2000年总统大选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外交和防务是共和党的长项,但是他们的这一长项在1992年和1996年都没有成为大选的议题。[10]此次投票给了共和党一个绝好的机会。参议院投票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小布什即表示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否决《禁核试条约》,但从防止全球核扩散的考虑出发他又表示,如当选总统将继续其父1992年任总统时开始的美国单方面停止核试验的做法。[11]
由于不少共和党议员公开表现出对该条约的否定态度,考虑到否决条约对民主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克林顿总统于该条约表决的前一天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洛特,要求参议院推迟该条约的表决。但共和党人坚持要求克林顿政府做出书面保证,不在任期内提出批准该条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从表面上看,克林顿之所以拒绝共和党人的要求是由于他认为在他离任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国际形势的变化难以预料,在此期间拒绝讨论该条约“具有潜在的破坏性”。[12]但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在他离任前参议院不能批准该条约,那在第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就会少此一个重要的筹码。因为民意调查普遍显示80%以上的民众是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的。[13] 而参议院投票否决后,两党互相攻击对方是出于党派政治考虑而不是国家利益。克林顿在表决后即批评参议院的投票是“不计后果的”、“最恶劣的”党派政治。[14]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副总统戈尔在表决后则立即播放了其谴责共和党的电视宣传片。这一行为加深了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在此问题上动机的怀疑。他们指责“民主党关心的是政治上的结果而不是条约本身”。[15]
当前的共和党布什政府已要求参议院“无限期推迟”批准《核禁试条约》,以期使这一条约在国会里滥掉。而目前在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的力量可谓势均力敌(共和党49席、民主党50席),因此,在近期内参议院通过《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看来是不大。
二.军备控制与裁减署问题
1961年9月在共和、民主两党主持的国会的授意下肯尼迪政府建立了军备控制与裁减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简称军控署)。其目的是为总统在军控问题上提供独立的建议和专门人才。它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在冷战的岁月里,军控署对于推动美国缔结军控条约、遏制美苏的军备竞赛与世界的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冷战结束不久,对于军控署的继续存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争议,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随着美苏冷战的消失,再也不需军控署这一独立的军控机构,它的任务可以由国务院完成。[16]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军控署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另一种则认为,“将军控署并入国务院则意味着军控问题在官僚政治的(bureaucratic )重压下窒息而死”。克林顿刚执政时,国务院曾试图将其并入,置于其负责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的领导之下。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节省政府开支,也有人认为这是国务院对军控权力的争夺。[17] 后来由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的拒绝,国务院将军控署并入的计划暂时没能实现。[18]
但是到了1995年由于共和党全面主导着国会,情形随之发生了变化。以赫尔姆斯为首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克林顿政府将军控署等三个机构并入国务院。1995年3月以党派划线的形式,赫尔姆斯领导的参院外交委员会投票赞成将调整外交机构的议案提交参院讨论。但由于民主党议员的集体反对,共和党不能得到使议案通过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于是,赫尔姆斯就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等诸多条约搁置在参院外交委员会,拒绝讨论众多驻外大使的任命。1995年6月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削减外交援助和1997年之前取消军控署等三个机构的议案。在这一议案的表决中,222张赞成票有210张即95%是共和党议员投的,192张反对票有175张即91%是民主党议员投的,可谓党派分明。后来,由于共和党在赫尔姆斯提出的对古巴进一步制裁的议案和多数党参院多数党领袖多尔提出的惩罚焚烧国旗的宪法修正案两个问题上需要民主党的配合,共和党与民主党政府之间的僵局才被打破。[19]
1995年12月,一项由共和党议员赫尔姆斯提出的立法建议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这一立法建议虽然不要求解散军控署等政府机构,但要求克林顿在六个月内向国会提交包括解除军控署等三个机构的政府改编计划,并5年内节省政府开支17亿。与此同时,国会对军控署的拨款有了大幅度的降低。1995财年政府提供给军控署的预算为5.03亿美元,而1996财年国会的拨款为3.57亿美元。当时有评论说国会采取的是通过削减预算的办法削弱军控署的作用,并最终解除这一机构。[20]1995年12月19日,克林顿总统否决了包含削减军控署预算的1996财年拨款法。在此之前,克林顿曾专门写信给国会,认为军控署对于合理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是必需的,并表示将继续保持其独立性和在军控与不扩散政策中的核心地位。[21]
1996年军控署在民主、共和两党在此问题上的僵持中得以存续。
但在1997年,由于共和、民主两党在批准《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的争执,克林顿政府最终宣告了其“死刑”。《化学武器公约》于1993年11月由克林顿总统提交参议院讨论批准。1994参议院各相关委员会都举行了听证会后,计划于1996年进行表决。但是,在共和党议员特别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的压力下,原计划在1995年后进展得很不顺利。1995年以赫尔姆斯为首的共和党议员解除军控署的要求由于两党的妥协未能实现后,他们并没有放弃解除军控署的斗争。而其中的一个斗争筹码就是《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该条约可能在1997年4月份生效。因此,克林顿政府的1997年的一个目标就是督促参议院对该条约的批准。1997年3月克林顿总统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赫尔辛基发表的关于化学武器的联合声明中,克林顿明确表示,他决心在1997 年4月该公约生效时让美国加入这项公约,并且正极力敦促参议院迅速批准该公约。[22]克林顿深知,如果他在关于撤除军控署等机构问题上不向以赫尔姆斯为首的共和党妥协,参议院是难以批准《化学武器公约》的。于是1997年4月18日,副总统戈尔宣布了克林顿总统在未来两年内完成的外交机构改组计划。其中包括将军控署并入国务院。该决定宣布后的6天,参议院以74票赞成、26票反对通过了《化学武器公约》。
在党派政治的作用下,1999年4月1日军控署走到了它的尽头。作为美国政府中一个独立分支,军控署曾为推动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军控条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军控署被国务院吸收后,美国政府内部推动达成军控条约的力量就被大大削弱了。
三.退出《反导条约》问题
2001年12月13日美国布什总统正式宣布退出禁止美国部署全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导条约》。之后,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宣布退约是为了给其发展反导系统扫清法律障碍。因为,美国恰好需要在六个月后进行可能违约的活动,比如,在试验中使用机动反导部件,开始在阿拉斯加的反导基地施工等。[23][这个分析基本上忽略了美国党派政治的因素,而假定美国退约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如果这个分析是准确的,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就意味着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将是美国的一个既定的、持续稳定的过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扫清国际法障碍是退出《反导条约》的一个很弱的因素。首先,并不是到了2002年6月,美国才开始进行与《反导条约》相冲突的活动,在此之前,美国也有违反《反导条约》的活动。例如,美国在2002年1月25日夜晚进行的海基反导试验因为使用了机动平台,是违反《反导条约》的,[24]而当时离美国正式退出《反导条约》还有近五个月的时间。第二,如果俄罗斯不对美国违反《反导条约》的活动作出反应,或者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导条约》,美国就没有必要急于通过退出《反导条约》来排除法律障碍。实际上,俄罗斯早已表示可以容忍美国今后的反导试验而不诉诸《反导条约》,也提供了修改条约的可能性,以换取美国不退出条约。[25]]第三,美国也可以混淆条约的限制范围,比如,美国以靶弹速度低来说明2002年1月25日进行的海基反导试验不违反《反导条约》;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以《反导条约》的广义解释来说明“战略防御计划”不违反《反导条约》。所以,美国不退出《反导条约》,继续发展其反导系统,至少在一段时期不用担心来自国外的强大阻力。
实际上,布什总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党派斗争对反导计划的影响。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发展已经经历了两起两落。[26]今后的美国民主党政府也完全有可能将全国导弹防御计划再次压缩甚至下马。布什总统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国会民主党议员特别是其领袖们的反对明显的反映了这一点。例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拜登认为,美国放弃《反导条约》,谋求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将使自身更容易受到核扩散等问题的威胁;而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达施勒则暗示,国会可以通过拒绝为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拨款的手段来施加影响。[27]
美国目前经济形势并不好,布什总统需要担心能否连任的问题。布什退出《反导条约》可以将其当作一个障碍,用于阻止导弹防御发展被继任的民主党政府逆转。 而如果今后一、两年美国经济回升,布什总统连任可能性比较大,那么,美国政府就不用急于全面开展部署。美国可能暂时把重点放在继续发展反导技术,等到技术进一步成熟之后,在布什下一任的时间内全面部署。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布什总统缺乏连任的信心,那么,美国将把重点放在合成已有的技术,并部署一个基本上不能在实战中使用的“试验型”反导系统。其目的主要在于造成既定事实,迫使后任继续投资完善已经部署的部件。结果是,美国近期全国导弹防御的部署步伐将与美国经济景气状况倒挂钩。这个预测是否与实际符合将是检验美国党派政治对军备政策影响的一个判断依据。
四.党派政治对美国未来军备政策的影响
上述三个案例表明,共和党倾向于反对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并力图使政府结构不利于缔结有效的军控条约;而民主党倾向于推进和维护军备控制条约。两党对军备控制的严重分歧将使今后美国军备控制政策出现较大的摇摆。这种摇摆与国会选举和总统大选相关。两党军控态度的对立还使得美国采取积极军控政策的选择余地很小,美国今后在军控领域会走向更加保守。
布什政府尽管反对以条约为基础的军控,但仍然支持一些单边的自愿的军控措施。例如,
前面提到的布什承诺继续暂停核试验,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等。所以,在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受挫的同时,单边军控仍会维持,甚至有所进展。但是,单边军控的内在稳定性远远不如多边军控。因此,美国党派政治导致的军备控制政策转变会使得全球军备控制变得不稳定。
美国的国内党派政治会使得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严重偏离理性,一些美国军备政策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或者是其妥协产物,并不一定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对美国当前和今后军备政策的分析,必须更多地考虑党派斗争的因素,否则难以正确了解美国的军备政策。
I. 事情是这样的:公司老板拖欠我们员工工资2个月都不发,一拖再拖,然后我离职的时候是先跟管理层的人说的
你有正常的离职证明,还有公司盖章的确认手续,离职程序没有问题
作为公司就回不能以你的离答职造成的损失克扣你的工资。
只管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一个月工资,至于其他的进行仲裁听证时再说。
不过你一定要保存好你的离职证明手续,这是你最有力的证据。aqui te amo。
J. 罗斯福简介
罗斯福一般指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第32届总统
下面抄录一些网络的介绍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生卒: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美国第32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超过两届(连任四届,病逝于第四届任期中)的总统,美国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罗斯福家族在美国大约有近 300年的历史,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堂叔。
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提供失业救济与复苏经济,并成立众多机构来改革经济和银行体系,从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挽救了美国,他所发起的一些计划仍继续在国家的商贸中扮演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在其任内设立的一些制度仍然保留至今。罗斯福曾促成了政党重组,他与其妻埃莉诺·罗斯福至今仍是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
罗斯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力主对日本宣战,并引进了价格管制和配给。罗斯福以租借法案使美国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使美国成为同盟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商和融资者,也使得美国国内产业大幅扩张,实现充分就业,并为非裔和妇女制造了新的机会。二战后期同盟国逐渐扭转形势后,罗斯福对塑造战后世界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影响力在雅尔塔会议及联合国的成立中尤其明显。后来,在美国协助下,盟军击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美国在线曾于2005年举办票选活动————《最伟大的美国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被选为美国最伟大的人物中的第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