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管理体制

❶ 扶贫三位一体是什么

扶贫“三位一体”是指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共同推进的扶贫工作格局。

其中，专项扶贫是指国家安排专门扶贫投入，由各级扶贫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开发式扶贫项目和相关扶持措施，直接帮助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乡、贫困村）、贫困人口改善条件、发展产业、增加收入、提高能力等。

行业扶贫是指行业部门按照国家法定的部门职能分工，运用各行业部门所能配置的公共资源，把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条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任务，在政策、资金和项目等方面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

社会扶贫是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利用社会各类资源，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改善生存与发展环境条件，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1)扶贫管理体制扩展阅读：

6000多万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到4%以下……5年来，中国创造的脱贫奇迹为世人惊叹，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光辉史册。有外媒评论：“中国是世界脱贫的模范，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宝贵经验。”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党和政府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现在，已经到了系统推进、重点突破、集中攻坚的关键阶段，全社会必须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持续不断发力、激活内生动力、调动各方力量，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夺取这场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深度贫困，是贫中之贫、难中之难，是经过几轮扶贫剩下的“硬骨头”。在最后的攻坚战中，必须把攻克深度贫困作为重中之重，制定特殊政策，拿出超常举措，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重大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齐短板为突破口，坚决攻下深度贫困堡垒，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强化责任落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要强化落地，吹糠见米，必须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

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统筹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坚持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加强督查问责，确保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❷ 我国现有扶贫治理体系面临哪些挑战应如何应对

精准扶贫，是对我国过去扶贫战略、思路的一次重大调整。目前，我国实现精准扶贫，面临着诸多挑战。
精准识别面临数据难题和社会压力。精准识别出谁是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精准识别存在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扶贫对象确定中两套体系、两种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冲突。贫困人口数量自上而下分解以国家统计局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础推算的全国和省级贫困人口为基础；而在村级由村民民主确定扶贫对象，则是根据农民自己理解的贫困标准，带有社会选择的性质。即使不考虑指标分解过程和村民民主选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当前确定的扶贫对象恐怕也难言精准。为了解决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最近一些地区开始从农户收入统计入手对建档立卡对象进行“回头看”。可这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一次性的收入统计难以精准，而以不精准的收入统计为基础确定的扶贫对象所享受的福利又非常高，从而使村内贫困线统计误差内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甚至成为了农村不稳定的隐形压力。
精准诊断致贫原因面临困难。准确识别出每一个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是精准帮扶的前提。在建档立卡扶贫对象调查表中，致贫原因被分为：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这种分类方法有助于确定各扶贫对象致贫的主要原因和帮扶方向。但是，这样偏于简单的诊断，容易忽视多数扶贫对象致贫原因多样性和不同致贫因素影响的复杂性，进而有可能导致帮扶措施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错误。
精准帮扶可用手段不足。精准帮扶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来自上述由于贫困和致贫原因多样性、复杂性，任何单一的帮扶措施都不一定能够真正持续有效解决各贫困户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现有可用帮扶措施相对有限且相关政策和体制间存在不协调问题，使得帮扶责任人即使清楚如何精准帮扶也没有可用的“药”和手段来对症治疗。
资金和项目精准面临体制约束。在我国现行扶贫体制下，确保扶贫资金和项目精准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的扶贫资金和项目在计划、审批、实施和监管方面，仍然处于各专项资金按照不同规则由不同部门负责的所谓“九龙治水”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不少与扶贫相关的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存在着与扶贫到户相抵触的内容或条款。
精准管理和考核难到位。精准管理和考核，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环节和内容，既面临着前述基础数据缺失形成的障碍，又面临着多头管理体制、多重考核办法不协调的掣肘。前面已提及我国扶贫开发存在的“九龙治水”管理体制，在扶贫考核中我们面临扶贫资金绩效考核、扶贫工作考

❸ 我国脱贫攻坚建立的八个体系是什么，求告知

1、加强组织领导。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脱贫攻坚行动计划、时间表、路线图，贫困县党委政府负主要责任，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
2、坚持目标标准。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注意，这个目标是要符合中国现有发展实际，不能调高标准、吊高胃口。
3、强化体制机制。涉及中央、省、市县三个层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三个层级分工明确。
4、牢牢把握精准。完善建档立卡，精准施策。抓好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重点工作。
5、完善资金管理。在增加投入的同时，最重要的是防止扶贫资金闲置和损失浪费，一个办法就是扶贫资金分配结果要公开，使用情况要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6、加强作风建设。2018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要向这几个方面动刀子：“四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工作作风不扎实、考核评估不严格。
7、组织干部轮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主要是提高认识，吃透中央精神；基层干部，主要是提高实际能力。要关心爱护基层一线扶贫干部。
8、注重激发内生动力。扶贫要同时扶志、扶智，要引导贫困群众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

❹ 我国农村扶贫治理结构包括哪些部分

一、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与优势：

要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包括四大核心要素：

1、明确贫困治理目标及战略任务，形成科学的治理路径和导向;

2、构建贫困治理体系，包括政府机构的组织管理体系、社会主体的辅助参与体系、贫困农户的参与接受体系，形成科学的组织体系和运作系统;

3、健全贫困治理机制，包括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运营、监督评价机制等，形成科学的运作传导机制;

4、完善贫困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形成科学的制度规范和激励引导。

上述四个要素彼此相互关联、相互推动。

二、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

1、强调多元反贫困主体的分工合作、功能互补。

既强调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突出政府在计划决策、引导示范、组织协调、资源投入、培训农户、政策制定、监督评价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又强调发挥贫困农户的主体功能，依托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和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组织能办;增强其参与扶贫开发功能，特别是在贫困对象识别、扶贫项目选择运营、扶贫资源管理、扶贫效益评价等方面的参与功能;而且，强调发挥非政府扶贫组织、骨干企业、社会团体等的辅助功能，突出其在扶贫资源投入、贫困农户培训、扶贫项目运作等方面的功能优势。

2、强调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既要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组织、带动、协调、约束功能，更要立足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发挥市场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调节功能，特别是在产业化扶贫工作中，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的带动脱贫功能，使政府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主体的资本投入、技术服务、生产经营、市场开拓优势结合起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各类市场主体和贫困群体之间建立合作双赢的长效脱贫机制。

3、强调自上而下治理链条与自下而上治理链条的有机对接。

既强调依托各级扶贫系统进行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活动，又强调调动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和贫困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打造更加顺畅、充分的信息传递共享机制，更加高效、科学的计划决策机制，更加宽广的资源投入机制，更加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充分调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贫困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治理链条的无缝对接。

三、立足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治理机制。

1、创新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减少扶贫资源的错配和漏出。

①结合扶贫标准上调，完善贫困人口的统计识别工作。

⑴完善扶贫机构的统计监测机制。通过逐户摸底，规范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核算机制，并对贫困人口进行逐一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形成县、乡、村三级贫困人口档案数据库，搞好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确保有生产能力和意愿的贫困户都能得到有效扶持。

⑵完善群众参与识别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村干部操控贫困人口认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大力规范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审批、调查登记等关键环节，将扶贫对象选择纳入群众监督视野。

⑶强化动态管理机制，通过有效跟踪，做到“应进则进，应退则退”。

②适时调整贫困县、贫困村的认定资格，下放调整权。

为实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及时动态调整，建议将调整权下放给省级扶贫办，由它们定期对重点县进行重新评定或调整，这是因为各省扶贫办更了解区域各县的发展状况，更容易破解重点县资格认定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务院扶贫办可以重点调控贫困县总量及其大区域分布，对各省调整情况进行备案、监督和审核。

而且，为真正识别出需要帮扶，又具有脱贫潜力的贫困村，应采取“自荐”和“联评”相结合的认定方法，适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即首先由自认为困难的村报名参与筛选，然后由扶贫办和农办、财政厅、农行、信用联社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起来，进行考察、评比、选择。

2、创新扶贫资金投入机制，拓宽渠道、加强整合。

①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

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都必须把扶贫开发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的有关规定，中央财政扶贫投入增幅不低于一般支农投入力度，省级财政扶贫投入要提高配套比例。而且，积极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机制，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总体上向连片特困地区进行倾斜。

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取消贫困地区公益设施建设的配套资金要求。

为增强贫困地区的投入建设能力，应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由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中，常常要求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自筹配套资金，但贫困地区财力薄弱，很难满足配套要求。因此，建议国家逐步取消贫困县乃至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筹资金要求，通过加大上级财政投入，协调银行政策性信贷、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等多元渠道，弥补资金缺口。

③加强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的资源整合。

实现扶贫办与行业部门的合理分工，将专项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扶贫产业培育及产业设施建设、贫困农户培训和转移就业、异地搬迁扶贫等领域，而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则更多依靠相关行业职能部门的资源投入。应强化地方领导一把手负责制，由一把手牵头制定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协调各部门的项目规划、资金安排，以县为单元，加强资源整合，在贫困地区集中力量实施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解决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制约。

④完善信贷扶贫激励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

完善贷款贴息、税费减免、定向补贴、增量奖励等优惠政策，调动金融机构的扶贫积极性，研发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更加灵活、适用的信贷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积极探索群众互保、公务员担保、企业担保、财政资金担保等多种担保方式，降低贫困农户的信贷门槛。在贫困地区优先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扩大贫困村村级互助金试点规模，完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形式。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并健全其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农业，在贫困村建立产业基地，为贫困农民提供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优先吸纳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优先收购贫困农户的农副产品等方式，带动贫困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⑤拓宽社会主体的扶贫渠道。

引导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个体经营者、经济发达地区等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为他们进入贫困地区搭建平台，创造良好政策和社会环境。开展多形式的扶贫帮困活动，如大力支持各级团组织和妇联组织开展希望工程，温暖援助农村贫困单亲母亲等公益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继续动员和组织高校毕业生开展“三支一扶”活动等。

3、创新扶贫项目选择、运营机制，提高项目瞄准率。

①在项目选择上。

应走出扶贫办掌握项目选择权的误区，充分发挥贫困农户、扶贫龙头企业、扶贫互助社等主体功能，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监督、保障扶贫效益惠及“真贫”上;

②在项目运营上。

适当降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准入门槛;改变非贫困户排挤贫困群体的状态，确保最困难的农户优先得到有效扶持，确保贫困农户享受的政策优于一般农户。而且，注重发挥贫困农户互助组织的运营主体功能，提高分散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参与式扶贫效益;

③在项目监测评估上。

注重发挥贫困农户的评价功能，强调扶贫效益而非扶贫资金是否进村入户，通过资金委托经营、合作分红等形式，创新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

4、健全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机制，提高贫困农户受益率。

①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

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不断创新财政扶贫资金到户扶持机制，采取项目直补、项目覆盖、技能培训、移民搬迁、贷款贴息等方式，使扶贫对象直接得到有效扶持;基础设施项目确保贫困农户优先受益;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大户实施的产业化扶贫项目，要建立健全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

②加强扶贫项目监管。

做好项目库建设和备案工作，全面推行重大扶贫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在项目督查上，采取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特派督查等灵活多样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

③加强审计、严防违规违纪。

由各级扶贫办和审计监察部门共同构成监督体系，对扶贫开发项目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范和完善扶贫资金报账制度、公告公示制度和交接制度。实行到村扶贫项目“直通车”制度，建立“人户项目资金登记卡”，严防挤占、挪用、截留、贪占等违规违纪现象。
来源：http://china.findlaw.cn/

❺ 我国农村扶贫治理结构包括哪些内容

一、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与优势：
要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包括四大核心要素：

1、明确贫困治理目标及战略任务，形成科学的治理路径和导向；

2、构建贫困治理体系，包括政府机构的组织管理体系、社会主体的辅助参与体系、贫困农户的参与接受体系，形成科学的组织体系和运作系统；

3、健全贫困治理机制，包括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运营、监督评价机制等，形成科学的运作传导机制；

4、完善贫困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形成科学的制度规范和激励引导。

上述四个要素彼此相互关联、相互推动。
二、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
1、强调多元反贫困主体的分工合作、功能互补。
既强调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突出政府在计划决策、引导示范、组织协调、资源投入、培训农户、政策制定、监督评价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又强调发挥贫困农户的主体功能，依托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和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组织能办；增强其参与扶贫开发功能，特别是在贫困对象识别、扶贫项目选择运营、扶贫资源管理、扶贫效益评价等方面的参与功能；而且，强调发挥非政府扶贫组织、骨干企业、社会团体等的辅助功能，突出其在扶贫资源投入、贫困农户培训、扶贫项目运作等方面的功能优势。
2、强调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既要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组织、带动、协调、约束功能，更要立足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发挥市场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调节功能，特别是在产业化扶贫工作中，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的带动脱贫功能，使政府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主体的资本投入、技术服务、生产经营、市场开拓优势结合起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各类市场主体和贫困群体之间建立合作双赢的长效脱贫机制。
3、强调自上而下治理链条与自下而上治理链条的有机对接。
既强调依托各级扶贫系统进行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活动，又强调调动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和贫困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打造更加顺畅、充分的信息传递共享机制，更加高效、科学的计划决策机制，更加宽广的资源投入机制，更加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充分调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贫困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治理链条的无缝对接。
三、立足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治理机制。
1、创新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减少扶贫资源的错配和漏出。
①结合扶贫标准上调，完善贫困人口的统计识别工作。

⑴完善扶贫机构的统计监测机制。通过逐户摸底，规范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核算机制，并对贫困人口进行逐一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形成县、乡、村三级贫困人口档案数据库，搞好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确保有生产能力和意愿的贫困户都能得到有效扶持。

⑵完善群众参与识别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村干部操控贫困人口认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大力规范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审批、调查登记等关键环节，将扶贫对象选择纳入群众监督视野。

⑶强化动态管理机制，通过有效跟踪，做到“应进则进，应退则退”。
②适时调整贫困县、贫困村的认定资格，下放调整权。

为实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及时动态调整，建议将调整权下放给省级扶贫办，由它们定期对重点县进行重新评定或调整，这是因为各省扶贫办更了解区域各县的发展状况，更容易破解重点县资格认定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务院扶贫办可以重点调控贫困县总量及其大区域分布，对各省调整情况进行备案、监督和审核。

而且，为真正识别出需要帮扶，又具有脱贫潜力的贫困村，应采取“自荐”和“联评”相结合的认定方法，适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即首先由自认为困难的村报名参与筛选，然后由扶贫办和农办、财政厅、农行、信用联社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起来，进行考察、评比、选择。

2、创新扶贫资金投入机制，拓宽渠道、加强整合。

①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

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都必须把扶贫开发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的有关规定，中央财政扶贫投入增幅不低于一般支农投入力度，省级财政扶贫投入要提高配套比例。而且，积极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机制，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总体上向连片特困地区进行倾斜。
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取消贫困地区公益设施建设的配套资金要求。

为增强贫困地区的投入建设能力，应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由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中，常常要求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自筹配套资金，但贫困地区财力薄弱，很难满足配套要求。因此，建议国家逐步取消贫困县乃至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筹资金要求，通过加大上级财政投入，协调银行政策性信贷、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等多元渠道，弥补资金缺口。
③加强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的资源整合。

实现扶贫办与行业部门的合理分工，将专项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扶贫产业培育及产业设施建设、贫困农户培训和转移就业、异地搬迁扶贫等领域，而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则更多依靠相关行业职能部门的资源投入。应强化地方领导一把手负责制，由一把手牵头制定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协调各部门的项目规划、资金安排，以县为单元，加强资源整合，在贫困地区集中力量实施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解决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制约。
④完善信贷扶贫激励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

完善贷款贴息、税费减免、定向补贴、增量奖励等优惠政策，调动金融机构的扶贫积极性，研发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更加灵活、适用的信贷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积极探索群众互保、公务员担保、企业担保、财政资金担保等多种担保方式，降低贫困农户的信贷门槛。在贫困地区优先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扩大贫困村村级互助金试点规模，完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形式。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并健全其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农业，在贫困村建立产业基地，为贫困农民提供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优先吸纳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优先收购贫困农户的农副产品等方式，带动贫困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⑤拓宽社会主体的扶贫渠道。

引导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个体经营者、经济发达地区等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为他们进入贫困地区搭建平台，创造良好政策和社会环境。开展多形式的扶贫帮困活动，如大力支持各级团组织和妇联组织开展希望工程，温暖援助农村贫困单亲母亲等公益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继续动员和组织高校毕业生开展“三支一扶”活动等。
3、创新扶贫项目选择、运营机制，提高项目瞄准率。
①在项目选择上。

应走出扶贫办掌握项目选择权的误区，充分发挥贫困农户、扶贫龙头企业、扶贫互助社等主体功能，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监督、保障扶贫效益惠及“真贫”上；

②在项目运营上。

适当降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准入门槛；改变非贫困户排挤贫困群体的状态，确保最困难的农户优先得到有效扶持，确保贫困农户享受的政策优于一般农户。而且，注重发挥贫困农户互助组织的运营主体功能，提高分散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参与式扶贫效益；

③在项目监测评估上。

注重发挥贫困农户的评价功能，强调扶贫效益而非扶贫资金是否进村入户，通过资金委托经营、合作分红等形式，创新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

4、健全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机制，提高贫困农户受益率。
①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

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不断创新财政扶贫资金到户扶持机制，采取项目直补、项目覆盖、技能培训、移民搬迁、贷款贴息等方式，使扶贫对象直接得到有效扶持；基础设施项目确保贫困农户优先受益；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大户实施的产业化扶贫项目，要建立健全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
②加强扶贫项目监管。

做好项目库建设和备案工作，全面推行重大扶贫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在项目督查上，采取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特派督查等灵活多样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
③加强审计、严防违规违纪。

由各级扶贫办和审计监察部门共同构成监督体系，对扶贫开发项目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范和完善扶贫资金报账制度、公告公示制度和交接制度。实行到村扶贫项目“直通车”制度，建立“人户项目资金登记卡”，严防挤占、挪用、截留、贪占等违规违纪现象。

❻ 中国的扶贫机制体制为何如此之乱

我国扶贫政策、机制和 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在农村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扶贫实践中也创造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在扶贫体制和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扶贫的效率。

（一）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资金短缺是扶贫政策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现行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远远比资金短缺要复杂得多：（1）在扶贫理念上，重消极救助轻积极扶助，认为贫困地区是包袱、负担，扶贫工作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2）在扶贫目标上，重数量轻质量，短期行为严重，不注重对扶贫成果的巩固；（3）在扶贫主体上，重政府行为，忽视了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对扶贫工作的贡献；（4）在扶贫客体上，重贫困区域，轻贫困村、贫困户等类型；（5）在扶贫内容上，重改善供给，轻刺激需求（即只重视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6）在扶贫方法上，重外部注入，轻内部培植经济增长点：（7）在扶贫资源上，重经济和物质，轻思想和精神；（8）在扶贫产业选择上，重工业项目，轻农业项目；（9）在扶贫组织实施上，重被动服从，轻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10）扶贫效益评估上，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心理效益。

（二）扶贫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在扶贫对象瞄准上，还没有形成动态的精准的识别和瞄准机制；（2）在扶贫项目选择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3）在扶贫资金使用上，还没有形成多元化、突出重点的投入机制；（4）在扶贫管理工作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5）在扶贫监管评价上，还没有形成信息对称、及时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

❼ 如何完善扶贫开发机制

要坚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积极扩大就业。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方针，贯彻落实积极就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全民创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强化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加快建立政府扶持、社会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搞好劳动保障技能实训基地建设。完善和实施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加强就业培训等相关优惠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开发公益性岗位力度，完善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就业立法进程，建立促进扩大就业长效机制。建立适应劳动保障服务功能发展需要的信息网络。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75万人。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基本形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加快推进离退休人员由社区组织管理。全面实现失业保险市州级统筹，扩大失业保险参保面。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运行机制，妥善解决困难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医疗保险问题。完善工伤保险政策，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加快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加快社会福利、救济、优扶安置和社会互助等保障事业社会化，规范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扶助体系，建立市（州）、县（市、区）、乡（镇）三级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实现全省每个乡镇建有一所农村福利服务中心（农村养老院）。2010年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50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90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10万人；企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80万人。

3、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进一步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劳动关系调整的市场化、法制化。充分发挥工会等社会团体作用，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建设。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加强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监管，建立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

4、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和质量。努力改善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条件，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环境优美、适宜人居的生活环境。加快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实施城市和煤矿棚户区改造，三年拆迁、五年完成9个市（州）中心城市1500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任务。城市供水、燃气、供热普及率分别达到90％、75％和80％，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67%。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27平方米。优化村屯布局，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分步建设农村新社区。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2平方米。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0%。

5、积极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结构，拓展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鼓励住房、汽车、通讯、教育、旅游、文化娱乐、健康安全等服务消费和休闲消费。努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扩大消费信贷领域和规模，规范消费市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强化各级政府扶贫职责，完善扶贫开发机制。整合政府扶贫资金，加大扶贫投入，加强以工代赈，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把贫困村作为扶贫重点，因地制宜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加强劳动力就业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成长环境，减少贫困代际传递。采取社会救助和设立专项贷款等措施，防止因灾、因病、因学返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