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案例

① 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最近几年中国环境污染事件的事例

1,http://env.people.com.cn/GB/5195188.html【2006年中国十大环境事件】如：
松花江支流遭污染：（这是典型的生态环境破坏案例）

高原建起一条环保铁路：（这是中国为保护环境对生态保护的有力佐证。

2,环保资料：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② 《黑臭河道治理技术及案例》中国给谁排水

黑臭河道治理难点：污染源控制水体氮磷营养盐严重超标水体态系统彻底破坏内水体自净能容力完全丧失且黑臭河道特点污水汇入水体流性差河道底部硬化等等 黑臭河道治理重点邦源环保认构建水体态系统恢复水体自净能力物治理态养护技术治理黑臭河道安全行重要要控制污染源进入尤其污水直排问

③ 中国在治理气候变暖上有什么失败的案例不

全球气候变暖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透过性，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吸收性，能强烈吸收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即温室效应。而当温室效应不断积累，导致地气系统吸收与发射的能量不平衡，能量不断在地气系统累积，从而导致温度上升，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现象。
全球变暖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不但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威胁人类的生存。
2012年10月14日，英国《周日邮报》借英国气象局名义宣称全球已停止变暖16年，再次引发热议。同年，16位科学家共同发表文章对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一说提出质疑。

④ 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为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道路和制度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道路和制度关乎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能否由本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和制度，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成败。历史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道路与制度都是由宗主国安排甚至强加的；即便是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粉碎了殖民统治，西方国家仍然通过“颜色革命”“茉莉花运动”来颠覆政权，剥夺发展中国家道路和制度的自主权、选择权，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人心涣散、政局不稳、社会倒退。

•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公共产品

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全球秩序、全球治理成为了世界人民共同的呼声。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伏彼起以及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气候变化等等挑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敢于作为也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推进全球化进程、切实维护国际秩序，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诸如亚投行、“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公共产品，为解决人类所遇到的世界性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为化解世界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当今世界既面临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又面临新形势新背景下出现的新矛盾，积重难返，错综复杂，需要创新思维、理清思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方法去认知、把握、化解。这方面中国在长时间的实践中作了有益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化解矛盾和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从世界历史上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和提升，还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提炼出符合当代客观实际的思维方法，使中国智慧在当下熠熠发光。

⑤ 中国队的优势项目为什么会在奥运会上被砍掉四小项

北京时间12月日凌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确定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项目，宣布增设霹雳舞、滑板、攀岩和冲浪四个大项，而在老项目中，举重受到了重创。

国际奥委会这一招很有效。

两个月来，举联过渡主席、英国人伊拉尼稳住了阵脚，成立了改革和治理委员会，尽全力改组举联架构，表达了把举重留在奥运会大家庭的决心。

因此，国际奥委会网开一面，只裁掉了举重的四个小项。不过，国际奥委会在公报中强调，未来将监督举重运动的发展情况，以确定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地位。

⑥ 请问如何在网上找到上市公司发布虚假财务报表的案例

上市公司发布虚假财务报表的案例
前 言
美国自二00一年十月以来，陆续爆发安隆(Enron)的财务报表不实报导、世界通讯(Worldcom)的隐瞒亏损、线上时代华纳(AOL LIME Warners)的虚报广告营收及强生制药(Johnson)被控隐瞒产品过失，甚至连国际知名的奇异公司（G.E.）、美国国际集团（AIG）、思科（Cisco）、摩根大通银行及国际商业机器（IBM）等也因为可疑的会计操作实务，而让投资人起了疑心，弊案酬闻，使得股市狂跌，造成美国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大的投资信心危机。
有鉴於此，美国参议员沙班（Paul Sarbane）提出的著名的沙氏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又称为「企业改革法」），该法案的重要项目包括：强化主管机关之监督、公司治理、会计师独立性等，并成立公开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PCAOB）；尤其在会计师独立性及内部控制等议题上，明文规定会计师不得同时为同一客户提供审计及非审计服务，并加强对公司内部稽核之监控。
会计师查核签证之功能原在赋予会计师站在保护投资大众的立场，以稽核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资讯。然而一连串的企业丑闻案，使会计师的公信力受到怀疑，从而影响公开发行公司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导准则、会计及审计规范与管制的可靠性。
一九九七年底的亚洲金融风暴，凸显出亚洲企业仍以家族及集团化经营为主，大陆的”老三案”(深圳原野、海南中水、长城机电)导致涉案会计师事务所解散、相关注册会计师承受严厉的行政处罚；“新三案“(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则是“所破人亡”，而查核银广夏、东方电子的注册会计师更是锒铛入狱，遭受惩处 。台湾在二00四年爆发之博达、皇统、宏达科、讯碟、升技等上市公司高层人员挪用公司资金，进行股价护盘及利益输送等情事，引发了本土性金融风暴，不仅使一般投资人蒙受重大损失，更使金融体系的资产品质恶化，投资人信心大受打击，亦使得签证这些公司的会计师受到舆论及法律上严格的谴责 。
为防范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如何建立一套公司治理制度以侦测舞弊，便显得异常重要。公司治理可分为“内部监控“，及“外部治理“两类，前者企求在公司内部，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由股东会与监督机关善尽监督义务，避免公司经营者从事道德危险之行为；后者则希冀由交易相对人、债权人、市场、主管机关、证卷商、会计师、及社会大众等共同发挥力量来监督公司经营者追求公司利益。世界银行於一九九九年提出之公司治理架构如图一所示：
爰此，本文乃藉由分析财务报表虚假之原因及特点，并从两岸之经营环境与会计师之责任与独立性规范之观点，探求如何落实公司治理制度中，有关两岸会计师查核签证之一环。

一、上市公司管理舞弊之原因分析

所谓“虚假财务报告”，是指财务报告中所揭示的财务会计资讯存在严重不实或者财务报告的揭露存在重大遗漏。不同的企业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不同，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层面：
1. 股价考量
若经营高层本身就是大股东或有业绩预算的压力，为了使该公司有更高的股价，进而使自己本身持股市值增加，便有强烈的诱因趋使他对财务报表动手脚，从营业收入开始，不论是毛利率、营业费用、营业利益、业外收益等都有可用来“窗饰“财务报表。此与投资人及分析师长久以来非常重视公司的营业收入成长、毛利率变化、盈余成长及每股盈余等数字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2. 募集资金的考量
对於有募集资金压力的公司而言，如何从市场上募得较佳的资金条件，企业的营运获利状况，是关键性的因素，此乃经营高层要对财务报表作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能够顺利地从资本市场上募集到所需要的资金，条件不佳的企业若欲配股或增发新股，就会操纵损益，发布虚假的财务报表。
3. 经营管理阶层之薪酬与公司绩效有连带关系
企业管理阶层之薪酬结构自1990年代发生变化，为奖励管理阶层之经营绩效所发放之红利，从过去之现金红利制转变成目前多数公司以股票选择权作为员工之酬劳。根据统计，企业对於股票选择权之发放比例在过去十年间成长三倍，其相对应之价值更是惊人，1997年全美前2000大企业所发放之股票选择权市值约为50亿美元，至2000年时，其市值已增加为162亿美元，其价值短短三年间就超过三倍。两岸上市公司的高阶经营层通常不会愿意自己因业绩不好而下台，但在经营环境艰困时，作假帐就变成经营层要维持好获利绩效的选择项目之一。股票选择权诱使企业管理阶层积极创造经营绩效以拉抬公司股价，台湾目前常见的方式包括提早认列未实现收入、隐藏负债、使用其他新颖的会计手法等，以提高公司当年度之盈余。大陆企业目前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上市公司大部分也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在管理体制上还带有原来的一些特点，有些经营管理者在上任的当年会希望公司利润能有大幅上升，从而展现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绩效。亦有部分经理人为达到此种预期，便会著手粉饰财务报告。
4. 资产重组或合并过程中的需要
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合并，往往涉及很多人的利益，为了满足不同的利益需要，企业通常会藉改制和合并之机制造虚假的财务报告。例如有些上市公司为了维护企业在股票市场的形象，藉合并之名迷惑投资者。
随著两岸证券市场的发展，国家对市场的监管愈来愈趋严峻，上市公司发布虚假财务报告所需承担的风险也逐渐加大，通常必须有很大的诱因，才会促使上市以司挺而走险。

二、 产生虚假财务报告的原因及理论分析

由於资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著资讯不对称，拥用较多资讯的一方就能够利用资讯为自己谋利，审计的产生即为了减少资讯的不对称。美国证管会向来以其透明的资讯揭露、严密的会计法规及有效率的执法机构，建置堪称最具效率之市场规范架构。并於2000年8月订定「公平揭露规则」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简称Regulation FD)，禁止企业与证券分析师於非公开场合接触时传递有关企业内部之重大未公开讯息。惟Regulation FD之实施仍无法完全解决资讯不对称之问题，证券分析师於安隆、世界通讯案中，不但获知企业内部之重大未公开讯息，甚至隐而未告或发布不当之研究报告以误导投资人。致使投资人质疑证管会是否确有善尽主管机关监督之责。
产生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究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和风险的权衡”决定了企业为什麼做虚假财务报告；二是“资讯不对称”决定了企业为什麼能够做虚假财务报告。
自1990年代全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就替顾客提供管理谘询服务，即为其查帐客户同时提供审计与非审计服务。由於管理谘询服务之公费收入远较查核业务为高，其潜在之市场让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除削价竞争外，对於查帐客户偏好之会计方法，也渐选择以默认应对。会计师就此之利益衡量，使独立性渐受侵蚀。
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一旦被查出，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可能造成公司经济利益和社会形象的损害，日后成为被稽查的重点对象，造假者个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和法律责任的追究等。尽管如此，仍有企业为追求从而铤而走险。加诸目前企业内、外部监管不力等因素，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被稽核的比率相当低，且对舞弊案之惩处力度不大。

三、 两岸财务报告造假的主要手法
大陆有学者针对其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案进行研究 ，本研究更加入近期台湾的舞弊造假手法加以比较。从理论上来说，舞弊最终乃须透过财务报告表达出来。表一说明了两岸上市司财务舞弊案的造假手法。
表中列示的造假手法都是窗饰财务报告的做法。为了满足不同的目的，会计人员会灵活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得财务报告符合管理阶层之期望。兹将财务会计实务中，兹将常使用的财报舞弊方式说明如下：
1. 虚增销货收入
此乃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手法中最常采用的方法。如大陆红光实业、黎明股份、银广夏等，－－为了提高净收益，从而达到配股或分红等其他目的，管理当局於是透过制造某些虚拟的销货业务，从而高估其销货收入。
台湾2004年爆发的地雷股中，亦有多家上市公司以先设立人头或空壳公司，再由地雷公司与这些人头公司进行进货及销货的交易，如此一来，就可「凭空创造」经营阶层所要的漂亮营收数字，以近期降为全额交割股的升技为例，根据证交所资料显示，升技2004年上半年自Top Rise等3家供应商进货55亿元，占总进货金额之70％，同期间，销货至Sunfine等4家公司61亿元，占总销货金额之71％，其中有高达41亿余元无实际通关证明文件，此外，以上所提及7家进货及销货公司都在香港注册，且住址皆相同，明显是设立来作虚灌营收的空壳公司。结果，升技2004年前3季的148亿营业收入，近15亿的税后净利及2.41元的每股税后盈余，绝大部份是造假作出来的。
2. 虚增应收帐款
虚增应收帐款可同时虚增销货收入。由於会计处理上只要有单据证明销货，便可认列营业收入及应收帐款，因此，某些公司为了增加营收，会刻意放宽销货政策，例如延长客户付款期限、给予较多的折让或利用有关出口货物优惠政策，虚增收入等，使营业收入在短期间不正常地增加，这对公司的损益表有一定的美化作用。 例如，大陆51黎明弊案中，即为了达到虚增收入、利润的目的，些拟销货业务和销货对象，不惜虚开销货发票，虚增收入。该公司所属的营销不能作进项抵扣的普通增值税发票，虚增主营业务收入2269万元，而台湾的博达公司亦利用关系企业制造多起虚拟之交易。

表一 两岸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的造假手法

虚增销货收入 虚增应收帐款 存货价值的任意调整 会计政策利用 关系人或子公司交易 费用的转移和调整
大陆红光实业舞弊案 ★ ★ ★
大陆郑百文舞弊案 ★ ★ ★
大陆张家界舞弊案 ★
大陆ST黎明舞弊案 ★ ★ ★ ★ ★
大陆大东海舞弊案 ★ ★
大陆银广厦舞弊案 ★ ★ ★ ★
大陆麦科特舞弊案 ★
台湾博达舞弊案 ★ ★ ★
台湾升技舞弊案 ★ ★ ★
台湾皇统舞弊案 ★ ★ ★ ★
台湾宏达科舞弊案 ★ ★
台湾太电掏空案舞弊案 ★ ★ ★
台湾中强电子舞弊案 ★ ★

1997年度大陆上市公司61.12%的应收帐款是其关系人交易 (见表二)，其中与控股公司发生的应收帐款关系人交易达95.29亿元，占总额的39.71%，与同属控股子公司、集团附属企业和兄弟公司之间发生的应收帐款金额为75.13亿元，占总额的31.31%。值得注意的是，大陆上市公司关系人交易中应收帐款金额盈余过大，显示操踪现象显著。

关系人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亿元) 所占比例(%)
直(间)接控股公司 291 95.29 39.71
从属控股子公司、集团 145 75.13 31.31
附属企业、兄弟公司、子公司 98 26.31 10.96
联营、参股公司 207 17.47 7.28
合资公司 11 25.79 10.74
小 计 752 239.99 100.00

资料来源：蒋义宏、魏刚著，「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

3. 存货价值的任意调整
在销货收入不虚增的情况下，“盈余管理”的焦点就著中在成本及费用两个方面。销货成本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存货成本的调整，而存货所包括的层面较广，设计方法又多，乃为财会人员提供了很多虚拟财报的管道。假若，该产品需求不错，在通路上的货品销售不成问题，对该公司将不会有负面影响，但是，若该产品在通路上出现滞销的情况，不仅公司未来业绩将受影响，之前异常增加的应收帐款，也有可能会变成呆帐，若通路商要求退货，又是另一笔退货呆帐，二者皆可能影响公司获利状况，台湾多年前生产电脑显示器的中强电子，就是因此而关门大吉。
另外，台湾2004年中股市最大地雷之一的博达案，自1999年开始，即透过国内外人头公司，以假买卖的方式做帐达141亿元，由於当时手机概念股当红，博达即大肆宣传其所生产的砷化镓未来应用在手机上的商机有多大，成长性有多高，为了圆这个谎，博达透过这些人头公司，以假销货单进行堆货，在进货方面，则另外找了7家，自设2家原料供应商配合出货洗钱，虚灌营收手法的手法与升技案如出一辙。
大陆部分则有麦科特公司透过伪造进口设备融资租赁合约，虚列固定资产9074万港元；采用伪造材料和产品的购销合约、虚开进出口发票、伪造海关印章等手段，虚增收入30118万港元，虚构成本20798万港元，虚构利润9320万港元。又如例如黎明进出口公司擅自将其本应在「委托发出材料」科目核算的外委加工服装业务，通过与被委托方对开发票的形式，进行销货核算，以虚增888万元之销货收入。
4. 会计政策利用
有时上市司也会利用会计变动或会计制度和准则的漏洞来操纵利润，如改变短期投资处理损益法及会计原则变动等。尤其在新制度刚出炉，具体作法尚未明确规范时，被利用造假的情况最多，如当企业被允许对各种资产提列减损准备时，这类准备就成为调节利润的主要方法，此外当制度和准则中的某些特殊情况，需要主观判断或估计时，也容易被造假者利用，如或有事项的可能性的判断，企业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是否揭露、如何揭露的决定。所以，在造假方法中，重大事项的故意遗漏也被频繁地使用。
5. 关系人或子公司交易
上市柜公司除了可运用关系人或子公司交易虚灌营收外，亦可与这些关系人或子公司从事财务交易，以达到增加公司获利或图利他人之目的。例如：台湾早期的资产股利用关系人交易买卖农地或山坡地等图利他人。近年来台湾的太电掏空案就成为这种财务操作的代表性例子。根据检方调查，当时太电副总经理及财务长胡洪九，在民国82年到87年间，设立包括「中俊企业」等146家虚拟企业，再以太电为这些公司作担保，由这些虚拟企业向银行大笔举债，得款后将这些款项转往海外洗钱，再把债务抛给太电，导致太电损失达新台币200亿元，若折回现值，金额高达400亿，大陆部分之关系人交易则绝大部分透过应收帐款产生，如上述之第二点所述。
6. 费用的转移和调整
所谓费用转移，是指延迟费用与外界第三者（可能是供应商、客户，也可能是关系人）交易的入帐时间，以增加本期损益。另外，折旧费用的任意调整，资产减损或报废时机的选择，也可用来操纵损益。在大陆百文管理舞弊案中，公司上市后三年运用年度截止日前后之收入、费用的操踪方法，任意冲减成本及费用、费用跨期入帐等手段，以累计虚增利润约14390万元。

四、 公司治理对虚假财务报告的防范

虚假财务报告的审计难度很高，需要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运用高度的正直性和责任感，以保证财务报表之品质。为此，国家的监理机构也应制定完善的审计程序规范，建立责任制度，以约束审计人员的行为。同时，应建立配套的激励机制，提高审计人员待遇，激励他们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准。以下乃本文针对两岸制度之建议：
1. 建立健全的外部监管体系
安隆案涉及财报舞弊及资产侵占，担任其签证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on Co.,)因管理谘询之业务考量，无法客观地从事审计工作，反倒成为经营层舞弊的马前卒。因此美国通过沙氏法案，对会计师痛下杀手，不再信任其「自律」，改以PCAOB直接监控会计师工作品质、执行会计师之管理惩处，会计师遂落入「他律」之手。因此两岸应建立健全审计财税、证券等监管体系，明确划分各部门在打击财务报告舞弊的职能范围，使之形成有效的监管网路。随著大陆传统政府审计领域逐渐向民间审计开放，在增加业务渠道的同时，也自然带来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管，例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规定的「委托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审计的管理办法」，要求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必须聘请中国会计师，由其对外资金融机构财务报表进行法定审计，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从事此项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品质进行调查，并拥有处罚权。台湾目前已设有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全联会评鉴委员会(财政部)、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等，但惩戒、或订定会计准则，多依证期局之要求，被动从事。且证期局人手不足，形成惩戒轻、会计准则订定慢。或许，证期局应效法PCAOB，名正言顺地让会计师公会缴械，并拨补足额经费，制定财会准则、
审计准则、强力监督会计师之查核品质、速惩怠忽，才可能远离博达风暴。
2. 内部监管
董事会被认为是解决管理阶层潜在自利诱因及不适任问题之适当方法，其特色是设置独立董事及各种不同功能之委员会。一般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之功能有三：1.提升经营绩效；2.汰换不适任之经营者；3.对违法经营或利益冲突交易等道德危险之监督。目前，美国虽仅有密西根州公司法明文规定公司应设独立董事，但实务上美国多数大型发行公司之董事会，有半数以上之成员阶为独立董事。
因此，两岸企业有先建立完善的董事会制度，加强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从而抑制虚假财务报告。如前所述，亚洲企业董事会的成员大多数是企业的经理层，内线交易现象严重。如何提高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将是两岸企业董事会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董事会功能的强化有助於强化企业财务报告体系及内部控制制度，从而杜绝董事会授权的虚假财务报告的发布。
其次，在健全董事会制度的基础上，有效建立企业内部管理和会计制制度。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目前已为现代企业科学、有效管理、合法营运的重要标志。只有董事会制度的完善，内部审计才能具有其应有的独立性，从而发挥内部监督职能，以抑制虚假财务报告的发布。
3. 会计师必须就管理当局对内部控制之评估结果出具查核意见
台湾目前系由证交法及其施行细则、证交所及柜买中心「对上市(柜)公司重大讯息之查证暨公开处理程序」、「对上市(柜)公司重大讯息记者会作业程序」、「公开发行公司网路申报公开资讯应注意事项」等予以规范，公司应依规定须将重大讯息内容或说明输入证交所指定之网际网路资讯申执系统，以减少投资人资讯不对称现象。台湾之公开发行公司如有关系企业者，应依规定编制关系企业三书表，此外，两岸的公开发行公司除应於财务报表揭露海外投资及大陆投资资讯外，以公司对转投资公司直接或间接具有重大影响力者，再揭露其被投资公司从事资金贷放、背书保证、重大资产、交易关系人交易等资讯。
4. 同业评鉴方面
台湾会计师公会全国联合设会有业务评鉴委员会，负责评鉴规则之制定及会计师之评鉴，而评鉴委员会之组成，除会计师代表外，尚包括政府机构代表及学者专家，不会有由会计师完全主导之情况。大陆的财政部门是会计和会计师业的主管部门，有责任整顿会计秩序、加强会计监管。而大陆的会计师协会作为会计师行业的自律性组织，未来将更密切与会计师、政府等有关部门的联系，进而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五、 小结

当前，两岸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证券市场、审计市场、经理人员都存在许多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国家审计的监管是必要的。所以，针对虚假财报告审计，应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监督运作，利用会计师的独立性、权威性，以维护会计资讯使用者的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做为一个优秀的会计师，必须客观地评估所观察的情况及搜集的证据，并对於任何潜在的负面指标或迹象，保持专业上应有的注意，以确保财务报表无重大不实的表达。对於值得怀疑的问题或线索，能锲而不舍深入了解受查单位之经营、财务情况及产业特性，财务报表之审计目标虽为财务报表的允当性，但会计师揭露重大舞弊仍是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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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中国治理污染的经验可以当做世界的案例吗

中国解决自身抄环境问题是对全球生态环境的重大贡献。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国的环保理念和政策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赏，中国的绿色技术也造福更多国家。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无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自2008年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变化也是显而易见且广泛的，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治理污染的经验为世界提供了很好案例。

希望中国治理污染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国家学习！

⑧ 高分求一个 农业技术推广的案例。。。

提 要 针对中国主产棉区在病虫害防治中大量施用化学农药加重农业污染，以及害虫产生抗药性导致防治失灵等问题，由亚洲开发银行 (ADB) 资助，英联邦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CABI）负责实施，于 1993～1996 年在中国湖北省天门市建立害虫综合防治 (IPM) 项目试点，旨在研究和开发控制病虫危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适用于中国主产棉区的 IPM 技术体系。IPM 项目有两个特点：①与以往因土地、人口压力而引致的技术变革不同，IPM 项目是一项因环境压力而引致的技术变革；②以往的技术变革的阻力大多来自于乡村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民对新技术的不接受，而 IPM 项目在运作层面首先遇到了高度集中的防治体系的阻碍，即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高度集中的防治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制度因素影响 IPM 项目实施的作用机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技术推广 制度因素

分 类 中图法 S43

农业病虫害防治是确保农业稳产高产的重要环节。然而，在防治过程中由于大量使用化学农药，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直接危害人类健康。因而研究和采用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的防治技术措施显得尤为重要。1993～1996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 (ADB) 提供援助，在湖北省天门市建立棉花害虫综合防治 (IPM) 项目试点，研究对环境安全的非化学防治性高效防治措施，并开发适应中国主产棉区的棉花 IPM 技术体系。本报告通过 IPM 项目及其技术推广过程的描述，探讨因环境压力引致技术变革的可行性，以及制度因素影响技术变革的有关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1 背景

湖北省天门市总面积 2260km2，人口 167 万人。该市位于中国长江中游主产棉区，目前棉花总产量以县市为单位在全国排名第一，棉花生产以及以棉花为原料的纺织业在该市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天门市对棉花病虫害的防治从五六十年代逐渐使用农药。80 年代以来，棉花病虫危害不断加重，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不断增加，品种也不断更新。化学防治方法带来三个问题，一是由于害虫自身产生抗药性往往导致防治失灵，陷入了“害虫危害—化学防治—害虫危害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二是防治费用增加使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三是农药污染程度不断加重。在该市植棉历史上，也曾不断研究减轻农药污染的防治技术。70 年代，由于农药（主要是有机磷、有机氯）施用过多，该市居民普遍患肝病、眼病，1975 年征兵时全市竟然招不到一名身体合格的飞行员。1976 年天门市痛下决心，大搞生物防治，发明、生产和大规模使用生物农药“7216”天门杆菌（类似于 Bt 生物农药），甚至禁止使用化学农药，从而导致 1978 年棉花大减产。1978 年底天门市又彻底推翻生物防治技术，仍改为化学防治。到 80 年代，中国的植保系统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指导思想，天门市于 1985 年起又调整防治思路，探索综合防治技术，逐步摸索出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等一系列非化学防治手段。

IPM 项目在天门市的实施对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IPM 全称为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中译为害虫（或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综合防治技术的目标是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一是控制和减轻病虫危害，二是降低防治成本，三是保护生态环境。由此可见，与以往因土地、人口压力引致的技术变革不同，IPM 项目是一项因环境压力而引致的技术变革。

项目实施内容是：①建立田间应用研究基点，开展基础性调查；②在基点开展现场示范及棉农培训。天门市成立了农民田间培训学校，开设了农民教师班 (TOT) 和农民培训班（FFS）；③开展棉花 IPM 技术信息交流，建立计算机数据库，汇总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为设计 IPM 对策提供依据，为大面积推广棉花 IPM 技术奠定基础。

2 IPM项目效果评价及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执行期内（1993～1996 年）天门市政府和农业部门对 IPM 项目工作非常重视，成立了由一名副市长任组长的项目协调小组，直接领导项目工作实施。建立农民田间培训学校，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设立试验区，开展田间调查和培训活动，按计划完成了项目的各项工作任务。

IPM 项目不仅要研究开发棉花综合防治技术体系，而且着眼于该技术的大面积普及推广，因此，项目的实施就包括技术和运作两个层面：与中国植保系统综合防治的思路和做法相比，IPM 项目在技术上和运作上都有明显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导向，在技术上强调以促进棉田生态平衡为前提，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充分利用害虫的自然天敌来抑制和减轻害虫危害；二是具有分散决策（或农户决策）导向。在大田种植中，各田块的微观生态系统具有差异性，田间的虫害程度和益（虫）害（虫）比有所不同，因此，防治措施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搞“一刀切”。考虑到农户是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农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整天与土地打交道，最了解自己所耕种田块的情况，因此在防治操作上否定天门市植保系统现有的统一防治的指导思想，强调农户层次的决策。上述两个特点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要想充分掌握具体田块的益害比，促进棉田生态平衡，就要坚持“农户为主，分散决策”的指导思想。如果不实行分散决策，仍坚持统防统治，就难以做到因地制宜。“一刀切”式的作法往往会破坏棉田生态平衡。

2.1 关于技术层面的效果评价

①在病虫害防治中树立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观念，使农业部门和当地农民充分认识到综合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②通过研究和培训，农业部门和当地农民的技术知识和防治水平显著提高；③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湖北棉区的棉花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主要内容是以棉花为中心，以促进棉田生态平衡为前提，根据棉花生育期分阶段实施各项技术措施；④建立农民田间培训学校。与国内农技部门以往的培训方式有所不同，IPM 项目有自己独特的培训方法，注重田间培训，通过在田间调查、试验的方法让学员掌握棉花 IPM 知识。注重学员的参与，培训的形式更加活泼有效。农民教师班的学员每次受训后都组织一次对当地农民的培训。通过培训学校的建立和培训活动的开展，使农技部门掌握了培训农民的有效方法，使这项培训活动在当地形成多重分支，循环继续。

IPM 项目的实施在技术层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调查、试验和示范推广，研究开发出适合江汉平原主产棉区的一系列 IPM 的技术措施，使“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在内容和具体措施上得以充实和完善。

2.2 关于运作层面的效果评价

与技术层面取得的良好效果相比，运作层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虽然在大面积防治中采用了 IPM 项目的一些技术措施，但并未做到因地制宜、分散决策，防治中仍采用“一刀切”式的作法。经过培训后的学员虽然提高了在防治中的技术和技能，但是，在把 IPM 知识和技术措施应用于自己的棉田时，受到了“统一防治”技术措施的限制。可以说，IPM 项目的实施并未说服地方官员和农业部门改变“统一防治”的方法。

由于 IPM 项目在技术上和运作上是紧密相联的，如果在运作上不采用分散决策就会降低技术上的效果。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防治体系与 IPM 技术体系的矛盾。在现行防治体系中不能有效地推行 IPM 技术，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

3 农业防治决策者与防治体系：问题的症结及其分析

IPM 项目实施之前，CABI 对中国农业防治现状的判断是，在中国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是分户经营的，因此农户在农业防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即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散农户是农业防治的决策者。而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正是建立在分散决策的基础之上。在此前提下对那些具有防治决策权的农民进行培训，使其掌握综合防治技术以期减少农业污染和保持生态平衡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然而，目前天门市在分散经营的农户之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农业防治体系，一切防治措施都是统一进行的。如果这个集中的防治体系不加以改进，IPM 项目就难以有效地运作，综合防治的技术措施也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难以实现 IPM 项目的目标——降低农业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调查表明，集中防治体系的建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特性，二是由于害虫的特性。

天门市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农户的规模较小，平均耕地面积不足 0.5hm2（7.5 亩），而且分散在 3～4 个地块（一个地块的大小不等，几十亩甚至上百亩），每个农户不是独立地耕种一个地块，而是占有地块中的一部分，在一个地块中，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农户共同耕作，这使得以地块为单位的防治决策要在几户甚至十几户之间进行协商，大大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农户的这种小规模分散性特征使得农业防治的决策权上移至地方干部手中。 促使集中防治决策的另一因素是害虫的特性。目前天门市棉花产区主要害虫之一是棉铃虫，棉铃虫具有爆发性、暴食性和迁飞性。如果不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大面积的统一防治，则无法控制害虫对棉花作物的危害。

上述两个因素决定了在天门市（以及中国一部分地区）必然要建立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集中防治体系。同时，中国现行的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是地方行政领导，尤其是县、市一级领导对本地的农业生产负有高度的责任，上级政府规定了定量的任务并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措施。因此，防治体系主要是以县、市为单位建立的，即县、市的农业行政官员是农业防治的决策者。以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为中心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系统，包括组织动员系统，技术指导、虫情测报、咨询系统和物资供应系统。组织动员系统是指市、乡镇两级政府官员和村干部，负责动员本区域内的人力、物力投入防治，也负责协调、指挥本级的技术指导和物资供应部门；技术系统主要是农业部门及其所属的植保系统，在县、市一级设有农业局，乡镇一级有农业技术推广站，村一级有农业技术员；物资供应系统指供销社系统，在市一级设有供销社，下属生产资料公司，乡镇一级设有供销社营业部，该系统负责防治物资的供应。

上述集中统一的防治系统是在追求产量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对产量的压力对于提高农产品供给、解决人口压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往往追求短期效益，难以顾及农业的长期发展以及社会效益。

由于追求产量，因而在任何一项综合防治措施的推行上都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天门市在 1976～1978 年曾一度以生物防治手段为主，但后来否定生物防治的原因是由于难以有效控制病虫害而导致减产，每年使用哪个品种的农药都要由政府的主要官员来确定。生物农药 Bt 制剂之所以难以大面积推广也是由于防治系统担心其抑制害虫的有效性。

化学农药销售方面的利益团体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化学农药属专营性农用生产资料，技术指导和服务系统（农业部门）负责新型农药的推广、销售，物资供应系统负责常规农药的销售，两个系统的额度比例（由政府文件规定）分别为 15% 和 85%。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两个系统对 IPM 技术推广的不满意见，但如果 IPM 技术大面积推广导致化学农药销售额大幅度下降而使两个系统的利益受损，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

调查表明，地方政府官员对本地区的环境状况也较为关注，对病虫害防治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其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产量上。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很难确切掌握农药施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农业污染，农业污染在整个环境污染中所占的比例和份额，以及农业污染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和破坏生态系统并最终威肋人类生存；另一方面负责农业生产的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农产品的产量，降低农业污染和保护环境并没有纳入这些官员的岗位责任和政绩评价之中。

农业防治的决策者是各级政府官员，决策过程是高度集中的，防治措施也是统一实施的，因此 ,IPM 项目分散决策的运作方式难以在天门市推行。由此可见，制度因素是影响技术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4 解决问题的对策及政策建议

IPM 项目在湖北省天门市 4 年的试点工作已告一段落，项目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考虑到该项目的目的是向全国的主产棉区推广和应用棉花 IPM 技术体系，因此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应加以总结，对有关的问题也应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天门市 IPM 项目的实施表明：①由环境压力而引致的技术变革在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前提下是可行的；②值得重视的问题是，IPM 技术体系的运作方式带来了防治体系的制度选择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分散决策导向与统一防治体系的矛盾。这关系到与分散决策运作方式相联系的 IPM 技术措施能否发挥出最佳的防治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简单地用一个方面来否定另一个方面并非是唯一的选择方案。制度演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技术在推广应用过程中可能在某一时间以适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制度变革。需要作出改变和调整的不仅是原有的制度安排，新技术本身在推行过程中也必然作出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调整。

IPM 项目在推行过程中不仅要研究和开发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体系，也应探索适宜的运作方式：

(1) 考虑到天门市（以及中国大部分主产棉区）农业防治的决策者主要不是在农户一级，而是地方官员和农业部门，因此，技术培训的重点也应放在各级政府主管农业的官员和农业部门的技术人员。

(2) 有关技术措施往往是在某一级政府的组织动员下在该行政区域内统一实施的，因此技术也应作相应调整，研究制定适宜大面积实施的技术措施。

(3) 由于农业部门及其所属的植保体系负责向本级政府提供病虫发生情况和趋势，并提出防治方案，因此，项目的物力和财力投入应更多地加强植保体系的技术装备和人员培训。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 IPM 技术体系的防治效果，国内的农业管理体制和农业防治体系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相应的改进和调整：

(1) 应将保护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目标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和农业部门的岗位责任和政绩考核之中。创造一个有利于 IPM 技术体系及其它可持续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外部环境。例如提倡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关注农业污染问题并定期公布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并表达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愿望和要求。

(2) 将高度集中统一的农业防治体系相对分散化。例如在县市一级集中统一防治与农户分散决策之间选择中间层次，把集中于县市一级的农业防治决策权分散到乡镇一级，有条件的可以下放到村一级。县市一级主要是进行业务指导、技术培训和防治工作的督导、检查，乡镇、村一级则根据本区域的病虫发生情况和趋势，确定防治措施，形成更为灵活有效的决策过程。

(3) 目前农民虽然难以成为农业防治的决策者，但可以首先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应建立有农民参与的病虫测报体系，全面掌握病虫害发生状况，准确地反映出大面积棉田中不同区域的微观生态系统的差异。通过鼓励农民对病虫测报体系的参与，提高农民的综合防治意识和技术水平，并建立起有效的渠道以表达农民对病虫害防治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⑨ 中国古代的环境治理的事例 知道的大侠请说一下 论文需要 谢谢了！！！

水利工程居多
郑国渠
前 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专国主持兴修的大属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 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都江堰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⑩ 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环境的事例

因为和专业相关，我选择环境领域，看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得失。如上题所述，这
三十年的改革是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私人领域非常成功，
极大地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环境这个公共领域，
却积累了很多问题，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至今为止没有改变。

1 中国三十年的环境变化情况
选取对生活影响最大的水质量、大气质量，比较直观地表现中国三十年环境变化。
1.1水质量。根据200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七大水系中
超过一半劣于三类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
海河为重度污染。2006年，27个国控重点湖（库）中，没有I类水质湖泊，满足Ⅱ类水质
的湖（库）只有千岛湖、丹江口水库这两个，Ⅴ类、劣Ⅴ类水质的湖（库）18个，占67%
。
饮水不安全。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
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有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
用水存在安全问题。 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
地下水的水质逐年恶化，浅层地下水由于工业排放和生活污染，以及不适当的开采利用
，超过一半城市的地下水污染严重。在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水位
逐年下降，形成了巨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达到上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
重大污染事故屡屡进入公众视野，04年四川沱江污染，05年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广
州北江镉污染，06年广西钦州水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都以亿计，间接损失更是难以
计算。
有一则民谣形象地描述了一些地区水质污染的演变：上世纪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
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不洗马桶盖。

1.2大气质量。最近奥运会临近，有一条消息很吸引眼球：澳大利亚田径队运动员由于“
北京的大气污染情况严重”而不参加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只在比赛期间才到北京参赛
。“运动员最多能在北京待五六天，如果超过五六天将不可避免地给运动员的呼吸系统
带来问题”（《悉尼先驱晨报》，08年6月17日）。
在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在过去30年上升了465%，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22.7%，代替肝
癌成为我国恶性肿瘤首位死亡原因（08年4月29日，卫生部第三次全国居民死亡原因抽样
调查结果）肺癌发病率的大大增加，一方面和吸烟等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空气
污染情况密切相关。
工业带来的废气逐年增加，下图是1999年以来工业废气的增加量（统计局网站目前只有1
999年以来的数据），触目惊心。

空气污染和能源消耗密切相关，下图是30年能源消耗变化趋势，3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
量提高到1978年的5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而且其中煤炭增加量更大，燃烧造成
的污染比石油、天然气更加严重。
其他环境问题还有：酸雨、城市垃圾、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矿产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海洋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引发
的冲突也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年均不到6万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60万人次，增加了10倍
。
篇幅有限，这些问题不再展开陈述。单从环境质量角度来看，中国人民面临不断恶化的
环境，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2007年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 – Economic Estimates of
Physical Damages），室外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失的总和
就有每年约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8％.

2 环境领域问题成因分析

2.1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我对经济学的理解简单说是这样几句话：资源是稀缺的（预算约束），人是理性的（追
求利益最大化），也是各不相同的（偏好曲线不同），竞争是有益的（降低成本，促进
技术进步），信息也是有益的（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是重要的（形成稳定的预期，惩
罚不守信用者）。
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环境问题，经济驱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较为普遍的、长期存在
的环境损害其实都有经济制度上的原因（当然也有法律、道德等因素，但经济驱动力是
最为强大和持久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可以发现环境问题有这样几个特性
：
一、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或者排他的成本非常高），比如
大气和水资源，森林的生态服务价值等等。环境物品当然是有价值的，包括使用价值、
美学价值、生命支持系统的价值等等，但是这种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价值很难形成
可交易的市场，往往形成了很强的外部性，无法内部化，人们对环境的真实需求无法通
过市场来体现或者显现出来。更进一步，因为没有市场，人们没有交易的锻炼，对于环
境的定价更是无所适从。
在环境基础设施的提供上，还明显地体现为区域性和垄断性。比如一个地区给排水、电
力、公共交通供应，自然保护区开放和维护等，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解决方法，一是更加深入地使用市场化工具，尽可能地将外部性内部化，通过公权力的
强力干预来引入多元的交易主体，形成市场（比如排污权交易市场）；二是通过民主制
度的建设，对自然垄断的环境物品提供进行监督监管，体现人们的环境需求。但这些都
需要很多条件支持，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
二、环境问题具有累积性和阈值。环境污染从积累到成为环境问题有一个过程，短的可
能几小时，几天，长的可以达到数十年（比如臭氧层空洞），甚至上百年（比如核废料
）；同时环境问题的爆发是有一个阈值的，污染在达到这个阈值之前不一定有明显的显
示，但一旦达到阈值就可能突然爆发形成环境问题，比如太湖的富营养化程度和蓝藻爆
发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种属性，环境问题特别难以查找“肇事者”，因为这个“肇事者”很可能是多个
机构或个人的共同行为，甚至于已经不存在了，区分和追索责任非常困难，信息的不充
分性也造成监管的困难。一些国家对于环境问题赋予了受害者历史求偿权，能够对于历
史遗留的问题进行追索，给予大公司很大压力，也促进了大公司重视环境问题。在我国
目前还没有创立这种制度。
三、环境问题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在不断进步，但是仍然有很
大的空白。比如，197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臭氧层空洞的形成机理还完全不了解，认为
氟利昂等氟氯烃是很安全方便的制冷剂；再比如，对于全球变暖的趋势，现在人类科学
家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IPCC气候变化研究），但是对于人类活动对于全球变暖的贡献
程度和地球生态系统对于气候变暖的反馈程度，现在还众说纷纭，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没有确定的依据，就难以进行决策。发达国家对于有些不确定的环境影响采取谨慎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尽量避免可能发生的环境影响，但在我国这方面还比较
薄弱。
总的来说，环境问题是一类很特殊的经济问题，理性人假设、充分竞争、充分信息等经
济学假设都很难在现实中更加难以体现，所以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破解环境问题都具有
相当的难度，在我国更是如此。

2.2我国环境问题形成的几个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一般性、普遍性的规律，但是结合我国的国情，环境问题更加严
峻。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
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20世纪60-80年代的高
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和低自增率。尤其是建国初期，在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
育观使得人口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抑制因素后迅速增长。
从5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意识到人口压力，因此开始了“服务性的计划生育”，以鼓励
、宣传为主，从60-70年代才开始逐渐强硬起来，正式从80年代初实行部分地区（主要是
城市）独生子女政策
尽管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总数也达到13亿，人口对生
态环境的压力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
，饲养大量牲畜，人们生活需要使用能源，在21世纪中叶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
目标下，人均物质消费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对环境的压力会持续不断地增加。

二、消费品快速发展阶段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有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
段；（2）起飞酝酿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大众化高度消费阶段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他的理论并不完善，但是提供了一种视角，就是：经济发
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追求基本的营养，基本
的医疗、教育等；之后这些物品的边际效益递减，开始追求消费品数量的增长，尤其是
家电、住房、汽车；当这个社会普遍拥有这些物品之后，才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
追求个人价值，金融、文化娱乐、旅游、医药等服务性行业进一步发展。对环境质量的
需求基本也属于这一阶段。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追求财富是中国人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大心声之一。打
开国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点燃了中国人追逐财富的热情，甚至于
给国际上留下了中国人“能吃苦，能赚钱什么都干”的印象。加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改革，提供了无数机会，消费品行业快速发展，人们的购买力不断增强，对于大众消
费品的需求增加非常迅猛。以汽车为例，中国1999年的消费量只有100万辆，而到了2007
年，我国汽车市场产销量达830万辆，总体增长率达16.3％。中国汽车消费量占全球总消
费量的12％左右，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且有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汽车消费大国。 空调、电视年产销量也都在数千万量级。
考虑中国的城乡二元（或加上流动人口，三元）结构，在城市和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中
，基本可以看做是进入了大众化高度消费阶段，并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转移，而还有很
大一部分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迅速进入大众高度消费阶段
的浪潮中。可以想象，短短三十年间，从传统社会迅速进入大众高度消费社会，而追求
环境质量的需求仅仅在部分较为发达的地区显现，这个过程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是非常巨大的。

三、出口导向发展路径的影响
我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选择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这在初期内需很低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引入资本和技术，利用了闲置的劳动力资源，提高了经济效率。这条
道路我们一直沿用至今，低成本和低汇率的优势，以及中国人勤劳能吃苦的精神，将“
中国制造”的皮鞋、玩具、打火机、化工产品、五金、家电、机械，甚至汽车，打入全
世界的市场。
但是这条路径对于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不吝一场灾难。发达国家由于人们对环境的需求
和呼声，环境门槛逐年提高，这些淘汰落后的产能转移到中国；同时我们自己对于资源
要素的价格（能源，金属非金属矿产，土地）和人力资源的价格一直采取压低的手段。
这些对于环境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由于价格压低，鼓励了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
的产业迅速发展（这些产业对于就业的贡献还很小），等于说是透支了子孙后代的资源
，把将来可以用的资源在今天货币化、变现。我国钢材、水泥、部分化工产品都成为世
界产量第一，而产量第一的背后，必然也是污染的第一。而人力资源价格的压低导致工
人们难以对自己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进行投入，从而重复低端的劳动，与“以人为本”
的目标相当矛盾。
应该承认，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于钢材、水泥等的需求是很大的，这些产业
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仍然需要区分那些污染留在中国，上下游却都在国外的产业，
对这些产业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因为这些产业的中国部分处于“微笑曲线”的最底端，
利润稀少，环境污染却相当巨大。

四、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
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在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乡镇企业，最初叫社办工业，由1959年2月毛泽东称其为“社办工业”而得名，1972年改
叫社队企业，1984年改叫乡镇企业，1996年上升为正式的法律地位。从企业组织形式看
，它既有公司制，也有合伙制，更多的是个人独资；从企业规模看，既有一些大型企业
，但大部分是中型和小型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主体。乡镇企业的综合性可以概括为
多轮驱动、多轨运行、多元投资、多业并举这“四多”。
从经济学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变化可以发现，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改革的
大大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以至于1982-1984年就出现了卖
粮难的问题，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压力下，农村劳动力难以进
城，中央为了解决富余劳动力的问题，鼓励农村“离土不离乡”，举办乡镇企业。
应该说，乡镇企业在解决就业和经济创新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
利用短缺经济迅速完成了资本快速积累，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就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1
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进一步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到2001年，中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超
过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 ，乡镇企业的活力一方面形成了国企改革
的“参照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巨大需求也养活了不少上游的国企们。
但是，乡镇企业的“小、散、乱”，技术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面源污染的最重要的成
因之一，给环境管理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困难：以水污染为例，乡镇企业大部分没有污水
处理设施，直接排放到水体的污水80%没有任何处理；小造纸、五金、水泥、印染、化工
、电镀、制砖遍地开花；乡镇企业平均下来每家只有6个人，93%在农村的家中购置机器
就开工运行，工艺落后，能效低，污染高，每年造成的水污染就造成占GDP4.5%-18%的代
价。
同时，另一方面，更为致命的是，乡镇企业在成立初期就和地方基层政权有着千丝万缕
的紧密联系，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环境监管法律对其几乎不起作用，监管成本极高，逃
避处罚的动力极大，中国的近5万名环境监管人员面对73万个村庄中的2000余万家乡镇企
业，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监管 。

五、对上负责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税体制的影响
官员考评中的唯GDP论与对上负责制对环境问题有重要的影响。政府的目标很多，但是在
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的目标激励下，官员考评过分注重经济增长和GDP指标，加之我国的对
上负责制，再有公心的官员也很难照顾底层民众的呼声和需求，涉及环境问题的决策过
程隐蔽不公开，民众只有被动接受。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环境问题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收走西瓜，
给地方留下芝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分灶吃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不到位，使
得地方政府在日常支出上捉襟见肘，地方政府用45%左右的财政收入，支撑着75%左右的
支出责任，如公共教育、医疗，当然也包括环境保护 。这使得下级政府成为利益主体，
不惜一切招商引资，谋取财税收入，逼迫生态比较脆弱或者不适合发展重化工业的地区
也纷纷上马此类项目。厦门的px化工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一旦上马将占整个厦门市的GDP
的2/3，大大增加当地的财税收入，促使当地政府不顾厦门旅游城市的定位和居民的诉求
，做出这个决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六、法制观念和执行的缺失
法制的缺失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述，我国对于形成环境物品的交易市场、对环
境公共设施的监督监管、对环境损害的追溯求偿、以及对涉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公共决策
等法律规定上，都存在空白。
同时，我国宪法中对于居民的环境权，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宪法的地位也偏低，
并不能作为判例的直接依据。
在法律执行上，执法的精华力量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在基层，尤其是经济
相对不发达地区，执法的力量极为薄弱，对于分散的乡镇企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农
业污染难以控制，甚至难以有足够的人手进行统计。

3 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就环境领域来说，问题
非常严峻，而且趋势是在恶化，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付出重大的代
价，环境问题一旦出现，治理需要很长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应
该是正视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改变增长观念，将环境成本纳入增长的代价，将环境成
本体现在发展过程中，理顺中央和地方的环境责任，增加环境投入，建设完善环境法制
，并进一步进行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公共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功，下
一步的重要任务恐怕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在环境这个公共领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