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政治理论

Ⅰ 柏拉图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版和思想家之权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死于公元前347年。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据说当年有位天使经常跑到穆罕默德面前，向穆罕默德说话，他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传给他的门徒们，门徒一一记录下来，形成了《古兰经》。

伊斯兰教的出现晚于柏拉图1000年。柏拉图不可能信奉伊斯兰教。

Ⅱ 柏拉图政治哲学有哪些特征

柏拉图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理想国》或许是有史以来专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属作。
本书作者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认为，柏拉图不仅是某个过去时空中的作者，他关于政治学基本问题（如政治异化、教育、民主制、知识、乌托邦、共同体、金钱的力量以及宗教的意识形态运用）的思考，仍然在当前世界引发争论，给予启发。

在书中，作者重点讨论了《理想国》一书所体现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兼顾了《法义》和《治邦者》。
作者认为，如果政治理论是“一次历经千百年的对话”，那么，除了柏拉图的声音，我们还需要聆听其他声音。
因此，在解读和探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同时，作者也参考亚里士多德、普罗克洛斯、卢梭、托克维尔、密尔、波普尔和罗尔斯等思想巨匠的相关论述。
作者是当代西方研究柏拉图最富盛名的专家之一，本书是其精心之 [1] 作，是目前西方研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代表作之一。 [1]

Ⅲ 孔子和智者学派影响的共同点

儒家：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
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与其它诸子百家地位一样，本无所谓主从关系。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她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其代表人物有： 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九渊、王阳明等 ；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儒家】
（1）正名
含义：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为了使事物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即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努力完成责任与义务。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国君应有的品质，“为君之道”。若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实”（实质），成为名实一致。
（2）义
含义：义者宜也。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义。儒家强调“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仁
含义：“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义务的本质便是“爱人”，即“仁”。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具体有如下几点：
1、一种推广程序：一个人一定要与父母兄弟有亲情，在亲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辐射到他人身上。
2、一种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辐射。
3、一种心理原则：将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建立了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的模式。
4、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与要求，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
5、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性和独立性。
（4）礼
含义：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他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仁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5）忠恕之道
含义：仁的实践包含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其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即“仁之方”。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6）知命
含义：儒家从“义”的理论推导出“为而无所求”的理论。每个人做事情，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道德上已经完成，而不在于达到外在的什么结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就是“知命”的人生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就能保持快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
（1）性善说 ：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都有上述“四端”，若加以充分发展，就成长为“四德”。
（2）儒家与墨家关于“爱”的不同点
1、 墨家，爱是没有等级和差别的；儒家，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因而儒家仁爱的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在“爱有等级”的原则下发展的。
2、 儒家认为，人顺其本性，就自然发展出仁的品德；墨家认为兼爱是要靠外力加之于人的。
（3）孟子的政治哲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对他原理的解释只限于个人品德修养的范围，孟子则将他推广到政治和治理国家的范围。孔子讲授原理时，只讲“内圣”，而孟子将他推广到“外王”。在“内圣”方面，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注：“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性，而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此天之所与我者”，故知道了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道。
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以功利为基础的，孟子则不然。孟子认为：人伦关系和基于人伦的道德是人之所以区别禽兽的地方。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社会人伦关系的存在。墨家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有用；孟子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应当存在。人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够充分发展。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各种人伦关系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发展。国家是一种道德体制，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社会的道德领袖。因此，孟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发展出一套王位嬗替之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国君缺少领袖的道德品质，百姓有一种道德权利，进行革命。这时候，不算“弑君”，只是杀掉一个不义之人。因为国君如果名不其实，根据孔子“正名”的理论，他在道德上已不是国君，变成了一个“独夫”。
孟子认为政治统治有两种：“王道”和“霸道”。“王道”是“圣王之道”，“霸道”依靠暴力统治；圣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贯彻的，霸道是以强制手段来推行的；王道的力量来自道德教化，霸道的力量来自武力。圣王遵行王道，自然竭尽所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即国家必定要建立在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中国历来是农业国家，孟子认为，要建立健全的经济基础就是要在农民中间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井田制。
王道离不开人的本性。它是圣王循其“怜悯之心”加以发展的结果。“仁”乃是怜悯之心发展的结果，怜悯之心要靠实行仁爱才能发展，实行仁爱，就是“推己及人”，就是“忠恕之道”。王道乃是君王实行仁爱的结果，也是君王实行忠恕之道的结果。
（4）孟子哲学的神秘主义内容
含义：或许有人问道：孟子哲学中“知道了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道”，这似乎有点神秘和背离孔子哲学，其实，孟子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仅发展了孔子的哲学理论，而且在某些方面还给予了形而上的解释。孟子所说的“天”是一个道德主宰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是流行于宇宙的形而上学原理，人性便是这些原理的实证。人只要懂得了这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就是“知天”，自己也就成为了一名“天民”。且看孟子的“天爵”与“人爵”之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是指人在精神价值领域中的成就；而人爵是指人在纯物质领域内的成就。天民所关心的是天爵，而不是人爵。孟子有句著名的话：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在生活中，一个人如果充分发展不忍人之心，就培养获得了仁，而实行忠恕之道便是最好途径。在这样的生活实践中，人的自我中心和自私将会逐渐减少，使人觉得“人”和“己”没有差别，“人”和“天”之间没有差别。这是，“天”与“人”融合一体，天人合一，实现了“万物皆备于我矣”的境界。备：具备。孟子的专有用语是：浩然之气。对于“浩然之气”的理解，孟子本人说“难言也”。据哲学家冯友兰的理解是：孟子所讲的“气”是由人的“勇气”，“士气”而来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浩然之气”的“浩然”比武士的勇气更广泛，更超乎世俗。武士们的气概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限于道德范畴；浩然之气是指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超越道德的价值，是一种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气概，“塞于天地之间”。培养浩然之气的方法由两种：第一种，“明道”，提高人对“道”的领；第二种，“积义”，坚持不懈的做天民应当做的事情。两者结合即：配义与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积义与积仁是同一个意思，“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而其本质便是“仁”。根据孟子关于浩然之气的理论，我们可以推论：世人只要充分发展本性，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用孟子的话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基础便是性善说。这也是孟子的教育思想。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汉武帝独尊儒术
……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注13〕，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注14〕，行夏时〔注15〕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冶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注16〕，诸侯不得专地〔注17〕，3．诸侯不得专讨〔注18〕。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注19〕，2．大夫不得专执〔注20〕，大夫不得专废置君〔注21〕。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
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
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注22〕。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
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录黄现璠撰《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Ⅳ 为什么中国的百家争鸣思想与古希腊智者学派思想都阴差

1 百家争鸣的原因
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崩溃.
政治上：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分封制崩溃,是奴隶社会想封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阶级上： 新兴的地主阶级崛起,“士”阶层活跃
文化上：私学的兴起.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转到学在民间.
2.“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3. 古希腊文化产生的原因
古希腊文化的成就是丰富多彩的,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并且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高峰.它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环境下的产物.究其原因,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
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有利于古希腊的繁荣；
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古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奴隶主民主政治为古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提供了社会保障 ；
希腊的民族精神为古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为古希腊文化的高度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方文化的影响为古希腊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古希腊文化的高度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包括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繁荣的奴隶制经济、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希腊民族精神、宗教及外部条件即古代东方的先进文化的影响等.正是有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古希腊文化才会有如此高的成就,成为人类历史的宝贵遗产.
4.相同的地方 都突出现实生活中“人” 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突出,古希腊文化思想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滥觞.
不同点：时间空间不同 中国当时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时期 而古希腊当时是奴隶社会繁荣时期
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 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铁器时代 代表的是新兴的地主阶级 斗争的矛头指向奴隶制残余 古希腊文化是代表奴隶阶级的文化 但是对于后来的古罗马和近代欧洲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Ⅳ 运用高二政治生活知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明了什么哲学道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说明同一事物由于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看法也就不同。例如一张《清明上河图》画家是从美学角度看的经济学家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史学家则是从社会历史角度看的。

Ⅵ 公元前5世纪，希腊出现智者学派的政治前提。

希腊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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