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治理体系
A. 十三五时期，共有多少农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内脱贫。
“十容三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投入更多资源，措施更加精准。
从2015年到2019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5575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7%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今年，中国将消除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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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十三五”时期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了信心和动力。
B. 怎样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C. 如何确保消防综合治理体系有效运转
1、组建消防综合治理网络。
2、建立消防综合治理责任体系。
3、强化监督管理。
4、加大消防综合治理宣传力度。
5、落实责任考核机制。
D. 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
认清乡村治理规律，把握“三治”辩证关系
认清乡村治理规律，关键是认清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处理好党的基层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正如《条例》所强调的，“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既体现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时代要求，又体现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使命担当。前者要求确保发展的政治性和长久性，后者要求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就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前提下，发挥好农村自治组织的主导作用、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以及个体成员的主人翁作用，实现各治理主体间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
认清以上规律，正是把握“三治”辩证关系的关键。要把握“三治”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根本要求，必须以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为根本前提;要把握“三治”结合不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简单加总和随意组合，而是因时因地制宜，激活整体功能、系统功能的复杂过程;要把握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补充。
把好自治方向，为法治德治打下坚实基础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的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村霸”等现象，正是由于基础不牢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必须首先打牢这个基础，而打牢这个基础的关键就是加强政治建设，把好自治方向。
突出政治建设，严格执行党的意志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作为联系党和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层组织;党的意志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是必须紧紧围绕的理论核心。严格执行党的意志，落实相关政策要求，才能使农村社会紧跟国家发展步伐。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严格执行党的意志，关键是要做到“维护核心、服务中心、凝聚人心”。“维护核心”，就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服务中心”，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任务，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物质保证;“凝聚人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切实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各环节，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民心保证。
突出政治功能，发挥“能人组织”作用
就农村社会而言，“能人”是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知识、经验、声望或关系资源，在村内影响力较大的成员，党员是“能人”的主要组成;而“能人组织”则是在村内影响力较大的组织，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无疑是影响力最强的“能人组织”。“能人组织”和“能人”是决定社会发展尤其是制度变革的关键主体，也往往是发展和变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农村“能人组织”和“能人”作用发挥得如何，决定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效果。
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应从三方面发挥其“能人组织”功能: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把自身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一功能源自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以及党的执政地位。二是继续发挥自身作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改变了过去“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状况，促成了农村社会网与外界、特别是政权的相互交流，为法治在农村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充分发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自身及其党员引导农村社会发展方向、制度选择以及变革的作用。作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肩负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取幸福的历史重任，因此，要不断提升组织力，在选择既定的情况下，以“能人组织”的身份和广大农民群众一起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