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要探索要创新

① 如何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② 如何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创新完善维稳工作机制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③ 我国公共政策体制应该怎样改革和创新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
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
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
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
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④ 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有两重战略意义：
1、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2、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创新为发展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治理秉承现代化的生态观，要求转变发展动力，改变传统的依靠资源、资本、劳动扩张来发展经济的外生发展模式，以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发挥绿色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绿色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等多方位全面着手，树立创新的绿色理念，坚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绿色创新可以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引进和创造绿色技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采用绿色资源，升级绿色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等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
二、 构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治理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明晰生态治理主体的权责，提高生态治理的认可度，保障生态治理体系的运行。因此，需要以生态环境产权制度为切入点，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领域的立法，完善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生态协同性法律。同时，还要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和问责机制，引进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
三、不断提高生态治理能力。
生态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并在治理过程中引入监督机制，保证治理行为本身符合相关法律规范。
2、要将地方政府竞争引导至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通过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态政绩考核，执行地区内统一的环保标准等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各地经济发展的真实竞争力，使得生态治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常规性工作，从应急转向常态，切实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断进行。
3、要不断加强绿色发展执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态法律，只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才能发挥有效作用，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按照相关法律办事，而且意味着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认识得到统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后，执行力就决定着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加强生态执法对于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4、要建立综合完善的生态环境评估指标，对治理结果进行第三方评估。从治理结果来看，生态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须体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也是对治理过程的最终检验。因此，在生态治理中要坚持结果导向思维，发挥智库第三方评估的作用。第三方评估在生态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他们的参与是推动生态治理过程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
四、 促进生态治理实践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态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推进生态治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利用被证实的研究成果指导治理实践，坚持一切治理从实际出发，就能防止盲目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进而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术的革新与结合，在人类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前，我们正处在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时代，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智能技术，不仅对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五、推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西方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证明，仅仅依靠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式治理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重点在于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让公民正确把握生态治理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公民、各类社会组织等，其中国家作为主导，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证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的决策，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对治理绩效进行客观评价。

⑤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

1、政治方面的成就：

港澳回归，一雪百年耻辱；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亚洲投行，由中国主导，打破日本美国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基建方面的垄断；杭州G20峰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

2、经济方面的成就

中国GDP超10万亿美元，是世界上10万亿俱乐部成员，是日本GDP的2倍。高铁2万公里，占世界6成。钢铁产量，世界16亿吨，中国占8亿吨；中国高速公路12万公里，占世界的52%，力压美国占世界第一；有六个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桥。

3、科技方面的成就

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北斗卫星，世界排名第二位；神舟飞船，载人航天；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把飞行员送入太空的国家；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进行试验；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

4、体育方面的成就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男足曾实现历史性突破，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跳水从梦之队时代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第一的超级梦之队；中国横扫世界乒坛；中国女排东山再起，两夺世界冠军，更夺得了里约奥运会金牌。

5、军事方面的成就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航母服役；四代重歼，世界第二个能造四代重型歼击机的国家；双体穿浪导弹艇，世界上第一种双体穿浪军用船只；机动登陆平台舰，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有的半潜式运输舰；蛟龙600，世界最大的水陆两用飞机。

(5)国家治理体系要探索要创新扩展阅读：

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1、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

2、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3、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⑥ 当代的大学生该如何理解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

任何事情都得跟得上时代跟不上时代都会被淘汰，国家的改革创新回是顺应时代的产物，是不答断考察和理性决策的一种做法，所以当代大学生要理解国家的改革创新，国家走在我们前面，国家顺应时代，我们也不能被淘汰，也要顺应时代，做一个理解国家，报效国家的人才。

⑦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体质,要坚

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

第一，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

社会要和谐稳定，平安具有极端重要性。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牢记和谐稳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着力提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既同邓小平同志的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大道理的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了新的丰富发展，特别是把平安提到极重要的民生高度，是对我们党民生思想的创新发展。

第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顺了、和谐了，社会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谐稳定。

因此，社会治理要紧紧抓住人这个核心。

第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重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主要的就是社会利益矛盾错综复杂。

因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重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

”因此，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