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角

1. 从中西抗疫的对比的视角,阐释中国社会治理在抗疫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体现出的

首先，中国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另外，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体现了伟大的中国力量

2. 在抗疫过程中,东西方国家做出的反应不同体现了什么中国精神

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内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敢于斗争，坚持人民至上，科学防控，加强国际合作，展现的中国精神成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力量之本、信心之源，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

敢于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与政治品格。在容这次疫情防控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以坚定的信心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彰显了伟大的斗争精神。

(2)社会治理视角扩展阅读：

面对疫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世界各国精诚合作、携手应对，人类才能战胜疫情，维护共同家园。

从长远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唯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彼此信赖、相互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3. 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谈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与进入后现代的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一样的国情，因此，“治理”一词在中国与所谓去国家化的“治理”亦有不同的意涵。早在先秦时就有“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之说，这里“治理”指的就是国家要分明职司，各司其职，管理社会事务，实现公道正义。今天国家治理社会事务的内容远比古代中国丰富，治理的意涵也丰富得多，《决定》所说的治理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即“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治理能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执行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对于欧美学者在论述他们的“治理”概念时所阐述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大胆借鉴和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要求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治理，体现了治理主体多元的思路，但这并不等于多元“化”和多元“共治”，更不是“去国家化”，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格局中仍然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但政府如何主导，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又需要引进“治理”的思维。要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鼓励社会协同，发展社会自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有效的、具有执行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才能走向现代化，笔者认为可以循着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国家最高权力的唯一性。国家治理的主权性质体现在国家最高权力一旦确立，就具有唯一性，不可违抗、不可挑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今世界无论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都是如此。在实行竞选式民主的国家，国家最高领导人一旦按法定程序产生，失败的一方就必须接受，虽然可以挑战，但是要等到下一次选举才行。2000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因得票十分接近而产生争议，但经过最高法院判决有争议选区选票的归属、确定布什当选后，戈尔尽管内心不舒服，还是大度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并向布什致电祝贺。而有的国家虽然表面看起来实行了民主竞选，但失败的候选人常常拒不承认、胡搅蛮缠，甚至发动街头抗争，不仅导致民主的失败，也导致国家的失败。在非竞争性选举的国家，任何政治力量、政治人物如果企图挑战、违抗国家最高权力或者挑战既定的权力继承和交接安排，国家必须有能力予以严厉惩处。
军队、警察等强制力量的从属性。任何一个国家，对外为了抵御侵略和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建立、维持一支常备军；对内维护社会的安宁、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就必须建立警察、监狱等强制机关。在一个现代国家，任何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力量和政治领导人，要掌控和维系国家，就必须掌握对军队、警察的指挥权。不同的国家，治军的体制和原则不同。在中国，实行的是执政党领导军队的原则，而在欧美国家，实行的是文职官员控制武装力量的原则。表述的话语大相径庭，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原理其实是相通的，即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队必须接受政治领导，服从政治权威。如在美国，总统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为现役军人，他任命的国防部长和海陆空三军部长都必须是文职官员，均属于政治任命，必须接受和认同总统的政策纲领。麦克阿瑟因为在朝鲜战争上与总统产生分歧而公然指责杜鲁门的政策最终被撤职的经典案例就说明，军事将领必须接受总统的领导。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党指挥枪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之后，更要坚持这个原则。
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精致化。近代欧美思想家曾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治理体系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类理性的成份愈来愈多，人类智慧的含量愈来愈高。当人类社会处于蒙昧状态时，社会公权力组织完全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而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权力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到了近代，实现“共和”、废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对国家机关的设置、权力划分、权力配置和制衡进行了精心设计，形成一整套政治制度。
国家治理的法治化。随着人类理性因素在国家治理中日益占支配的地位，感性因素逐步让位于理性因素。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由最好的一人还是由最好的法律统治较为有利？”在他看来，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尽管人们在制定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产物，是人们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和制度愈来愈复杂，尤其是到了近代，除了规范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范国家治理活动的宪法，并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是否实行依宪治国也成为判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确定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这是值得期待的。
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精细化。回顾人类社会管理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地由粗放到精细、由混乱到有序的历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更加精细化、有序化。有出国经历的人会发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包括行路驾车、倾倒垃圾、公共场所说话吸烟、养猫遛狗等，对个人生活的规范和管理几乎无处不在。以倾倒垃圾为例，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都有非常精细的分类和严格的规制，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分类之细、管理之严、法规之全，令人叹为观止。在日本，垃圾分为八大类，其中仅塑料就区分为塑料瓶类、可回收塑料、其他塑料。在瑞典，玻璃器皿要区分有色玻璃和无色透明玻璃。扔垃圾也有严格的规则，譬如属于可燃垃圾的食物垃圾就要沥干水分用专用的纸袋包好，有害垃圾装入垃圾袋后必须标有“有害”的标识。每周或每月哪一天可以扔什么类型的垃圾也都有严格规定，乱扔垃圾将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和监禁。反观我国，社会治理中还存在颇多缺陷，如社会管理盲区甚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或者有规无管、习惯于运动式突击检查，以及管理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精致化、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过程中，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告别粗放式的治理，实现治理的精细化。

4. 研究用户视角下电子政务成熟度，应该从哪些方面分析

随着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深入和发展，智慧政务在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应急职能方面作用愈发重要，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国家提出网络强国战略以来，加快智慧政务发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要深化智慧政务改革，不断适应新形势，谋划新思路，提出新理念，构建新模式，发掘新途径，满足新需求，打造新常态。

一、工程导向到问题导向

智慧政务发展容易陷入误区：以工程建设为导向，认为简化审批、加快建设一大批信息化系统，就能较好地提高政府履职能力。这种以工程为导向的建设模式，不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增强智慧政务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当下，智慧政务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建立以需求为主导的建设机制。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为目标，切实提高政府履职能力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智慧政务建设项目，有效提高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时效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二、分散建设到集约化建设

长期以来，智慧政务建设中缺乏顶层设计，分散、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普遍存在。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地市级、区县级设有独立机房的部门平均比例分别为70%、32%、22%;省级、地市级、区县级政府网站分散建设的比例分别平均为78%、32%、30%。智慧政务基础设施建设分散状况严重，粗放式的建设模式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给业务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带来各种困难。因此，亟需切实加强智慧政务规划、建设、运营的统筹协调，加快实现从粗放式、低效能的分散建设，向集约化、高绩效的协同发展转变，从部门独立建设、自成体系，向跨部门跨区域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转变。

三、政府独导到社会共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参与“治理”的主体包括了各类权力部门、公共部门，以及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是平等关系。“社会治理”弥补了“社会管理”内涵的局限，使社会治理体制得以创新和拓展。智慧政务是社会治理模式的信息化反映，智慧政务建设模式要始终适用于、服务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动和演化。

1、规范社会共建机制，打造以政府主导为一体，企业和社会广泛参与为两翼的社会共治模式。

2、规范监督和保障机制，规范参与方的权、责、利。

3、鼓励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快形成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厘清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加快促进政府独导到社会共治模式的转变。

四、由数据割据到数据开放共享

据统计，政府拥有社会信息资源总量的80%之多，但有关部门调研的38个部委涉及的80个专网里，实现横向交互的比例尚不及0.1%。这对数据尴尬刻画了目前政府数据共享面临的数据壁垒日益加重之窘境：政务业务数据成指数量级增长，但由于各业务系统技术标准、开发环境、系统架构等存在巨大差异，客观上对政府部门数据共享造成了技术屏障。大数据时代，要彻底消除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羁绊，

1、开放数据。要尽快规划政府数据开放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推进开放数据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

2、落实数据共享机制，明确数据共享的权、责、利，根据“一数一源”原则保证数据的真实性、鲜活性、权威性。

3、加快制定应用规范和技术标准，借助信息技术和手段打通各异构业务系统。

五、数据支撑到辅助领导决策

从发展历程看，中国智慧政务经历了办公自动化、系列“金字”工程、政府上网到“三网一库”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智慧政务的发展，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电子口岸、社会信用、食品和药品监管、应急指挥、智能交通、环境保护、安全监管等重点信息系统项目不断展开研究、设计、立项和建设工作。这些信息系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部门内部办公、管理和协调，但如何有效整合利用有关业务系统和各部门的相关信息资源，完善综合分析、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等业务应用系统，为领导决策指挥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在大数据时代已日显迫切。当下，这些信息系统需要通过整合智慧政务网络，以提高应用水平、发挥系统效能为重点，深化智慧政务应用，推动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智慧政务辅助领导决策体系，提高政府宏观管理与科学决策能力，加速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化辅助决策的进程。

六、履行政府职能转向提供公共服务

长期以来，智慧政务建设主要是从政府内部需求角度推进的，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方便监管，对民众需求的考虑显然不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智慧政务建设，打造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基础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安全的智慧政务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创新优化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将公共服务电子化，使智慧政务由流程规范化自动化，提高服务效率，转变为有效为社会公众提供最终交付品，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有效提高服务效能和水平。

七、传统模式到新兴形态

作为新兴技术，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和大数据潜在的价值逐渐得到挖掘，关注度不断得以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大力推进国家智慧政务建设，推动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和在重点领域的应用示范，加强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出，利用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智慧政务公共服务体系。工信部在2013年已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目前针对云计算的“十三五”规划也已经启动。未来发展中，智慧政务应继续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借助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等新技术进一步扩展政务信息来源，构建异构信息资源整合方式，提高政务信息化资源利用效能，深化业务应用，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

八、核心技术设备国产化

目前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体系逐渐完善，但是整体来看，国产设备占有率低，核心设备差距明显，潜在的战略风险、数据泄漏风险和情报监控风险，严重威胁着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棱镜门”事件之后，信息安全被提升到了重要高度，“去IOE”成为多个领域的共识。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智慧政务设备国产化的帷幕正式全面拉开，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信息技术攻关有望加速，应用牵引、平台重构、分阶段实施的国产化新思路将全面铺开。
金鹏信息网格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