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三

⑴ 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适应社会治理新常态

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平台，建立高效多元的服务和矛盾疏导化解机制。

（一）整合公共资源，拓展服务功能，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平台。

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任务越来越重，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实行网格管理，推动干部下沉，把服务和矛盾预防化解在田间地头。

在安排好“一办”和“中心”办事窗口的轮值服务人员外，其余80%的镇干部按网格化管理包组、包片、包户模式，每周3天以上的时间深入责任网格范围内走访、服务群众，担当起政策法规的“宣传员”。

（三）注重多元治理，凝聚共治合力，力求群众的问题更多地让群众解决。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积极鼓励培育基层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注重培育村民理事会、水利协会等矛盾化解类社会组织，引导广大群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反映诉求，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四）强化支撑保障，全面系统推进，形成常态长效活力机制。

强化信息化支撑，开通手机版社会治理服务“一册通”，网格内重要信息和工作开展情况通过短信方式向镇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传输，实时进行分类、交办、催办、查询、归档，实现情况及时掌握、矛盾及时化解、结果及时反馈、服务及时跟进，提高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规范化水平。

(1)基层治理三扩展阅读：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适应社会治理新常态的背景：

服务群众不到位、干群关系不密切，日益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重大决定中，鲜明地提出“治理”这一概念，将“社会管理”表述变成“社会治理”，体现了由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共同治理的结构性变化，是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高度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实质上就是要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⑵ "三自一引指什么"基层治理模式指什么

“三自一引”，凝聚改革共识
深入发动，让农民“自愿改”。
村民议决，让农民“自主改”。
矛盾化解在基层，让农民“自治改”。将农村产权改革中的矛盾问题交由群众互相协商、自主解决，充分尊重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直面矛盾”是农民自治诉求下推进改革的必经之路。
狠抓基层党建，由支部“引导改”。规范运行机制，促进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把握农地产权改革方向的重要抓手。

⑶ 基层治理如何()是决定因素

基层治理的成效如何，人才是决定性因素。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要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引导更多人才在基层汇聚、在基层成长、在基层成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单位人”逐步变为“社会人”，城乡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基层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当前，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城市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欠缺，已成为制约我省城乡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打破基层人才瓶颈，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已是当务之急。

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要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支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村党组织带头人有觉悟、有干劲、有能力、有群众基础和奉献精神，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才能搞好乡村治理，发展好村级经济。要在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以后，完善鼓励乡镇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政策措施，提倡符合条件的中心村、重点村、特色村党组织书记进入乡镇党委班子。广大优秀农民工在外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经验，是培育选拔带头人的重要来源，要深入实施优秀农民工回引培养工程，把更多优秀返乡农民工发展成党员、培养为村党组织带头人。

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要提高基层人才的专业化水平。乡村要重点培养本土人才，通过培育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产业发展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农村职业经理人，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对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推行岗编适度分离机制，采取特设岗位等方式引进基层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城市社区要重点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素养好、服务能力强、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要研究制定社区工作者发展专项规划和政策措施，推进社区专职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体系建设。

夯实基层治理的人才基础，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稳定人才队伍。在财力许可条件下，适当提高村干部待遇，进一步激发村干部干工作、抓发展的积极性。城市社区要加大激励力度，落实报酬待遇并形成正常增长机制，畅通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通道。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不断抓好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为基层治理提供强大的人才基础和动力保障，才能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要求。

⑷ 农村基层治理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同时，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很多新矛盾和新挑战。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一、在农村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干部群众沟通渠道不畅。一些村干部民主意识薄弱，民主作风欠缺，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发展、惠民为民政策落实上，向群众宣传沟通力度不足，出现“替民做主”现象。部分群众对村务工作不知晓、不理解、不支持，即使村干部为村民办了好事，也常常被误解，导致干群感情生疏、情绪对立。
（二）村务工作监督不到位。个别村干部仍然存在“家长制”作风，凭主观意志、人情关系办事，在生产和村务管理过程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不按规定召开党员、群众会议，不按照制度程序办事，提议决策不民主，村务管理执行不透明，过程结果不公开，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部分村的账务不进行公开，有的村公开的帐目不清，数目不明。部分地方低保户评选不公开、不透明，“关系保”、“人情保”时有发生。
（三）村“两委”关系不尽和谐。部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工作仍存在碰到问题互相踢皮球、扯皮现象，造成有些工作重叠，有些工作死角无人管。有的村委会班子成员认为自己是全村群众选举的，而村党支部书记只是由占村民总数一小部分的党员“两推一选”的，于是盲目自大，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尊重党支部的领导；有的村党支部认为，基层党组织是领导核心，就是要领导一切，于是就大包大揽，妨碍了村委会班子正常行使应有的权力。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少数群众大局意识不强。当前农村兴办公益事业，既要靠国家的优惠政策支持、引导，更要靠群众自力更生、自主筹资筹劳。但少数有承担能力的群众大局意识、公民意识不强，只想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导致农村发展不快，村级债务增大，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不和谐因素增多。
（二）部分村干部综合素质不高。当前大部分村干部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现代基层治理理念有所欠缺。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执行力不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在工作上满足于过得去，对工作质量要求缺乏高标准；有的干部在仍习惯于 “一班人”“说了算，定了干”的“为民作主”的领导方式，常采用强迫命令和强制性行政手段，不能正确运用服务群众、民主协商的工作方法。
（三）部分基层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基层干部有的民主意识较差，决策不民主，听不进群众意见，凭主观想象决策和开展工作；有的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存在享乐主义和盲目攀比现象；有的工作不深入，工作怕吃苦、怕担责任、怕吃亏，对群众存在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有的工作作风粗暴，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群众办事难，未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新时期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对策和建设
（一）治理规范化，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积极探索新型农村治理机制，着力强化农村基层自治结构，构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府管理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因地制宜推广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做法。推进村务、党务公开，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项实践。探索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指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
（二）培育民主意识，提高群众自我治理的能力。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当前基层干部的素质与村级治理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进一步培养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仍然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集体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村干部和全体村民的行为，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意识，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村级干部要在制度框架内管理村中事务，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学会运用示范、引导、服务的方式开展工作，运用说服教育、民主协商的方法处理农村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
（三）加强培养选拔，完善村级干部选人用人机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实行“两推一选”，先由党员推荐、群众推荐确定候选人，再进行党内选举，改变村支部选举“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做法。党委会成员的选举实行“两票制”，先由全体村民对本村现有党员投“信任票”，然后从得票超过半数的党员中提名村党委会候选人，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投票”选举村党支部组成人员。完善选民登记和投票程序，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加强对村委会选举的组织和监督，严查舞弊贿选，确保村民有效行使选举权。加强对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私营企业主、返乡务工人员等新生代村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以改变目前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等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
（四）规范村务管理，完善议事决策机制。成立村民议事机构，由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议事委员会，通过村民议事委员会，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交给广大村民，凡村务大事，都要经村民议事委员会充分讨论后再决定，做到村干部、党员、普通村民三者决策的有机统一，使村民能够表达意见并参与决策，真正成为决策议事的“主角”。严格执行“一事一议”制度，充分发扬民主，严格履行程序。对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先由村党支部形成决议，然后提交支委和村委召开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通过后提交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凡涉及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尤其是重大村务和财务,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努力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确保村务管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改革财务管理制度，探索每月到镇（街道）做账和每季度在联席会上公开账务和村级财务镇（街道）代管等制度，探索可行有效的村账审计方式，如第三方审计。
（五）深化“阳光村务”，完善村干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村民代表会、党员和群众代表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理财小组等群众性监督机构。进一步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议事会制度、党员和群众代表议事会等制度。实行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制度，听取和征求村民意见，深化民主监督工作。深化“阳光村务”工作，规范村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等“三务”的公开内容、公开形式、公开程序和时限，将村事务“晒”在阳光下，“亮”在民心中，真正让村民知情，由群众监督，使村干部清白。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两委”干部执行村务决策、履行村务管理和遵守财务管理制度等情况进行检查和全程监督，并及时公开。上级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定期检查村务、村账情况，听取村民意见。在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实行“项目公示制”，增强工作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增强村民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律意识，进一步打通民意反映渠道，让村民的意见顺利“上传”到有关部门，使村民成为村干部的“全天候”监督者。

⑸ 如何提高乡村基层治理能力

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以来，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间通过分权改革、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发展加速融合。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实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政权的管理权有限，经济能力也有限，却承担着无限的政治责任，“一票否决”事项过多，不必要地增加了乡镇政权的工作压力和困难；其二，乡镇政权与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其三，乡镇政权的民主基础不牢，乡镇人大制度没有全面落实，不能适应农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和诉求，乡镇政府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高度信任。由于这些体制问题，不少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源放在应付上级下派的行政事务上，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难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必要通过改善行政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落实人大制度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
强化基层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和完善我国当前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乡镇政权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乡镇人大、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关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遵循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定程序，使其规范运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运行的体制机制，有效回应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权力和行为必需受到的制衡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应体现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乡镇政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重点履行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乡镇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对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对乡镇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再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考核乡镇官员的主要指标，而是将提供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增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能和财政的完整性，并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平台和机制，实现地方政府治理有序化、法治化、民主化。针对地方发展的差异性，给予地方治理必要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探索符合各地实践要求的地方治理制度模式。
完善和推进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乡镇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其对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乡镇人大选举，做实差额选举，遏止和消除选举中的“贿选”、“虚假选举”等乱象，使人民群众能真正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实行选举公开，改变代表候选人不透明不规范的状况。改革人大代表成员结构，提高农民代表与专业人士的代表比重，限制政府序列的人员参选人大代表。要建立履职规范，做实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实现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常态化、制度化，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真正为他们服务。乡镇人大代表和人大主席团的履职，应从会议期间向闭会期间拓展。对那些长期不履职或消极履职的代表，要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其代表资格。同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监督职能。当前，乡镇人大缺乏对官员的问责和质询，必须在财政、人事、提案质询等方面真正履行监督职责；乡镇人大代表通过人大主席团依法行使权力，对犯有重大错误、不能胜任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行使罢免权。
乡镇人大制度的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改进乡镇党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方式。各地应根据实际，大力开展创新乡镇人大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样化形式。不断完善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代表素质，为提高议政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基层社区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在乡村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一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村委会及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下设委员会。二是要不断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逐步建立责权明晰、衔接配套、运转有效的村级民主监督机制，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有条件的地区要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其定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探索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首先，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职责。其次，明确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再次，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积极推进为民服务代理制度，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引导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劳动保障、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进农村社区的机制，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探索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措施。最后，开展农村社区互助服务。从解决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以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为基础，以志愿服务活动为抓手，把社区服务逐步向农村延伸，探索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组织动员村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效机制。
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型
积极培育和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各类民间社区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探索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经费投入机制，才能不断增强农村社区建设和乡村治理的新活力。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逐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有序发展民事调解、文化娱乐、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社区性社会组织，发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⑹ 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变迁

乡里制度是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清人陆世仪说过： “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保甲书·广存》)。 目录1概念 2乡里制度的演变 1概念编辑乡里制度，就是指中国古代县以下的各级基层行政区划的制度。 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这是古代中国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地方。乡里制度具有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 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历代乡里制度都是以对全体乡村居民进行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它是君主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结构中原基层的行政单位，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督催赋税、摊派力役、维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职权，被称为“治民之基”(《周书·苏绰传》)。 2乡里制度的演变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钢认为，中国乡里制度大体以中唐为界分成 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乡官制，第二阶段为职役制。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乡里制度的起源时期，自秦汉以来，乡里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步由乡官制变成职役制，一直到明清两代。历朝历代乡里制度在名称上、形式上虽有变革 ，但做为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的基本形态是一直沿袭的。 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演变 ［ 作者：赵金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45 更新时间：2010-9-28 文章录入：］ “乡”本义指方向，在先秦文献中常被引申为表示某个方向的地域。“里”是人类的聚居地，是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乡、里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国家加强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先秦时期，原始村落是“里”的初期阶段。它是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改造而逐渐形成的。这时的村落是人们生活、生产的中心，只具有经济性质，不具备政治功能。夏商时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原始村落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行政性质的社会共同体—邑或邑聚。这时的邑或邑聚则具备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邑聚作为居民的聚居点，大小不一，有大邑聚和小邑聚之分。西周时期，小邑聚逐渐发展成“里”。“里”是西周农民的聚居单位，是附着于土地的一种农村社会组织。因每“里”都设有社，故“里”作为一个地方区划也叫里社或书社。周代宗族里社的政治、经济功能较之夏商邑聚得到初步的发展，随着国家机器的强化，其基层行政组织的性质日益明显。春秋时期，各国在自己的辖区内都建立了地域性的行政系统，并都把乡、里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这个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确立和郡县制的实行，国家通过行政管理、连坐制度、宗教控制、人口控制加强了对乡、里的统治。战国时期，乡、里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职能已经基本形成，具有了组织生产、征派徭役、维持治安、乡里选举、防灾防疫、婚丧祭祖等一系列社会职能。 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逐渐加大，在国家政权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乡、里管理体制由乡、里自治体制、治安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构成。这三者相辅相成，有效的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乡里组织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则以人口的增减而变更。乡官主要有三老、啬夫、游徼、乡佐；里吏主要有里正、父老、什长、杜宰、里监门等。乡里治安由亭长、游徼负责，其治安职责有三：一是追捕盗贼，维护治安；二是协助都试；三是调解诉讼。亭作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除亭长外，还有亭侯、亭佐、亭父、求盗等。这个时期，乡、里的社会职能更加完善，举凡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乡里选举等，无不由其承担。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战争频繁，乡里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人们为了自保避乱，纷纷脱离原来的里伍编制，以宗族或乡里为基础，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坞壁，或称为坞、村坞、堡、村堡等。坞壁种类复杂，主要有流民坞壁、家族坞壁、豪强坞壁。在坞壁内，坞主的产生有自立和推选两种形式。一般情况下，豪强坞壁的坞主都是自立，且世代相袭。其他坞壁的坞主一般由推举产生。坞主行使最高领导权，原来作为聚落首领的里长的功能逐渐淡化了。北魏统一北方后，实行了三长制，使三长取代宗主成为乡村的领导者。三长制实行以后，村落在维护治安、生活生产和教化整体等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这些作用的增强，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三长下的党、族、邻组织，成为独立的整体单位。自然村设村长、路都、三老等，统称村司，取代了秦汉时期的里吏。村的社会职能逐渐取代了秦汉以来“里”的职能。 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晋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对乡里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规定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伍为闾，闾四为族，皆为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在乡村事务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里正、党长。乡、党、里构成了隋朝乡村的政治体系。唐代县以下的地方基层组织机构是乡、里、邻保。一般情况，每里百户，五里一乡。里有里正，负责一里之事，里正的职责主要为按比户口、均田授田、催驱赋役和乡村治安。里之下设有邻、保。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保长。 宋朝初期，乡里制度大体上是后周制度与唐代乡里制度的延续。但由于长期战乱对乡里制度的破坏，乡村数量减少，使得宋代的乡里制度与前代又有所不同。从编制上看，唐代“五里一乡”的状况已不复存在，而基本上是一乡一里、乡里合一，乡的影响日渐淡化。从里正的职责看，由于乡里合一，宋初的里正和按乡配置的“乡书手”共同“课督赋税”。在乡里合一的情况下，原来只是村落首领的里正成为乡里合一基层组织的主要首领，乡职逐渐消失，只有以书算文字工作为职责的乡书手保留下来，但行政关系上确隶属于里正。开宝七年（974年）宋朝又实行“废乡分为管”，即废除乡级设置，将原来的乡分为若干“管”。管的行政机构由耆长、户长和壮丁组成。耆长的职责主要是“管干斗打、贼盗、烟火、桥道”等公事；户长的职责主要是“督课赋税”；壮丁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州管与州县间“解送公事”和“承受诸般判状贴引”。管与里一样，成为宋代乡村基层组织。但乡作为实施国家赋税稽征的单项行政建制仍然保留了下来，所不同的是乡不再是居民村落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而只是编制户籍和稽征赋税的计算单位和实施单位。 宋朝熙宁新政时期又实施“保甲制度”。规定相邻十家为一小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无论主户与客户，只要家有二丁、年满十五岁的就编入保甲。保人共同维护保内利益，轮流巡查，共同御贼。同保之内，相互制约，一家犯法，同保连坐。后来保甲制度不断充实，增加了“捕盗”、“弭盗”的内容，使保甲制度在乡村统治中的职能更加完备。保甲制度的建立在全国农村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治安网。熙宁新政失败后，保甲制度并没有被宋王朝废止，而是一直延续到南宋。直到南宋灭亡，保甲制度一直是乡村统治的基层行政制度。只是在南宋时，保甲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乡与都保从北宋时期的无隶属关系发展到都保成为乡以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保长的选任由乡司安排。南宋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呈乡—都—保的三级组织系统。 元朝入主中原前，南方在宋朝的统治下实行保甲制度。北方处在金朝的统治下实行坊里制，即农村以乡、村为编制，置里正、主首司其职。五家为邻，五邻为保。村社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元朝建立后，最初承袭金制。至元七年颁布里社法令，始在北方各地农村推行村社制，但同时里正、主首也保留了下来。村社是元代社会的基层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结成的民间乡村组织，具有农村民众互助和政府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性质。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并为一社。村社的职能已有单纯的劝农桑向多元发展，如乡里教化、互助、维护治安、征办科差等。社长和主首都是里正的助手，协助里正处理乡村事务。这样，元朝形成了以里正、主首、社长为首的乡里管理组织。 明朝建立后，以人户为中心建立了乡、都、图（里）的地方基层组织。始于北宋的都保在明代被都图代替。都保以地域划分为主，属鱼鳞图册系统。都图则以人户划分为主，属黄册里甲系统。图就是里，每图或每里之下又置有十甲，因此这种编制被称为里甲制或图甲制。规定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甲不足十户，名半图。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里长、甲首的职责主要是“催办钱粮，勾摄公务”。 明朝统治秩序建立后，作为军事制度的卫所制度在全国各地逐渐推行，凡重要地方设卫，次要地方设所。卫设指挥，所设千户、百户，统领本卫所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明中期以后，卫所制受到破坏，亦兵亦农的乡兵应运而生，成为乡村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的乡兵组织，因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呈不同形式，主要有团练、义兵、宗法武装。它们组成乡村防御体系，成为保护乡里的重要力量。明代的乡里教育十分发达，官府专门设立了许多乡村社学对乡里民众进行教育。教学内容除识字和一般生活知识、历史故事外，也灌输纲常伦理道德观念，以利于加强对地方的统治。 清代沿袭了宋明时期的里社制和保甲制，里社、保甲和宗族组织并存是清代乡里组织的一大特点。清代乡里组织的构成十分复杂，里社、保甲、宗族组织互相交错，构筑了清代的地方统治基础。但在清代前期，保甲制不如里社组织重要。摊丁入亩后，人丁编审受到忽视，以里甲控制乡村户口的制度被彻底破坏。保甲制逐渐取代了里社制，成为清代后期地方基层组织制度。清代保甲制度规定，每户发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住，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甲立一保长。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甲头、保长由村庄内村民充当，具有半官半民的身份性质，是国家在基层立言行事的代表。清代保甲组织除延续了宋明时期的加强乡村治安、承办公差、乡村教化的职能外，又增加了赈灾救荒的职能。 清代乡里的宗族组织与里社、保甲组织并存，构成了清代地方基层统治的基础。每个宗族都有族正或族师、族长，族正在宗教组织处理族内事务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各宗族都有严厉的宗规、族规。乡绅在宗族组织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政治上，乡绅是官吏的补充，可参与乡里管理事务。经济上，乡绅享有赋税和徭役的优免权。另外，乡绅还是民事纠纷的仲裁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有关官吏的司法权。乡绅成为乡村社会最活跃的一支力量。清代的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具有治安、防范和消弭农民反抗的功能，在经济上具有催征、赈灾济贫的功能，在文化上具有祭祠、兴办义塾的功能，是清朝加强地方统治的重要力量。

⑺ 如何统筹推进基层治理工作，不断提高治理实效和水平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政法机关特别是赋有社会治安治理职能的部门，必须从思想上主动适应，从措施上积极应对，积极探索加强社会治安治理创新的新思路、新办法，切实解决思想认识、运行机制、警力装备、队伍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切实履行好政法机关的社会治安治理职能。

(一)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打造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推进社会治安治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既要全面开展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社会矛盾化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的管理、社会组织服务等问题，创新虚拟社会治安治理，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社会共同监督的互联网综合管理格局。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人防”方面
强化县乡村三级巡逻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在主要交通路口设置警亭，每个警亭设置固定巡防队员24小时值勤，白天1人，晚上2人，每周五县委政法委牵头组织政法部门分战区进行县级大巡逻，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的巡防主力军作用。同时，乡镇战区联动巡逻与村级日常巡逻相结合，网格联动，警灯闪烁，提升群众巡逻知晓率。广泛宣传发动，落实邻里守望制度，对外来人员以及有嫌疑人员要详细询问，邻里之间团结协作，共同抵御不法分子。规范乡镇专职巡防队，对队员定岗定责，配齐配强其巡防装备设备，强化其日常适应性训练，完善村级专职巡逻队，结合实际各行政村要普遍建立自己的专职巡逻队，确保村级巡防全方位、经常化。

“物防”方面
1、 强化对群众安全防范宣传力度。动员群众开展一次全方位的自查，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以便因症施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2、 推进加固门窗、筑墙垒院等物防措施。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动员安装自动报警装置;
3、 对重点单位特别是西部矿区生产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要加高加固围墙，修建观察瞭望点。对存放现金、贵重物品的部位，配备保险柜，集中保管。对生产、使用、保管、运输危险品单位经常检查，及时发现堵塞防范漏洞;
4、 实施亮化工程。乡村一些街道小巷长期无路灯，是治安死角、案件多发区，要实施普及这项工程，推进街道亮化，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
“技防”方面，不断强化和完善技防设施，县乡经费向技防倾斜，乡(镇)、村(居)级现有防监控设备平台保证全天候正常动作，通过平台全天候实施对所辖区域的治安监控;规范村级技防值班室，严格村级技防值班室标准规范化建设，确保其“有值班人员、有分布图、有值班记录、有工作制度”，加强对值班人员技术业务培训。确保技防“乡村全覆盖，三级互联通”的目标。

(二)做好基层群众工作，完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
社会治安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驻村政法干警定期召开培训会，以案说法，现场解答疑难问题，确保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各种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县司法局充分利用“六五”普法，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走上村庄地头，以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把人民满意作为政法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着力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服务为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社会服务提高社会治安治理实效。

(三)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人民调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民间矛盾纠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方面。深化社会矛盾化解。不断完善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体制机制。聘请专家，深入各乡镇召开培训班，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组织建设，健全调解网络，要对全县21个乡镇和608个村调委会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提高基层调解员的调解技巧、法律文化水平及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努力预防和化解行业与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深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依法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保障能力建设，落实好人民调解法规定的人民调解工作各项保障措施，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成立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委员会，建立由政法、卫生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作运行调解机制。

(四)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工作，搭建服务管理新平台
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服务和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工作，是加强和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方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创新特殊群体服务管理，建立政府主导，综治、司法牵头，公安、法院、检察院、劳动保障、民政、监狱等部门共同参与，集教育矫正、日监督管理、帮贫扶困、心理矫治等职能于一体的社区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新平台。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服务管理和教育帮扶工作，大力加强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有效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帮扶、管理、安置、就业问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加强其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积极探索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服务新机制，加强衔接、落实安置，帮助刑释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减少服刑在教人员刑释解教后脱管漏管现象，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按照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要求，大力推进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司法所工作人员，发展壮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切实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监管、教育和帮扶工作，帮助流动人口有序融入城镇，特殊人群顺利融入社会。调整农业结构，扶持现代化农业种植户典型，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提高产出效益。鼓励和吸引在外创业人员回乡建设，解决剩余劳动力和出外务工的人数，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和两劳回归人员的管理。

(五)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形成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
创新社会治安治理，需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安治理格局，使社会组织成为缓和矛盾冲突的调节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县基层党组织、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红白理事会等其它组织及协会也在不断发育成长，这些社会组织和协会在为民排忧解难、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为此，我县要创新为老服务，加强为老服务网络建设，积极探索以社会化为主渠道的养老服务新路子。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促进社会组织与党委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协会在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组织的公众知晓率和熟识度，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关心、关注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六)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推进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政法工作的活力源泉在基层，主要的执法活动在基层，工作的重点难点也在基层。没有强有力的基层基础工作，再好的思路、政策、措施也难以落到实处，惠及城乡群众。近年来，政法机关基层基础建设有了很大加强，但总体薄弱的善还没有根本改变，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任务还很重。要履行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职责，就必须切实做好相应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要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适当增加惠民方面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加大乡镇道路维修建设力度，全面推进基层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基层基础工作水平;总结政法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并使之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同时根据新的实践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努力构建科学完善、统一协调的制度体系，推进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多方筹措资金，尽快化解镇村债务，消除不稳定因素。解决乡镇专职巡防队、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保险问题，把精力更多的在放在基层，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的投在基层，真正做到人往基层走、劲往基层使、钱往基层花，夯实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壮大基层力量、强化基础工作，确保基层有人管事、有钱管事、愿意管事，切实提高社会治安治理和服务水平。

(七)加强队伍建设工作，力促社会治安治理取得实效
政法机关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力量，政法队伍建设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实际效果。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教育广大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强化为民服务、为民执法理念，正确对待金钱、地位和权力，牢固树立“三个至上”理念，做公正廉洁执法的表率，建设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
2、加大“从优待警”工作落实力度，关心关注政法干部，加强政法基层科、所、队、庭建设，在政策、制度、机制上确立“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流、干部从基层出”的工作导向。把选人用人的眼光投向基层，以实绩为标准，不拘一格地从政法队伍中选干部，切实解决工作多年政法干警职级和待遇过低问题。使广大干警在政治上有奔头、生活上有挣头、工作上有干头。
3、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在人员编制上给予倾斜，将乡镇综治工作人员补贴列入财政预算，努力解决人员编制少、职级待遇低与工作任务繁重不相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