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主义理论后
A. 政治流派的体系主义理论
体系主义理论（又称政治系统论）学派集中批判由威廉、邓宁、乔治·萨拜因、查理·麦基尔韦恩为代表的政治学历史主义，指责其放弃建立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运转的系统理论的任务。他们认为，放弃现实的政治价值创造是有害的，这不利于探寻到把理论研究、问题选择、结果的解释包容进去的价值框架。而政治价值是多元化的。多元价值相互关联则形成一个系统。这一学派把政治理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事实，另一个方面是政治价值。必须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而后再建构一个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在所建构的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要有一个广泛的理论纲领，以此纲领为指导，方可指导理论研究、问题选择和结果检验。由此可见，他们所要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须是具有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实际功能的。为强化这种实际功能，这一学派强调两点：（1）这种体系要有一套运用的假设， 从若干假设出发，演绎出较狭义的论断，再从这些较狭义的论断中演绎出能够由经验证明的具体论断，从而巾近现实政治并为现实政治服务。（2）这一理论体系决不可僵硬化，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 以反映并适应实际政治生活的变化。此一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伊斯顿指出：政治学理论如果不能提供一系列判断作为评价政策行为和政治制度的标准的话，这一理论就没有价值。而他们的体系主义理论学派则是创制这些标准的，因而是有价值的。
B. 思想政治考研，统考中的思想政治理论和专业科目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些什么区别
1、统考中的思想政治理论和专业科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是命题单位不同，试内题内容不同。
2、统考容中的思想政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全国统一试题，具体内容查看大纲。
3、专业科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招生单位命题，具体考试范围和要求查看招生单位公布的大纲或者参考书目。
C. 政治学概念：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局限。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为了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诺斯被视为理性选择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个人层面探讨制度问题，以个人理性的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影响的规律。它仍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财富最大化，但这种追求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合作，但合作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囚徒困境”就被用来描述合作的困难性，交易成本的出现是难以合作的结果，合作产生于危机情况如战争、自然灾害和多轮博弈中，但危机情况和多轮博弈中产生的合作会遇到“搭便车”和欺骗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监督，加强监督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就成为必需，制度的作用如温加斯特（温格斯坦）所说为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使行为者遵守制度，从而实现行为者的自我实施，进而实现制度的自我实施。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诺思认为制度变迁要本是“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意味着人们收益的变化，当制度不再能保证人们的收益时，制度就可能被改变。诺思也指出从长期讲，最大动因是学习，包括人和组织对新知识的学习、新经验的尝试，也包括蕴藏在文化中的累积经历和经验，即集体学习。这个学习、积累和尝试的过程的人类不断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人们把对环境的认识制度化，指导特定环境下的行动，当环境变化时，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就会变化，制度也就随之变化。除了注意社会共享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温加斯特还提出“自我强化均衡”的概念来解释制度变迁，并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非连续性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关节点问题，建立了一个“恐惧理性模型”。
在个人与制度关系问题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不决定行为，个人在制度约束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决定行为，制度为人与人的战略互动提供了重要的限制环境。
D. :o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政治学理论 属于法学
如果楼主来考研的目的源就是为了考公务员的话,那我劝楼主别考政治学类的。因为党政机关并不需要这个专业的。党政机关对财会,法律,经济类的专业需求比较大。特别是像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类的专业,如果不是想以学术为业的话,最好别考,因为就业很难。
E. 作为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永远目的什么始终是手段
作为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永远是目的、【国家权威】始终内是手段。
自·由·主·义是容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F. 会专复试思想政治理论都考哪些科目
1.考研政治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并有利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专业上择优选拔。
2.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第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第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
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第三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四部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
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
第五章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
第六章 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
第七章 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
第五部分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G. 行为主义时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一种与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危机，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政治科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政治行为主义首先是一种与传统政治学迥然不同的政治观。行为学派断定，古典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机构方法）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须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经验的和因果的解释”，以便使政治学能够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Robert Dahl认为，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极为不满的一场反抗运动。
达尔在谈到行为主义时确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现象。”从对国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研究，使政治学变成一种“非政治性的科学”，不把国家及其体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为主义运动的主要结果。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维·杜鲁门断定，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过程；戴维·伊斯顿宣布政治学应研究“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和“社会财富的权威性分配”。E·C·班费尔德（E·C·Banfield）声称政治学应研究解决或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治行为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城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和方法论，并逐步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学界的重视、研究或采纳。这股学术思潮主要借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门类的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吸取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手段。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决策这个核心内容，观察总结广泛的政治现象，产生了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一系列理论或分析模式，汇集成一股从观点、内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于传统政治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新型政治科学。纵观70余年的历史跨度，政治行为主义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政治行为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是形成时期。这期间，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撰文著书，批评和谴责传统政治学的形式——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如英国政治学者卡拉汉·华莱士发表了《政治学中的人性》，美国政治学者阿诸尔·F·本特利写下了《政府过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学的新方面》、哈罗德·D·拉斯韦尔也完成了不少著作。这些人在构成行为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以后，也就成为行为学派的奠基人。他们呼吁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研究人性；断定只有人才能成为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据，并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嫁接到政治学研究上来，强调应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程序进行详细调查和微观研究。
大约从19C末到20C30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酝酿形成的时期。 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19C后半期。这段时间政治学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及其发展历史；（2）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法律体系，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如何规定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20C初叶世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方法逐渐受到政治学者们的批评。他们对前人树立的刻板的历史叙述、逻辑推理及其它规范程式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转而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行为主义的产生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条件分不开。首先是当时欧洲各类社会科学的影响。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维利等欧洲学者的强烈影响。得自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启发，许多美国学者开始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20C30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从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国，又为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大批欧洲或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家强调：政治学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难以估价。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绍来马克思、杜尔克海姆、弗洛伊德、韦伯、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的学说，推动了后来政治行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巴甫洛夫（Pavrov）、约翰·华生（John Waston）和B·F·斯金纳（B·F·Skinner）等心理学家创立的“行为心理学”，注重运用刺激——反应模式解释人类行为，强调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对政治学行为研究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可以说是当时各门科学（首先在心理学）中发生的行为科学的一个边缘产物。
其次，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需要驱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加重视并直接接触普遍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二战当中，一大批政治学家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亲自处理联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过切身的经验，他们察觉到传统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着严重缺欠，旧有的学园式结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迫使他们在方法论上检讨自己。在这股日趋壮大的学术思潮带动下，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学家已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张：政治研究要关心现实。打破过去那种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面向人们的政治行为，特别要重视各种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运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努力对人们的政治抉择作出预测并给以检验。
与此同时，美国各种社会势力也出于长远或近期的考虑，大力资助政治学团体的研究活动，因为搜集和分析大量实际资料要比局限于图书馆当中作研究所需的费用大得多。大基金会通过资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项目，制约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倾向。二战后，各基金会进一步重视资助诸如选举等短期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及一些跨学科研究。
最后，应该看到，行为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和美国注重实用传统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密切相联的。20世纪初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就启发过许多政治学家。在现代哲学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逻辑实证主义。其代表维也纳学派主张：一切理论都要有经验上的根据，
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预以证实或推翻；理论必须出于彻底的科学态度，并且有赖于多学科的合作；哲学的任务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达到对知识和科学的解析等。在传统和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占主流位置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收集客观资料，收集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这一观点直接针对19C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说学术界认识到，要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光靠对法律权利与义务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是不行的，社会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事实。这样，重事实而不重目标。重现状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倾向。美国政治学会1903年成立，早期的几位会长都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20C20年代初，美国几次全国政治学会议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利用新技术收集新情况、新资料，而不注重理论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事实会自己说话。
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包含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美国，对传统的制度研究加以批评的学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社会科学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府过程》（1908）中就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门僵死的学问，只对政府脯机构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学变为名符其实的科学。英国学者G·华莱土在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把政治动机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领域，主张采用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鲁斯说过：“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事实、事实。”这句话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政治学者最重视的东西。布鲁斯还赞扬科学及其严谨性，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知识界反对墨守传统的共同态度。
继本特利之后，对推动政治行为主义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尔斯·E·梅里安和他带动下的“芝加哥学派”。梅里安在1921年发表论文《政治学研究之现状》，正式提出广泛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生物学、统计学的技术和成果改造政治学研究状况。美国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年看作科学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标志。1925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学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院式政治学的批评和发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学”这个名词。他主张，政治学必须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梅里安在20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以后一、二十年当中，该系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成了后来闻名全美的政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的H·F戈斯耐尔、H·D·拉斯韦尔和3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传人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等。伊斯顿在40年代后期起到该系执教。本特利和亨廷顿也曾就学于这所著名学府。人才汇聚，使这里俨然成为美国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在这种科学化思维万式指导下，谈学派的学者们都是面向实地工作，用以弥补以往研究资料的匮乏，并积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手段，正式把行为主义引进政治研究，带动了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初直至二战之前，形成之中的行为主义在方法论上强调的重点是不断发现事实和采用科学方法。伊斯顿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过：一场高度求实的时代开始了，事实成了人们共同接受的准则，成了普遍流行的科学意识的一部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重点已经由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过程。与过程相关，当时初步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政治理论，比如团体论，研究参与政治过程的各种社会团体以及这些团体在制定或执行政策当中扮演的角色。团体可以包括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等有组织的团体，也包括诸如社会阶级以及区域性、宗教性、种族性等非组织的社会力量。同时也重视研究权力概念。比如G·E·G·卡特林认为，政治学研究对象是权力，政治舞台是权力市场（《科学与政治学方法》，1927）。拉斯韦尔提出，政治学研究影响力和有影响力的人：影响力根据服从、安全和收入而定，有影响力的人的特征是阶级、技术、人格和具体物质等。这几个内容特征和50至60年代成熟时期的研究重心还是有所不同的。
当时处于这场学术运动中的先驱人物，还有W·李卜曼（《公共舆论》，1922）、C·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S·赖斯（《数量分析与政治学》，1938）、 W·B·莫若等人。他们都倡导用科学方法探讨与研究政治现象，发现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律。
第二阶段为鼎盛阶段，始于二战后至60年代末。这时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批行为主义学派的政治学者，如瓦尔迪姆·O·凯（Valdimar·O·Key）、戴维·杜鲁门、赫伯特·西蒙、罗伯特·达尔、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卡尔·W·多伊奇（Karl W·Deutsch）、德怀特·沃尔多 (Dwight Waldo)等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把行为主义普遍运用于政策制定，压力团体、政治过程、社会冲突、选举行为、国际关系、政治体制和权力等各个领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典”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著作，如V·O·凯的《美国各州及南部政治》（1949）、西蒙·史密斯和汤普逊的《公共行政》（1950）、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的《权力与社会》（1950）、杜鲁门的《政府过程》（1951）、伊斯顿的《政治系统》（1953）。
政治行为主义从产生进入到发展的高峰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趋势反映了广大学者们一个日益自觉的意识：日常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迫使政治学必须在理论和方法上同传统决裂。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积极赞助下，一些政治学家团体积极从事行为研究。比如，在50至60年代，政治行为学会和比较政治学会就支持并且协助各种行为研究活动。1956年，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年会上，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开辟一系列专门途径，以有益于这项研究开展。在教育界，从5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重要大学都设立了这个学科的教授职称。一些学校开设了以政治行为为专业方向的博土生培养计划。政治科学系也竟相建立。出版界也有了变化，到60年代初，政治行为主义已经在专业杂志上成了多数论文的理论依据。
在30年代问世之时，政治行为主义还被学术界许多人看成是少数人持有的偏激理论。但到了50年代，主张行为主义的学者大多成了美国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这个转变的生动标志：在整个30至40年代，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中没有一个人鲜明赞同行为主义，但从1950年后，拉斯韦尔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了该协会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从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的观点已经遍及当时政治研究的广大领域。和20、30年代相比，行为研究的对象更侧重于人们的心理活动。伊斯顿认为，早期的团体论和权力论考察各种社会群体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制度的权力分配和决策内容的过程，实质上还是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积累的只是形势资料。它仍然忽略了参与政治的个人的人格、动机、情绪等心理因素，忽略了行为资料的积累。行为主义应该以行为资料和形势资料并重。这个批评比较中肯。比如行为研究方法的首创人本特利就否认人的个性在政治研究中的作用，认为个性无法把握；唯一可以研究的是政治过程，而人们能观察到政治过程只是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政治就是团体的行为。在成熟时潮，行为主义突破了这个界限。可以说，在50年代，行为主义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成熟了。
作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政治行为主义逐渐建立了不同于邻近学科的研究对象、观点、术语和方法。以行为主义这个词为例。伊斯顿曾明确指出，政治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这个词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含意不一样，它反映了学术上的重大差异。如，心理学的工具是人的感觉器官或机械仪器，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人体在外界刺激之后产生的可视察的行为，而不过问人的目的、企图、动机、欲望、情绪、感觉等精神内部的变化。反之政治行为主义关心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规律，总是努力预知人们头脑中有什么想法。它把团体和个人，把“刺激——组织——反应”的心理过程和制度——个人的关系都列入研究范围。所以政治行为主义的观察领域要比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宽广得多。
经过同代学者共同探索和重复使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有了学科内公认的方法论原则：第一，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为观察的焦点。第二，搜集并整理事实资料，反对抽象空洞的哲学推理。第三，研究应区分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以确保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第四，针对特定范围的对象，建立相应的指导性理论；理论与资料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第五，承认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吸取和借用其它学科的成果。第六，使政治学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发挥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
行为主义革命也波及到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许多研究机构从事行为研究或准行为研究，如在英国和挪威研究选举行为，在法国研究公众舆论、政党选举行为和压力集团，在意大利分析议会活动，在西德建立经验政治科学。60年代，行为主义渗透到比较政治之中。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学者合作日益密切，开始冲破了以往研究中狭隘的区域意识。
最后应该看到，有些美国学者一直认为：即使在这种学术思潮的波及影响之下，也很难把那些学者明确看作是行为主义的坚决信奉者。直至二战之后，明确表示采纳行为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见，完全受严格的行为研究技术约束的人也很少。准确地说，多数美国学者对传统方法和行为研究方法的态度是混合采纳，只是偏向于行为主义方法。他们相信：行为主义并不把拒绝历史知识，因为后者是对当代政治行为观察必不可少的补充。行为主义也不能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为现有学科的任何新发展都必然以过去的成就为基础。与此同时，当代在美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干脆完全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着重探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的有关问题。然而不容怀疑的是，自20C中叶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一直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主流。它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称为后行为主义阶段。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的盛行。理性选择理论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结合过渡到与经济学结合。它接受了经济学对人的传统看法，认为人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存环境。这个命题本身就包括了与行为主义的规定相背的内涵。
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是面临危机的行为学派寻找到的一个最新出口。行为学派一般确认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其性质接近于生物学，而远于数学、力学、化学和物理学。因此，生物政治学可以说是行为主义主张的一种彻底的表现形式，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界的口号。生物政治学嫌行为主义对人的注重还不够。它提出要摆脱危机，必须注重人类政治行为的生物学特征，主张把生物学的信息注入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使政治学更加“行为主义化”。在行为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基础上，生物政治学认为人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复杂造物，必须采用人种学、心理生理、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心理病理学、营养学等学科手段，从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理解人的政治行为，着手改造政治学。
总之，在行为主义前景暗淡的这个时期，不少的政治学者开始批评行为主义的弊病，提出新的理论和主张，试图修补行为主义理论上的破罅，使其继续发展。
政治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伊斯顿说过，政治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具有本身系统的理论结构的综合学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门学科从根本上容纳、综合了各种科学的方法。这句话突出了方法论在政治行为主义中起着研究基础和整体贯穿的作用。
行为主义作为风行一时的一种政治学流派，其根本特征在于注重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而不是象传统政治学那样注重探讨事物的本质。出于这种政治观，行为学派在进行政治研究时。排除了对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的研究。在他们眼中，国家制度只是一种既存的事物，本身没有指示政治的真实内容。政治的真实内容应当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和围绕制度展开的行为。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组织的作用，关键不在于法律规定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享有什么权力和责任，而在于他们的行为。譬如说，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就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制度并不能表示政治的实质。
这种政治观避而不谈阶级社会中政治最根本的特征，实质上掩饰了国家政治过程的根本属性。行为学派是想回避政治的这一基本方面，他们断言，国家机器已经成为中性的、为全体民众谋利益的公共权力，因而对它的性质不必加以研究。这就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政治制度的性质这个要害问题。
行为学派一方面厌弃对国家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宏观研穷，另一方面又把对“客观事实”的研究局限于人的行为之上。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在人们认识之外的一种事实，“我们不自命知道人的起源和命数，但认为理解人的唯一途径是观察人，并且记录下他在审判室和立法机关中，在议员竞选演说讲坛上所做的一切。一旦有了足够的记录，我们就能预料不久之后他在已被认知的刺激的作用下将如何作为。”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规则性”（Regularities）。所谓“规则性”是在一种抽象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上确认，人类的政治行为具有某种可辨别的“均一性”（Uniformities）。在日常生活中，人受到不同因素的驱使，行为缺乏“均一性”，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人类总以或多或少有点相似的方式活动着。这样，政治学者就可以研究政治行为的“规则性”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变数；就可以用一种严格的方法提供纯描述性的材料。
由于行为主义强调“事实”，因而就突出观察、核实和现代经验科学的方法，强调使概念具备操作的意义。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主要特点在其所谓的“纯科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前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戴维·伊斯顿把行为主义方法论归纳为八项设想目标：规则性(Regularites)、验证（Verifications）、技术(Techniques)、数量确定 (Quantification)、价值 (Values)、系统化 (Systematisation)、纯科学 (Pure Science)和一体化（Integration）。政治行为主义方法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科学主义，即重视模仿自然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积极采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和手段，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人的政治行为规律，逐步形成经验理论，并且给予普遍的验证，以期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同样重视发现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大量吸收借用政治学所需要的一系列概念、术语和基础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汇合的学术大趋势。就两者关系而言，如果说自然科学为政治科学这个大系统更多地提供了结构和工具，那么其它各门社会科学就是更多地提供了内容和材料。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采用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客观、动态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是通过实地调查积累起来的精确事实来形成并验证理论。研究首先要面对客观事实。行为主义的酝酿产生，就在于研究人员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政治学采用历史的、哲学的和其它一般叙述方法。卡特林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要同玄奥的抽象观念，而要同感觉到的经验对象相联系，即注意实际活动，避兔所谓的超政治学。理论只有依据对政治事件进行比较密切、直接以及受到比较严格控制的观察，加以检验之后，才能成立。 这样，政治过程和参与活动的各种团体最先取代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到50年代，心理学方法更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研究，目的还是对经验的政治行为作更为深入的了解。当然行为研究并不是抛弃历史资料，不去研究法律和制度，但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法律毕竟是由人去制定、遵守或违犯，而政治制度不过就是行为模式的组合。
行为主义重视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搜集和处理研究资料。学者们公认，特定时期内方法论的深度和技术技巧的灵活情况必然会促进行为研究的进展。自行为主义形成以来，为搜集事实所作的社会调查在形式上已经大为丰富多样，如实地调查、信函问询、资料卡数据分理、受控实地试验、抽样问答等等，这些为政治分析和建立理论提供了所需的资料条件。
经过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概括，得出某种理论、规律或假设，必须能够采用既是普遍适用，又是科学严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对结论作出明白无误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是非判断。当代许多政治分析的手段是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相互通用的。为了解决研究设计、可靠性资料汇集、测量工具、证实标准以及其它各种特殊的科学程序方面，行为分析采用其它学科中的技术手段，如参与观察、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和精神程序、试验室和实地试验、多元分析和计算机程序等方法。由于应用这些方法和技术，不仅使研究结果易验证，使人信服，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政治调查的领域，系统理论的范围也大大丰富了。
在技术手段当中，又以定量化方法为最常用最重要的手段。从6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界开始普遍使用定量分析。6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城，使得资料统计分析更为迅速和精确。用数字来测度群众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总统选举中的选民态度进行研究，已经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学界的热门课题。另外对立法者的动机、行政官员的感情、人的政治化过程和冲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更使这个方法成为政治学者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发挥理论的预测功能也是科学化的目标之一。借助于客观的资料和科学的分析手段，学者们试图发现政治现象的规律，从而预见未来的事态发展趋势。行为主义相信，通过调查和分析，人们可能用类似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方法发现人们行为的规律，因为人和各种事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科学的某些技术方法、技术原理、逻辑方法和自然哲学同样可以用来研究人们的行为。当然，政治学要发展自己的一套科学原理，用以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但只要有了适当的分析手段，就可以简化复杂问题，发现政治行为的规律，帮助人们作出预测。
以统计学的应用为例。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政治学已掌握了大量的统计资料，有了自己的资料档案。经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分析、加工、分类、存贮，原始资料成为规范化和系统化的信息知识，方便了后来人们的利用。美国学者认为，统计学在当代政治学领域的用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实用性，如把统计方法运用于各种社会抽样调查和
H. 如何理解“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足鼎立的局面。有人说，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我们说，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群两者同样成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社群主义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规范理论上都与自由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从方法论上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社群；从价值观方面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利益。对于自由主义国内学术界已多有介绍，而对于社群主义则近于无人问津。本文在简要介绍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之后，将着重考察社群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最后略加分析它在学术上和实际上所产生的影响。
一、从正义到社群：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
1971年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发表了其传世之作《正义论》。这一著作的发表同时在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学领域，它被公认为是战后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文献，被看作是政治哲学在经受政治行为主义冲击后再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罗尔斯放弃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传统，而立足于契约论和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此外，罗尔斯的理论超越了政治服从与国家的问题，提出了分配公正及福利国家的问题，并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对权利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了两大原则，一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s fairness），二是差异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前者强调所有人在“原初状态”（the original position)中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他们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限制下,选择一套用以规范社会的正义原则。后者强调的是，只允许存在有利于社会中获得利益最少的那部分成员的社会的与经济的不平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必须给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以优先的地位。一个公正的社会不是努力促进任何其他的特定目的，而是在不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的条件下使其公民追逐其自己的目的。换言之，新自由主义认为，使一个公正的社会公正的东西不是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恰恰是它预先在各种对立的目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取舍权。在其宪法和法律中，这个公正的社会努力提供一种框架，公民在这种框架中追逐其自己的价值与目标，而不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
在整个70年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康德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一直占据着无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但是到80年代后，这种主导地位开始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罗尔斯的新康德主义政治理论产生后不久，便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第一种反击来自其攻击的主要对象功利主义哲学家，另一种反击来自同属自由主义传统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egaritarian liberal)和绝对自由主义者（liberatarian)。到了80年代初，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各种对罗尔斯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理论的挑战开始以秉承功利主义传统的学者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思潮，这种新的思潮就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从方法论和规范理论两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发起了全面的反攻，成为唯一足以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抗衡的政治哲学流派。
在方法论上，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换言之，分析个人首先必须分析其所在的社群和社群关系。在规范理论方面，社群主义者断定，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可能对善具有优先性，反之，我们对善的感知（our conception of the good)应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社群既是一种善，也是一种必需，人们应当努力追求而不应当放弃。正义优先的原则要求权利优先的政治学，而善优先的原则要求公益优先的政治学。因此，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便成为社群主义的实质性主张。
“社群”（Community)一词在政治哲学中早就出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西塞罗、奥古斯汀、阿奎那、爱德蒙·伯克，一直到约翰·密尔、黑格尔和杜威，社群及社群关系概念的内涵和意义虽然历经变化，但其重要性却一直为历代政治思想家们所重视。“社群”与“个人”（Indivial)一道构成了政治哲学中的两极，强调社群的观点常常与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相联系，而强调个人的观点则往往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联系，这两派观点之间的争论是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从社群的角度对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是80年代的社群主义者的独创。然而，与以前的社群论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极为不同，80年代的社群主义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阿米·古特曼（Amy Gutmann）曾以60年代带有社群观点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与80年代的社群主义者为例，来说明两者区别之一斑。首先，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前者前一次批判受到马克思的启发，而现在的批判则受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激励。亚里士多德主义关于正义植根于“一个社群，其基本纽带是对人类的善和社群的善的共同认知”的思想既体现在阿拉斯达尔·麦金太对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批评中，也体现在查理斯·泰勒攻击原子主义的自由主义者(atomistic )“试图捍卫……个人及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之中。黑格尔关于人由历史条件决定的观念使罗伯托·昂格（Roberto Unger）和迈克·桑德尔拒绝自由主义关于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观点。其次，80年代的社群主义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保守性。60年代的批评者认为财产集体所有制和平等政治权力是良好社会的基本表征，而新的批评者则把良好社会看作是有悠久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认同。对老的批评者来说，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其社会与经济受压迫的表征；而对于桑德尔来说，家庭是社群的典型和善高于正义的明证。对于老的批评者而言，爱国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而对于麦金太来说，特殊主义者对爱国主义的要求与普遍主义者对正义的要求一样是理性的。老的批评者倾向于在非压制的名义下捍卫对多数派道德的偏离；而新的批评者则倾向于捍卫地方的多数派在保存其社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名义下禁止冒犯性的行为。最后，两种批判的主题也不同。60年代的批评者更多的关注自由主义的结论而不是其哲学基础，80年代的社群主义者则涉及到了更深刻的和更形而上学的理论前提。
在面临社群主义者的攻击之后，个人主义者很快便作出了反应，象罗尔斯和德沃金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大将也亲自披挂上阵，分别从方法论和价值观两方面进行了全面反击。在这种反击中，新自由主义者在指出社群主义理论的某些弱点，捍卫自己立场的同时，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若干论点，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
例如，德沃金在接受社群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某些批评方面就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虽然他仍反对一般地把社群当作是一种必需，但他承认从下述意义上说它是一种需要：“人们需要社群，以便自我认同和确认其自己的生命只是整个社群生活价值的一种反应，并且来源于后者”。又如，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新著《政治自由主义》，此书基本上是对其过去10年中发表的8篇主要论文修订后的汇编。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该书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有什么区别？他自己答道，尽管两书的理论框架大体一致，但新著对前著有一个重大的修正：在《正义论》中，他没有将“政治性的正义观”l conception of justice）与“综合性的理念”（comprehensive doctrine）作出区分，而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所有公民都基于“综合性的理念”才同意接受“公平即正义”的原则。当时他把“公平即正义”与功利主义都当作“综合性的理念”。罗尔斯指出，正确的观点应当是，功利主义才是“综合性的理念”，“公平即正义”不是“综合性的理念”，而是一种政治的理念。这一论点的修正涉及到其整个理论体系，而这一修正显然是在社群主义的诘难下作出的。
可以这样说，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贯穿于整个80年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到了90年代后，新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依然存在，依然是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争论和最令人关注的现象之一。翻读70年代以来至今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些重要代表作品，我们几乎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隐藏在其中的根本价值观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便是社群主义的。7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经典之作。80年代，诸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dn the Limits of Justice）、阿拉斯达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追寻美德》（After Virtue）、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自我的源泉》（Sources of the Self）、迈克尔·华尔采（Michael Walzer）的《正义的范围:对多元主义和平等的辩护》（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c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和罗伯托·昂格的《知识与政治》（Knowledge and Politics）这些政治哲学的名著，不仅影响广泛，而且清一色是社群主义的顶尖力作。到了90年代，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哲学论著中，例如,无论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还是在威尔·凯姆里卡（Will Kymlicka）的《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Liberalism, Community and Culture），或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市场、国家与社群》（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相互辩驳和争论的场景。
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还在继续，很难说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任何严肃的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失去的只是偏见和不足，得到的却是理论的改善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都是赢家，因为真正的赢家是整个政治哲学。正如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和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所说：“社群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挑战是富有成果的，它使社群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都反思其各自的理论，并有助于双方砥砺各自的论据。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米·古特曼关于根据社群主义者的批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的愿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总体上说，政治思想已经从这场争论中获益匪浅”。
二、自我、个人与社群
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从个人与社群的关系来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假定社会是由独特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验地拥有一种作为其认同的自我（the self），这种自我先于其目的和价值。例如，罗尔斯在论述其个人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时，就特别强调个人与其所拥有的价值和目的的区别，处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中的个人被假定为浑然无知于任何有关其信仰、规范、地位等信息。这些先天地拥有自我的个人所作出的选择，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内容；个人在公平的原则下作出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过程，因此，社会正是人与人合作的场所。简单地说，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先天地拥有一个超验的自我，个人的属性不为其所处的社群决定，相反，个人的自由选择最终决定社群的状态。社群主义者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上述个人社群关系观，他们认为，社会关系决定着个人，因此个人组成社群，是社群的一个部分。个人主义者也没有看到，社群未必是自愿的，社会关系决定自我也未必是可以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主义的自我观念是彻底错误的。
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迈克·桑德尔提出了“浑沌无知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和“构成目的”（constitutive ends)两个重要的概念来辩驳罗尔斯的个人与自我观。他指出，从本质上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在我们知道我们将成为的特殊的人之前，甚至在我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或目标或善的概念之前，它就使我们想象我们将要选择的统治社会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正义原则。它们事先设定了一幅人的图画，设定了我们必须采用的方式。这幅图画就是一个混沌无知的自我，这个自我先于并且独立于目的。这个混沌无知的自我首先描述了我们是什么、拥有什么或想要什么的方式。它意味着在我所拥有的价值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差别。对特定的我的目的、企图、欲望等的认同始终意味着某种主体“我”在它们的背后的一定距离之外，这个“我”的形式必定先于任何我所拥有的目的与态度。这一距离的后果之一是将自我本身置于其经验之外。换言之，它消除了我们称为构成性目的的可能性。对于混沌无知的自我，对我们人类最本质性的意义，不是我们选择的目的，而是我们选择目的的能力。
桑德尔接着指出，罗尔斯的上述观点颠倒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社群，个人的认同和属性是由他所在的那个社群决定的，因此，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具体地说，罗尔斯等人假定自我先于其价值和目的，而桑德尔则认为，自我不能先于其价值和目的，正是由这些价值和目的决定着自我。而这些价值和目的并非是先天地形成的，而是由社会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这些价值和目的，对于个人来说，这些价值和目的是构成性的，它规定人之所以为人。所以，桑德尔说，个人不能自发地选择自我，而只能发现自我。是社群决定了“我产谁”，而不是我选择了“我是谁”。如果我们想理解人是谁，我们必须考察人的目的和价值，而要考察人的目的和价值，我们又必须考察社群的历史文化背景。
麦金太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麦金太认为，人们的道德价值是历史地遗留下来的，只有理解个人所处的社群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环境，才能解释个人所拥有的价值与目的。而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者却把个人与社群分离开来，即把个人从其生活和思考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这样的个人社群关系观是虚假的。用麦金太的话来说，人们只有通过考察个人在某种场景或某个“叙述”（narrative)中的行为才能理解他的生活。但他的叙述与其他人的叙述是同时发生的，其他人的叙述是他的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在社群的关系中才能理解他本人，社群规定了这些叙述的形式、环境和背景。不过，麦金太认为这些社群的形式仅限于家庭、部落、邻里，而不是国家、民族和阶级。在他看来，国家所展示的是一系列混乱的价值，缺乏一致的价值观。因而，不能说现代国家拥有任何共同的道德信仰；但信仰对于一个社群来说则必不可少的和真实的。
社群主义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查理斯·泰勒把17世纪至今所有基于契约论之上的自由主义和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功利主义都称之为“原子主义”（atomism)，包括罗尔斯和诺齐克等人的新自由主义。他认为，原子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人及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而把社会只当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泰勒指出，个人作为一个自主的主体，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发展起来。
I.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还要包括哪些人的观点和著作
理论来源人物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英国的费尔巴哈。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几千年来回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答切优秀成果，尤其实在批判地继承、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总结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基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地、深入的研究经济理论，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