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治理治问

1.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什么体系问题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内和治理能力现代容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2.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解决好什么问题

首先要解决往什么方向走的根本问题，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

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往什么方向走的根本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完整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也就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后一句规定了实现途径，也就是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如果只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讲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就会偏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决定的。不顾本国实际和人民意愿，照搬照抄别国的制度模式从来都不会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

国家治理体系需要不断改进，需要现代化，但怎么改进，怎么现代化，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要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和最终目的。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出现颠覆性错误，引起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等严重后果。

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有一个系统性、总体性的框架。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概括和具体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2)治理治理治问扩展阅读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求真务实、知行合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衔接、协调推进。要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

要坚持正确的利益导向和政策导向，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两张皮”现象。要把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环节，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褒奖，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惩戒。

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工守则、学生守则等行为规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付诸实践，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 综合治理都包括哪些内容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

（一）打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前提条件。必须长期坚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运用打击的手段震慑犯罪分子。

（二）防范工作是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各单位要在党政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组织，落实治安责任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自防自卫的能力。

（三）教育，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战略性措施。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各种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思想教育活动，培养青少年高尚的情操，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四）管理工作是堵塞犯罪漏洞，减少治安问题，建立良好秩序的重要手段。要加强对重点人员和重点部门要害部位的管理，落实责任，明确措施。

（五）加强基层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单位要层层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机构，要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重点。推行各种形式的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和领导干部责任制，加快制定和完善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使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六）改造工作是教育人，挽救人，防止重新犯罪的特殊预防工作。积极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和就业安置，采取多种渠道为他们解决生活出路问题，以利于对他们的改造和帮教，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二、综合治理的解释

1、综合治理是党和国家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战略方针，也是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

2、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政法机关为骨干，依靠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分工合作，综合运用法律、政治、经济、行政、教育、文化等各种手段，惩罚犯罪，改造罪犯，教育挽救失足者，预防犯罪，达到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幸福生活，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

三、综合治理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全面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及“八五”计划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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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治“三防”：人防、物防、技防。

1、人防、物防和技防是安全防范的三个范畴。人防和物防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防范手段，它们是安全防范的基础。

2、人防、物防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人力，物力进行安全防范，比如人员巡逻，站岗等等防范措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传统的防范手段也不断融入新科技的内容。物防就是物理防范,由能保护防护目标的物理设施,如门、窗、柜等构成，主要作用是阻挡和推迟罪犯作案。

3、技防则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安全防范，比如电子监控，电子防盗报警等等技术手段。

4. 中国共产党问四项治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基本国策有 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科教兴国和对外开放.（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确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即国家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对少数民族也实行计划生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面上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具体政策规定.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分不开,人口问题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全民素质的提高和中华民族的兴衰,也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人口与发展目标是,到2005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3.3亿以内（有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九；2010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到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接近16亿）后缓慢下降.（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科技水平不高,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保护生态环境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投资少、消耗资源少,而经济效益高、环境保护好.保护环境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十五“规划中指明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方针,提高全民环境意识,依法保护环境,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科技进步,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向所有地球公民呼吁：珍惜生命,保护环境,结束战争,维护和平,全球一家,共同繁荣.2001年——2015年环境保护目标是：到2005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管理体系,力争环境污染状况有所减轻,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开始减缓,重点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建成一批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和地区；到2015年,环境污染得到控制,力争使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基本适应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三）耕地保护的基本国策 我国土地基本国策的内容是逐步发展完善的.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我国人多地少,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是我们的国策.同年5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三条规定：节约土地是我国的国策.1984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随着人口增长,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国的国策.”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中指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中决定,将保护耕地、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共同列为我国的三项基本国策.1992年6月2日,李鹏总理题词：“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土地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这不仅表明土地管理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表明作为基本国策的土地管理方针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5. 推进社区治理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1.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2.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3.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2.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3.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4.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6.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什么问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

7. 我国乡村治理方式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

1、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突出。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政绩，不遗余力征地卖地，盲目招商引资和兴建新城或各类园区，这样不仅牺牲了当地的环境，还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各种利益，导致农民与当地基层政府间的矛盾加剧，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稳定与和谐。

2、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

留守在农村居住和生活的基本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号称“386199部队”，这些人员不仅无法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任，更使乡村治理主体乏力，不能承担起乡村治理的重任，特别是影响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行。

3、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滞后。

农村自然环境有加速恶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农村水土污染严重，污水和垃圾处理落后，不仅威胁到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极大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与健康。

(7)治理治理治问扩展阅读：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方略：

1、实现理念创新，重点是把握因地制宜、地方特色、科学治理三个要点。

应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以人民为中心，突出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强调地方特色，构筑符合当地乡村社会特点、合法合理合情的治理方式，以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最大程度地改善民生福祉、最大程度地维护民众的共同利益。

2、在治理方法上，应实现自治优先、道德约束、法治保障。

有了科学的理念、完善的治理主体以后，能否采用正确的治理手段和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对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总体方法论要求。

3、在治理支持上，可实行“班长”工程、能人计划，并努力推进服务延伸。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除了需积极发挥乡村自身的力量外，还需依靠乡村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坚持以人才振兴为抓手，“输血”和“造血”并重，治理体系才能够得以长期、有效的运行。

8. 高校现代治理体系 解决哪些问题

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
遏制教育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建立权力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约、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国家公共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张志勇说。
“‘确权’即确定教育行政权力归属，改变多头管理导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管理、民办教育管理和校外管理方面。建议将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的技工教育、技师教育交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由门统筹管理整个职业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严格实施职业资格制度。另外，要将民办教育和校外教育的资格准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张志勇说。
对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现象，张志勇提出，要尽快“分权”。张志勇建议，在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方面，国家必须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财政权力配置方面，要与教育、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权力清晰、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在“放权”方面，张志勇认为，加快教育管理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向地方和学校放权，是激活地方和学校办学活力的关键。一方面，中央要向省级下放地方教育的统筹权，包括教育管理职能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规划等；下放高等教育的统筹权，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权等；下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的自主权，包括符合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各项教育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各级要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等。
“在归还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和学院也必须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石中英说，从高校而言，学校要为学院发展服务，要建立学术委员会，确定以学术权力为轴心，同时要用好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党政联席会议等民主管理的，才能激发基层创造改革的活力，促进中国大学的内涵式发展。
对于一所中学来说，郭涵认为，学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全面、准确理解改革的任务，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谋划思路、改进工作，要进行综合改革，不能顾此失彼、跑偏走样，也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要明确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要广泛凝聚共识，有所担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在不断加大。过去合理的做法，现在可能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以前长期有效的，可能现在失灵了。要建设学习型学校，解放思想，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协调推进改革，在教育内部，统筹推进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从人民群众和广大师生最期盼的事项改起，从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形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也认为，在放权的同时，学校也应加快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从管理走向引领，从标准走向个性，从制度走向文化，从行政走向学术，从资源走向开放。“一方面，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此外，要带动家长、社区一起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让权”，即改变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集权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与教育管理、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张志勇说：“一是向社会组织让权，各级可以把各种决策、专业管理、质量管理、教育改革项目等委托给具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服务或者行业协会。二是向社会让权，让作为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决策、监督和管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的角色定位，改变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员会制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教育内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发展一批中介，特别是学术性的专业组织来参与教育的管理。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学校的章程来完善学校制度。还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刘宝存说。
“此外，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制约。”褚宏启说，第一要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监控，但应该强调服务和支持，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第二要进行程序立法，通过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等手段限制权力。第三要实行行政问责，三者合一能让权力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受到一定制约，这才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特点。

9. 治理是什么意思

治理[zhì lǐ]
基本释义
1.整治调理
2.整修;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