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理念

㈠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理念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其民主政治建设的走向，而且关系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架构；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要求，又有符合国情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内涵丰富、体系完备。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指导地位，确保我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直接、系统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决定着政治发展道路的走向。与西方多元的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作用。政治发展以一定的政治体制为依托。我们党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动员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地位投身国家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三项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遵循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规定党和国家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对人类政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挥参政党作用相结合，形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强大力量。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展，需要具有强大政治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政治组织的推动。与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伴随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走向历史前台的，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历史重任，任何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追求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同时，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是我国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最高原则，使我国政治发展既保持了团结稳定的良好局面，又创造了活跃奋进的民主氛围。

坚持运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不断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民主参与，努力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实践证明，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是我国政治发展有效的政治运行载体和民主实现形式。把包括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内的各种民主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互为补充，能够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的反映和表达、社会各方面的正当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和满足。

坚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统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并确保其实施，从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损害并真正得到实现。实行依法治国，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有利于保证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有秩序地进行。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特点和巨大优势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发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之中，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和巨大的优势。

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无论价值取向、制度设计还是政策选择、操作实施，都充分体现着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紧密结合。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持有什么信仰，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都能够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重要民主形式，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诉求，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最真实的民主。同时，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将社会各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集中起来，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从而实现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

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否得到充分调动和发挥，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生机活力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种政治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广阔前景的重要标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坚持和完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实现高效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国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部署；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坚持民主的多数与少数相统一的原则，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和优势，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广泛协商，听取意见，求同存异，求得共识，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实现多数决定与少数保护的有机统一。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一方面要遵循我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要适应我国政治发展所处的特定环境。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需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

始终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实。确立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需要考虑本国国情，坚持走好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需要立足国情。如果脱离国情，再好的政治发展道路也会走入歧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主政治建设也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政治文明发展起步较晚。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提出过高要求，急于求成；更不能不顾国情，盲目走西方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而是要始终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任何一种政治发展道路都需要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完善，否则就会走入死胡同。因此，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紧扣时代脉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运行机制等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和完善，优化政治体系，调节政治关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使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永葆生机与活力。

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使这条道路越走越活。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任何一条政治发展道路都不可能在荒原上独行，一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政治文明相互影响的历史。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立的，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政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当今世界，不同政治文明的因子相互渗透、融合、影响，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恢弘的气魄，积极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使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体现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

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建设，使这条道路越走越稳。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做保障，再好的政治发展道路也难以平稳地走下去。长期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加强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但目前在一些具体制度和机制方面还存在不足，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更加健全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群众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真正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使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㈡ 你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理念是什么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理念应该是私有制基础上决定的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

㈢ 比较政治学的理念是什么

比较政治学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现象进行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政内治科容学的分支学科
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和范围同样极为广泛,它包括:①对各种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即在宏观上对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比较当代不同的政治体系；纵向比较是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体系或同一政治体系的历史演变过程。②对各国政府机构的比较研究，即在微观上对各种各样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以及能够影响政府机构行为的政党、利益集团等组织进行比较。③对其他与政府机构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如对部族、共同体、社团、工会等进行比较，以分析这些组织形式对于政治的影响。

㈣ 圣人政治，强调用贤是中国政治理念的核心.是 否

是，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贤”是德中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历代都强调选贤用能，“贤”也就成了中国政治理念的核心。

㈤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从农业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中国社会确立的是农业经济模式, 这种农业经济使人们以定居为习惯, 固定的经济生活塑造了固定的社会生活, 使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专制统治的国家, 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 使人们形成简单重复的封闭心态。封闭性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

二、中国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 、“ 礼”等思想在民族文化中始终是一线贯穿的主宰, 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其统治和等级制度的伦理规范, 也浸人到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之中, 其稳定存在至今仍时刻发作用

三、中国政治文化的可变性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 文化这样一种社会借以适应其环境的系统终究要变

四、中国政治文化的世界性。任何一种文化没有他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和伴随而来的平等融合与再生, 都是不可能实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政治文化作为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的总和, 不可能不受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观念的形成日本的集团主义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它包括政治历史思想观念以及人文地理等多方面的要素。

二、集团主义精神的实质可以说集团主义是在个体对集体的绝对服从、个性做出牺牲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集团主义精神代表了日本人对待集团的价值取向。: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2. 强调神人一致,肯定现实的神道教3道德感薄弱,依靠外部强制力的“耻感文化”4内部追求与集体一致,强调“和”的集团主义。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在外交上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2. 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3. 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4.“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具有很重的功利主义色彩纵观日本外交史,可以发现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缺乏一贯脉络。5.“集团主义”在日本外交中表现为在国际交

往方面十分谨慎和“与强者为伍”的思想,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民主的价值观和原则在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等。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它们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另外美国又是一个权力多元化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如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同样参与政策制定，二

从表面上看，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一项政策要获得多数同意是很困难的，决策效率不可能很高。

二、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改进和完善第一、应该加强相关立法, 要有法律上的监督

保障措施。在国家公务员管理法规中,应保证考录机构独立行使考录权,特别要规定行政部门不能干预考录工作; 建立强有力的并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不应隶属于公务员考录和主管部门,应该是依照有关法律设立的与之平行的管理部门;加大民间、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力度, 对考录工作的全过程尤其是面试和考核过程进行监督,监督者有权责成有关部门对拘私舞弊者或其他考试不公责任人施以相应的行政或法律制裁。

第二, 要加强考试命题的科学性。一是要有科学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命题。

三是要增加关于心理素质的测试,因为心理素质是人的基本素质。通过心理测验能做到“人适其事, 事得其人”

第三、考试要进一步规范化。

第五、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考试与考核相结合,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 也应提高考核的质量。实际操作中, 可以确定考核在整个录用考试中的权重, 细化、量化考核的内容。

第一时期是17世纪中叶之前，代表人物是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德尼·维拉斯等。第二时期截止到18世纪末，代表人物是杰拉德·温斯坦莱，梅叶，摩莱里，马布利，以及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等等。

㈥ 高中思想政治课新课程的理念主要内容有哪些

本书是“走进课堂——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学设计与评析丛书”之一，收录了依据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以及参考人教社版教材相关内容所设计和实施的30个教学案例及其点评。

案例结构包括：教学内容分析与学生学习情况分析、设计思想、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方法选择、教学过程设计、教学反思等。

案例内容涉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税收及其种类、提高效率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的政府、体味文化、传统文化继承发展、文化创新、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运动把握规律、意识的作用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历史的主体、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等主题。

作者力图通过来自课改一线教师的鲜活的教学案例，反映新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中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其中的经验、做法、成果，可供高中新课程实验区同行参考借鉴。

本书适合作为高中新课程实验区思想政治课教师培训教材，也适合关注高中思想政治课改革与建设的教研人员阅读参考。

(6)传统政治理念扩展阅读：

高中思想政治课新课程前言：

课程教学实施是落实高中课程改革的关键。新课程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位一体，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尊重学生的个性与差异，发展学生的潜能，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在课程教学实施中，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体现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广大一线教师努力践行新课程的理念，改变教学观念、教学行为，对教材、学生学习及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面对新课程，一线教师仍有许多问题和困惑，例如，为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教师怎样创造性地使用新教材，如何确定教学目标，如何设计有效的教学过程、教学活动与教学方法，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等等，教师迫切需要得到引导和帮助。

为了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和实施新课程，深入研讨新课程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分享教师们的教学研究成果，引领高中新课程实验健康深入的推进。

福建省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组织开展了全省优秀教学设计与实施案例的征集和评选活动，面对来自课改一线教师纷至沓来的教学案例，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积极实践、勇于创新，涌现出许多鲜活经验，我们从中精选出各学科优秀者，汇编成丛书，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㈦ 君主论体现怎样的政治理念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14年政治生涯，特别是外交经历总结探索的结果。综观《君主论》，讲的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主旨是君主或其他类型的专制统治，如何巩固 君主论
自己的权力、地位。中心问题不外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这两个方面。书里推崇的是强力而独裁的君王制度，深刻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特点。在《君主论》问世的年代，几乎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与各种卑鄙手段相联系的。那些建立丰功伟绩的君王们大都施阴谋、用诡计，甚至无耻地戏耍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 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其主要观点就表现在《君主论》中，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 《君主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书，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有人说它像一本“恶棍手册”，因为它触及了道德信念在政治思考中的位置，在很长时期内受到了猛烈的攻击。马基雅维利大胆地点出人类许多劣根性，正好作为统治者利用之处。他对人性的假设无法容于基督教文化下的社会。然而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他所提到的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以科学态度对待它。在西方，《君主论》被列为最有影响和最畅销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剖析。作者本人也被称为第一位将政治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思想家。 他一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突出表现在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他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教思想的束缚，他的政治理论并不是从神学说教出发，而是从现状着手，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政治和法律领域中的问题。 《君主论》对现在社会的意义：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以资产阶级为主要代表的强力的统一的集权政治才能维持统治。

㈧ CC系的政治理念

30年代CC系的活动从“阴”、“阳”两面同时展开：一面是极端秘密的组织活动，一面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往论CC系意识形态者，大多仅以陈立夫的《唯生论》为分析文本。陈之《唯生论》初版于1927年，主要从学理层面对抗共产党的“唯物论”。实际上，战前CC系办有不少报刊，宣传其理论主张（参见下表）。其中《政治评论》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可视为这个时期CC系的舆论“喉舌”。鉴此，下文对30年代CC系政治理念的分析，主要以《政治评论》所刊文章为文本。 1932年6月创刊，1935年11月停刊。据陈立夫晚年回忆，该刊由他们兄弟两人创办，由郑亦同负责经营，资本由三人共同提供。创刊目的是“促进一个理想，就是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使蒋先生会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因为那时所有的麻烦就是由于这党没有真正的重心” 。“拥护唯一领袖”，原本即是“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宗旨与主要任务。《政治评论》作为其舆论阵地，自然极力鼓吹。CC系党人声称，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分化和纷乱，均是由于没有唯一领袖。欲统一国民党，必须将党内“一国三公”的现状打破，确定党的唯一领袖。
至于确立哪种类型的领袖，认为“从理想上说，我们应当欢迎华盛顿；从事实上说，我们却应当欢迎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唯一领袖，来领导国民革命，复兴民族，应具有硬干、快干、苦干的精神，与高尚大公无私的人格，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他们将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德意式的“领袖政治”，一类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德意那样强有力的“领袖政治”，而不是十八世纪以来过了时的“民主政治”。
很显然，他们所谓的“领袖政治”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别称。有的CC系党人直截了当地主张实行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其理由是：“独裁政治的兴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趋势”；民主政治在中华民国初年的试验已经表明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民程度不够，现在不能实行民主制度，只能实行独裁；中国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是民族民生的问题，而要解决民族民生问题，则非独裁不可。并称“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反对独裁，也决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据”；“民主政治在目前的中国固绝难成功，即使勉强做去，也是假民主，必不能达救亡图存的目的，因为假民主无论如何不如真独裁”；“真民主必须建立在真独裁完成之上”。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小组织林立，妨碍国民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而国民党又高喊“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导致派系斗争隐秘化。鉴此，当时有学者建议国民党干脆承认派系合法化，让它们组织公开的集团，提出各自的政纲，把暗斗变为明争，由各派轮流执政。CC系党人认为这样的办法行不通，而主张在“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史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举一纲而打尽之”，从而实现国民党的统一。不待言，CC系所寄望能肩负国民党统一大任的正是以它为基础的蒋介石主流派。
在CC系党人极力鼓吹独裁政治的同时，国民党内另一拥蒋派系力行社亦在大肆宣扬法西斯独裁政治。不仅如此，中国学界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由于有一批如蒋廷黼、丁文江、钱端升等过去曾信仰民主政治的名流学者转而支持独裁政治，从而使CC系和力行社感到其独裁政治的主张，获得了来自体制外并带有浓厚学理基础的支助力量。故而更加发动其所属的各种报刊大力鼓吹，营造出一股浓烈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的舆论氛围。笔者初步统计，仅《政治评论》所发表的鼓吹独裁政治的相关文章即多达40余篇。除《政治评论》外，CC旗下的其它报刊如《晨报》、《人民评论》、《社会主义月刊》等在宣扬独裁政治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比《政治评论》甚至更有过之。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力行社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事实上，CC系在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政治的鼓吹方面，亦不逊色。 CC系与力行社的组织系统比较
CC系的组织系统(1933－1938年)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1932－1938）
第一级
青天白日团
三民主义力行社
秘密组织
第二级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
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
秘密组织
第三级
活动集社（干社、诚社等）
中华复兴社
秘密组织
第四级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等）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协会等）
公开组织 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体制的相似性，显示蒋介石在主导这两个组织创立的过程中，深受了当时德意法西斯组织体制的影响。如两个组织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和吸收成员的逐级递升制，即与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织体制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蒋不是将国民党直接法西斯化，也不是废弃国民党另组一个新法西斯党，而是在国民党旧躯壳内成立两个双轨并进的法西斯组织。
力行社和“青白团”的成立，本是蒋介石为了克服30年代初内外交困的危局及其个人权威危机所采取的肆应措施，然而这种党内双轨竞进体制的建立，给国民党自身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在此之前，CC系和黄埔系之间虽有权力之争，但未形成全面的有组织性的对垒。自两大派系建立各自正式的组织系统后，相互间的冲突和对峙明显升级并向纵深发展。两派各自凭藉其复杂的层级组织网络向地方社会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两派之间的恶性倾轧在地方政局上投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战前国民党众多派系中，力行社和CC系是最具组织能量和群众基础的两大派系，而相互之间的倾轧也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相持最久，相争最烈的一对。1938年，当两个组织同时被宣布取消后，其派系对峙的传统，又以党团对立的形式延续下去，直至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溃败。 论者有谓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成功地充当了蒋介石政权的“支撑结构”和力量的基石，是蒋介石成功的关键，并认为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一个比较有力的派系组织支撑。就蒋介石个人而言，其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实力的强化，确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这样一种派系“支撑结构”。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虽日渐上升并居于优势，但其最高法理权威的最终确立，则以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三个拥蒋派系，特别是力行社和CC系对蒋个人权势的巩固和提升，起到了相当的推助作用。然而，这三大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和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了极大影响。以此而言，这三大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既是支撑蒋介石成功的重要基石，亦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恶性肿瘤。
30年代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是一种富有相当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两大派系各有一套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社会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运作亦类似于政党的运作方式。笔者称此为“派系党化”。另一方面，30年代国民党党机器由北伐前后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化为一个由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带有浓厚“私性”色彩的权力工具。笔者称此为“党的派系化”。CC系原本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之中，“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使CC系势力进一步组织化、系统化和“合法化”，在国民党原有组织躯壳内形成一个更具组织能量的核心组织，从而形成“党的派系化”与“派系党化”交相并存的格局。
1938年后，有形组织的CC系虽已不存，无形组织的CC系势力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

㈨ 苏轼政治理念

苏轼既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又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在政治上坚持儒家入世的精神，在生活上较多地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著超脱，无往不可，这种人生境界对宋人及宋代以后许多文人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在古代历史上少有伦比，就受后人喜爱的广泛程度而言，他在历代作家中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对他词风的影响:苏轼在诗、文、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文学史上少见的文学全才。
1，苏轼的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文创作的高峰。
2，苏轼的诗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体现了过人的创造才情和艺术表现能力。在内容、形式、手法、语言等诸方面都突破了前人窠臼，往往将诗歌写得超迈豪纵而又有隽永的韵味和浓郁的诗意。苏诗不仅显示磅礴的气势，表现深婉的情致、绰约的风韵，还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苏轼又是学问渊博的大学者，无书不读，其诗也相应表现出浓厚的书卷气，成为以才学为诗的典范之一。
苏轼对词的革新
苏轼的博大胸怀和过人才情在词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将历来以柔婉为传统的词体注入了阳刚之气，并将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和人格个性。他的革新实绩，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品的状态，成了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苏词风格多样，尤以清雄旷达、奔放豪迈为其独创，为词史带来全新的审美境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为后人启示了新的创作道路。
在宋代以及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苏轼对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影响。
苏轼是继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最杰出的领袖。他热心培养后进，团结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围，其中名声最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
从苏轼主盟文坛的神宗朝开始，宋代文学的发展达到了极盛。苏轼、黄庭坚的诗歌达到了宋诗创作的颠峰。张耒、晁补之、秦观和陈师道的诗歌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苏轼变革词体的同时，词坛也出现了风格纷呈、词人辈出的繁荣局面。晏几道、秦观、黄庭坚都是这一时期重要词人。
到北宋后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风尚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政治的原因，朝廷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学术和诗文，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苏轼的影响仍广泛存在。但在诗歌方面，时人学习的典范主要是黄庭坚的“山谷体”。在黄庭坚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即所谓“江西诗派”。歌词创作方面，重要词人则有贺铸和周邦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