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好乡村治理

A. 来说一说如何看待农村治理这个问题的

很难去治理，现在城市发展的越来越快，而农村真的跟不上那种速度，消费水平很难去提高。

B.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以来，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间通过分权改革、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发展加速融合。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实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政权的管理权有限，经济能力也有限，却承担着无限的政治责任，“一票否决”事项过多，不必要地增加了乡镇政权的工作压力和困难；其二，乡镇政权与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其三，乡镇政权的民主基础不牢，乡镇人大制度没有全面落实，不能适应农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和诉求，乡镇政府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高度信任。由于这些体制问题，不少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源放在应付上级下派的行政事务上，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难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必要通过改善行政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落实人大制度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
强化基层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和完善我国当前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乡镇政权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乡镇人大、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关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遵循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定程序，使其规范运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运行的体制机制，有效回应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权力和行为必需受到的制衡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应体现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乡镇政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重点履行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乡镇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对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对乡镇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再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考核乡镇官员的主要指标，而是将提供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增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能和财政的完整性，并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平台和机制，实现地方政府治理有序化、法治化、民主化。针对地方发展的差异性，给予地方治理必要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探索符合各地实践要求的地方治理制度模式。
完善和推进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乡镇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其对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乡镇人大选举，做实差额选举，遏止和消除选举中的“贿选”、“虚假选举”等乱象，使人民群众能真正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实行选举公开，改变代表候选人不透明不规范的状况。改革人大代表成员结构，提高农民代表与专业人士的代表比重，限制政府序列的人员参选人大代表。要建立履职规范，做实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实现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常态化、制度化，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真正为他们服务。乡镇人大代表和人大主席团的履职，应从会议期间向闭会期间拓展。对那些长期不履职或消极履职的代表，要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其代表资格。同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监督职能。当前，乡镇人大缺乏对官员的问责和质询，必须在财政、人事、提案质询等方面真正履行监督职责；乡镇人大代表通过人大主席团依法行使权力，对犯有重大错误、不能胜任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行使罢免权。
乡镇人大制度的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改进乡镇党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方式。各地应根据实际，大力开展创新乡镇人大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样化形式。不断完善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代表素质，为提高议政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基层社区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在乡村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一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村委会及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下设委员会。二是要不断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逐步建立责权明晰、衔接配套、运转有效的村级民主监督机制，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有条件的地区要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其定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探索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首先，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职责。其次，明确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再次，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积极推进为民服务代理制度，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引导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劳动保障、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进农村社区的机制，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探索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措施。最后，开展农村社区互助服务。从解决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以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为基础，以志愿服务活动为抓手，把社区服务逐步向农村延伸，探索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组织动员村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效机制。
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型
积极培育和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各类民间社区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探索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经费投入机制，才能不断增强农村社区建设和乡村治理的新活力。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逐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有序发展民事调解、文化娱乐、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社区性社会组织，发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C. 什么叫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通过对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生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改变“脏乱差”的农村现状，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乡村治理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和建构思路：
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始终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引导他们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生态家园。
坚持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美丽村镇建设，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着力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坚持规划引领，示范带动。强化规划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切实做到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设。按照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分批实施的思路，坚持试点先行、量力而为，逐村整体推进，逐步配套完善。
坚持合理集聚，节约用地。村庄规划应与土地整理、村庄整治相结合，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按照“统一规划，相对集中，适度规模，分步实施”的要求，实现土地的集约使用和耕地的占补平衡。
允许适度超前，增强配套。按照城乡村镇居民生活条件同质化，以及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置均等化的目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合理布局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

D. 求新时期的乡村治理问题（论文）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http://www.aweb.com.cn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

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

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

1 引言
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

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2 问题
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2004.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

2.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
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

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

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2.2 村民参与度不足
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

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

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

2.3 村两委关系问题
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

2.4 镇与村的关系
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

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

2.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
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

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

2.6 村庄精英的缺失
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

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

2.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

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

3 困境
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

3.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

3.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
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

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

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

3.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
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

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2004.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

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

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

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

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

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

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

4 对策
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

4.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

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

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4.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
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

4.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
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

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

4.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
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E. 推进乡村治理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1、加强农村街坊路清扫

建立完善专业清扫保洁队伍，落实村庄清洁保洁费用标准，按标准配备车辆、垃圾桶等设施，实现全部村庄专业清扫。

2、推进农村垃圾有效处理

统筹考虑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物利用、处理，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式，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重点整治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3、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合理选择改厕模式，推进厕所革命，按照村民接受、经济适用、维护方便、不污染公共水体的要求，普及不同水平的卫生厕所，引导农村新建住房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人口规模较大村庄配套建设公共厕所。

4、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根据不同区位条件、村庄人口聚集程度、污水产生规模，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水生态，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5、提升村容村貌

加快推进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建设，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整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消除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大力提升农村建筑风貌，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民族特点；推进村庄绿化，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组织开展植树造林、湿地恢复等活动，建设绿色生态村庄；完善村庄公共照明设施。

6、加强村庄规划管理

推进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做到农房建设有规划管理、行政村有村庄整治安排、生产生活空间合理分离，优化村庄功能布局，实现村庄规划管理基本覆盖；推行政府组织领导、村委会发挥主体作用、技术单位指导的村庄规划编制机制；加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建立健全违法用地和建设查处机制。

7、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运行管理单位责任，基本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村庄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推行环境治理依效付费制度，健全服务绩效评价考核机制。

F. 如何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发挥好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核心作用

1、深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成果的取得和整个农村面貌的改善，都要靠基层党组织来领导。

2、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3、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

4、脱贫攻坚实践中要切实帮助贫困人口转变观念。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治贫先治懒，扶贫先扶志。要努力让贫困群众思想认识到位、心态积极、主动作为，从贫困走向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实现自立、自强。

5、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加强，会逐步提高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外出务工人员回归农村就业创业，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整体面貌的改善。

(6)下好乡村治理扩展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在乡村治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建设“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传承发展我国农耕文明中的优秀传统，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又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人民网—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G. 古代中国乡村治理是怎么样的

“皇权不下县”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奉行的基本法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乡村基层组织为核心、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大体经历了从“乡遂制”到“乡官制”再到“职役制”的历史变迁。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传统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动，都与底层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密切相关。乡遂制的实行迎合了夏商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制生产方式的需要，乡官制正是维护封建大一统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尚属娇弱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开始向职役制转化”。第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组织及其职位设置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色彩，但是政治国家的权力触角却并没有直接触及乡里社会。里甲等组织的掌权人多为乡村能人、经济大户、德高望重者，来源于本乡本土，并且与其在乡村中的社会角色密切相关，他们的职权更多地来源于国家的“认可”而非授权。第三，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宗族权力、底层社会自治权的一种平衡和博弈。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是间接式的，其利用乡村社会的权威，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社会的管控和文化的控制。在这种依赖的关系中，国家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同时乡村社会也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

H. 如何提升村级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水平关系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也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在推进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更大视野拓展工作思路，在实行村“两委”负责人“一肩挑”的基础上，推行村医村教进班子、法律顾问进乡村、农民办事不出村等举措，有效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

村医村教进班子，促干部来源多元化。农村工作头绪繁多，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关键在人、在干部。然而，长期以来，农村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年轻的、有能力的大都“孔雀东南飞”，导致有的村干部不得不长期留任，缺乏新鲜血液补充。近年来，恩施州拓宽选用村干部视野，实行“村医村教进班子”。按照个人自愿与群众认同、岗位需要与业务对接、组织引导与依法进入原则和双向选择、组织考察、选举任命程序，将政治素质较高、群众基础较好、服务能力较强的村医村教及农村兽医、电工、致富带头人等选进村“两委”班子。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村医村教文化素质较高、联系群众广泛等优势，优化班子结构，增强队伍活力，有效解决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年龄老化、能力弱化等问题。

法律顾问进乡村，促治理秩序法治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协调各方利益。法治体现公平正义理念，具有权威性、规范性，是协调各方利益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既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薄弱环节，也是重要突破口。长期以来，一些农村群众法律知识欠缺、法治意识淡薄，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方式常常不够科学合理，有的甚至采用违法方式，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此，恩施州大力推行“法律顾问进乡村”，由政府主导组建法律顾问团、“法律诊所”，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定期开展法律宣讲和法律援助；法律顾问按照政府“点菜”、自己“下厨”的方式，着力解决涉法涉诉案和信访积案；按照群众“动嘴”、自己“跑腿”的服务模式，以“法律诊所”为载体，定期“坐诊”或主动“预约”，为群众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服务。

农民办事不出村，促治理方式现代化。治理方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抓手。这不仅是手段方式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以人为本、便民利民惠民的服务理念。一些农村地区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推进治理方式现代化存在“先天不足”。加上一些部门存在不良工作作风，群众办事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恩施州以转变行政观念为前提，树立“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的理念，努力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以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撑，建立以县市政务服务中心为龙头、县市直相关部门服务窗口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为主体、村级便民服务室为基础的“一网式”服务体系；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把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20多个部门7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授权给村便民服务室直接受理；以完善服务内容为抓手，积极整合部门资源，为群众提供惠农补贴领取、电费收缴、话费充值、汇款转账、网上购物、产品供求信息等综合服务。

I. 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党如何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政治知识生活说明党如何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党是特别好的。

J. 如何提高乡村基层治理能力

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以来，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间通过分权改革、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发展加速融合。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实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政权的管理权有限，经济能力也有限，却承担着无限的政治责任，“一票否决”事项过多，不必要地增加了乡镇政权的工作压力和困难；其二，乡镇政权与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其三，乡镇政权的民主基础不牢，乡镇人大制度没有全面落实，不能适应农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和诉求，乡镇政府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高度信任。由于这些体制问题，不少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源放在应付上级下派的行政事务上，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难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必要通过改善行政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落实人大制度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
强化基层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和完善我国当前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乡镇政权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乡镇人大、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关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遵循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定程序，使其规范运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运行的体制机制，有效回应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权力和行为必需受到的制衡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应体现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乡镇政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重点履行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乡镇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对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对乡镇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再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考核乡镇官员的主要指标，而是将提供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增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能和财政的完整性，并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平台和机制，实现地方政府治理有序化、法治化、民主化。针对地方发展的差异性，给予地方治理必要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探索符合各地实践要求的地方治理制度模式。
完善和推进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乡镇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其对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乡镇人大选举，做实差额选举，遏止和消除选举中的“贿选”、“虚假选举”等乱象，使人民群众能真正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实行选举公开，改变代表候选人不透明不规范的状况。改革人大代表成员结构，提高农民代表与专业人士的代表比重，限制政府序列的人员参选人大代表。要建立履职规范，做实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实现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常态化、制度化，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真正为他们服务。乡镇人大代表和人大主席团的履职，应从会议期间向闭会期间拓展。对那些长期不履职或消极履职的代表，要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其代表资格。同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监督职能。当前，乡镇人大缺乏对官员的问责和质询，必须在财政、人事、提案质询等方面真正履行监督职责；乡镇人大代表通过人大主席团依法行使权力，对犯有重大错误、不能胜任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行使罢免权。
乡镇人大制度的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改进乡镇党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方式。各地应根据实际，大力开展创新乡镇人大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样化形式。不断完善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代表素质，为提高议政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基层社区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在乡村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一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村委会及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下设委员会。二是要不断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逐步建立责权明晰、衔接配套、运转有效的村级民主监督机制，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有条件的地区要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其定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探索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首先，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职责。其次，明确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再次，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积极推进为民服务代理制度，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引导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劳动保障、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进农村社区的机制，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探索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措施。最后，开展农村社区互助服务。从解决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以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为基础，以志愿服务活动为抓手，把社区服务逐步向农村延伸，探索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组织动员村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效机制。
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型
积极培育和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各类民间社区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探索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经费投入机制，才能不断增强农村社区建设和乡村治理的新活力。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逐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有序发展民事调解、文化娱乐、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社区性社会组织，发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