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治理难题

❶ 城市治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不足 （二）社区多元主体关回系有答待理顺 （三）社区工作队伍不稳定 （四）社区共治网络发展不均衡 （五）社区形态的复杂性、居民需求的多元化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不协调 （六）以行政为主导的社区工作模式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

❷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哪些问题

当前城市社区治安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某些社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居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居民安全感普遍低迷。
第二，某些社区社会不安定因素突出，因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下岗失业、物业管理眼务质量等问题引发的上访、诉讼、争执等事端颁发。
第三，某些社区管理松弛，人员混杂，“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严重，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成长环境恶劣。
第四，某些社区危房众多、道路拥堵、杂物乱堆、事故隐患严重，居民尤其是老人、儿童的生活安全没有保障。
第五，某些社区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居民生存环境恶劣。
第六，某些社区邻里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居民互助互救观念单薄，无法从社区网络中得到支持帮助。
第七，某些社区社会安全组织体系不健全，治安保卫人员配备不达标，应急防范制度措施不到位，处理日常性和突发性安全事故的能力严重不足。

❸ 如何从源头上解决城市管理老大难问题

整合利用群租房治理、违法建设、道路运输、建筑工地等数字化监管平台，综合解决城市管理“老大难”问题。昨天，苏州市召开城市环境长效管理和道路交通排堵促畅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乃翔要求，要健全城市长效管理制度，重点要完善“数字城管”信息采集、问题研判、监督指挥、绩效评价等制度，要提高信息化管理能力，重点抓好“数字城管”系统平台建设和运用，健全市、区、街道三级指挥体系和网格化巡查机制，确保在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置各类问题。
在“共建美丽新苏州、同享美好新生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动中，市区25个重点小区、4520户“群租房”完成了整治；7个区域、39条严管道路，利用闲置土地，提供2800多个停车位；工地扬尘得到有效治理；工程渣土运输秩序初步得到规范：“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小街巷规范”占道经营和马路摊点；整治非法营运，客运市场秩序有所改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整治任务圆满完成；1000余处、6万余平方米违法建设被拆除；城区河道卫生死角基本得到消除；4.75万平方米市管绿地完成整治。
2014年，市区排堵促畅工作也取得了良好成效。交通拥堵总体平稳可控，堵点减少，去年苏州市区主要道路的平均行程车速为24.86KM/h，比上年上升1.53KM/h；交通秩序明显好转，警情减少，群众满意度提升了，去年市区接处交通拥堵报警环比2013年下降了3.7%；轨道交通客流激增，公交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取得一定回报，去年各公共交通客流累计增长1.63亿人次/年，较上一年增长9.2%。
在分析总结苏州市前一阶段城市环境管理和道路交通排堵促畅工作情况后，周乃翔指出，从整治工作来看，个别工作的组织实施仍有薄弱环节，各板块整体推进不够平衡；从整治内容来看，十大整治涉及都是城市管理中的顽症，具有动态性、反复性强的特点，个别地方手一松懈就出现问题回潮；从城市管理现状来看，受城区规划建设和历史遗留等问题影响，少数区域环境脏乱差现象仍然存在，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进展缓慢，城市环境长效管理机制还不健全；从交通排堵促畅工作来看，去年以来市交委会排定的五个方面36项排堵促畅措施，完成的有18项，有13项还在推进，有5项尚未启动。
周乃翔强调，要健全城市长效管理制度，重点要完善“数字城管”信息采集、问题研判、监督指挥、绩效评价等制度，同时要提高信息化管理能力，重点抓好“数字城管”系统平台建设和运用。要整合利用群租房治理信息管理平台、违法建设信息平台、道路运输违法行为电子监控系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数字化监管平台、建筑工地视频监控系统，促进资源共享，优化管理手段，综合解决城市管理“老大难”问题。
周乃翔要求，还要加快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坚持规划引领，以建促管、以管带建，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之间的衔接和互补，推进各类设施建设与更新，不断优化城市管理基础。要继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无地队），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城市河道、农贸市场、断头路等易产生脏乱差现象区域的整治和改造，推动环卫基础设施补缺和升级。深入推进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完善排查报送、处置反馈、信息管理、督查考核、奖惩表彰等配套工作和机制，实行“定人、定时、定岗、定责、定标准、定奖惩”的“六定”管理。周乃翔还指出，着力破解城市管理的重点难点问题，要针对道路交通问题，在做好长远规划的同时，每年排定出一批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治理，逐步改善交通现状；针对房屋群租问题，要定期排出重点整治小区名单，滚动推进群租房治理；针对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偷倒乱倒，要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加大分类处置力度，加快工程渣土的消纳进度，于7月底之前拿出消纳处置点及船舶外运码头选址方案；对占道经营（马路摊点），各区要拿出疏导点方案；对新建违法建设，市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违法建设快速查处办法及操作流程。

❹ 论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1.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2.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3.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2.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3.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4.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❺ 目前我国城市治理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我国城市治理最突出的问题:
①环境污染严重 ②城市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③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

❻ 【公共治理】如何治理城镇化发展中的“垃圾围城”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垃圾围城”不仅破坏环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也为我国的城镇化敲响了警钟。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垃圾治理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完善国家垃圾处理法律。只有减少垃圾的绝对产量，解决垃圾问题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而法律是控制垃圾增长的有效手段之一。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我国已经出台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等一系列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但没有关于垃圾处理的法律和详细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法律。当前我国只有《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等国家政策，只有将其中行之有效的内容上升为法律，通过法律强制手段推进垃圾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明确垃圾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厘清垃圾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职责划分，才能有效引导和支持垃圾资源化建设。要出台垃圾处理法律的相关配套制度。垃圾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环卫、商务、税收、规划等多个领域和政府部门，需要不同领域和部门的相互协作与配合。因此，只有建立了相关配套制度，垃圾处理制度才能得以有效运行。要完善垃圾处理的地方法规和规章。各个地方应根据本地垃圾处理中具体存在的难题，制定本地关于垃圾处理的地方法规和规章，把国家关于垃圾处理法律中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具体化、地方化，便于本区域具体执行。
加强垃圾处理的监管与引导。垃圾处理问题关乎公众的生存环境和公共卫生安全，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和环境友好的公益性事业。“垃圾围城”问题的破解，不仅需要法律的调控，政府对垃圾处理的监管和引导也至关重要。政府应全面启动全国城镇“垃圾围城”调查，掌握城镇垃圾围城问题总体状况，如实透明地评估环境风险，并制定长、中、近期治理目标与规划，指导垃圾治理工作。要建立城镇化过程中环境保护优先机制，特别注意在高速发展的中小城镇设立小型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应推广和坚持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及垃圾处理的完整链条。要强化对高危垃圾处理进行重点监管，特别是关注医疗垃圾、化工废料、电子类废弃物，加大对垃圾违规处理的处罚力度。要构建垃圾分类激励机制，免费发放简便易用、分类细致的家庭垃圾回收装置(不只是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两种垃圾桶)，对可利用垃圾付费回购，不可利用垃圾收费回收，对电子垃圾、电池等高危垃圾建议付费回购，以减少随意丢弃垃圾的危害。
大力发展垃圾处理产业链。城市垃圾中含有很多可被利用的“资源”，例如在生活垃圾中，铁、铜这些矿物的含量并不比在矿产资源中的低，废旧电池中所含铅、锌的比例就比矿产资源中的含量还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垃圾其实是另一类矿山。据统计，我国若能实现城市垃圾的回收利用，则每年可以创造出2500亿元以上的产值。因此，需要加快对垃圾进行合理开发，发展垃圾处理产业链。由于“产业链”中各个要素相互联系，互成一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因此，要把“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规划和培育，包括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加工、交易、资源回收等各产业环节的协调发展。要建立符合经济性前提的垃圾分类收集体系。符合经济性前提的垃圾分类收集体系是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基础，但国内垃圾处理产业前后端链条环节间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垃圾处理前端环节已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建立起符合经济性前提的垃圾分类收集体系显得十分急迫。此外，还可以引入大型垃圾处理连锁企业，解决垃圾资源回收投入高、技术要求高等问题，并在行业政策、税收优惠、资金投入上给予其大力支持。
鼓励社会参与垃圾处理。建设美丽中国，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鼓励社会参与，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制度设计。要做好制度设计，制定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协同参与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行机制，制定公众行为规范，促进“减量、循环、自觉、自治”。要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平台和空间，鼓励社会组织承担部分垃圾处理引导、指导、监督、技术服务、宣传教育等任务，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应鼓励社会组织创建非营利性社会企业参与公益性较强的垃圾处理环节，并开发和开放垃圾处理服务市场，推行垃圾处理综合服务模式，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吸收社会力量，进入垃圾处理服务市场。要落实惠民政策，建设垃圾分类处理教育中心，做足做好科普教育与科技创新示范工作，提高公众认识。要支持社会力量建设垃圾集中分拣厂和资源利用厂，建设“回收站(点)、分选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点击查看：做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积极践行者点击查看：如何科学推进城镇化

❼ 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哪些问题

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不足 （二）社区多元主体关系有待理顺 （三）社区工作队伍不稳定 （四）社区共治网络发展不均衡 （五）社区形态的复杂性、居民需求的多元化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不协调 （六）以行政为主导的社区工作模式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

❽ 应该如何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

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引发公共风险。农民变市民，实际上是一个质变，变化并不仅发生在物理空间、地理空间，非常复杂，在就业、收入、消费、居住、子女求学、就医等各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微观、个体层面的不确定性会演变成宏观上的公共风险。 第一个公共风险是农民工全体收入由于工作不稳定而增长缓慢，容易产生新的城镇内部的二元化，原有的城乡二元化会复制到城市内部，形成本地人和外地人两个不同群体。 第二个公共风险是导致扩大内需受阻。仍在增加的2.6亿农民工是不可忽视的群体，若其收入与消费不稳定，无法升级，不利于扩大内需产生。 第三个公共风险是宏观经济效率难以提升，劳动力流动性过大，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企业招工成本高，难以稳定发展。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融合比较困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而增加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会辐射到各个层面。 财政体制改革是化解这些公共风险的必要的宏观条件。 第一，财政是降低不确定性和防范公共风险的基本手段，要解决伴随城镇化的公共风险问题，离不开财政。 第二，社会人口的流动，实际上需要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转变，即公共服务跟人走。 第三，要重新调整各级政府的责任，尤其是财政责任，事权、财权重新组合。 第四，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是建立辖区财政责任制度。事权要重新划分，有些事权要上移，有些上移到中央，有些上移到市；要重新界定财权的划分，重新定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调整转移支付的依据，过去是按户籍人口，现在必须要按常住人口，这会给财政体制改革带来严峻的挑战。 薛澜：应淡化城镇户籍的福利属性 首先是城镇主体，从具体操作来看，首先要淡化城镇户籍的福利属性，把户籍制度变成一个登记的管理工具；其次，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但是与相应生活所在地的义务和权利对等的二级身份认证机制，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这样的体系。 第二，确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层次。这里分为基本生存需求，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机会与能力提升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针对不同主体的需求，如果分成这三类，不同的城镇主体在享有这些服务的权利时可能不同，政府的角色、财政保障机制也不同，基本生存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所有主体公平享有。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全国性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来提供，而且由全国性财政支出来保障，如果地方财政不足，可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医疗卫生、基本居住权等等可以差别化享有，主要由地方政府完成。这背后要有一个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收支体系，有一个明确公共服务的财政来源；发展机会与能力提升，像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文化娱乐等也是差别化享有，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第三，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建立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财政体系。地方公共服务的责任和财政能力之间差别很大，政府财政支出与收入在不断恶化，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城镇化要想可持续发展，不断改善公共服务，建立基本的财政支出体系最关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合理分摊与基本生存和社会保障相关的责任。 以人为本，公平共享是城镇化最重要的理念，公共治理与制度创新是城镇化理念实施的关键，我的建议是，要考虑产业布局，构建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公共服务主体享有公共服务权利的同时，明确城镇治理责任，丰富治理工具，提升依法治理能力。最后，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和财政激励机制，强化政府公共财政收支的监督与约束机制，要建立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与财税能力相平衡的城镇财政体制。 叶剑平：人、地需一视同仁 我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结论，一是用好地，二是提供公共服务，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一定要人人共享，而不是为某些人、某些城市制定个别政策，行政的界定而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别，通过行政力打破了公共服务均等的安排。 关于土地的属性，城市的土地更多强调资产性，可以变现；农村的土地强调的是资源性，即保护，这是土地本身所带来的，我希望对农村也要一视同仁，农村土地也需要资产性。在土地利用方面要统一规划，农村的基础设施配套要跟进，可运用公共私营合作制的模式，可完全通过市场实现，激活农村的资产量，激活起来数额巨大，未必一定要用现在的财政，只要一个制度的创新就能够解决。 我认为人和地一定要自由、平等的权利，同样，要按用途而不是身份来管制，高收入的就收税，低收入就给补助，农村的土地也是一样，要保护好农地，利用好建设用地。最后回到最根本的人、地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