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体系

1. 反映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指标有哪些

以优先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取向，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改善民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很多，根本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结构，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整个预算中的比重。看一个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看一个政府是不是真正地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要看它的财政结构的变化。如果我们的财政支出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支出，那么就不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所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改革我们的公共财政体制，特别是改革跟社会发展有关的公共财政。政府财政支出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公共财政对于社会发展的支出内容必须以“市场失灵”和“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标准，严格界定，严格规范。加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投入，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支出结构，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社会建设；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多渠道筹集社会建设资金；放宽准入，为社会资本开辟更大的投资空间，利用社会资金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突出重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政府财力更多地向农村、不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办好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盼望的大事实事。

2. 构建“185”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具体指得是什么

乡村治理是通过对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进行合理配内置和生产，促进当地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改变“脏乱差”的农村现状，不断加强基层治理。

3. 我国农村扶贫治理结构包括哪些部分

一、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与优势：

要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包括四大核心要素：

1、明确贫困治理目标及战略任务，形成科学的治理路径和导向;

2、构建贫困治理体系，包括政府机构的组织管理体系、社会主体的辅助参与体系、贫困农户的参与接受体系，形成科学的组织体系和运作系统;

3、健全贫困治理机制，包括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运营、监督评价机制等，形成科学的运作传导机制;

4、完善贫困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形成科学的制度规范和激励引导。

上述四个要素彼此相互关联、相互推动。

二、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

1、强调多元反贫困主体的分工合作、功能互补。

既强调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突出政府在计划决策、引导示范、组织协调、资源投入、培训农户、政策制定、监督评价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又强调发挥贫困农户的主体功能，依托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和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组织能办;增强其参与扶贫开发功能，特别是在贫困对象识别、扶贫项目选择运营、扶贫资源管理、扶贫效益评价等方面的参与功能;而且，强调发挥非政府扶贫组织、骨干企业、社会团体等的辅助功能，突出其在扶贫资源投入、贫困农户培训、扶贫项目运作等方面的功能优势。

2、强调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既要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组织、带动、协调、约束功能，更要立足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发挥市场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调节功能，特别是在产业化扶贫工作中，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的带动脱贫功能，使政府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主体的资本投入、技术服务、生产经营、市场开拓优势结合起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各类市场主体和贫困群体之间建立合作双赢的长效脱贫机制。

3、强调自上而下治理链条与自下而上治理链条的有机对接。

既强调依托各级扶贫系统进行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活动，又强调调动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和贫困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打造更加顺畅、充分的信息传递共享机制，更加高效、科学的计划决策机制，更加宽广的资源投入机制，更加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充分调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贫困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治理链条的无缝对接。

三、立足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治理机制。

1、创新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减少扶贫资源的错配和漏出。

①结合扶贫标准上调，完善贫困人口的统计识别工作。

⑴完善扶贫机构的统计监测机制。通过逐户摸底，规范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核算机制，并对贫困人口进行逐一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形成县、乡、村三级贫困人口档案数据库，搞好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确保有生产能力和意愿的贫困户都能得到有效扶持。

⑵完善群众参与识别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村干部操控贫困人口认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大力规范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审批、调查登记等关键环节，将扶贫对象选择纳入群众监督视野。

⑶强化动态管理机制，通过有效跟踪，做到“应进则进，应退则退”。

②适时调整贫困县、贫困村的认定资格，下放调整权。

为实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及时动态调整，建议将调整权下放给省级扶贫办，由它们定期对重点县进行重新评定或调整，这是因为各省扶贫办更了解区域各县的发展状况，更容易破解重点县资格认定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务院扶贫办可以重点调控贫困县总量及其大区域分布，对各省调整情况进行备案、监督和审核。

而且，为真正识别出需要帮扶，又具有脱贫潜力的贫困村，应采取“自荐”和“联评”相结合的认定方法，适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即首先由自认为困难的村报名参与筛选，然后由扶贫办和农办、财政厅、农行、信用联社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起来，进行考察、评比、选择。

2、创新扶贫资金投入机制，拓宽渠道、加强整合。

①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

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都必须把扶贫开发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的有关规定，中央财政扶贫投入增幅不低于一般支农投入力度，省级财政扶贫投入要提高配套比例。而且，积极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机制，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总体上向连片特困地区进行倾斜。

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取消贫困地区公益设施建设的配套资金要求。

为增强贫困地区的投入建设能力，应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由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中，常常要求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自筹配套资金，但贫困地区财力薄弱，很难满足配套要求。因此，建议国家逐步取消贫困县乃至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筹资金要求，通过加大上级财政投入，协调银行政策性信贷、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等多元渠道，弥补资金缺口。

③加强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的资源整合。

实现扶贫办与行业部门的合理分工，将专项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扶贫产业培育及产业设施建设、贫困农户培训和转移就业、异地搬迁扶贫等领域，而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则更多依靠相关行业职能部门的资源投入。应强化地方领导一把手负责制，由一把手牵头制定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协调各部门的项目规划、资金安排，以县为单元，加强资源整合，在贫困地区集中力量实施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解决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制约。

④完善信贷扶贫激励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

完善贷款贴息、税费减免、定向补贴、增量奖励等优惠政策，调动金融机构的扶贫积极性，研发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更加灵活、适用的信贷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积极探索群众互保、公务员担保、企业担保、财政资金担保等多种担保方式，降低贫困农户的信贷门槛。在贫困地区优先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扩大贫困村村级互助金试点规模，完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形式。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并健全其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农业，在贫困村建立产业基地，为贫困农民提供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优先吸纳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优先收购贫困农户的农副产品等方式，带动贫困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⑤拓宽社会主体的扶贫渠道。

引导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个体经营者、经济发达地区等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为他们进入贫困地区搭建平台，创造良好政策和社会环境。开展多形式的扶贫帮困活动，如大力支持各级团组织和妇联组织开展希望工程，温暖援助农村贫困单亲母亲等公益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继续动员和组织高校毕业生开展“三支一扶”活动等。

3、创新扶贫项目选择、运营机制，提高项目瞄准率。

①在项目选择上。

应走出扶贫办掌握项目选择权的误区，充分发挥贫困农户、扶贫龙头企业、扶贫互助社等主体功能，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监督、保障扶贫效益惠及“真贫”上;

②在项目运营上。

适当降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准入门槛;改变非贫困户排挤贫困群体的状态，确保最困难的农户优先得到有效扶持，确保贫困农户享受的政策优于一般农户。而且，注重发挥贫困农户互助组织的运营主体功能，提高分散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参与式扶贫效益;

③在项目监测评估上。

注重发挥贫困农户的评价功能，强调扶贫效益而非扶贫资金是否进村入户，通过资金委托经营、合作分红等形式，创新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

4、健全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机制，提高贫困农户受益率。

①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

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不断创新财政扶贫资金到户扶持机制，采取项目直补、项目覆盖、技能培训、移民搬迁、贷款贴息等方式，使扶贫对象直接得到有效扶持;基础设施项目确保贫困农户优先受益;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大户实施的产业化扶贫项目，要建立健全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

②加强扶贫项目监管。

做好项目库建设和备案工作，全面推行重大扶贫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在项目督查上，采取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特派督查等灵活多样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

③加强审计、严防违规违纪。

由各级扶贫办和审计监察部门共同构成监督体系，对扶贫开发项目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范和完善扶贫资金报账制度、公告公示制度和交接制度。实行到村扶贫项目“直通车”制度，建立“人户项目资金登记卡”，严防挤占、挪用、截留、贪占等违规违纪现象。
来源：http://china.findlaw.cn/

4. 什么是185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 乡村治理是通过对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生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改变“脏乱差”的农村现状，不断加强基层治理。

5. 什么叫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通过对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生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改变“脏乱差”的农村现状，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乡村治理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和建构思路：
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始终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引导他们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生态家园。
坚持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美丽村镇建设，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着力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坚持规划引领，示范带动。强化规划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切实做到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设。按照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分批实施的思路，坚持试点先行、量力而为，逐村整体推进，逐步配套完善。
坚持合理集聚，节约用地。村庄规划应与土地整理、村庄整治相结合，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按照“统一规划，相对集中，适度规模，分步实施”的要求，实现土地的集约使用和耕地的占补平衡。
允许适度超前，增强配套。按照城乡村镇居民生活条件同质化，以及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置均等化的目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合理布局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

6. 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说明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应该坚持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乡村文明。

7. 中国是怎样实现对乡村的治理乡村的自治模式是怎么样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第八部分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对新形势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作出了重要部署。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组织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委员说。
那么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如何？中央一号文件中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意见，对以后乡村治理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对此记者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
农村治，天下兴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正在急剧变化，农村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完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让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上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形势成为当务之急。”汪晖说。
湖南省慈利县象鼻嘴村的党支部书记向平华代表是来自最基层的干部。“要说治理，‘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根线’，基层最重要。”向平华说，“总书记参加上海团审议时也说了，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应该把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们手里的武器。”
“农村治，天下兴。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最大群体，农村是基层社区。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是创新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代表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靠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关。
要把党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手，成为新农村发展的领头人，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村干部是领头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头羊”，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农村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赚钱，而是要被群众们拥护，要培养村干部最基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
张晓山同时认为，在行政村一级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色彩越来越浓的现实条件下，要强化村民小组层级的民主自治功能，以村民小组为主体建立和健全普通农民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将非公务员身份的村干部的权力也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普通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
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葛剑雄说，建设基层民主可以大胆积极试点，然后推广，针对有的村人很少了，可以适当集中，鼓励公务员、村官到基层，毕业生回乡为社会服务。
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委员也认为，贫困地方没有集体收入来为乡村服务投入，未来要加大行政村与自然村集体组织力量，增加村里的集体收入的经济来源。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实行了积极的农村发展计划，取消了‘皇粮国税’，以推进农村的发展，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转变。这一方面说明乡村与整个国家治理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国家的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