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1. 有哪些社会现象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李树林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对35年来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了我们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丰富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是对改革目标的拓展和延伸.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放在总目标的高度,是对其他各领域改革的高度提炼,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治理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是对传统理论的超越和发展.从新公共管理角度看,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模式是公共治理模式,公共性是治理的灵魂和宗旨,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持续互动过程.首先,从治理能力角度看,强调将市场的激励管理机制以及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强调效率、市场化、竞争性和灵活性.其次,从治理主体角度看,强调“三部门”合作治理.政府和市场均存在失灵现象,传统的“二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管理需求.治理主体应具有多元化,政府作为第一部门、市场作为第二部门、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共同构成治理的主体.第三,从职责权限角度看,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公权力机构；市场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权力组织；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三者彼此分离又相互依赖.
总之,治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它不同于行政和管理,它掌舵而不划桨.治理与管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区别：（1）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等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机构,也可以是市场和社会组织.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主体共治的理念.（2）权力来源不同,管理的权力来自统治阶级及国家法律授权；治理的权力来自公众认可及社会契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达到自治的效果.（3）适用范围不同,管理是一个制度性概念,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只适用于政府权力所及领域；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全社会.（4）手段机制不同,管理以政府命令、控制和规制为主,强调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治理强调对话、协商、长期合作,强调权力的自上而下或平行运行.（5）价值取向不同,管理强调的是行政观、制度观和责任观；治理强调民主观、社会观和法治观.（6）达成效果不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管理多头痛医头、就事论事,效果往往事倍功半；治理更注重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有机结合,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就具体内容,包括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制度安排,如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就构成要素,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及治理效果三个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指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扩大人民民主、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它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新的目标愿景,是实现以发展为诉求的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个良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1）国家机制、市场机制、公民社会机制的互相支撑与平衡；（2）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宪法与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社会契约和价值认同成为公共治理的社会土壤；（3）民主与效率的相互补充与协调,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主体地位,且有利于提高行政与经济效益.
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关键要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使社会主体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最终达到国家、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的“善治”效果.那么,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思想是行动的灵魂,当前不论是权力机关干部还是广大群众对国家治理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甚至存在很多过时的、不与时俱进的观念和思想.例如,官本位思想十分盛行,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主人,将行政权力看作是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取利益的私人物品,将权力的运用看作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命令和管理,习惯以管理者身份干预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缺乏服务意识,缺乏法律与规则意识,习惯以自由裁量权对权力的运用进行界定,习惯于“家长式”管理模式,认为政府或公权部门是唯一的管理者,将公民、市场及社会组织看作被管理者.同时,从公民角度而言,官本位思想同样存在,遇事找政府成为既定的思维模式,缺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参与政治生活、争取自身利益的内生动力和能力,公民社会的发育仍处在萌芽状态.
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刻不容缓.就政府而言,必须树立公共权力观,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委托属性,人民群众是权力的委托者、监督者、制约者,运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执行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必须树立法治权力观,用法律规范、治理和控制国家的权力,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必须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做到执政为民、勤政为民.从人民群众角度而言,必须树立主体意识观,认识到自己是权力的委托者,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理顺各治理主体的协调匹配,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一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内部权限分工合理、职责范围有限、高效运转、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与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市场经济的活力不断得到释放.然而,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依然采取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的管理导向.随着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国家决策范围不断扩大,政府已经无力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失灵现象在众多领域开始显现.
因此,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职责有限的政府.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各归其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分工体系.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体组织化发展,分散国家治理资源,在多元、集体、互动的治理模式中,解决庞杂、专业的社会问题.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提供坚实基础.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应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谋划各个治理领域的改革方案和具体举措,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
在具体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思路：一是契约化与合作方式,转命令为协商,转独占为合作,为权力寻求新的合法性途径.二是市场化与竞争方式,转官办为民营,转垄断为竞争,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法治化与服务方式,转人治为法治,转管理为服务,让权力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下运行,汲取现代治理的思想精髓.四是注重信息与科技手段的运用,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武装国家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减少治理成本.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放权于社会、让权于市场,既是政府转型的现实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必将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健康运行、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的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的国家.
2. 从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视角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同时，要提升国家卫生治理能力，更好保障和落实公民宪法权利，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强化市场监管，加强法治建设，完善自然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加强组织人才工作，完善激励问责机制，切实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一、全球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一）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性，往往暴露出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国家治理中的各种漏洞导致重大流行病疫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背后都指向发展价值导向的偏差与治理包容性的缺失。人类缺乏节制的欲望扩张和运用利润尺度对世间万物的无尽索取是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频发的重要原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人类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拒止与反侵入。各种反常的火灾地震、物种灭绝、气候巨变、病毒肆虐都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整个地球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临界点。人类发展成果从外观上看是日益现代化的高速交通与完善的公共设施、日益丰富的消费产品与不断进步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壮大的城市圈与洪流般聚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但深层次中潜藏着分配不公平、服务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社会不安全等多种问题，使重大流行病疫情获得了潜滋暗长的各种必备条件。要有效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人类必须确立发展的边界与限度，以自然生态完全修复为标准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完善为自然立法的各种治理制度，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点;在人类文明自身，则需要以包容性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权利保障为目标，全面完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必备制度体系，“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使城市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各种成果为了人、服务于人、服从于人。（二）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扩散迅速性，需要整个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疾病控制系统进行有效的紧急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往往发生突然、传染迅速、迅疾造成广泛影响，如果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各个系统、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应对不及时、决策不科学、处置不恰当，就有可能导致事件迅速_化，产生群体性心理恐惧、情绪焦虑、行为改变、人格变异等恶果;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不能及时有效加以干预控制，疫情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往往迅速扩大升级，从局部的原始疫区向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全球扩散，从卫生医疗秩序的失序向整个经济秩序的失序、市场秩序的失衡和社会秩序的失稳扩散。面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日益严峻的扩散形势，只有完全的信息公开、科学民主的应急决策、高效的部门协同和应急处置，才能占据先机、赢得主动。（三）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影响深远性和危害严重性，需要整个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协同高效应对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常常在短时间内造成感染人群大量发病和不治身亡，特别是致病人群大量向医疗机构集聚形成对卫生资源的挤兑，使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就有可能对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及社会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例如，1918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亚型在全球引发的“西班牙流感”导致超过5000万人死亡;1998年登革热大流行使世界56个国家的120多万人患病;2009年的全球性流感有超过160万人确诊;2019年的非洲猪瘟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等等。显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重大流行病也呈现出全球传播的明显趋势。但是，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水平还停留在国内常态化治理的水平，远远难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重大流行病趋势。2019年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Jennifer B. Nuzzo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一起发布了首个显示全球卫生安全水平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这一评估全球195个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的指数显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方面具备完全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全球整体的卫生安全平均得分仅为40.2，世界上主要的中高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平均得分也不超过50。为有效应对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和日益常态化多样化的危机事件，中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都要进行应对全球传染病风险的压力测试，从结构和功能上重塑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应对全球流行病疫情的整体能力与水平。二、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国家整体危机管理能力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非典”以后，我国不断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传染病防控体系，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等，基本构建了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与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的实践过程中，从体制到机制等各方面却暴露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依然存在分割管理的体制。即使在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之后，自然灾害、生产安全、社会危机事件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但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依然由卫生部门管理。一方面，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危机事件的主管部门没有卫生应急管理的各方面权力与责任，另一方面，卫生部门承担着对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的沉重管理责任，难以有效承担起卫生应急管理责任。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职责分割管理的体制，使具有丰富应急管理经验的应急部门难以第一时间介入启动应急响应，卫生部门沉重的日常医疗管理工作也导致了其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麻木和反应迟缓。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3. 为什么要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创造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充满活力、政治安定团结的“中国奇迹”，之所以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一次又一次国际政治、经济风浪的重大考验，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二、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人治的传统比较多，法治的传统比较少，而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国家法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与那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差就差在法治，差就差在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会有一个印象：我们许多领域的“硬件”现代化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它们，差距主要在“软件”。西方社会经过了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各方面制度已相对成熟定型，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法条“管”着，违法必究的铁律深入人心，完备的法律体系能够覆盖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各种社会行为。
西方社会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法治“管”出来的。应该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国家治理方面，确实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种学习借鉴带给我们的只会是进步。当然，学习借鉴不是照抄照搬。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法治理念等，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对国外的东西必须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三、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可以终结历史的制度模式。任何制度都需要改革创新，僵化和停滞只会窒息制度的生机。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是经过几百年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已经是弊端丛生，这些弊端近些年正集中地暴露出来，使之面临严峻的变革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在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既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一个根本成就。伴随着中国的成功，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西方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却不愿意认可中国的制度，他们把中国制度的影响力视为最大威胁。
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创造和建设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伟大的创造力，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同时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交替的历史，几千年来乱世多、治世少，太平盛世更是罕见。长期动荡、战乱频仍，使人民深受其害。能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成为人民衡量制度好坏、政权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说到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制度执行力，靠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将伴随实现“两个100年”目标的全过程。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将大大推进这一进程。我们坚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将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新中国!
4.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中，谈谈你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都需要积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地区“守土有责因地制宜”的双向制度优势。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中央加强了对疫情防控的顶层部署，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及时解决了防控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尤其是多个省份一对一支援湖北各地的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国危机管理的历史传统和巨大制度优势。
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发挥集中统筹的制度优势在任何危机管理中都是必要的，一个有效的“中央大脑”是形成危机应对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前提，是克服各方面信息不对称、调动全国四面八方、各系统各部门高效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关键。
但是从此次疫情的处置全过程尤其是病毒爆发初期的情况来看，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现有国家治理体系中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同疫情防控中必要的分布式管理和临机决策的需求之间，仍然暴露出一定的冲突和矛盾，面对危机，权责配置失衡的问题一度凸显。
(4)疫情中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扩展阅读
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是在人接触到感染者的分泌物的时候。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口罩，防护效果都是有限的，需定期更换。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及时更换口罩：呼吸阻抗明显增加时；口罩有破损时；
口罩与面部无法密合时；口罩受污染（如染有血渍或飞沫等异物）；曾使用与隔离病房或与病患接触（该口罩已被污染）。
目前，国外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对 N95 口罩的最佳佩戴时间没有明确结论，我国也尚未对口罩的使用时间做出相关规定。对N95口罩防护效率及佩戴时间的研究结果显示，N95 口罩佩戴 2天，过滤效率仍保持在95%以上，呼吸阻抗变化不大；佩戴 3 天过滤效率降低至94.7%。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在 N95 口罩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只要没有被明显弄脏或损坏（如折痕或撕裂），可以考虑重新使用。
5. 指出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1、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2、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3、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5)疫情中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扩展阅读：
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1、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
2、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
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支持一线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6.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总目标之一，是立足于中国实践与国情而提出的自身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6)疫情中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扩展阅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在明确的国家治理思想指导下，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着增强国家统一性、推进国家均等化、提高国家创新性、促进国家法治化和基层社会自治等多项重点任务。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集中体现为整合条块、化解失衡、供给动力、克服阻力、提高活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
一是加强国家整合。
强有力的国家整合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整合，既包括实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包括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交通体系、统一的市场体系、统一的司法制度，形成一整套标准统一的规则体系和治理体系。实现这些领域的有效整合，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一支稳定的军事力量，凝聚社会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增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
二是促进均衡发展。
从社会层面而言，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成员提供均衡普惠的社会服务和良好秩序。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在国家治理的制度和能力建设过程中，我国将进一步引导和协调更多的资源、人才、资金、管理、技术等要素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中去，努力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实质性差距，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体现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和有效治理能力，具有运行成本低、实施效果好的特点。通过不断完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现代法治体系，建立健全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有力提升社会整体法治意识，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四是释放社会活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其本质在于政府向社会放权，释放社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活力。在社会基层，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不断涌现，社会企业、非营利性组织成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社工、社区、社会联动格局正在形成。
五是创造多种民主形式。
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完善发展，权力监督与制约实效明显增强，地方被赋予更多的立法权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平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提高各个界别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实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团结进步、促进共同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六是广泛参与全球治理。
习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使世界成为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治理的持续有效，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基础；而参与全球治理所带来的红利，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不断改善的动力。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7.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内代化。在肯定我容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之处，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历史上诸多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形成了大量国家治理理论。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蕴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对比、分析和吸收借鉴的。
三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实践出真知。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来自实践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采纳，是错误的就马上纠正，“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逐步积累经验，不断摸索规律，最终在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 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鄂抗疫情对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影响力的，呃，只不过是呃呃这个疫情只不过都是自然的一些规律。
9. 为什么要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创造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充满活力、政治安定团结的“中国奇迹”，之所以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一次又一次国际政治、经济风浪的重大考验，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二、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人治的传统比较多，法治的传统比较少，而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国家法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与那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差就差在法治，差就差在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会有一个印象：我们许多领域的“硬件”现代化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它们，差距主要在“软件”。西方社会经过了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各方面制度已相对成熟定型，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法条“管”着，违法必究的铁律深入人心，完备的法律体系能够覆盖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各种社会行为。
西方社会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法治“管”出来的。应该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国家治理方面，确实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种学习借鉴带给我们的只会是进步。当然，学习借鉴不是照抄照搬。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法治理念等，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对国外的东西必须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三、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可以终结历史的制度模式。任何制度都需要改革创新，僵化和停滞只会窒息制度的生机。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是经过几百年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已经是弊端丛生，这些弊端近些年正集中地暴露出来，使之面临严峻的变革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在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既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一个根本成就。伴随着中国的成功，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西方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却不愿意认可中国的制度，他们把中国制度的影响力视为最大威胁。
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创造和建设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伟大的创造力，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同时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交替的历史，几千年来乱世多、治世少，太平盛世更是罕见。长期动荡、战乱频仍，使人民深受其害。能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成为人民衡量制度好坏、政权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说到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制度执行力，靠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将伴随实现“两个100年”目标的全过程。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将大大推进这一进程。我们坚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将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新中国!
10. 结合我国疫情防控的工作经验,谈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实践中,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
1、充实基层治理力量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各级党委政府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广大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挥其形式灵活、资源整合能力强、专业优势突出等特点，广泛动员各方社会力量，搭建有利于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平台，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
(10)疫情中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扩展阅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体现了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一方面，它不仅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变革，不仅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认识等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属于上层建筑，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得上层建筑更好的适应经济基础，从而更好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层面的现代化的发展，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