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全球治理论坛

Ⅰ 李晓东的相关职务

国内主要兼职（含曾经）包括 ：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IP与多媒体技术委员会（TC1）副主席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
CNNIC-ISC互联网技术联合实验室（CILAB）中方主任CNNIC-Cisco地址技术联合实验室（CCARL）主任
国家CN域名和ENUM国家86码域技术联络人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网络安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特邀研究员海峡两岸通信交流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互联网协会第四届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京津冀青年人才合作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信息与电子科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全国青联委员
山东青联常委
北京青联委员
中科院青联委员
中关村青联委员

国际主要兼职（含曾经）包括 ：国际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亚太事务副总裁
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职能移交协调工作组（ICG）成员
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SSAC）委员
注册服务技术评估专家组（RSTEP）成员
安全稳定与可恢复性评估专家组（SSR RT）成员
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多利益相关方（MAG）专家组成员
世界经济论坛（WEF）：
网络安全理事会理事
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国际技术标准组织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
国际化电子邮件工作组（EAI WG）联合主席
应用领域技术标准评估专家组成员
国际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
BIND10软件指导委员会委员

Ⅱ 互联网十 形式与政治论文

一、当前网路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一)主要大国加紧制定和完善网络安全战略

美国首次将网络安全置于恐怖主义之前，列为美战略安全最突出问题。美国虽网络实力超强，但对网络的依赖也最大，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网络攻击多重威胁，因此在以网络为抓手全面巩固其政治、军事、经济霸权的同时，也对包括我国在内主要国家网络能力发展日益焦虑。奥巴马上任不到4个月，就将网络战争视为“最严重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挑战之一”，承认网络战争“从理论走向实战”[1]。美国相继发表《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网络空间政策报告》、《国家网络作战军事战略》等政策文件，将网络空间治理重点“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从被动防御转向武力报复”以构建全球网络霸权。美国又启动“大数据研发计划”
将其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视数据主权为继边防、海防、空防后的又一大国博弈空间。英、法、德也分别出台了《新版英国网络安全战略》、《信息系统防御和安全战略白皮书》、《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等报告，明确将把网络空间威胁列为国家生存发展所面临的“第一层级”威胁和“核心挑战”网络安全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视网络攻防建设与陆、海、空三军建设同等重要。在美国的背后支持下，北约网络防务中心也发布了《网络战适用国际法手册》，该手册是国际上首个就网络战适用国际法问题做出规范的文件，标志着网络战日益从“概念”走向“现实”，反映出网络安全正逐步上升为西方核心安全关切。

(二)网络空间军事化进程明显加快

美、英、德、俄、日、韩、印、澳等国相继组建网络部队，纷纷成立“网络司令部”或“网军”，加强信息战研究和投入，研究信息战战法和战略，研发的高破坏性“网络武器”已达千种之多，信息战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我牵制遏制的重要手段和选择，我国面临的信息战威胁趋于上升。美国是网络战的先行者，在网络空间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实现制网谋霸。美军网络司令部人数为8.87万人，通过启动“国家网络靶场”项目多次举行网络战演习，并注意在常规联合军演中注入网络战元素。美国还定期邀请英、法、韩等国参与“网络风暴”演习，加强多国间信息共享和危机联合处置能力。韩国组建200人组成的国防情报本部网络司令部。印度国防部拟在2017年前组建7个信息战旅和19个信息战营。日本提出建立以应对网络攻击为核心的组织机构并培养相关人才。此外，各国网络战策略也正发生由守转攻的变化，出现将网络攻击视为武装攻击的趋向。北约出台的《网络战适用国际法手册》明确提出网络战在现实中可能产生与实战相似的效果，并不因为发生在互联网上就不是战争，国际法同样适用于网络战。美日等国已明确表示将推进攻击型网络部队建设，必要时发动网络战争。值得关注的是，美、俄己开始发展“先发制人”的网络刺探与反制能力，强化网络战攻击手段，以实现“以攻代防”、“以攻促防”网络空间的攻防对抗更趋复杂严峻。

(三)围绕网络规则的国际斗争加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出于政治需要，把网络变成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人为地夸大网络空间的整体性和开放性，引入“基本人权”概念，鼓吹“网络自由”、“人权”高于“主权”，借此否定国家“网络主权”。他们宣称现有国际法原则可适用网络空间，没有必要制定新准则，反对设立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大力阻止由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介入互联网治理，声称监管网络有损言论自由，将削弱和抹杀技术创新，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坚持网络规则应以由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消费者等组成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共同制定，强调行业自律，真正实现互联网自由、开放、无界和安全。美国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就强调要力推美国网络“法治”观，互联网使用应顾及“法治、人权、基本自由和保护知识产权”，美国首先要同“立场相近国家”进行协调，确立舆论主导权，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扩大国际合作，最终确立新的规则，以争夺“网络治理”的主导权和绝对控制权。为此，他们竭力推动各方加入欧盟的《网络犯罪公约》和“伦敦进程”等机制，企图在联合国框架外建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体系，来削弱甚至取代联合国主导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担忧网络监管不力可能破坏本国社会安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坚持政府对网络空间拥有管辖权，关注滥用言论自由特别是网络言论自由损害他人权力和尊严。呼吁建立多边、透明和民主的网络国际治理机制，强调发挥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主导作用。中、俄及非洲、阿拉伯国家成功推动2012年国际电联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将互联网发展、接入权及网络安全等问题纳入新修订的《国际电信规则》及有关决议，尽管美国及一些欧盟国家拒绝签署，但该规则对今后的互联网治理必将产生积极影响。总之，互联网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利益相互交织，已成为各国的必争之地。围绕网络安全问题，各主要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必将长期存在。网络国际治理领域的斗争，也势将成为继气候变化之后以一个各国利益激烈博弈的新战场，其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将更加突出。同时也要看到，网络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具有全球性质，各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对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也有普遍认识。围绕网络安全问题，近年来联合国、欧盟、20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5国等多边合作及美与中俄印、中英等双边“基层”对话趋于活跃，反映了各国携手共同有效应对具有合作的巨大空间。

二、维护我国网络安全之对策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升温使我国信息网络管理与运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近40%，博客用户超过2.94亿，微博用户超过3亿，2011年就有5.13亿网民和8.59亿手机用户，是全球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2014年我国即时通讯用户规模将达到6.3亿人。网民中年轻人占比高，20岁以下超过35%。但网络监管手段相对滞后，网络立法尚处起步阶段，有关法规条文不够明确。网络监管机制缺乏统筹协调，相关监管部门多是“分兵把守、各自为战”的信息安全防控思路已不适应网络空间安全威胁的新变化。硬件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监管技术有限，专职从事网络舆论引导和监管的力量也严重不足，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平台和切实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还未形成，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工作亟待加强，我国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受到国外遏制与渗透，华为与思科、摩托罗拉之间的残酷竞争就是明证。摩托罗拉曾在2010年7月突然在美国控告中国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盗窃其商业秘密，半年后华为反击，起诉摩托罗拉，理由同样是知识产权遭侵害，旨在阻止摩托罗拉非法向诺基亚西门子网络转移华为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最后双方已达成和解，也证明之前所有有关华为侵权的指控毫无根据。华为经过与思科、摩托罗拉多年的斗争，终于学会了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网络安全问题已成为涉及我国战略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大课题，网络空间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利益冲突愈加激烈。我们既要充分认识网络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也要看到网络安全问题存在转“危”为“机”的空间，化挑战为机遇，加强战略谋划，内外兼顾，趋利避害，维护我国网络安全。

Ⅲ 那个互联网之父参加了世界第二次互联网大会

世界互联抄网大会嘉宾来自全球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20多个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600多位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互联网名人、专家学者，涉及网络空间各个领域，体现多方参与。 国际代表组织中，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ICANN总裁法迪·切哈德、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等人参加。 专家学者层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工程师吴曼青等人参加 国外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中，雅虎创始人、联想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杨致远、诺基亚公司董事长李思拓、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苹果公司副总裁戈峻、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首席技术官马特·格罗布等人参会。 国内企业家中，柳传志、马云、李彦宏、马化腾、刘强东、雷军、张瑞敏等人参加。 另外，“政事儿”了解到，国外智库学者，港澳台嘉宾等各个领域的大量顶级专家学者及媒体人也将参会。

Ⅳ 胡歌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什么他可以代表科技界发言

个人认为因为胡歌是比较励志和正能量的，并且胡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发言。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胡歌在会上谈及对互联网的态度，他表示，现在绝大多数的粉丝都是通过互联网来追星，但互联网不仅只有明星，还是一个拥有无限知识的海洋，年轻人应该善用互联网探索真理，了解世界。

这些年，胡歌在公益方面，除了出钱出力，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包括到青藏高原上捡游客们丢下的垃圾等。

Ⅳ 世界互联网大会来了多少大咖

1.政府代表
有8位外国领导人、近50位外国部长级官员参会，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萨里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阿济莫夫、汤加副首相肖西•索瓦莱尼、刚果(金) 副总理兼邮政、电信与信息通信新技术部长托马斯•卢哈卡•洛森乔拉等。
2.国际组织代表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ICANN总裁法迪•切哈德、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主席霍华德•迈克、欧洲信息和通信系统标准化协会秘书长伊什特万•赛贝斯戴恩、互联网治理全球委员会副主任戈登•史密斯、APNIC(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秘书长保罗•威尔逊、APTLD(亚太地区顶级域名协会)总经理莱昂尼德•托多洛夫、GSMA(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霍夫曼、国际数字政府学会主席特丽莎•帕尔多、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国际互联网基金会非洲区域协调员聂娜•诺瓦卡玛等20多个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3.国外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
雅虎创始人、联想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杨致远、诺基亚公司董事长李思拓、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苹果公司副总裁戈峻、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首席技术官马特•格罗布、甲骨文公司高级副总裁、甲骨文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李翰璋、思科全球副总裁多米尼克•斯科特、彭博全球执行副总裁凯文•谢奇、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IDG全球常务副总裁、亚洲区总裁、创始合伙人熊晓鸽、亚马逊AWS全球副总裁容永康、领英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空中食宿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奇、卡巴斯基实验室创始人尤金•卡巴斯基、麦肯锡全球高级副总裁凯文•斯内德、IBM大中华区副总裁、首席营销官周忆、SAP高级副总裁、SAP大中华区联席总经理李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数字化工厂集团总经理王海滨、ARM 公司全球副总裁史蒂文•派特森、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严璇、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新加坡鸿基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大鸿、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行政总裁任克英、软银中国资本管理合伙人宋安澜、布莱尔资本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吉姆•布莱尔等。
4.港澳台嘉宾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杨德斌、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凤凰网首席执行官刘爽 、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文宏武、星岛报业集团副总裁、流动媒体集团董事总经理王运丰、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顾问余文峰、澳门电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潘福禧、全国政协委员、澳门街坊总会理事长吴小丽、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董事长蔡衍明、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总裁蔡绍中、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郭台铭、台银金控董事长、台湾银行公会理事长李纪珠、亚太电信董事长吕芳铭、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中华电信董事长蔡力行、东森电视台总经理张忆芬等。
5.国内著名企业家
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阿里巴巴创始人、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网络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网络总裁张亚勤、腾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京东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小米科技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雷军、奇虎360董事长兼CEO周鸿祎、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柳传志、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史立荣、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蒋亚非、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等。
6.院士、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工程师吴曼青、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德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杨小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量子物理研究领军人物潘建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曹诗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程琳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于丹、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互联网名人堂创新者钱华林等

Ⅵ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通讯怎么写

世界互联网大会嘉宾来自全球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20多个重要国际组内织负责人，以及600多位容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互联网名人、专家学者，涉及网络空间各个领域，体现多方参与。 国际代表组织中，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ICANN总裁法迪·切哈德、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等人参加。 专家学者层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工程师吴曼青等人参加 国外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中，雅虎创始人、联想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杨致远、诺基亚公司董事长李思拓、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苹果公司副总裁戈峻、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首席技术官马特·格罗布等人参会。 国内企业家中，柳传志、马云、李彦宏、马化腾、刘强东、雷军、张瑞敏等人参加。 另外，“政事儿”了解到，国外智库学者，港澳台嘉宾等各个领域的大量顶级专家学者及媒体人也将参会。

Ⅶ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面临什么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的特征事实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与工业时代的传统政府治理习惯以部门为中心来解决问题、各部门独立办事的行政模式不同，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必须与大数据、时效性等紧密结合。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的特征
政府治理对象的双重性
个人既是公民也可能是网民，组织既是实体的也可能是虚拟的，社会形态随之分化为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
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关联处理，能够准确识别个人、组织、社群的行为特性和活动规律。政府作为“权威的一般性履行”的主体，可以制定并实施“量身定制”的公共政策，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参与性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参与性。伴随着互联网的加速普及，很多人通过互联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意识到需要运用视频访谈、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等新的网络渠道与民众直接沟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互联网重构了个人、组织、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和方式，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时效性
互联网扩大了政府治理的边界，要求政府对公众需求作出即时或瞬时回应。互联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按照7×24×365（7个工作日、24小时、一年365天）的时间维度运行，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表达诉求和期待，甚至可以发泄不满和抗议。他们随时随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布于网络。那些可能让公众感同身受的信息，依托互联网传播的放大效应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从而要求政府部门及时作出回应。如果政府部门仍然墨守繁文缛节、久拖不决等陈规，或者抱有“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最终就有可能导致事态的演变超出各方当事人的预期。
复杂性
互联网的普及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相应地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比如在个人信息泄露及其所对应的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15年3月发布的《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报告》，约三分之二的受访消费者在过去一年里曾遭遇过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被窃取。对此，受访消费者普遍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承担相关责任。
信息不对称性
海量数据催生了信息冗余，信息冗余并不意味着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相反，信息越充裕，信息处理成本就越高，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往往也就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资源去筛选和处理各类数据，以甄别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条件变量和约束变量。
随机因素干扰
政府治理面临的随机因素不断增加，放大了治理机制缺失的弊端，进而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和政府的权威性。互联网所构建的开放环境一般是在“匿名”状态下运行的，其本身无法排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不良和不实信息，这使得政府治理面临着很多随机因素。如果不能及时澄清并清除这些随机因素，很可能会酿成事端。
身份认同危机
近年来，中国的数字鸿沟一直呈扩大趋势。中国城乡间、地区间等的数字鸿沟，正逐步表现为宽带鸿沟、应用鸿沟、技能鸿沟以及知识鸿沟，以至其所可能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会严重影响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可逆转的“马太效应”，影响政府治理的效果。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新思维——三个“必须认识到”
首先，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的平台。互联网就如同一个政策对话场和治理论坛，人们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不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为政府提供了听取社情民意的直接渠道。中国政府网开设的“我向总理说句话”的常设窗口，从2014年3月到2015年2月27日共收到超过12万条网民留言，其中很多建议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依据和民意基础。
其次，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多中心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社会化网络。多中心特性就意味着无论是言论还是权威都带有“去中心”“碎片化”和“去行政化”的色彩，公信力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话语和共识的基础上，因而政府治理必须与多中心密切互动。同时，行为当事人的话语往往更加能够引发社会共鸣和共振，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有了自主治理、协商治理和阐释治理等多元趋向。
最后，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所及之处就是治理所及之处。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网络几乎覆盖了物理世界的各个角落，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基本上描绘了经济社会运行的一幅全息图。
互联网的出现，促进了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期望值的提升，不断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转型正在逐步展开。人们往往认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未知因素远远多于已知因素，而实际上，互联网真正带来的是探索未知因素的无穷可能性。我们既不能将现实社会的治理困境和尴尬归咎于互联网，也不能对互联网所“赋予”的效率抱以幻想，毕竟互联网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本身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对象。
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永无止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