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治理
❶ 什么是“文人阶层”
在中国，当家中有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几乎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强烈的愿望从孩子一落地就开始在父亲的心中燃起，孩子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最穷的人可以和最富的人一样尽情地沉醉在这一希望之中，因为在中国，财富和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但法律也把一些人拒之门外，妓女、演员、理发师和一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的儿子不能获得任何学位。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因为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通向荣誉最正当的途径就是教育。
国家的行政官员必须从文人中选出，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进行管理需要多少行政官员，那么这个阶层在国家中是多么强大和有影响力也就不难想象了。事实上，没能通过任何考试的书生人数也相当多，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官职，但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人在学校中做老师，是所在村镇的领导人物。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在解决与官府产生的矛盾、村庄之间的长期不和以及阶级争斗的时候，人们总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他们也很自然地居于领导地位。如果他们为了彼此支持而结成同盟，那么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背后不但有同盟者的支持，而且与他同一宗族的村民们也会不论祸福，不惜任何代价地支持他。从整体上看，这些文人都是些无耻之徒。他们的智慧通过学习得到了提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道义感却好像变得麻木了。他们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对外国人，他们的痛恨之情是最强烈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论这个外国人来自哪个国度。
总共有四种不同的学位提供给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的书生们：（1）秀才——“精明强干之人”；(2)举人——“高贵之人”；(3)进士——“高级文人”；(4)翰林——北京皇家学府(翰林院)中的一员。获得第一种学位要通过乡里的考试，获得第二种学位要通过省里的考试，而要获得后两种学位则要通过在北京举行的考试。其中晋升翰林的考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
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笑。中国学生们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就是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他们对英国学生在中学里所学的基础课程尚且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大学中那些高级课程了。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等等，这些名词对中国学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至于英国青年人必须学习的一些纯科学的课程更是中国文人闻所未闻的。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很容易的，从很多方面讲，它比英国学生学习的课程要严格许多。学生们必须背下所有的经典以及公认的解释。这些课程常常是晦涩难懂的，让人觉得提不起多少兴趣，它们从不触及人的生活，而只是谈论一些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这里面没有有关现实思想的课程，也没有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来获得创造性的课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一个学生首先要掌握数以千计看似神秘的象形文字——因为所有的书都是用这样的文字写成的，然后把它们在书中的排列牢记在心，使他对整本书中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都非常熟悉，直到他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把它们准确无误地引用过来。鉴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英国学生能够忍受这种令人恐怖的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和压力。而又有多少中国文人最终被这种可怕的过度疲劳压垮呢?这个数字恐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才能够想象得到了。这些可悲的人也只好带着那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长眠在山旁了。
要成为秀才必须通过四门考试：五言或七言诗，总字数不得超过六十；描写著名古建筑或其他旧时古物的格律文，文字长短不限；针对经典语句所写的小品文，可做正反两方面论述；还有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评论文章，这个重大事件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只要主考官认为合适就行。
诗所描写的都是极富韵味的东西，这些景物能够激发人潜在的想象力，并把它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下面就是几个在过去的考试中曾经用过的题目，它们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表现，具有一种真正的诗韵，这些诗已被印刷成册供后来的文人们做为范例学习。《古林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描写了悠扬的钟声从孤山中的寺院里传出，传到了那在山间独处的人的耳中。《别友人》描述了一个著名的官员离开他治理的地区返回遥远的家乡时的情景。《玉镯春水》描写的是春雨后山中蜿蜒而下的小溪，溪水汩汩向山下平原流去，太阳的光辉给溪水染上了翠玉般的光泽。还有《鸟鸣涧》、《春天的石榴树》等等。
许多诗歌作品韵味十足，读来朗朗上口。它们展示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惊人的洞察力，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想象，这些想象给一些西方的著名诗人以启示，并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单凭第一印象，诗的火花好像根本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心中燃起，基于这一点，他们对大自然深刻的洞察和丰富的想象就显得更加可贵了。即使是面对一头老牛或犀牛，这些貌似迟钝、冷漠、粗俗而又毫无诗意的中国人，也能迅速抓住大自然赋予它们的可爱之处，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
中国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从他们麻木迟钝、缺乏艺术修养的外表上，你永远也想象不到他们会具有那么多的天赋和才智。而且，他们是从内心深处热爱着大自然，一眼就能观察到她魅力无穷的一面。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天赋，并能运用真正的诗的语言把美展现在人们面前，而那些没有艺术眼光的人是永远也看不到这些被大自然羞答答地掩藏起来的美的。
格律文所选择描述的东西从本质上说并没有诗意，但在马丁•塔珀形式(Martin Tupper style)之后，这类文章必须遵循严格的韵律规定，这使它们不再像散文，而更像一个在韵律方面很有造诣，不久就会成为一名伟大诗人的人所写的文章。下面列举了一些在以往考试中主考官们出过的题目：“阿房宫”，“铜雀台”。三国时期，中国分裂为三个敌对的国家，这被赞颂的铜雀台就是在那时候由一个篡位者修筑的，站在铜雀台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当有敌人来犯的时候就能提前得到消息。还有一个题目是“宫花”。相传在汉朝时，这棵石榴树每天三次把叶子耷拉下来，就好像它已进入了梦乡，小睡之后，它又重新舒枝展叶，精神焕发了。
小品文论述的是从经典中引述的语句，考生可以对它加以批评，也可以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以前考试题目的几个例子：“饥与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心诚则灵”，“以德报怨”。
评论是一种更一般的形式，它论述的对象范围很广，上至遥远的古代，下至当代社会。过去的考试中曾有过这样一个题目：“秦始皇焚书论”。这是要求评论秦始皇焚书的目的。焚书指秦始皇烧毁当时国家的所有经典书籍，使人们无法再学习，从而变得愚昧。但秦始皇也为此事付出了代价——在他对新诞生的帝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那些深受各种书籍影响的读书人成了最令他头痛的反对者。还有一个题目是“描述万里长城，评论铁路与铁制战船”，这个题目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光绪皇帝的改革倾向——他在1898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表明这位皇帝正把主考官们引向一条更新考试内容的道路。
要想写出这些小品文和评论文章，必须对经典书籍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理解透彻，同时还要了解对这些字词的公认的解释。且不说写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了，除了中国人，其他任何人要完成这一工程都会精神崩溃的。每一部经典都必须单独学习，因为它们内容各异，且各具特点，书生们必须全神贯注地学习和掌握，就如同它是唯一的一部经典。引经据典的时候是不允许出现任何错误的。只要有一个引用错误或是书写错误，这篇文章就会被丢在一旁，这个考生也就绝不可能通过这次考试了。
想象一下：五六千个方方正正的小字摆在面前，它们古老得像来自于挪亚挪亚(Ark)：基督教《圣经》中洪水后的人类新始祖。——译者注的时代。它们像数字一样枯燥、呆板，但每个字那复杂的点点划划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学生们必须领悟这些文字的含义，同时记住它们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它们组合成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的或是爱与恨，或是爱情与谋杀，或是人类脆弱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施起来是多么艰巨。
但仅仅完成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整本整本的经典必须牢记在心，必须掌握那写于大约三千年前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迎合那些观念保守的主考官，因为正是他们掌握着授予学位的权力。
一个一流的中国学者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在经受所有这些重压之后，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居然还能够存活下来，那些书比任何东西都乏味。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尽量不在其中加入人类生活的色彩，他们本人似乎也对普遍的、大众的人性评价不高。书中语言简练、干脆，大概那些著书人根本就没有学习过写作，或者也许他们太忙了，所以不能尽述。书的内容既不浪漫也不刺激，它只是长篇累牍地叙述着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道德，可惜这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读书时我们希望能从中听到成人们的交谈、孩子们的欢笑和其他属于人类的声音，但我们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一切与《圣经》是多么不同啊!《圣经》中的语言是那样的活灵活现，就好像一群群栩栩如生的人物正走过我们面前，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描绘了出来，给我们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
省试的考试科目与乡试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它要求应试的文章要更为简洁、朴实，更为正统，而考生也需要有更渊博的知识。考试在省会举行。由于很多省地域辽阔，交通闭塞，不少考生要跋涉两三百英里，用上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省会。暂且不说路途上的劳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路费从何而来。大多数考生穷得像约伯约伯(Job)：《圣经》中《约伯记》里的人物——译者注和教堂里的老鼠，因此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怎样凑足路途上的吃住费用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有许多故事讲述的是这些学生为了取得荣誉历尽艰辛，最后终于青史留名。中国南部某地有一座陡峭的山，一条很重要的驿路刚好从山中通过，关于这座山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穷秀才要到省会去考举人，从他所住的小村庄到那个将决定他命运的城市有二百多里的路程。他凭着自己勇敢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百折不挠的努力，翻过高山，涉过险滩，再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时候他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仅够他勉勉强强度过考试的九天。考试结束时他已是身无分文，只好留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没有人会帮助他，对陌生人施以仁慈之心这一在中国经典中广受赞誉的美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无处可寻。但有胆识、有主见的他是不会绝望的。虽然才高八斗，可他并不认为老老实实地干些体力活儿有什么丢人之处。本着这个思想，他在一家轿行里找到了一个抬客人返乡的活。轿夫的地位在中国是很低下的。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秀才大胆而又独立的思想，他愿意暂时放弃他的秀才地位而做一个被人歧视的轿夫。
走呀走呀，他已经抬着轿子走过了整整一百五十英里路——爬高山，走峭壁，穿越人口稠密的平原，但他的头脑中时时刻刻都焦急地揣测着考试的结果：考榜贴出来了吗?我考中了吗?他没有足够的钱，不能留在城市里等待考榜揭晓。由于抬轿时间过长，他的双肩已经肿得老高，还被轿杠磨起了水泡，阴郁的生活正笼罩着他。这天，他来到了这座又高又陡的山下，抬头望着高高的山顶，想到要抬着沉重的轿子向上爬，他简直有些窒息了。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报喜官”的锣声，他们一边快马加鞭，一边喊着那些考中的幸运儿的名字。这些“报喜官”就靠考试过活。考试结果一揭晓，他们就立即上路，去给那些家远的考中者的亲朋好友报喜。他们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一般四人同行，带着铜锣，时不时地敲几下，一边高喊着考中者的名字。
他们越来越近，秀才紧张地聆听，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不但考中，而且高居榜首，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省里的一流学者了!他完全沉浸在兴奋中，现在金钱、荣誉对他都是唾手可得，而贫穷和痛苦都将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他放下轿子说：“我再也不抬轿子了!”可客人提醒他按照协议规定他应把客人抬回家乡。一阵犹豫之后，他决定继续抬下去，但有个条件：为攀登面前这座陡峭的山峰，他必须得到更多的报酬。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轿杠再一次被放在满是水泡的肩上，秀才带着他的荣誉，迈着轻快的步子，心中欢快地唱着歌向山上攀去。他的名望很快就会传遍全省，他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本省，甚至全国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秀才的家里，但现在他看上去是多么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苦力呀!为纪念这件事，从那以后，每当轿夫抬轿经过这座山时，他们都会停在山脚下，客人必须增加报酬他们才肯继续前进。
第三和第四种学位的考试是在北京举行的。凡是能够通过考试，特别是考中翰林的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可以在这个国家中谋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身份，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只要中榜，他们就立即成了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拔尖人物。考取翰林榜首的人有可能成为两省总督，治理两省，在那里他统治着四五千万人口，有着绝对的权力。
但是，一种新思想正在这个国家传播开来，血管中流动的血液已不再去重复那持续了几百年的缓慢基调。正像《里普•范•威科尔》《里普•范•威科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杂记》中的故事及其主人公的名字。——译者注 中所描写的那样，“沉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舞台已不复存在，年轻人正好奇地睁大眼睛，他们面前的景象决不允许他们再退回去扮演过去的角色。
为父辈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书和论题现在在年轻人面前已失去了吸引力。众多的西方观点像一首新鲜而又激动人心的乐曲传了进来，它们的共鸣声跨平川，越高山，穿峡谷，用那些伟大诗歌中从未提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惊醒人们沉睡的心灵。一个新纪元的序曲奏响了，人们心中那些似乎已经永远泯灭了的梦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再一次成为他们那非凡的想象力中的主旋律。
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国立学校，学校里挤满了求学的少年。他们接触到了西方思想的奥妙，与此同时，过去中国人从不了解的大陆现在也开始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在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开始了。那些曾容纳过一万考生的巨型大厅现在已被遗弃，孤零零地呆在一旁。它们的辉煌已经过去，大门在风中时开时关，巨大的蜘蛛已在房梁上安家织网了。仔细听，你能听到幽灵们的呻吟声，这是那些曾在这里获得了荣誉的人在感慨，是那些悲痛于帝国荣耀丧失的人在叹息!
❷ 什么是文人论政!
魏晋名士以清谈为主要方式，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藉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更多。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另一方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到讨论结束时，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称为“一番”，以后还可能会有“两番”、“三番”，直至得出结论，取胜一方为胜论，失败的一方为败论。
魏晋“清谈”的内容与形式
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
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
“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
“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
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
“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清谈”也有诡辩者。当然，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王苟子和许洵辩论，王苟子不得胜，而反过来，“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实为交换命题），王苟子还是告败。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
“清谈”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谈既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必尚虚无之论，后人对它的意义，一语道破：“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请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必然走向衰落。
❸ 书生，秀才为什么不适合当政治家文人气重的皇帝或领袖为什么国家少有治理的好的
不能，文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清高。拒绝与小人为伍，可社会中需要这类人才，应为他们善于沟通交流，生活中不可或缺啊。
❹ 文人臭毛病有哪些
中国文人是世界上有知识却最愚蠢的一群人。说他们有知识，因为天文地理，他们无所不知。说他们愚蠢，因为他们没有实际能力，不会科学技术，更不会治理国家。他们的毛病不少，简述如下：
（1）老子第一，谁也没有我的知识多，拥知识自重，向国家和他人提高要价。谁要是不尊重我，就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就是犯罪。如何尊重？就是要多给钱，多给地位，否则就是歧视知识，歧视人才，文人们就要开骂。
（2）不尊重真理，个人意气用事。缺乏客观精神，个人主观主义。不能理解他物、他人，不接受批评。对待批评是一批就跳，再批就喊冤叫屈。
（3）自己永远正确，错误都是他人的。功劳是自己的，过失都是别人的。即使承认，也推为客观原因。
（4）好高骛远，不以浅薄为耻。什么都是书上的好，欧美的好，自己国家的都不值得看，不值得研究。只想走捷径，拣便宜，不想做艰巨的实际精细工作。
（5）不以自已无能为耻，反以他人有能为荣。自己什么事也不会做，又不愿意认真做事，却把他人能力当成自己的来夸耀。
（6）感情用事，缺乏理性。如，把一切自然的灾难说成是人为的，把一些正常的认识局限和错误说是人为的。混淆事实和感情的差别，什么都大发感慨一番，上纲上线地感情式渲染，不作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分析。缺乏理性认识事物的能力。究其原因：中国文人，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缺乏现代科学思维能力。
（7）思维片面，教条主义严重，把实际事物的缺陷归为某种抽象概念的缺乏，书呆气严重。比如，他们把中国贫穷和不完善之处归为没有民主，却不能解释菲律宾为啥有民主社会仍然贫穷。甚至，他们把民主和人种结合起来，认为白人更民主，中国人比菲律宾的人种好，中国民主的成果肯定比菲律宾好。这些都是非常荒唐的观念。
（8）迷信学习，忘记创造。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一切东西都是学来的，不是创造的。他们要中国学美国，他们不知道美国的一切是美国创造的。他们不知道学习是为了创造，学习不是目的是手段。
（9）好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奴隶主思想严重，无视人的生气与活力。他们满口人权，却看不得别人的怀疑自己的观念，更不能接受他人的批评。当了官，则把下级当奴隶，一副奴隶主的样子，圣人救世主的样子，掌握着下属的生死予夺，不把下级当人看，无视下级和能力差的他人的客观存在。
❺ 朱元璋的新发明：对文人的惩罚，竟然是在朝堂上公开打屁股
朱元璋确实是发明了在朝廷上打文人的屁股，但至少还是注意分寸和尺度的，但他的后人却差之远矣让打屁股变了味。
朱元璋打文人屁股为的是灭一灭文人的威风
但到了明武宗时期，这个惩罚就变味了原本只是丢面子的打屁股，现在变成了丢里子丢命的打屁股，每次打屁股都要脱掉裤子而且一击见血。
朱元璋的本意是好的，但他的子孙后代不懂得其中的深意，结果就搞出人命了。
❻ 有人说文人起义事难成，为何呢，人民币上的伟人也是文人呀，
俗话说来得好：秀才造反自，十年不成。毛主席也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那个谁说过：正义只存在于大炮的射程内。
人民币上的伟人不止是文人，也是军事家、革命家。革命、革命，命是要用刀枪来革的，唾沫星子是淹不死反动派的。😆
❼ 从秦朝到清朝，文人出身，治理国家和战争时期指挥战役的才干能与明朝于谦媲美的名人有哪些
还是不少的，挑几个有名的说说吧。
和于谦同朝代的圣贤王阳明，宁王造反，王内阳明无兵无将起身容，不过数月将宁王之乱平定。
宋朝最出这种人才，毕竟大宋武将被打压。范仲淹作为北宋著名诗人，威震西夏边关，被誉为范小老子。虞允文以参谋之身，强接指挥职权，大破金国完颜亮，不然南宋可能1161年就亡国了。
诸葛亮其实也差不多。白帝城托孤之时，蜀汉领土大幅度缩水，实力严重下降，可谓危急存亡关头。但他之后平南蛮定西凉，司马懿也只能靠和他拼寿命，不能不说强。
❽ 宋代为什么会重视文人，轻视武将呢
宋朝之所以会重视文人，而轻视武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宋太祖赵匡胤那里。
一个朝廷里除了皇帝拍板，还得有文官出谋划策治理地方，也得有武将冲锋陷阵镇守边疆。文官权重能用分权牵制，但武将权重那就不是分权能解决的了，搞不好有样学样改朝换代了！也是鉴于此，赵匡胤才严格制定了“重文抑武”之国策。说到底，还是想保其皇权千秋万世！
说到宋代为何重文轻武。这还要从陈桥兵变说起。话说周恭帝元年，遣太尉检校，赵匡胤率师以御北汉，师次陈桥驿。众将士谋立匡胤为天子。环甲待旦直逼匡胤住所。使匡胤黄袍加身。
但此事并不真实。试想以太祖之神武，岂有军中指麾四出，而主帅犹被酒酣卧，至乱兵四起方徐徐而起的？史书记载只有一种解释。此事是匡胤与其弟匡义蓄谋以久之事。总之皇位得之不义。此事因此也成了赵匡胤的一块心病。
❾ 明宣宗在位期间只热衷斗蟋蟀，为什么史学家都评价其功绩堪比文景之治
明宣宗虽然在位期间喜欢斗蟋蟀，但是他对明朝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朝代，其中历史上不乏有很多爱好的皇帝，但是他们所做出的功绩也是非同小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对某一爱好的执着，就否定他们给自己所在王朝创下的功绩。
历史上比较有名气的文景之治，它主要功绩就是休养生息，给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仁宣之治则使大明王朝依旧繁花似锦，依旧国力强盛。所以后来很多史学家对仁宣之治的评价比较高。明朝由盛转衰是由各方因素掺杂在一起的综合结果，不是明宣宗玩蟋蟀的下场。
❿ 文人政府什么意思
以文化来领携，不以严酷的法律治理国家社会，轻遥薄赋，以开明的态度发展多元文化，提倡兼容并蓄出现百花齐放的文化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