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事关国家治理

5. 刘尚希：为什么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刘尚希：为什么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不能过度工具化
财政之所以被过度工具化，其理论的渊源实际上在凯恩斯，凯恩斯以后财政就变成了政府的手段。而且，在西方国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手段，也成为搞福利的手段，一种选举工具，成为满足政治家需要的政治手段，所以赤字和债务就不断扩大，最后变成危机。在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支配下，财政的工具化趋势很难逆转，只能是通过财政危机才能收敛一点。欧盟定的财政纪律之所以难以执行，这是重要的原因。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不能过度被工具化，尤其是不能为了短期的目标过度使用财政手段。否则，国家治理的这个基础就会松弛，甚至崩溃。
那么怎么保证这个基础的稳固呢？法治化。我看到《决定》里特别强调要完善立法，这可能吸取了房产税试点时受到合法性质疑的教训，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的确是必须“法”字当头。财政是政治的一部分，也是政权的一部分。国外的国会主要干吗？就是审查预算，就是围绕预算的问题争来争去。前不久美国两党的争斗主要是预算问题。征税权的问题也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从世界历史看，宪法的产生就与此相关。过去提税收法定主义，现在提预算法定主义，这就是财政法治化，也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这在我国还是弱项，税收既然是法定原则，这在《决定》中也明确提出了，那我们现在有多少税种是真正的法律呢？18个税种只有3个法律，其他都是条例。这方面需要大力推进。有人大代表已经提出议案，建议人大把税权收回去，不要给国务院过多授权。这就涉及到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如果真收回去，条例就很麻烦了，意味着要变成了法律才可以用，现在都是人大授权的办法。不难看出，财政法治化不只是颁布一些法律条文，而是涉及到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权力的配置问题，十分复杂。真正实行法定主义，人大和政府关系的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预算既可以是政府分钱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约束政府的制度。在国外，预算没有被通过政府就会关门，甚至解散。而我们的预算主要是政府分钱的工具，各个部门讨价还价的平台。这两者有质的区别。把预算变成约束政府的一种制度，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它是综合性的，涉及到多个层面，涉及到权力分割。怎么分权，怎么制衡。这里涉及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说，财政改革决不仅仅是如何分钱那么简单。
财政怎么改？
从上述意义上讲，这一次对财政的认识应该说很到位。有了明确的认识，财政改革的思路也就清晰了。这其中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明确事权”，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而影响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改革税制”，这涉及到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稳定税负”，这涉及到社会的期望，稳定税负大家有期待。过去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出经济的增长，老百姓担忧甚至有骂声。最近一年尤其是经济增长下滑以后，财政收入的增长又低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其这么下去，意味着宏观税负会下来，今年的赤字已经跳跃性增长，明年的赤字若是又跳跃性增长，那肯定不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现实条件，我认为稳定税负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又来了，稳定税负，那结构性减税是不是要停下来？其实不矛盾，恰恰相反，结构性减税是保证现有条件下税负稳定，防止财政收入增长进一步下滑的重要措施。所以结构性减税和稳定税负是不冲突的。

还有“透明预算”，究竟怎么透明？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问题。透明预算涉及到很多技术性问题和基础性工作，比如说政府收支分类是否科学的问题，还没有资产负债表，不知有多少资产和负债，怎么透明，这也是一个问题。“透明预算”提出了要求，指出了方向。还有一句话就是“提高效率”。刚才魏部长讲的，我们政府的效率不高，内耗造成的；而内耗则是职责不清造成的，导致花了不少冤枉钱。我们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增长很快。但从效果来看并不是很高。科技方面的投入，就像车挂在低档上使劲踩油门，油耗增加很快，转速表也很快，但车速很慢。科技带动经济的作用很弱。这些年来重投入，轻改革。各个部门把事情干好了，是各个部门的功劳，但如果有问题，就是投入不够，财政给的钱不够，普遍都是这么个说法。国家怎么样真正形成一盘棋，对提高效率非常重要。
还有一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怎么建立？就是法治、透明、高效。把前面说的做到了，现代财政制度就建成了。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个太重要了。
为什么提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不提五级政府五个积极性呢？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实行的是两级治理架构：国家（中央）治理、地方治理，这与五级政府不是一个概念，不能划等号。我们过去老是从五级而不是从两级的角度来考虑财政体制，是混淆了国家治理级次与政府级次。我国的立法体制就是两级，而不是五级的概念。司法体制也很快要变成两级。这意味着，财政体制也将是两级架构：国家财政体制、地方财政体制。地方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治理体制、不同的财政体制，甚至包括不同的财政改革。我认为，应该一方面扩大地方的权力，加快简政放权；另外一方面也要强化地方的责任约束。中国这么大，中央都直接管到县乡，那根本管不好，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国家治理的主线反而模糊了。国家治理实行两级分权，这就是主线。至于地方治理，则属于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能混淆起来，眉毛胡子一把抓。

6. 为什么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中，以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定位财政，赋予了财政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
一、之所以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因为，在任何经济社会和任何发展阶段，国家治理的主体都是政府，财政则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基础所在。
1、政府做任何事或从事任何活动，都是需要花钱的，都是要以花钱为条件的。政府所花的钱，来自于财政支出的拨付。政府要花钱，就要筹钱，就得有钱的来源。政府所筹措的钱，构成了财政收入。这一收一支之间或财政收支的过程，实际上便是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政府履行职能的活动。没有财政支出的拨付，没有财政收入的筹措，就不可能有政府职能的履行，也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实现。
2、财政收支既是所有政府活动的基础，又是连接政府和家庭企业的最直接的纽带，财政职能的履行，其范围，能够覆盖于所有政府职能、所有政府部门和所有政府活动领域。其触角，能够延伸至所有家庭和企业、所有经济社会活动领域。
3、作为政府的收支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围绕政府收支所形成的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不仅直接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履行状况，而且事关所有政府职能的履行状况，进而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状况和国家治理的实现水平。
二、之所以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是因为在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诸种要素中，财政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种要素。
1、只有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事权与财权界定清楚了，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支出责任和财力配置妥当了，各项政府职能的履行才可能落到实处，国家治理的相关活动才可能运行顺畅。
2、一定程度上“有多少钱才能办多少事”，财权对事权有制约作用。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有助于从根本上实现政府职能格局的调整目标。财税体制改革不仅可以也应当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柱，而且可以也应当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柱。
3、在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中，政府预算绝对是一个重要载体。通过政府预算治理国家，更是迄今可以观察到的有关现代国家治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轨迹。同时，政府预算也是控制政府支出规模的一个有效手段，通过政府预算，可以形成对政府支出规模和国家治理活动成本的有效控制。

7. 如何认识和理解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如何理解“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三中全会《决定》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屋见瓴地肯定财税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财政是七分财、三分政。财，是指财产、财产权利，既有私人财产权又有公共财产权的因素。政，是指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要平等和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财政的深层次问题则反映着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还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重点是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这些问题涉及着我国的治理架构、运行机制和法治化。可以看到，我国所有改革内容都涉及财税和法治问题。新一代领导人正是洞察了古今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把财税和法治提高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此次全会《决定》第五部分是专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但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不仅仅限于《决定》的第五部分，应该说《决定》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的精神。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是一部重要的财政制度。这说明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是我国新时期改革的主线和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施正文认为，《决定》实现了财政、税收两个制度的创新和突破。长期以来，财政被列在经济、收入范畴。而实际上，财政是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正如刘剑文教授所言，理财就是治国，理财是治国的主要形式。《决定》把财税从简单的经济领域提升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高度，不是对财税的褒奖，而是回归了财税的本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孟洲、西南大学教授张新民等人也认为，《决定》的很多方面都涉及财政，不仅是在第五部分专门对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作出了部署。以前仅仅是从经济的方面研究财政问题，没有上升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高度。对此，财税法学人在感到欣慰之余，更感到任重道远。他们表示，未来要努力推动财税改革成果的法制化。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耿琴认为，《决定》是我们国家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出台的一个最顶层的设计，展现了党治理国家、改革国家的决心。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方案中，提出了很多涉及财税领域的重要问题。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领域之一，也是民心所向。
如何理解稳定税负？
《决定》提出稳定税负。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所长贾绍华认为，稳定税负就是在现实的税负基础上不再增加也不再减少税负。但问题是税收负担究竟多少合适？当前各方面比较接受的税负是33%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绿皮书》计算出，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2.2%。国家税务总局原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09年数据为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更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税负是否用到了民生，是否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他认为，应该通过法制来界定这些问题，如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确定纳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政府的税收用到什么地方。这样，《决定》提出的完善立法、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就紧密结合起来了，由此才能解决稳定税负的问题。同时，应重视对实体法的完善。比如通过清费立税，实现环境保护费、社会保障费等费改税，用7—8年的努力，到2020年使税收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样，稳定税负的目标才有可能得到实体法方面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