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⑴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⑵ 标题 4、全球治理体系从何而来,会向何处而去
这种的话,一般来说建议你还是让他们的这个污水治理从源头上进行治理。
⑶ 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特点及原因
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特点是形成了两局格局,原因是力量变化。
⑷ 如何理解疫情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逆全球化浪潮不利于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是近四十年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米晓米f少零少惠晓电晓受晓受晓晓晓多晓电晓米晓受晓联晓受晓零晓电晓受晓米晓多晓晓晓受晓晓晓联晓晓米多晓联晓受全球化已经让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带来了不少全球问题,例如环保问题、核污染、贫富差距、传染性疾病等,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现象。电零零少年底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电零零量年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大国造成了沉重打击,经济复苏乏力、陷入长期停滞状况,本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在这个节点遇到了强大阻力。逆全球化思潮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更夹严重。
当前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不要全球化,而是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它们有利的全球化。例如:电零受少年受月电零日,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先后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国等,甚至还威胁说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特朗普的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反全球化的举动,但其本质上是要阻挠新兴大国的发展,以保持其曾经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获取的丰厚利润不缩水,同时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特朗普声称的这些政策,都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实现“让美国人再次强大”的目的。在电零受量年惠月电多日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再次表达了“拒绝全球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理念。
西方大国的逆全球化突破了经济行为,而发展成为政党行为、国家和政府行为,逆全球化思潮已经从贸易蔓延到了政治、科技、军事、宗教、意识形态和卫生等各个领域,对世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处处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推行“美国优先”的挡箭牌,极大损害了各国之间的合作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轮全球化,中国扮演了引擎角色,直接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利益,在此情势下,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抹黑中国的各种说法,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外,别无它用。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当前,全世界传染病防控领域的科学家都在努力对病毒进行溯源,病毒源自何处尚无定论,用“中国病毒”的标签让中国背锅纯属欲夹之罪。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公开表态,“‘中国病毒’的说法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位负责人比那些政客负责任多了。
其实传染性疾病是全球化背景下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必须承受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随着人员和货物的快速流动,传染性疾病也日益走向全球化,一些传染性疾病很快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至其他国家,演变成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如果说前段时间,世界更多承受着来自中国疫情扩散的压力,那么现在中国更多承受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疫情输入的风险。可见,在疫情和病毒面前,没有超然的旁观者,只有国际合作的躬行者。而反全球化浪潮不利于全球传染性疾病的快速消除。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新发传染病的蔓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影响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和危及国家安全,因此迫切要求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全球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行动起来,本着合作的精神采取共同的行动夹以应对。
⑸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应扮演革来新者和纠偏源者角色。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亚洲与世界的未来》认为,在全球治理这一重大挑战面前,与世界其它次区域在地区组织基础上或多或少形成某种集体立场相比,东亚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这里是越来越强势的世界经济最主要动力机,在全球治理上,世人对于东亚给予很大的期望值;
另一方面,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机制建构上——却一直滞后不前,在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体和韩国之间,目前并不存在一种建立在彼此协商基础上的共同或相似立场。与会专家认为,在全球治理的道路上,中国所扮演的是革新者和纠偏者的角色。
(5)疫情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扩展阅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古来稀之年,改革之行刻不容缓。“旧房子”要翻修,“新房子”要盖,在全球治理的道路上,中国所扮演的是革新者和纠偏者的角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院丁一凡也认为,从亚投行的成立来看,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一种改革,起到了“鲶鱼效应”——新的竞争者进入原有体系,激发整个体系的积极性。通过基础投资带动增长,亚投行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空气。
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提倡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正逐渐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⑺ 对比中西方抗疫答卷,我们的制度有哪些显著优势
中国制度显著优势:
1、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国家制度,其承载的价值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2、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既需要通过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同时又不断释放出推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政治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将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全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3、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提高站位看问题,配合大局作谋划,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次疫情防控斗争,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构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4、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内的科学制度体系,其显著优势涵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次抗疫斗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科学有序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5、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人民军队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⑻ 全球数字治理原则为什么没有共商共建共享
各项建设济发展都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这是依据嗯。互惠互利的原则而进行的,如果说你想合作的对方不想享受该原则的话,我想那你的这个尽管是全球数字治理也不可能达到共商,共建和共享。
⑼ 结合疫情背景,阐述中国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以切实行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出突出贡献,与全球多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防控治疗经验、技术、方案,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和帮助,提供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在内的医疗物资援助等,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团结合作精神,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重大传染性疾病一直是人类敌人,人类文明史既是一场与疾病的抗争史,也是一部全球交融交往团结合作的进步史。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问题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战“疫”实践表明:唯有团结合作,才能驱散病魔;只要命运与共,就能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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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者和推动者。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在国际社会落地生根,并持续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明确写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等。
当前,结合战“疫”进展,中国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元首外交,中国领导人同数十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频频互动,同国国际组织和重要基金会负责人不断沟通。通过会谈会见、电话沟通等形式不断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方团结合作、共克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