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国家治理

Ⅰ 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基本特点

就是后半部分的话。
1、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需要，非此不足以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2、反映出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吸纳新生力量，保持统治基础的稳固。
谢谢，希望采纳。欢迎追问。

Ⅱ 为什么说汉唐是中国的鼎盛时期

汉朝和唐朝时文治武功及国际声望较强盛，所以说汉唐是中国的鼎盛时期，人们将汉唐两朝出现的盛世统称为汉唐盛世。

汉朝和唐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华夏族在汉朝时期逐渐被称为汉族，汉朝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铸就了《史记》、《汉书》、汉乐府、造纸术等伟大的著作与发明。

汉朝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唐朝时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期间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

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形成了唐朝初期的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这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汉唐时期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历宋、元至明，外国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人在国外建立的唐人街享誉海内外。

(2)汉唐国家治理扩展阅读：

唐玄宗李隆基一心想仿效唐太宗，也做一个英明的君主。即位以后，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才能，他励精图治。

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并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经过一番精心整饬，官吏队伍面貌为之一新，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使国家机构这架机器正常地运转起来了。

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检田括户运动，意即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经过查检，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

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检田括户历时4年，经过辛勤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

玄宗还从自身做起，大开节俭之风，凡宫中乘舆服御、金银器物、珠玉锦绣等奢侈的东西统统焚毁，后宫嫔妃自后妃以下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罚一百。

通过玄宗的一系列措施和努力，农业大大向前发展，农民不再因过重的赋税举家外逃，而是积极性很高地从事耕作，四海之内，无论山川还是沟壑，都出现了一派牛耕农作的兴盛景象。粮食获得大丰收，当时一斗谷物，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几文钱，天下户口猛增至840余万。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及文化科技事业也随之繁荣发达起来。许多海外商人、使者慕大唐盛名而来，最远的波斯、大食(伊朗)都派使节来参观、访问以示友好。

当时的唐朝已成为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唐玄宗把国家治理得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响誉世界，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大唐达到了极盛时期。人们把唐玄宗统治的这一时期称为“开元盛世”。

Ⅲ 从汉唐的兴衰思考：一个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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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汉唐初期的无为政治难以延续的经济学原因

主张无为的话，那么就有一种消极的感觉，而证经济学是需要需要积极去推动的。内

治国理政，需要思想容的统领，封建时期，更多的采用孔子遗留下来的儒学思想，教人遵循伦理纲常，这对于国家治理起到了很好的束缚作用。但是在儒学真正进入视野的时候，人们是无思想可遵循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以前。

到了汉朝初期，刘邦采用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之所以会采用无为而治，是因为：秦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细致，当时的百姓已经习惯，很难再超越；还有就是刘邦的文化程度不高，并且当时没有出现比较有名的思想家，后来的贾谊是从汉文帝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经过多年的战争，百姓民不聊生，严重的赋税徭役都需要修养来恢复

Ⅳ 汉唐时期的大中国呈现的特点和主要影响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

Ⅵ 汉唐以来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1.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发展需要
2.社会结构变化,吸纳新生力量,保持统治基础稳固。

Ⅶ 汉唐文化内容

汉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开通西域，形成一条贯穿中亚内地，进而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即丝绸之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丝绸之路使汉文化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进行交流，给世界文化以极大冲击，标志着世界史的展开。

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唐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盛世时期，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搞“对外开放“的历史时期，现在国外的“唐人街”就是哪个时代文化交流，中国人定居所遗留的实物见证。连很多外国人直到现在还习惯将中国人称为“唐人”,可见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朝与朝鲜、日本以及和东南亚、南亚各国都有深广的经济文化交流，如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文化受到唐朝文化的巨大影响，其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生活习俗（衣服、茶道）、钱币铸造、文字都和唐朝接近。唐王朝和中亚诸国的友好往来以及对西亚、北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唐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历史贡献。

Ⅷ 汉唐时期中国的特点

汉代和唐代来在中国社会源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汉朝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等，而唐朝则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在汉朝和唐朝时文治武功及国际声望较强盛，故将它们两朝出现的盛世统称为汉唐盛世。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

Ⅸ 为什么汉唐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受到推崇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汉唐盛世
所谓大汉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以及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所谓大唐盛世，是指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罗马帝国媲美、远超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启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 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 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污和腐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 从“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没有发生过农民或市民暴乱、起义的事件（不包括宫廷、贵族中的夺权斗争）。 为什么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以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言论、镇压中国人民，以严刑峻法来整饬吏治，可是，在满清一代，官吏贪污越整越严重，人民起义越镇压越激烈。而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的汉唐盛世，官吏贪污者少，人民犯罪民间暴乱者更少。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现在的执政者，更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只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的看法。 第一、不拘一格选用贤才 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够大兴学校、培养人才。而在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还在上升时期，不像东汉末期和魏晋那样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杨坚创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它实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贵族垄断政权的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国家也加以效法。选拔人才的标准，重视德行、学问和从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以至在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那时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亲友长孙无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旧臣萧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有敌方降将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异党政敌魏征、王珪，还有外国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并蓄，推诚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开元盛世”为例，当时的贤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张嘉贞、李元纮、杜暹、张说、韩休等人。同时，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员，精官简政。西汉成帝时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时官民之比是：1：3927。官员越少，人民的负担越小，扰民的兴作也少。 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 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个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现在尚未发现）。但是，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欧、北美，而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 监察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战国和秦朝就有御史，不过那时的御史地位还不高。汉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后来又称司徒、司空、司马，称为三公。三公都有专门的衙门，各自开府办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后来太傅和大将军也开府，就由三权分立变成五权分立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央政府的权力制约制度更加完善。那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率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主持。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和审议法令、诏书，相当于秘书长和审议机关。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辅佐，下设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央政府百官，并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刑狱大案，称为“三法司”。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县，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祸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发现和举荐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和为贫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难。 唐太宗贞观3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即：国家大政，由中书省草拟法令、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黄门侍郎驳正，尚书省同意后，呈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尚书省执行。一项法令，一纸诏书，要经过多次反覆检讨驳正才能够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现代的民主决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谏诤；史官要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钦天监，还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减刑、减税，甚至下“罪已诏”。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死刑裁决“三复奏”和“五复奏”的制度，来限制皇帝滥杀和误杀。即：全国死刑的裁决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判决死刑以后，执法部门和监察部门可以反驳，再判决，再反驳，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后，最后的裁决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还采纳了第一任宰相姚崇关于“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宰相轮换的制度（天宝年间被他自己破坏了，长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采纳宰相张九龄的建议，制订了京官和外官互相迁调的制度。实行了对官员甄别试验的制度，成绩优异者升迁，考试不及格者，解职归田。 第三、广开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两句诗说：“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这就是说：从政之道，一要广开言路；二要赏罚分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贞观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风气。他的大臣，如魏征、王珪、孙伏伽、戴胄、张玄素、柳范、马周、褚遂良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就连在隋朝以逢迎炀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谏章。这是李世民提倡、鼓励、宽容谏诤的结果。由于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后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击直言极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都有指名批评皇帝的内容，唐玄宗、唐宪宗等并未加罪于他们。朝廷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民间。在“文景”、“明章”和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人民。汉哀帝是个大昏君，他要杀弹劾权臣的著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

第四，热血沸腾的尚武精神

秦汉时期的汉民族，刚刚完成了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需要通过对外的征服与大计来表现自我的存在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的汉族，极富有斗争意识。加上当时的儒学安民恤民思想还没有占据领导思想的主流地位。血腥杀戮便成为汉人的一种最富有成效的表现手法。白起在长平一战就坑杀了四十万降卒，项羽也“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城南”，如此血腥的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于这个时期。而这也正是汉人最具有野性和攻击性的时代。这才有了文章最开头的豪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问因果，只认后果，只要敢于对汉人不敬，那是虽远必诛。这样的一个民族，再过门外必然是极富有自信的。汉武帝即位，收东越，平南疆，北伐匈奴15次，在大汉王朝不断的打击下，匈奴人最后分裂为二，南匈奴逐步的融入了汉民族的主体中，北匈奴西迁，引发了欧洲民族大规模的迁徙史，并导致了西方最为强盛和悠久的罗马帝国的灭亡。

李唐王朝汉民族的血管里仍有着顽强的力量。在北面。强大的突厥王权被粉碎，成为大唐都护府的羁縻部落。东部为了自己的属国新罗，唐王朝不惜武力相向。白江口一役，打败日本水军，灭百济、吞高勾丽。使日本君亡民惊。西面与吐博、回鹘交好，南面威震南昭，南召王来唐，妻子被唐剑南节度使侮辱，竟不敢吭声，尽管这是唐官员的无耻行径，但却也反映了唐朝国势之盛。唐天子为天可汗，拥有百国来朝的高贵。 第五、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实行宽容政策 一、民族宽容 唐太宗自己总结“贞观之治”的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自古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却实行“华夷一体”的政策。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与长孙皇后，都是汉族同鲜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异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怀广阔，目光远大，能够实行民族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和文化宽容。 唐代，留居中国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将相、官员、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弥射、斛瑟罗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义，而李国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纥人有契必何力、浑释之、李思义，而仆固怀恩、浑瑊、李光颜、王庭凑竟成为有大功于唐朝的名将；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张孝忠、李宝臣、李唯岳、史宪臣、孙万荣、孙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为与郭文仪齐名的再造唐室的统帅；高丽、百济、新罗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李思道、黑齿常之、金人问、李元佑等；中亚九国有康国人康待宝、康日知；安国人李国臣、骆光先、安禄山；何国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昙谦、瞿昙悉达；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骑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吕，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的长安、扬州、广州、交州等繁荣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亚和东南亚的珠宝、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贩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到西方。胡商康谦在天宝年间官至安南都护，可见胡商可以为官参政。 唐代的大都市，还有胡人开的酒店，用胡女招徕顾客。例如李白诗：“胡姬美如花，当炉笑春风”。 二、宗教宽容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儒学，以儒术为立国之本。但他对其他学说和宗教也能够兼容并蓄。 佛教，早在西汉末期就已传入中国；官方引进佛教，始于东汉明帝的“白马驮经”。唐朝武德初年，李渊和李世民曾经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教的无神论。但是，贞观19年，玄奘和尚从天竺取经归来，唐太宗在洛阳宫召见，询问佛教教义和西域、天竺的风俗民情以后，开始信佛。他特令宰相房玄龄选拔精通梵文的硕学沙门50人，协助玄奘在洪福寺、玉华宫等处译经，后来又亲笔为玄奘的译着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都笃信佛法，佛教的禅宗、法相、唯识、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真言各宗派，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道教之盛，仅次于佛教。因为道教尊老子为道祖，唐朝因老子姓李奉为祖先，所以大兴道教。贞观9年，西方人阿罗本到长安传授基督教的别派－－景教，唐太宗也接见问道，赐教堂，允许翻译经典，公开传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唐朝廷都允许他们在中国建教堂，自由传教。唐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精神，只有西罗马可以相比。 唐朝是中国各种宗教最昌盛的朝代，也是国家最富强、人民最自由的朝代。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宗教给社会带来不用强力维持的行为规范和秩序，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宗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安慰、精神寄托和最终关怀，使人民能够活得平安、幸福，而不去作奸犯科。 三、社会宽容 汉唐盛世，对外的侵略扩张和朝廷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很厉害的，特别是汉武帝和武则天生活豪奢、滥用民力和镇压异己力量，是不足为训的。不过社会上个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宽容和谐精神，超过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恐怕也难以相比。 例如：诗人元结描写盛唐的农村生活说。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由于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在“安史之乱”之前，关中有些老百姓没有见过兵器是什么样子。 盛唐的婚姻也很自由开放。唐太宗下诏规定：“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节，亦任其情，无劳抑以婚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汉光武的姐姐湖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孙女安乐公主，都曾经再嫁。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有6个女儿，他在客厅墙壁上开了一个横窗，每当贵族子弟到他家来，他就让6个女儿在窗内窥视，自由选婿。 四、文化的宽容和多样化 唐代文化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一是宗教、哲学；二是科学技术；三是绘画、雕塑、服饰；四是音乐、舞蹈、杂技。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代官办六学中有算学一科。除了研习“九章”“周髀”、“海岛”、“五曹”等中国算学以外，在玄宗以后，还要研习印度瞿昙悉达传来的“九执术”，即西方算学。玄宗还任用印度瞿昙谦为宗正承，作《大唐甲子元辰历》。印度和阿拉伯的医学也传入中国，与中医并用。 印度和西域的绘画和雕塑也进入东土，同中国固有的艺术互相融合。“昭陵六黢”、“干陵石狮”、“开成石经”、“乐山大佛”，其气魄和精美的程度，都为后世所不及。石窟造像，如敦煌、龙门、大同、麦积山、济南千佛崖、广元千佛崖等，虽然是北魏、西魏等朝代开拓营造的，但其中的造像和壁画，以盛唐最为精美。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歌舞的时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爱好歌舞。而唐人爱好的歌舞，并不是朝廷创制的“国乐”、“雅乐”，而是杂揉胡乐胡舞的“新声”。唐太宗令太常寺置十部乐。这十部乐是：一宴乐，二清乐，三西凉伎，四天竺伎，五高丽伎，六龟兹伎，七安国伎，八疏勒伎，九高昌伎，十康国伎。除了宴乐和清乐以外都是胡乐。乐工。很多是西域人、高丽人和印度人。 舞蹈同音乐相配合。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诸目。健舞中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诸目。软舞中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诸目，一看名称就知道它们大都来自西域和印度、阿拉伯。 唐代杂技种类繁多，有戴竿戏、弄枪戏、藏挟戏、杂旋戏、拗腰戏、飞弹戏、蹴鞠戏、婆罗门戏等等，大都来自西方。 从上述情况看来，汉唐盛世在内政方面有三项治国方略。一是，放宽和鼓励农工商业，实行富民政策，让人民富裕，安居乐业；二是，广选和慎选官吏，并实行权力制约和严格考核管理，使官员不致人数过多，权力过大，掌权过久，不致贪污、滥权和庸碌无能；三是，对人民实行仁爱、宽容的政策，使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婚姻自由、民族平等、社会宽容和文化自由多样的幸福。正因为这样，在“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期间，贪污滥权的官员很少，犯罪的百姓很少，人民暴乱起义的事件几乎没有。这些治国经验都是值得中国当代政府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Ⅹ 汉唐时期

汉代和唐代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内要的地位。在中容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汉朝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等，而唐朝则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在汉朝和唐朝时文治武功及国际声望较强盛，故将它们两朝出现的盛世统称为汉唐盛世。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