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前瞻性

㈠ 如何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

近期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打造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发展智慧城市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城市治理水平提高紧密相关，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并深入探讨的问题。

智慧城市的本质
当前，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要适应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着力加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在这个大背景下，城市工作和城镇化的步伐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而全球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现实需求，智慧城市也成了当前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但是，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这些仍是见仁见智乃至困扰许多人的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当前国家面临的发展阶段的现状，离不开“以人为本”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以及离不开作为城市所必须遵循的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明确，智慧城市首先是城市，因此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尽快补齐以往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和弱项，使城市的发展纳入中央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这“五化”协调发展、同步发展的大局之中，要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样一个总体要求，这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设首先必须遵循的关键一点，我们必须立足国情，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已有的一些模式和做法，也不能眼睛只单纯盯着高科技的一些硬件措施。
智慧城市可以说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而我国目前仍处于城市化的初中级阶段，首先必须立足于城市化。因此，讲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城乡统筹，城乡一体，要大力推进农民的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通过居住证和积分入户等各种办法认真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和安置，切实解决目前已在城市务工的2.7亿农民工的安居乐业问题。搞智慧城市绝不是封闭式的与乡村隔绝的，要使城镇化打破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和城乡分割的壁垒，智慧城市建设绝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需深化改革。
而且，智慧城市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愿景，也不是短期内可以速效建成的，智慧城市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一个生命体的成长过程一样，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建设发展、学习创新、自我完善的过程，经历起步、发展、成熟三个阶段。是一个逐步推动、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一定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内在规律，先行试点，逐渐推广，要考虑不同地域和特大、大型城市及中小城市的差异性，不能搞成千城一面，千篇一律，更不可下指标，定进度，一哄而起，强行推广，那势必是劳民伤财，适得其反。

深化改革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为了向智慧城市迈进，必须先把基础工作打好，要大力增强城市的宜居性，科学引导和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应该说，在实现宜居城市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大量的欠账要补。目前，我国除极少数城市外，绝大多数城市都还称不上是宜居城市。智慧城市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宜居城市。可以把宜居城市视为城市化的中级阶段，在中级阶段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不可能进入智慧城市的高级阶段。多年来，由于我们对城市的功能，对城市建设所必须遵循的规律研究和重视不够，盲目地扩大规模，摊煎饼似的粗放外延式的发展，造成交通拥堵、噪声污染、垃圾围城、能源电力紧张、水资源紧缺、防洪防涝设施严重滞后等一系列“城市病”。许多城市一遇暴雨突袭，便一片汪洋，成了水乡泽国。加上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各自为政，互相推诿扯皮，该管的事无人管，乃至迁延时日，难题久拖不决。再就是不重视保护历史遗产，大量该保护的重点文物单位和反映城市悠久历史的遗迹遗址，在拆迁改造中毁于一旦化为乌有。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因强调智慧，而毁掉文化。凡此种种，并不是少数一两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又妨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极易引发社会矛盾。
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深化改革，从体制上加以改变，切实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要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来破解城市发展难题，从根本上扭转不科学、不和谐、不合理的城市发展理念，实现城市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看到这些转型的任务还都是非常艰巨的，但又是在城市治理中必须实现的，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智慧城市一些更高层次的内容和建设提上日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地通过信息化、智慧化、人性化等手段去实现管理创新，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智慧城市要体现出人类社会对现代城市运营管理新的科技发展水平，要通过对大数据的充分分析和利用，促进人类用最高的智慧来管理城市。

智慧城市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要改革完善城市规划，准确把握城市规划定位，加强对规划的实施情况监督，同时要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落实城市管理主体责任，改善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严格安全监督，及安全城市应急体系等等。
建设智慧城市，必须规划先行。规划制定得好不好，是否切实可行，本身就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体现，规划必须是科学的，有战略眼光和长期打算的，必须是切实可行和必须遵循的。再也不应该是过去那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之类的东西，也不是那种看起来高端大气但却是脱离实际的东西，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有可操控性，既是科技含量高的，又是接地气的，必须是城乡一体的，而不能孤立地城是城，乡是乡，还有必须准确把握东西南北中各不同地区城市不同的规划定位。为此，必须认真学习并科学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智慧城市的数字化和模块化，要集中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智囊科学的智慧规划并准确地实施，这其中有许多我们所未知的领域和专门的学问，当然，也要有选择地吸收国外发达国家搞智慧城市先进的规划和做法拿来为我所用。
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城市的产业、交通、环境、民生、行政治理、资本配置、防灾减灾、信息共享、系统共生等诸多系统。要以智慧系统为黏合剂，将集约、低碳、环保、绿色、人文等理念纳入城市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实现管理创新。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化行政管理职能改革的过程，也必然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过程。

㈡ 城市文化管理的新模式有哪些

(1)演艺娱乐行业的市场化运营模式。
(2)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政府扶持模式。
(3)新闻出版事业的产业化运营模式。
(4)广播电视电影事业的产业化运营模式

㈢ 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汾江河作文

一、治理概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期，汾江河首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污染，佛山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治理汾江河领导小组，制定出“动员各方，综合治理，分期实施，减少污染”的方针，并决定采取“兴建水闸，疏浚河道，沿江重点污染源治理及河边增设自来水供应点给水上居民”等措施，从此揭开了整治汾江河污染的序幕。1982年4月26日，新落成的沙口引水闸，引入东平河水，对汾江进行稀释冲污，有效地改善了水环境的质量。加上疏浚河道，清除沉积的淤泥，使水流顺畅，以此同时，对废水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制定废水处理方案，限期治理。通过这些措施，汾江水渐渐地变清了，1983年，汾江河重新出现了鱼虾，一些离开汾江的渔民又回来捕鱼。然而，“好水”不长。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增加，而水闸引入的清水量远远赶不上污染物的增长，特别是枯季所引清水，杯水车薪。从1980年到1988年，市区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日用水量从1700多万吨增加到7900多万吨，其中工业用水占70％。但工业污水处理率不到10％，生活污水基本没处理，直接排入汾江河。汾江又开始发黑发臭，渔民不得不再次伤心地离开。1987年，省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整治汾江河的方案，并拨款1500万元，提出用3年的时间将汾江水质改善到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级标准，再次拉开了汾江整治的序幕。该次整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污染企业筹集资金，建污水处理工程，在21个重点整改项目中，投资4100多万元，建成19污染处理设施，每天污水处理能力新增4万吨。在重点整改的同时，共用258天时间，疏浚了近10公里长的河道，清挖淤泥7.52万立方米，增加汾江的水流量。1992年汾江河水中的溶解氧由1989年的每升2.72毫克上长到4.13毫克，全河段综合污染指数由0.64下降到0.53，降幅达18.2％。1993年省人大代表来佛山视察时，给予高度评价。经过第二期的整治，汾江水环境有所改善。但九十年代以来，佛山经济迅速发展，企业规模和数量迅速壮大，城市人口剧增，汾江河的纳污量大大增加。鱼虾绝迹，河水再次发黑发臭，彻底整治汾江的呼声越来越高。1995年，市政府为此成立了汾江综合整治委员会，并首次制定颁发了《汾江河管理办法》，掀起了第三次大规模的整治行动。该次整治，提出了“截污工程—将直排入汾江的工业、生活污废水全部截住，引入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标后再排放。自96年至2000年底的5年时间里，佛山市共投入4.3亿元，南海市共投入6.1亿元，整治汾江，并成立水上清洁队，建成日污水处理能力达10万吨的净水厂，日处理粪便600吨的粪便处理厂，对沿江所有企业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等等一系列措施。但从我分中心多次监测的主要指标来看，氨氮19.9mg/L，超地表水SL63－94三级水标准18.9倍，高锰酸盐指数22.5mg/L，超地面水Ⅲ类水2.8倍，水质超Ⅴ类水，溶解氧为0，由此可以看出，汾江水质不尽人意。汾江河，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还是污染。这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持久战，到二十一世纪尚无结束之意。治理为何如此艰辛，如此反复，甚至有恶性循环的趋势，每治理一次，又增加一次污染。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历史的因素，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并存。二、历史原因汾江河沿岸，人口聚居的密度大，上沙和文沙、是渔民生活和水产品交易集散地，而中山桥、人了桥附近，则是船运码头和货运码头所在地，火车，汽车站设在傍边。纺织印染和陶瓷企业，是佛山的传统工业项目，自明未清初，已成为佛山工业主柱，但他们却是用水大户，污染大户。三、客观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成倍增长，汾江沿岸的企业中，纺织印染，制革、铝型材、造纸、食品陶瓷等严重污染类企业所占比例较大。在新兴的铝型材工业中，曾留传：全国铝材在广东，广东铝材在南海的说法。可想而知，南涨的铝型材规模和数量之大。二十年来，佛山由不足20万人口，猛增至近50万人口，且基本上是外来人，并相当部分在沿江两岸的企业生产和生活，客观地造成了汾江河的污染。另外，纵观现阶段佛山、南海的企业，均处在扩规模，拼产量的扩产时期，科技含量低。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阶段也曾出现。也许，这是社会发展，工业成熟的某一特定阶段。四、主观原因决策层没有从污染的严重性，污染的危害性去考虑，欠缺前瞻性，重蹈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走的弯路，先污染，后治理。为追求产值的最大化，偏面强调经济指标的百分率，对污染大户下不了决心，对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对产品的升级换代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盲目扩充原有的行业。管理者存在监督不力，管理不到位的现象，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方式单一；企业则认为排污费已缴交或罚款，超标排污就理所当然。群众的意识薄弱，错误地认为，治理是政府的行为，没有自觉地充当母亲河的保护者，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造污者，近期，水上清洁队每天在河上打捞15吨多的水上垃圾即可证明。五、污染根治以上的情况，证明汾江河的治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水环境保护更是淡何容易。要使汾江河达到“河水清，交通畅，无洪涝，两岸美”的要求，佛山市政府痛下决心，用六年时间花40亿，这痛下决心，40亿，多么深刻的教训，多么沉重的代价啊?从治理到治理，忽视了从根本上整治，忽视了水环境保护，即使新一轮的治理，实施七大工程，从总体上讲，依然是过去那种治标不治本的未端治理。例如铺设截污管道，扩建污水处理厂，引水冲污等，都欠缺从根源上去整治的措施。一方面扩大生产，加大污染，另一方面，再扩建污水处理厂，如此这般，污水处理量始终跟不上污染量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年排入汾江的污水量从80年代初的1900万吨，到1999年排入汾江的污水量增加到15122.4万吨，污水总量上升了近8倍，而建成的污水处理厂的年污水处理能力为4680万吨，相差甚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治理汾江河，是汾江河水环境保护的内涵之一。要彻底治理汾江河，则要与汾江河的水环境保护相结合，要走出为治理而治理的怪圈，走出单纯治理的死胡同。使经济建设，人口增长，治理等与水环境保护同步，协调发展。由汾江河的治理到汾江河的水环境保护，是一次飞跃，是一次质的转变。这样，才能使汾江，佛山乃至珠江三角洲的水更清，天更蓝，树更绿。希望万人畅游汾江的情景再次出现。开展汾江河的水环境保护，这一项系统工程，除了有彻实可行的措施治理外，更应从源头上着手，调整市区特别是沿江的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对污染整治无望的企业，隐痛割爱，实行关停并转，引进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污染少产业，结合佛山的实际，从客观上定好位，作好规划，从微观上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监督，加大执法力度等等。目前，受机构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多次的汾江河治理基本上由环保局监督和实施，出现了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不正常现象，造成治理不到位，监督不到底，效果不理想，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按省政府三定方案，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利，有义务对流入汾江河的排污口进行监测，核实排污量，确定汾江河的纳污量，从发展的角度提出治理和保护的措施。水环境分中心要彻底履行好水资源管理专业队伍的职责，当好保护水资源的哨兵，要主动出击，主动服务，主动介入。使环保部门从各污染源着手控制，水行政主管部门从入河排污口的未端控制，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使治理逐步走向水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ε（T—T）3 ！求采纳！

㈣ 规划环评如何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紧密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规划和工作布局，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研究就是其中一个研究重点。我们中心的专家对中国民众极为关注的自然环境保护、环境污染防治、生态恢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从健全制度和完善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约束，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重大约束，还是影响地球上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需要凝聚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来应对。

观诸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可以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与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联，具有复杂的成因。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在处理环境问题时需要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需要寻找技术性和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其中，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环境科学是我们认识环境问题、开发环境技术的基础；对环境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我们制定各类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对环境政策的科学制定起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者需要同环境科学工作者紧密合作，将技术的可能性与政治的可行性结合起来，使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建立在坚实的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当然，环境保护政策的需求本身，也具有引导环境科学研究方向的重要作用。没有科学支撑的环境保护行动既浪费资源，又影响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政府保护环境的进程；同时，如果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求，环境科学研究也可能走向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逐渐建立了以环境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环境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一方面，通过开展环境科学研究，依靠环境监测，揭示环境质量演变规律，识别污染成因机理，最终提出污染控制措施；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研究基于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经济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分析，从全社会总收益的角度，制定出最优或者最适合的环境政策。在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全球化和复杂化的今天，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动是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全球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当前，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紧迫性为环境科学研究带来了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对环境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动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科技能力的环境科技人才队伍，环境科技体系逐渐完善，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基础性的重大环境科技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突出表现为：相关科学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污染问题和治污规律的认识；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环境质量评价与预测能力增强；建立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等在内的国家环境标准体系；一批关键环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得到突破。

在看到这些进展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内环境治理需求相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当前我国的环境科学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眼下，中国所面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严峻而复杂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环境科学研究的支撑。比如，针对当前中国严重的灰霾污染，我国相关科学研究尚不能对一些基本问题给出定论，在认知上处在“知道一些，但又不全知道”的水平；再比如，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白，环境科学研究的不足增加了环境政策选择的难度。

与此同时，中国当前的环境科学研究与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的协同亟待加强。公共政策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证据基础之上，只有基于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形成原因、演化路径、实际影响等问题的科学研究成果，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区分出问题的轻重缓急，才能对治理污染的有限资源进行最优配置，进而有效率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此外，中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也迫切需要科学认知的支撑。应该看到，中国正处于污染排放高位趋缓期，老百姓“盼环保”、“求生态”的诉求日益高涨，全民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在不断加快。在这种大趋势下，向公众及时完整传播环境科技知识，可以引导公众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有效凝聚治理污染的社会共识，为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发达国家是先行者。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化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治理污染的经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很宝贵的。英国具有悠久的理性和科学传统，产生了洛克、斯密等思想巨人，产生了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巨匠。观察当今英国，在环境科学、环境政策以及公众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认知上，理性和科学传统都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一点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可喜可贺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人员在环境治理领域已经与英国同行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

长期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英国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不少领域开展了交流合作。就在今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英国国际发展部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北京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启动“发展知识合作伙伴项目”。以务实为鲜明特征的中英“从环境科学到环境政策”研讨会的举行亦能够有助于促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英国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部门与英国同行在环境科学和环境政策领域的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