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治理的体会

❶ 如何认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2000字

近代以来，中国错失了四次的发展机遇，工业革命时中国没有苏醒，信息技术革命时中国刚刚觉醒。如今，面对新一轮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中国必须把握住良机，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我国经济在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同时，突出地存在结构不合理问题。而影响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其他矛盾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我国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表现在：科技投入低、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企业还没有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差。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提高商品竞争力关键；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调整根本动力和中心环节；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激烈竞争的客观要求。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有助于在高新科技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保护国家安全；有利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

❷ 从政治方面怎么看中美关系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人口差不多五倍于美国的国家，以GDP总量超过了美国一半成为世界第二为荣耀，还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哪怕GDP是世界第一，也都实在不是一个能够拿出来夸的资本，何况这个要求还未实现。就好比，你对着一只鸟夸赞说：哇，这鸟会飞哎！好厉害！
贫富分化严重，发展成果分配不均。希望小粉红们喷的时候瞄准了再反射，不要再说一些“和过去比很厉害！纵向比较天下无敌其他都不重要”、“你敢说我们国家整体国力不行，我就要跟你急”的我都懒得回复你的类似的不值一驳的言论。窃以为，喷也要喷出水平、喷出风格、喷出智商。貌似我置顶的评论就能回复了很多评论。另外，我们的国家还没有不堪到整天需要来和非洲印度来比较才能获得自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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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多寡并不能衡量国家强弱，但是可以决定这个国家富裕发达时总体力量应该达到的层次。当一个十个人的步兵班组总共拥有十条枪的时候，你可以认为它军备充足，但是一个一百人的步兵营也只总共拥有十条枪，你还能说它是军备充足吗？如果在这样的兵营里的某些士兵还在说“我感觉我们营很富有嘛，我自己都有4条枪，现身说法！”那么他并不是在表现整体富有，而恰恰是在凸显兵营里其他大多数士兵的凄惨程度。人口是世界第一的四到五倍，但是总量刚刚超过第一的一半，这样看来发展富裕任重道远。也不是说就一定要一口气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是平均值排名（68）与总量排名（2）的反差难道不是过于刺眼了吗？在这样的总量与人口数的比例之下，如果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自己生活优渥，那么只能证明贫富差距还很大，意味着还有相同数量级（事实上是更多）的国人生活在远在平均线以下的水

❸ 学习"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心得体会，阐述当今的全球治理秩序发生怎样

1、以学为先来 ：学习是第一中源心任务；学习是正事，理应先于娱乐。
2、随处学习 ：每天晨练或者上学路上记忆词语；在盥洗池贴词汇表；每天刷牙时熟记一个生词；无论怎样各具特色，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保证学习时间，坚持不懈。
3、讲究条理 ：条理清楚整洁的学习环境很重要，把常用的与学习有关的东西都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重要的学习用品和资料用一个纸箱或抽屉装好，避免用时东翻西找。
4、学会阅读： 学会快速阅读，提高单位阅读量，学会读一本书的目录、图解和插图，为提前了解本书内容，获取更有效的信息；当积极的读者--不断的提问，直到弄懂字里行间的全部信息为止。
5、合理安排 ：讲究高效率，别人8小时完成的作业你最好用6小时；再晚也要完成当天作业。

❹ 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近日有媒体称，中国外交战略在过去五年出现重大变化，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再到积极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做出了实在的贡献。

近两年来，中国成立基金协助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成为贡献最多维和部队人员的国家，人民币也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在国际影响力增长的同时，中国一再强调不会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要让国际秩序更全面、均衡地反映各国的利益。

希望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可以日益加大！

❺ 如何看待g20峰会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g20峰会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改革创新。
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总结中国改革创新经验，会清晰地发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并持续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世界发展史也同样表明，创新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因素。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性机遇，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产业、新业态，蕴含着巨大商机，创造着巨大的需求。世界各国尤其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抓住机遇，把推动创新驱动和打造新增长源作为新的合作重点，创新增长方式，着力于供给端发力，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创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续的需求，激发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2、加强联动协调。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是必然选择。二十国集团成员应根据各自国情推出必要的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国际市场稳定。主要发达经济体要努力巩固和扩大复苏势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要努力克服下行风险和压力，保持和恢复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应特别注意加强彼此政策的沟通和协调，防止负面外溢效应。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则更需要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提高透明度。
3、反对贸易保护。
世界贸易扩大了，各国都受益；世界市场缩小了，对各国都没有好处。搞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损人不利己。二十国集团应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营造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不同国家发展提供充足空间；努力确保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只有真正构建起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让世界经济这两大引擎重新高速转动起来。
4、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要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加快并切实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5、推动包容发展。
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发展，不仅是共同的道义责任，而且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二十国集团应该也有能力在落实方面先行一步，作出表率。
“未来难以预知，但未来可以塑造”，历史往往取决于能否在关键时点作出关键的抉择、迈出关键的步伐。二十国集团集中了当今世界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80%以上。能否夯实未来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基础、摆脱危机影响？能否把握科技进步和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引领世界经济迈向新一轮繁荣发展？答案取决于各成员的选择和行动，取决于G20峰会能否结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丰硕果实。

❻ 全球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西方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条件是其能否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西方国家依靠规则等手段治理世界，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意志和能力不足，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则制定者。 制定规则的意志取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而制定规则的能力则是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若只是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必然无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并通过更加合理的规则去约束他国。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一些人更是乐此不疲地谈论让中国加入更多的国际规则，以便对中国进行约束。

(6)对全球治理的体会扩展阅读：

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应注重理论战略优先。目前，关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中国不是现存全球治理理论或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来源国和生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首先需要加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对现有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提出质疑，并贡献一些能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站得住脚的权威命题、概念和原理。

形成中国等“非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西方的“权力决定地位”规则未必对我们不利：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地位迟早会在国际金融机构（IFIs）中有所体现。

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能与其他非西方大国一道，争取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民主化”。国际制度改革不能仅仅考虑“权力”和“争权”，而必须考虑人口等其他因素，以使国际机构更加符合民主的本意，更具全球包容性和代表性。

中国曾经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当前的“全球治理民主化”意义相近，但将“国际关系民主化”仅仅理解为落实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不够的，须按照全球治理的原则重新定义“国际关系民主化”。

根据民主的本意，“国际关系民主化”应指人口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更决定性的作用。

❼ 谈谈你对全球治理内涵及变革原因的认识

全球治理是指在没有强力中央权威干预的情况下，以得到认可的法则、规范和制度所形成的框架为基础进行全球合作。
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在全球范围内虽然缺乏某种中央权威，但仍存在能够实施某些决定的机制，换言之，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第二，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全球治理并不排斥国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认为国家只是进行全球治理的众多行为体的一部分，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政府协商合作，从地区到全球层次上解决共同的问题。第三，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其关键词是“项目规划”、“伙伴关系”、“意见一致”。第四，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可以认为，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秩序加上意向性。

❽ 如何面对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一、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围的广泛性是独一无二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它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

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如以八国首脑会议行使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以北约取代安理会承担维和职能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心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可见是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他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它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张丽东：《作为国际组织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9月，第46页。〗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贡体系中。〖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列文森：《儒教中国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但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

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余潇枫，贾正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页。〗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性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

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