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全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

A.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解决好什么问题

首先要解决往什么方向走的根本问题，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

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往什么方向走的根本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完整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也就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后一句规定了实现途径，也就是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如果只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讲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就会偏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决定的。不顾本国实际和人民意愿，照搬照抄别国的制度模式从来都不会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

国家治理体系需要不断改进，需要现代化，但怎么改进，怎么现代化，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要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和最终目的。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出现颠覆性错误，引起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等严重后果。

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有一个系统性、总体性的框架。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概括和具体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1)推进全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扩展阅读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求真务实、知行合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衔接、协调推进。要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

要坚持正确的利益导向和政策导向，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两张皮”现象。要把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环节，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褒奖，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惩戒。

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工守则、学生守则等行为规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付诸实践，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B. 十九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
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版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权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C. 如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激发每个学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政府宏观管理，就是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创新方式，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学校自主办学，就是要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明确权利责任，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社会广泛参与，就是教育质量要接受社会评价、教育成果要接受社会检验、教育决策要接受社会监督，最大限度吸引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政府、学校、社会，管、办、评三者之间，权责边界既应当是清晰的，又一定是相对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由此形成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现代教育治理能力。

一、把方向，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把握办学方向，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始终是教育第一位的要求。当前的关键，是要把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实化、具体化，转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体现到课程标准、教材编写以及考试评价之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近，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要抓好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三爱”教育，创造有效形式、形成长效机制。在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开展节粮、节水、节电“三节”活动。特别是节约粮食工作，要从餐桌抓起，从食堂抓起，从各级各类学校抓起，营造劳动光荣、节约光荣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要突出诚信教育重点。

在教育系统大力开展诚信教育，将学生诚信表现记实性写进成长记录，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有效机制，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保障。要用铁的手腕治理考试招生违规违纪问题，用铁的纪律维护考试招生公平公正，坚决守住教育考试招生这块净土。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创新教学方法，分学段有序推进，打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根基。要坚持知行统一原则。完善“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明确学生在学期间参加志愿服务的要求，以记实方式纳入学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加强和改进体育美育工作。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通过多种形式，保障学生体育活动时间，教会学生掌握一两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推进体质健康测试，学生测试结果通知家长，学校测试结果向社会公开。要改进美育教学，充分发掘传统艺术资源，因地因校制宜，教会学生使用一两种乐器、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部署和推进各类课程改革。出台实施《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对各学段育人目标和各学科内容设计提出具体要求。修订课程标准，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修订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教学大纲，研究提出大学相关教材修订和使用意见。做好教材编写工作，全面修订义务教育各年级各学科教材，完成义务教育德育、语文、历史三科起始年级统编教材审定;组织修订中等职业教育教材;修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高质量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确保其政治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

二、促公平，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在教育公平上多想办法、多做实事，用教育公平重新审视体制机制，重新评估政策措施，通过规则调整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

兜底线，保障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要抓好贫困地区教育。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研究实施“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编织贫困地区儿童成长安全网，增强脱贫致富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把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努力保证他们能在当地就读，完全由公办学校接收暂时有困难的，可以采取向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

努力做好随迁子女在当地升学考试工作，扩大进一步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要支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启动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提高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覆盖率。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抓紧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密切会同相关部门，紧紧围绕留守儿童安全、学习、情感等提供有效服务。要高度重视残疾人教育，全面部署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保基本，使每一所学校都达到基本办学条件。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资金投入，提高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落实《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使贫困地区学校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符合安全、学习和生活的基本需要。对确有需要的村小和教学点，不仅要坚持办，而且要办好。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将各地办学条件达标情况列入督导，全面普查，纳入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公开。要多策并举，切实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上水平，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要优化学校布局。学校布局规划要纳入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从严控制农村学校撤并行为，调整须经省级政府批准。创新学校管理模式，鼓励强校带弱校，组建教育联盟，推行学区一体化管理，探索学校托管，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大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

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规模，调整完善招生规则，让更多部属及省属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学生，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形成巨大的人才红利。各地各高校都要建立健全逐步提高招收农村学生比例的长效机制，并将每年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向社会公布。要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

教育资源要继续向中西部倾斜，加强东中西部教育协作，鼓励优秀教师以多种形式到中西部服务，强化国家重点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为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要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作出贡献。今年，全国80%以上中小学校要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奠定教育信息化基础。推进“优质资源班班通”，使优质数字教育资源通达具备条件的每一个班级，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深度融合。

三、调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不断调整优化教育结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政府教育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当前应着力在发展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上多下功夫。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从完善基本制度入手，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今年将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要全面清理各类歧视性政策，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决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法人属性、产权归属、教师保障、财政扶持等问题。要根据三中全会要求，积极探索运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

四、抓改革，积极稳妥破解考试招生制度难题。

推进改革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教育改革任务艰巨繁重，三中全会作了全面部署，我们要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今年的重中之重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出台实施方案。教育部将出台“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配套“实施意见”。各省要根据教育部总体方案和实施意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改革“实施方案”。

开展改革试点。在有意愿、有条件的若干省份和高校开展改革试点。改革试点包括综合改革和专项改革试点。改革试点省份和高校要出台试点“实施办法”。

改进考试内容。抓紧研究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考试内容改革，完善国家考试题库。高等职业教育推广“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方式。

确保公平公正。这是社会各界最为关心的问题。确保公平公正，最重要的是理清责任、落实责任。要抓紧完善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办法，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有错必纠，有责必问。调整高校招生委员会人员构成，增加教师、学生及校友代表。建立校长作为法人代表签发(或授权签发)录取通知书制度，公布各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对学生作弊、作假，经查实除按规定处罚外，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提供就学、就职单位了解。进一步清理规范和逐步减少各类加分政策。

加强宣传引导。要加强改革举措的可行性论证，加强改革的风险评估。充分考虑教育的周期性，按照“三年早知道”原则，提前公布高考改革实施办法。要加强对改革办法和政策的宣传解读，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五、转职能，改进教育管理方式。

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管办评分离”中，政府管理的改革是前提、基础。推进政府管理改革，核心要义是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同时督促基层和学校把权接住、管好，确保放而不乱。

积极简政放权。“善政必简”。只有该简的简，该放的放，才能激发学校和社会活力、需求潜力和发展动力，才能从名目繁多、繁琐细碎的评估、评审、评比中解脱出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抓大事、议长远、谋全局，做好该做的事、能做的事。要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按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已经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学校、放给社会，不能变相保留。对保留的项目，要抓紧清理审批流程，公开审批的标准、程序和结果。要统筹整合专项资金。

根据财税体制改革要求，整合农村义务教育改善办学条件专项资金，统筹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资金，扩大基层和学校资金统筹使用权，提高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要减少各种检查活动。建立检查工作归口管理，整合各种常规性和临时性检查，给学校创造一个安心静心办学的环境。简政放权，当前重点是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加强标准建设。标准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要依据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用标准加大投入、加强监督、加强约束，从根本上减少管理中的随意性。这些年，相继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标准，但目前一些领域仍然空白，有的已经不合时宜，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去年教育部制定了《标准与指南》制定和发布规程，强化对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

要加快对一些标准的废止、修改，制定学校建设、经费投入、教师编制、教育质量、仪器设施、专业教学、语言文字等标准，加快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标准体系。特别是要推动健全各级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提高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完善职业教育、普通高中生均拨款制度，研究学前教育、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运行保障机制，健全教育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要优化教育投入结构，坚持向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倾斜，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倾斜，向教师队伍建设倾斜。要加强教育经费监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严防违规违纪行为和铺张浪费现象。

推进法治建设。“政贵有恒”。法治是现代教育治理的基本特征，对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具有稳定持久的保障作用。要推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等4部法律一揽子修订工作，抓紧职业教育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工作，不断健全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要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健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强化教育督导。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简政放权，也要加强监督监管。教育督导是政府加强宏观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协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要进一步完善督学、督政、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推进国家、省、市、县四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和队伍建设。印发深化教育督导改革 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意见，加强教育督导机构建设，充实教育督导队伍力量。

研究制定督学管理办法，提高督导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做好督导重点工作。督政方面，继续开展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省级督查、国家认定工作，探索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和复查制度，印发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办法、省级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督导考核办法，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监督检查。督学方面，完善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实现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全覆盖，推进学校规范办学行为。

制定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办法，推动学校办出特色，扎实实施素质教育。质量监测方面，制定发布全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方案，开展全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科学评价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为改进教学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制定教育督导报告发布办法，完善教育督导报告发布和限期整改制度，加大复查和问责力度。

六、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教育有没有活力，关键要看学校有没有活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学校作为基本立足点，建立以学校持续健康发展为导向的工作机制，最大程度地激发学校作为教育“细胞”的活力。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这也是政府放权的制度前提。对公办普通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根本制度，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事范围和规则。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参与机制、理事会(董事会)的社会联系和合作机制。加强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出台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规范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权责和运行规则。

章程是明确学校内外部权利义务关系、促进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要按照统一部署，加快推进高校章程制定和核准工作。对民办高校，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学校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完善理事会(董事会)结构，规范决策程序。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保障校长、教职工特别是学生等相关主体的权利。对中小学，主要是加强党组织建设，实行好校长负责制，加快推进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家长委员会建设。

推进依法办学。教育部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正在研究制定依法治校指标体系，形成依法办学的考核标准、考核办法，为政府、社会、家长监督评价学校办学行为和管理活动提供依据。要把依法治校的能力和成效作为评价学校领导管理水平、治校水平的重要内容，切实推动学校管理观念的转变。教育部门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对学校办学活动合法性的监管上，提高学校管理的法制化水平，坚决杜绝任何学校出现有悖于法治原则的管理手段和规定。要建立和完善教师申诉、学生申诉制度，让每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在学校管理中都能直接感受到法治的力量。要建立教育领域公益性法律服务机制、学校安全事故依法调解制度，完善保障学校依法办学的制度环境。

坚持面向社会。学校只有主动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不断提高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服务水平，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教育部将出台关于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在办学思路、模式、方法上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变。

七、发挥社会评价作用，动员社会参与支持监督教育。

在“管办评分离”中，评价是反馈环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客观、科学、公开、公正的评价，是增强教育工作针对性、有效性的前提，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学校改进工作提供依据。治理模式下的“社会评教育”，实质是要把评价权和监督权更多交给社会、回归社会，在“管”与“办”的互动中，保持相对独立性，成为教育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发挥行业企业作用。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下，教育所提供的课程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所创造的科研成果，最终都要接受市场和社会的检验。这不仅要求我们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式和培养模式做出调整，也要求我们的评价主体、评价方式相应变革。行业企业是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毕业生最终的去向。无论是职业院校，还是普通院校，都要加快建立行业企业评价机制，吸收行业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把行业企业的评价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重视行业企业评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毕业生就业状况。就业是个试金石，高校办得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学生就业能力强不强、创业水平高不高。今年高校毕业生727万，这都是国家宝贵人才。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学校责无旁贷，教育部门义不容辞。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发就业岗位、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基层就业、激励自主创业等方面，出台更多具体政策，解决毕业生就业创业中的具体困难。要加大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力度，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把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毕业生就业创业状况作为高校评估重要内容。实行高校学生学籍信息和就业信息贯通，及时、准确、客观地反映和把握各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并向社会公布。

强化专业组织评价功能。教育评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正确发挥评价的监测、诊断、指导功能，专业机构不可替代。要支持现有专业机构建设，发挥专业学会、行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要加快培育独立于教育部门的专业教育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其评估监测水平。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广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合同、委托等多种方式向专业组织购买高质量的服务。

将加快整合国家教育监测评估机构和资源，为开展专业化监测评价提供支撑。加大力度推进一些机关职能向直属单位和社会组织转移，原则上各司局不再直接组织评估评价评审等具体事项。委托第三方全面启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和“教育满意度测评”两项监测评估工作。通过测评，及时发现问题，准确找出差距，切实提高各级政府和各级各类学校做好工作的自觉性、针对性，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教育满意度。

重视社会公众监督。社会监督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推行教育部门、高校权力清单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社会各界在公开中监督。要通过信息公开，确保社会公众及时、便捷、有效地获取各类教育信息，这是社会监督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基础。强化社会评价，

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主动加强信息公开，主动让社会了解，提高政务和校务公开的水平，提高政府和学校的公信力。对各级教育部门，要按照中央关于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把各项政策和重要事项依法、及时、全面、准确地向社会公开。进一步加强职能公开、依据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监督公开。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都要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公布意见采纳情况。

要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及时公布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办理程序和审批结果。大力推进工作过程公开，及时发布重大教育项目和工程实施情况。大力推进工作结果公开，推动教育质量标准、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和教育督导报告向社会公开。要公开违法违规事件查处结果。对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办学条件能力、质量水平等信息向社会公开，让社会了解。今年要进一步推动本科院校向社会发布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积极公开群众关注的信息，对学校重大决策、政策及时宣传，赢得社会理解;对突发事件要及时回应，掌握舆论主动权，树立和维护学校的良好形象和声誉。

当前，特别要加大高校招生和财务信息公开力度，细化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扩大公开范围，切实加强师生和社会对招生、财务工作的监督。信息公开，核心是“公开”，关键在“真实”，根本在“监督”。没有“监督”的公开，就可能是不公开、半公开，甚至是假公开。要改革信息公开监督检查机制，引进第三方参与教育信息公开监督。

D. 如何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E. 为什么要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创造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充满活力、政治安定团结的“中国奇迹”，之所以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一次又一次国际政治、经济风浪的重大考验，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二、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人治的传统比较多，法治的传统比较少，而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国家法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与那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差就差在法治，差就差在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会有一个印象：我们许多领域的“硬件”现代化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它们，差距主要在“软件”。西方社会经过了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各方面制度已相对成熟定型，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法条“管”着，违法必究的铁律深入人心，完备的法律体系能够覆盖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各种社会行为。

西方社会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法治“管”出来的。应该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国家治理方面，确实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种学习借鉴带给我们的只会是进步。当然，学习借鉴不是照抄照搬。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法治理念等，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对国外的东西必须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三、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可以终结历史的制度模式。任何制度都需要改革创新，僵化和停滞只会窒息制度的生机。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是经过几百年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已经是弊端丛生，这些弊端近些年正集中地暴露出来，使之面临严峻的变革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在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既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一个根本成就。伴随着中国的成功，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西方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却不愿意认可中国的制度，他们把中国制度的影响力视为最大威胁。

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创造和建设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伟大的创造力，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同时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交替的历史，几千年来乱世多、治世少，太平盛世更是罕见。长期动荡、战乱频仍，使人民深受其害。能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成为人民衡量制度好坏、政权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说到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制度执行力，靠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将伴随实现“两个100年”目标的全过程。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将大大推进这一进程。我们坚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将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新中国!

F.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如下：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全会公报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

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

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

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

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

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

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

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

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

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G.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从哪些层面入手

1.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2.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
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
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
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
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
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

H.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
一、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执行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内政外交国防能力+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等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依照我国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负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使命，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一是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是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四是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I.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何重大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第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第二，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

一、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执行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内政外交国防能力+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等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依照我国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负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使命，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一是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是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四是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J. 如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
遏制政府教育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建立权力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约、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国家公共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张志勇说。
“‘确权’即确定教育行政权力归属，改变多头管理导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管理、民办教育管理和校外机构管理方面。建议将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的技工教育、技师教育交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由教育部门统筹管理整个职业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严格实施职业资格制度。另外，要将民办教育机构和校外教育机构的资格准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张志勇说。
对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现象，张志勇提出，要尽快“分权”。张志勇建议，在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方面，国家必须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财政权力配置方面，要与教育、财政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权力清晰、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在“放权”方面，张志勇认为，加快教育管理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向地方政府和学校放权，是激活地方政府和学校办学活力的关键。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向省级政府下放地方教育的统筹权，包括教育管理职能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规划等；下放高等教育的统筹权，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权等；下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的自主权，包括符合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各项教育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等。
“在归还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和学院也必须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石中英说，从高校而言，学校要为学院发展服务，要建立学术委员会，确定以学术权力为轴心，同时要用好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党政联席会议等民主管理的平台，才能激发基层创造改革的活力，促进中国大学的内涵式发展。
对于一所中学来说，郭涵认为，学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全面、准确理解改革的任务，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谋划思路、改进工作，要进行综合改革，不能顾此失彼、跑偏走样，也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要明确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要广泛凝聚共识，有所担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在不断加大。过去合理的做法，现在可能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以前长期有效的，可能现在失灵了。要建设学习型学校，解放思想，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协调推进改革，在教育内部，统筹推进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从人民群众和广大师生最期盼的事项改起，从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形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也认为，在政府放权的同时，学校也应加快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从管理走向引领，从标准走向个性，从制度走向文化，从行政走向学术，从资源走向开放。“一方面，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此外，要带动家长、社区一起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让权”，即改变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集权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教育管理、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张志勇说：“一是向社会组织让权，各级政府可以把各种决策、专业管理、质量管理、教育改革项目等委托给具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服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二是向社会让权，让作为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决策、监督和管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员会制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教育内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发展一批中介机构，特别是学术性的专业组织来参与教育的管理。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学校的章程来完善学校制度。还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刘宝存说。
“此外，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制约。”褚宏启说，第一要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政府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监控，但应该强调服务和支持，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第二要进行程序立法，通过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等手段限制政府权力。第三要实行行政问责，三者合一能让权力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受到一定制约，这才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特点。（记者 易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