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治理

1. 经济增长都与哪些因素有关

1、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构成及其分布状况，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或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自然资源数量的多少、质量的优劣不同，劳动生产率也就不同。
第二，自然资源是形成产品实体的物质源泉，其质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效用，数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规模。
第三，自然资源是制约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一国自然资源的构成不同，会由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产业部门。
第四，自然资源制约着生产力布局。
2、人口数量
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发展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适当的人口增长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又是有条件的，不仅要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还要受年龄、体质和技能的限制。而人作为消费者又是无条件的，从生到死整个周期都要消费。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还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3、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强大武器。
第二，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
第三，能改变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的构成，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第四，它是促进生产关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有力杠杆。
第五，它是促进文化教育知识的不断更新，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的强有力的手段。
第六，为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奠定了基础。
第七，能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第八，能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日趋国际化。
第九，它还是一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4、文化教育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教育是对人的智力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各种途径中最重要的途径。教育虽然不能直接提供产品，但能提高生产产品的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和思想素质，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

2. 日本离中国有多远

培训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传递、技能传递、标准传递、信息传递、信念传递、管理专训诫行为。目属前国内培训以技能传递为主，时间则侧重上岗前。 为了达到统一的科学技术规范、标准化作业，通过目标规划设定、知识和信息传递、技能熟练演练、作业达成评测、结果交流公告等现代信息化的流程，让员工通过一定的教育训练技术手段，达到预期的水平提高目标，提升战斗力，个人能力，工作能力的训练都称之为培训！

3. 物价上涨，我们如何应对

首先，生活成本提高了 日常支出增加了 个人用于日常消费的支出比例上升 恩格尔系数上升（食品支出占个人收入的比例） 房奴的月供也上升了
所以平时要注意节省 开源节流 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减轻物价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存在银行的钱利率较低 目前1年期利率为4.14%
物价上涨又这么厉害 去年全年的CPI上涨了8.3%
所以实际利率为负 即居民的财富在贬值 在缩水 而且还很严重
所以居民出于保值的目的倾向于投资实物资产 黄金房产等 或者将闲钱投资于证券市场 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以抵御货币贬值
当然在银行里还是要保留一定的储蓄 以备不时只需 拿出来投资的只是闲钱 而不该是保险费或者生活费

再次，应对通胀的负面影响 最根本的还是多多赚钱啊 视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找个兼职 比较牛的可以跳槽 另谋高就

4. 王莽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王莽的改制，严重脱离了社会实际，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绿林、赤眉起义等。

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

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王莽也意识到政策的失败，改革三年以后，王田，奴婢可以私自买卖了，他又想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外战争中去，确遭到了临近部落氏族如匈奴的反对，在战争中他增加赋税，强征民夫，使得社会，阶级矛盾加剧，因此各地造反军队纷纷起义，赤眉绿林军才得以诞生。

总而言之，王莽改革没有从实际出发，忽略了国情，也没有以正确方式解决国内矛盾，反而使矛盾加剧，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

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4)收入差距治理扩展阅读

王莽（公元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政治家，改革家，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至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人虽然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实际上却是沽名钓誉之辈。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王莽乘机窃取大权。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

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

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

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

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

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

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5. 高中政治如何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重大飞跃，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必将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第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没有否定或忽视政府作用，而是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从广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要求我们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全面深化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体制改革，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各方面体制机制。从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要求我们必须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体制等方面入手，在解决影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次问题上着力，努力构建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法律体系、社会环境。

6. 收入分配差距的治理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公平分配观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指对国民收入依据合理的规则进行分配。
中国长期以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很容易把平均主义理解为公平，把公平与平等混为一谈。事实上，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它们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或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如果说，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这与平等以同一性来衡量形成反差。
收入分配的全过程包括三个环节：起点、过程、结果。树立正确的公平观，就是要做到以上三个环节的统一，即把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看成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系统。
所谓起点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的竞争应该在同一起跑线进行社会活动上，即竞赛的规则必须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公平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环，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起点公平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过程公平建构打下基础，从而最终实现结果公平。
所谓过程公平，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活动中，能获得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平等以及活动中在公平的原则和操作下公平竞争，就是要给每个人以公平的机会和条件，而公平的机会与条件则必须由法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来提供。若干年来，我们的社会和民众因为规则的不合理、法制的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已经付出了代价，社会上也因此产生了钻法律的空子甚至通过“权钱交易”而暴富的人群。对于民众由此而产生的“仇富心态”，政府应该给予理解，并且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对规则和制度的完善上来，加速完善社会、经济、法律机制。
结果公平可以分为两类：绝对结果公平和相对结果公平。绝对结果公平是指社会成员间的收入不按贡献而是按人头来分配，追求平均，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结果差距很小，是一种平均主义。就相对结果公平来说，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就同一个体而言，其产出、贡献与所得是否匹配、相称，我们称其为纵向相对结果公平；二是就不同个体而言，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是否基本公正，而不看其贡献大小，我们称之为横向相对结果公平。
(二)完善制度建设中国不合理收入差距的产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制度设置不合理造成的。
首先，进一步打破城乡壁垒、地区壁垒等区域间的制度障碍，打破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定居谋业，实行与市民相同的“国民待遇”。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实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让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加强市场竞争，削弱行业垄断。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政府应有计划地为一些行业的进入创造较为宽松的条件，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打破或削弱行业的垄断，加强对垄断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
最后，加快体制改革，强化权力约束。一方面要严格执法，加大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特别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和民主监督，因为缺乏监督的权力势必造成腐败；另一方面，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特别要建立和完善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深化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强化科学管理。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削弱甚至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打破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垄断，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强化监督机制，从源头上堵住腐败现象的产生，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真正转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轨道上来。
(三)把“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引入初次分配公有制。
分享经济理论认为：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使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体，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工资范畴不再存在，成本=c+v 的范畴已经过时；第二，v 的性质发生了变化，v 只是按劳分配所决定的个人消费品价值，它不是资金而是收入，不进入生产补偿，所以c 与v 不能再结合成一个成本范畴；第三，劳动者作为主体支配着生产资料这个客体，即活劳动支配物化劳动，这样，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都获得了自主的必要劳动的性质，因而v 和m 就结合成一个新范畴，即需要价值或社会主义必要价值范畴或净产值范畴。因此，社会主义劳动即自主联合劳动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具有新的特点，即w=c+n。c 代表新概念成本；n 代表需要价值，n 是由三部分组成，即n1(国家收入)、n2(企业收入)、n3(劳动者个人收入)。
把“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引入初次分配领域，具体而言，就是用净收入分成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所谓企业净收入，就是实现了的企业净产值，可由销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求得。净收入分成，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间按一定比例分享。这里，职工不再拿固定工资加奖金，而是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分享收入。这种分享是以企业净产值为基础，是和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紧密联系的。因此，职工收入不再由企业外部的力量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职工的劳动贡献。这一方案不仅要求取消传统的工资制，并且要求取消利润制度，用净收入取代工资和利润。这样就能真正使职工收入成为其劳动贡献的报酬。
由于利益分享、“荣辱与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就会形成一股追求净收入不断增长的合力，从而也就有效地解决了增加供给的生产动力问题。在净收入分成制中，利益分享是通过各经济主体对每一边际产量的净收入分享来实现的，因而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收入按比例同步增长，从而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
(四)加大再次分配的力度再次分配有利于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政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加大再次分配的力度
1. 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税收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杠杆，是治理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对社会成员的过高收入具有强效的调节功能。由于目前中国包括个人收入所得税在内的税制改革仍在进行之中，一些地方还不完善，公民纳税意识仍有待提高，加上实践中的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致使个人偷税漏税现象普遍，税额流失严重，加剧了居民间收入差异。
首先，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推行存款实名制后，应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这不仅有利于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而且能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限制非法收入，并应逐步向累进税率过渡。强化代扣代缴制度，从源头上对个人所得税加以控制。
其次，可以适时开征遗产税。遗产税的功能是对遗产和赠与财产进行调节，目前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征了遗产税。实践表明，开征遗产税对于避免个人财产分布过分集中，鼓励人们依靠诚实劳动和努力工作致富，限制部分人通过继承财产不劳而获、好逸恶劳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2.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市场的自发倾向和劳动者个人天赋与能力的差别，难免造成收入的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实现公平目标，社会保障将对个人收入差距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首先，对处于最低层的弱势群体，需要给予重点关注，采取的政策取向是强化社会保障，确保其最低生活，并逐步提高其收入水平。应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兼顾、改革和过渡相衔接的原则，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新经济体制要求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其次，对低收入者中的城市群体，应适当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失业救济标准，保障他们的生存条件，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最后，对低收入者中的农民群体，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建立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需求向农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将农村贫困户的救济纳入全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

7. 英国实力并不强，为什么有时候在国际上很“狂妄”

丘吉尔说，强大的民族不总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民族往往并不强大。英国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直到如今也是英联邦的宗主国，再加上和美国亲密联系，可以说英国是最不可被轻视的国家。

英美本来就是一家，英国人包括西欧的这些国家可以看成和美国是一个国家，北美几百年前住的是印第安人，大航海时代西方人发现了这个大陆后才逐渐到这边来移居，美国可以看成是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等这些国家的组合体，他们的关系就像中国的省一样，各自独立但又听信于美国，美国打的这些战争都有英国参加，英国虽然只有十几万的军队，但是没有人敢去欺负他。站在咱们的角度来看，万亿国人共同奋进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的日益发展综合国力也许英国确实相形见绌，但是，如果比较的客体不是咱们国家，那么英国可以说几十年来世界地位没怎么变过。

就是最落后的国家，他也可以狂妄，何况英国！每种狂妄的言论，通常来自于政客之口，都有各种利益在里头，虽然他也知道不可能，但也得说！

8. 税收有什么功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作用主要有：

一、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收入逐年大幅度上升，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体现在比如税收来源的广泛性。

税收不仅可以对流转额征税，还可以对各种收益、资源、财产、行为征税；不仅可以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征税，还可以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征税；等等。税收保证财政收入来源的广泛性，是其他任何一种财政收入形式不能比拟的。

二、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但市场配置资源，也有它的局限性，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如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外部效应、自然垄断等）。这时，就有必要通过税收保证公共产品的提供，以税收纠正外部效应，以税收配合价格调节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和行业的生产，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三、调节需求总量的作用

税收对需求总量进行调节，以促进经济稳定。比如运用税收对经济的内在稳定功能，自动调节总需求。累进所得税制可以在需求过热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自动增加课税，以抑制过度的总需求；反之，亦然。从而，起到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作用。

四、调节经济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对改善国民经济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税收涉及面广，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可以鼓励薄弱部门的发展，限制畸形部门的发展，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等。

(8)收入差距治理扩展阅读：

税收作用是对象化了的税收职能，是行使税收职能产生的效果，是税收职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有条件的，具有因时因地而异的特点，可以随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由于政治经济条件不同，税收的作用也就存在着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别。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下，税收为实现统治阶级的国家职能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税收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发挥作用。

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差异，税收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例如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税收作用主要是贯彻党的“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配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国家积累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

9. 巨大的求助！！关于日本战后的历史

呈现复杂多面的日本战后历史
——《拥抱战败》学术座谈会综述

叶 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拥抱战败》（副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出版发行暨学术座谈会2008年11月28日在京举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W.道尔撰写的《拥抱战败》这部厚重的日本战后社会史著作于1999年出版，问世当年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和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800年以来亚洲历史杰出图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该书很快被翻译成日文，并在增加了大量历史照片后出版了日文增补版，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中文版2008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近70万字。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美国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一

座谈会的讨论是从书名的含义和翻译开始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指出，该书英文版出版不久，日本报纸就作了介绍，但当时把书名译做《接受失败》。一个经历过战败时期生活的日本汉学家也认为，不能把Embracing Defeat翻译成“拥抱战败”，只能翻译成“容纳战败”，因为日本人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战败的。所以，李薇说，“仅仅是一个书名就包含了复杂的内容”。
该书中文版译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博赞同“拥抱”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关键词，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她提出，道尔对战败的理解大体有几重含义：第一，战后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对胜利者本身的欢迎和拥抱。第二，日本从二战中野蛮的战争者向战败后温顺的羔羊转化的趋势，导致日本在战胜者的眼光中的直接色情化，导致美日关系之中的假想式的男女关系的互动。所以，“拥抱”也构成了战后日美关系的影射。第三，战败的日本和日本人热烈拥抱征服者所带来的所谓“天降的礼物”，即民主、革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在这重含义上拥抱战败就意味着拥抱解放、拥抱新生。胡博强调，最值得深思的是，道尔认为“拥抱”绝不仅仅指日本人，而是指日美双方共同拥抱战败，战后日美关系格局是由双方互动、共同作用构建起来的。所以，道尔在书的结语中强调，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战败，就难以理解战后日本模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指出，日本和美国之“爱”产生了美日的热恋期，至今经久不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这种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奇观。60多年后，日本没有多少主流学者认为日美同盟应该结束。日本人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支柱。所以，未来十几年间日美关系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日美同盟那么重视，也告诉我们日美同盟形成的过程。金熙德还指出，从《拥抱战败》叙述的历史过程看，日本战败以后没有机会清算历史，除了国家的破败之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间接统治”。日本经过短暂休克以后，原战争势力又回来了，手上沾了鲜血的人当了首相。一开始是没时间清算战争，后来是那些人掌权了，没人愿意清算战争。所以，1982年到现在日本的战争认识问题不断引起亚洲人的反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指出，在日本的历史上存在着三次“拥抱战败”。大化革新就是因为战败，日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学习文化、制度、思想，那时候就有一次拥抱战败。第二次大规模拥抱战败，应该是明治维新前后。开始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也是坚决攘夷，后来下关战败，意识到攘夷不可能，走向了倒幕维新，最后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时又出现了拥抱战败，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拥抱战败，应该是第三次。战败在日本历史上是有若干先例的。战败以后，明确、客观接受战败的事实，思考怎样从战败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再实现、恢复自己的实力，谋求自己的强大，这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很重要的特点，也是日本人思维方式很重要的特点。在战败之后和强者联手，向强者学习，强大自己，再与强国并驾齐驱，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日本的文化。

二

关于本书讨论的内容和结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认为，道尔最初设定的读者，应该是美国人，因为他讨论问题的方式针对的是美国的脉络。从书的结构安排看，是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开始的远东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批判。道尔给出的对历史资料的剪裁结构，表明美国以正义之名行了战胜国占尽所有便宜之实。这是这本书中真正要说出来的话。
孙歌指出，有几个关键环节是这个结构的支撑点。第一个关键环节是它对于4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结构在东亚的形成做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她认为，麦克阿瑟在日本行使“自主权”的时候，对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历史毫无兴趣。在这个前提下，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充满了混乱。但是后面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预设：宁可要天皇制、宁可要美国式民主（因为要美国式民主，意味着占领是有危险的，但宁可要这个），也不要赤化，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当时非常明确的、毫无混乱的标准。这形成了整个战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基本轮廓，这也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为什么中日和解如此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关键环节是东京审判。她指出，道尔并没有直接说东京审判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律事件而否定它，而是在资料的选取和剪裁的过程中，提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景，说这场审判是一个美国当事者也承认的表演。可是表演中又审判了纽伦堡审判中也审判的、后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罪行，比如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当时在法庭上包括印度法官在内的一些人对这样一种事后法的审判方式提出了质疑。可是又有受审的20个罪犯如何替天皇顶罪的问题。所以，所有的线索都缠到一起，复杂性被呈现出来。
在分析了该书缺少对冲绳问题的论述的原因后，孙歌总结说，道尔这本书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告诉美国人1945年占领日本那件事做得实在缺少正义、缺少道德，促使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反思美国世界性的霸权到底有多少正义可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菊花与刀》这些书的性质不一样，这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真正勇敢面对历史时做出的一些判断。
关于该书东京审判方面的论述，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道尔对东京审判本身的批评和反省大概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审判团的结构来看，东京审判具有明显的白人审判色彩。法官原来都是白人，后来加了印度和菲律宾两国的法官，而这两国分别是英美的殖民地。但法官中没有朝鲜人。这里提出了东京审判亚洲缺席的问题。第二个方面，道尔触及了东京审判的双重标准问题。道尔说，东京审判基本上是在无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状况下进行的。比如，当殖民地问题被提出来之后，英美法苏四国法官提出殖民地问题不在东京审判的问罪范围内，所以予以驳回。第三个方面，道尔还透露了一个信息，1948年审判到后期的时候，冷战骤然升起，所以在审判团内部开始一些争斗。到1948年初很多在监狱里关押的嫌疑犯悄悄被放出，包括英美法官与苏联法官的明争暗斗非常明显。冷战的骤然发生，干扰了审判的进行，大家已经不愿意再进行下去了。赵京华认为，东亚的战后体系和审判的不彻底性和不对殖民体制进行批评质疑是有关联的。

三

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有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有两个是根本因素，一个是天皇，一个是美国。这两者构成了今天日本这个国家存续、演变过程中最基本的内因和外因。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从日本战后天皇制的角度切入讨论。他指出，事实证明，保留天皇民主制给日本留下深刻久远的烙印。尽管战后初期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但天皇得以保留，就使得战前所有的国家符号——国旗、国歌、天皇族徽以及其他能够标识国家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不加改动地延续到战后日本。所以，日本保守势力很容易把自己和战前政权联系在一起。而除了和平、进步的团体之外，绝大部分老百姓通常也在政治势力的引导和媒体的影响下不加区分地把战前、战时的日本政权和战后日本政府视为连贯的国家机器。可是，不管是谁混淆了战争责任，最后受害者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日本自己不能反省、正视历史，就很难放下历史包袱，为此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战后半个世纪中，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联合国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各种贡献，向外部提供了大量的开发援助，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但这些都不足以打消别国尤其是受过侵略战争迫害的邻国的疑虑，究其原因就是不曾彻底割断与法西斯血脉的联系。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从书中谈到的一个细节入手，指出：从1946年到1949年，天皇在日本各地巡行，美国兵拿着卡宾枪给他开路。人围得特别多的时候，美国兵会鸣枪，这告诉我们谁在那个时代树立天皇的威信。他强调，美国人选择让天皇继续存在，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因为天皇当时确实对社会最深层次有影响力。自古以来天皇就存在，因此也就存在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是值得思考的。明治时期日本的一切重要变化，都是在天皇家族的领导下进行的。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从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日本被占领期间的首相吉田茂的作用问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发言的重点。王新生指出，吉田茂认为日本只有和美国结盟才能重新得到生存的机会，要重经济、轻军备，要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在美国的“拥抱”下发展。吉田培养了一大批信奉他的政策的政治家，使吉田路线得以执行下来。我们说，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就是因为日本战后政治家没有经过训练，所以现在日本政治家没有国际眼光，没有政治家应该有的意识和头脑。
关于日本战后时期的经济政策，王新生着重分析说，被占领时期，日本实行过两种政策：一是“倾斜生产方式”，一个是“道奇计划”。“倾斜生产方式”是日本提出的，后来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做不下去了，派道奇到日本去搞“道奇计划”。道奇说，日本经济是高跷经济，就是两条腿，一条腿是日本政府的财务补助，一条腿是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这样太有依赖性，现在要把两条腿砍掉，搞市场经济。道奇提出超平衡预算，就是政府预算不能有赤字。“道奇计划”对治理通货膨胀非常有好处，但也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朝鲜战争开始了，朝鲜“特需”就出来了，日本经济马上恢复了。那么，是“倾斜生产方式”作用大还是“道奇计划”作用大呢？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是两种发展模式都保留了下来，成为战后持久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点上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和美国之间无论政治、安全还是经济上的关系。
关于该书对起草“和平宪法”过程的描述的重要不足，李薇以自己的研究做了补充。她指出，在盟军总部（GHQ）提出想搞新宪法的1946年年初，就有一部宪法草案到了GHQ民政局手里，这个宪法草案是由日本宪法研究会提出的。宪法研究会牵头的是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党党员，立场是革新、进步的，他们提交的宪法草案中已经体现了很多和平宪法的精神，但社会党的宪法也没有取消天皇制，而是说天皇作为象征。不过，实际上，最终还是由GHQ的民政局仅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起草了GHQ版的《日本国宪法》。一个星期就起草出一个国家的宪法，在世界宪法的制订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经过酝酿、讨论和方针确定的时期是不可能成就一部宪法的。
关于当今美日同盟和与中国的关系，有深厚的美国问题研究经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他讲到，2006年去大阪参加会议，当时有人提到日本被美国“抛弃”了，这说明日本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依赖已成为民族性了。这种民族性在过去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日本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他认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最短的板是中日关系，现在要做的是使短板变长，而不是把长板锯短。如果没有中美日三方的稳定关系，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与会的董炳月、王成、秦刚、李兆忠、孙伶伶、李长莉、刘世龙等学者，还从美国的占领政策、美日关系、日本的战争责任以及战后日本文化论、大众文学、社会运动等方面，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责任编辑：林 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