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各治理

1. 什么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推动力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一是完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体制。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核心是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统筹各方力量协调行动，促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构建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二是完善联动融合、集约高效的政府负责体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关系社会治理效能。要以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完善政府治理体制机制。横向上，破除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弊病，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的机制，实现社会治理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手段综合。纵向上，破除头重脚轻、贯通不畅的难题，打造上层统筹有力、中层运转高效、基层做强做实的治理体系，提高快速响应、精准落地能力。三是完善开放多元、互利共赢的社会协同体制。社会治理责任在政府，活力在社会，潜力在市场。要创新完善鼓励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体系，搭建互动平台和载体，建立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机制，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积极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千千万万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四是完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体制。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要着力构建群众参与的平台和载体，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健全权利与义务统一、风险与责任关联、激励与惩戒并重的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创新方法手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方法手段现代化。一是发挥自治基础作用。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划清政府管理权和群众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自治内容纳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基层群众自治活力。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搭建便捷议事平台，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二是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善于用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努力使循法而行成为全体公民自觉行动。加快制定社会领域急需的法律法规。三是发挥德治引领作用。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优势，通过身边榜样的示范、乡规民约的约束、行业章程的规范、生活礼俗的教化，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四是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推动力。要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

三、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制度完善、机制创新，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一）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关键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实现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一是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关键是要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着眼于完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科学化，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工作新路子。二是坚持联调联动、多元化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完善资源整合、科学分流、效力对接的制度机制，实现“三调”联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以多元的方式方法化解不同的矛盾纠纷。三是坚持疏解引导、培育心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要完善工作体系、工作网络，根据不同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加强帮扶求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最大限度消解社会戾气，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的基础工程。一是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关键是树立整体效能理念，突出一体化运作。要立足整体防控、协同防控、精准防控，建立健全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二是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是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要坚定不移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创新完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制度机制，织密社会治安的天罗地网。三是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新形势下，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关键是要坚持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要打造点线面均衡布局、网上网下交汇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提高立体化水平。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开展防控工作、以法治方式解决治安问题，提高法治化水平。着力培养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技术，以打击防范专业化应对违法犯罪职业化。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提高智能化水平。

（三）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当前，公共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必须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托起安全的底线。一是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二是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管理从静态、职能管理向动态、综合管理转变，从灾害应对向风险管理转变，提高防灾救灾减灾能力。三是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一是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政策导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二是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人民群众是最广泛、最活跃的社会治理主体。要善于总结提炼各地成熟经验做法，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抓好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难点。基层力量、基础工作、基本能力，是当前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难点。要聚焦力量全覆盖，建好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队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到最基层。要聚焦要素全掌控，实现对各类基础要素的精准掌控。要聚焦能力大提高，增强基层干部掌握情况、化解矛盾、服务群众本领。

（五）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掌握维护国家安全主动权的总抓手。一是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强调的是做好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二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做好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必须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要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增强国家安全能力。三是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党和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是不可动摇的底线。要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2. 为什么要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创造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充满活力、政治安定团结的“中国奇迹”，之所以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一次又一次国际政治、经济风浪的重大考验，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二、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人治的传统比较多，法治的传统比较少，而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国家法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与那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差就差在法治，差就差在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会有一个印象：我们许多领域的“硬件”现代化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它们，差距主要在“软件”。西方社会经过了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各方面制度已相对成熟定型，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法条“管”着，违法必究的铁律深入人心，完备的法律体系能够覆盖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各种社会行为。
西方社会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法治“管”出来的。应该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国家治理方面，确实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种学习借鉴带给我们的只会是进步。当然，学习借鉴不是照抄照搬。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法治理念等，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对国外的东西必须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三、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可以终结历史的制度模式。任何制度都需要改革创新，僵化和停滞只会窒息制度的生机。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是经过几百年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已经是弊端丛生，这些弊端近些年正集中地暴露出来，使之面临严峻的变革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在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既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一个根本成就。伴随着中国的成功，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西方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却不愿意认可中国的制度，他们把中国制度的影响力视为最大威胁。
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创造和建设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伟大的创造力，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同时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交替的历史，几千年来乱世多、治世少，太平盛世更是罕见。长期动荡、战乱频仍，使人民深受其害。能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成为人民衡量制度好坏、政权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说到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制度执行力，靠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将伴随实现“两个100年”目标的全过程。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将大大推进这一进程。我们坚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将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新中国!

3. 考研政治。任四有道选择。对答案有异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

应有之义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等内容。

确保全党遵守党章，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落到实处。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令行禁止。

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

(3)推动各治理扩展阅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要求规定：

1、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2、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

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从哪些层面入手

1.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2.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
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
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
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
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
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

5. 推进社区治理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1.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2.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3.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2.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3.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4.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6. 十九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
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版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权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7.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何重大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第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和国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有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有全国一盘棋的互助协作机制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否定和丢弃我们制度的优势，恰恰相反，是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各方面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第二，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使我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意味着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

一、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执行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内政外交国防能力+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等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依照我国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负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使命，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一是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是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四是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8. 中国如何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走出瓶颈期政治答题

中国肩负重要的大国责任，提出中国方案，强调各国共同而有区别地责任，推动完善专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推动构建属人类命运共同体；
支持联合国的权威，发挥主导作用，以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
加强中欧气候变化合作，推进南南合作、南北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