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公司治理
① 请问：什么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关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三个理论问题
1.法人治理结构
在人们简单的理解中，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几乎就等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阶层的权力分配模式。然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含义决不止此，甚至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一词也并不准确。从其英文原文看，更为严谨的用语是“公司治理结构”或“公司治理”，它主要是指公司制企业（即所谓的现代企业）的治理问题，而很少涉及合伙制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其他企业形态。
那么，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呢？顾名思义，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尽管这一概念的使用已逐渐有泛化的趋势。关于现代公司的概念国际上并无一个标准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史学家钱德勒所给出的定义，即现代公司是指由支薪的高中层经理人员管理的多单位企业。上述定义揭示了现代公司的重要特征，那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再是本家本人，而是职业经理人员。。现代公司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关键就在于它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或者控制权）的分离，而与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古典企业相区别。
历史地看，现代公司的出现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使得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规模超过了私人投资者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客观上要求资本的集中；而大规模的投资如果由单个投资者所提供，也加大了其投资风险。因此单个投资者存在着分散投资风险的内在需求，从而以有限责任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应运而生，这正是现代公司的典型形式。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每个企业所有者人数的增加，所有者直接管理企业成为一种成本高昂的行为；同时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着能力的差异，所有者未必是合格的企业家。因此从市场上选择一个善于经营的人代表所有者管理企业就是理性的选择，委托一代理关系由此产生，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分离。
但是由于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营者）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二者之间潜在地存在着激励不相容。而且代理人（经营者）拥有关于其自身知识、才能、掌握的机遇和努力程度等的私人信息，这都很难为委托人（所有者）所观察和监督，而理性的代理人（经营者）又具有偷懒和机会主义动机，因而在委托人（所有者）与代理人（经营者）相比处于信息劣势的情况下，必然有代理成本或激励问题的产生。斯密最早观察到了股份公司中存在的这种委托一代理矛盾，而berle和means进一步清晰地揭示了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和由此所产生的所有者的利益和经营者利益往往背道而驰的现象。
为了解决现代公司中广泛存在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就必须设计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使代理成本最小化，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
按照米勒的定义，公司治理是为了解决如下的委托一代理问题而产生的：“如何确知企业管理人员只取得为适当的、盈利的项目所需的资金，而不是比实际所需多？在经营管理中，经理人员应该遵循什么标准或准则？谁将裁决经理人员是否真正成功地使用公司的资源：如果证明不是如此，谁负责以更好的经理人员替换他们？”
梅耶则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
科克伦和沃特克指出：“公司治理问题包括在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的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①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②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不一致时，一个公司的治理问题就会出现。”
钱颖一认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②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③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
吴敬琏更进一步将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化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张维迎在阐发扭力的观点时指出：“公司治理结构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及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问题。因此，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企业所有机安排的具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抽象概括。”
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上述定义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根源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由此所导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2）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物理层次”的组织架构，及联结上述组织架构的责权利划分、制衡关系和配套机制（决策、指挥、激励、约束机制等）等游戏规则构成的有机整体；（3）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明确而合理地配置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其有效的制衡关系。
2.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由上文可知，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根源在于现代公司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不妨举例说明之。假定某投资人（所有者）投入资本建立了一家企业，出于各种原因（比如，这个投资者只有钱，但无经营才能；或者他觉得选一个代理人去经营更能使其投资获得好的回报等），这个投资人并没有直接经营这个企业，而是选了（或从市场上招聘了）一个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去经营这个企业。这时，这个投资人将面临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他怎样才能选到高素质的经营人才，二是他如何使这个选到的代理人努力工作为他创造效益。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这个投资人的投资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制度安排，就是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决不是物理的“结构”或机械的“结构”，而是所谓的制度。但这种制度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写在纸上的制度，而是一种权力分配的安排。这种权力分配 由于依托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种组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容易形成权力的制衡，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决策和管理秩序。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如果这个投资人自己就是企业经营者，那么上述复杂的制度设计是不是就会变得很简单？答案是肯定的。试想，由于企业的经营收益是属于投资人的，那么他一定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把企业搞好；另一方面，他也一定会自我约束自己，避免作出错误的决策，使企业受损，因为投资的损失也是由他来承担的。显然当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时候，公司治理结构处于理想状态，因为激励和约束可以实现匹配和自我强化。推而广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子公司不能达到母公司期望的收益的时候，母公司往往有减少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转由自己来经营的冲动，虽然这样做未必会使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得以改善，但至少可以不必为激励和约束子公司经营者费脑筋。
遗憾的是，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古典业主制企业不存在复杂的公司治理问题，但实践证明这种企业形态很难有大的发展，因此才有了所谓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出现。这种现代企业，出于资本集中的目的汇集了众多的投资人，已不可能由这些投资人自己来经营企业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人如果都参与企业经营，其经营角色的安排会很难实现意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人未必都有能力和意愿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其结果最后就演化成，由投资人设计制度，选择合适的代理人来委托经营，相应地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从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化过程看，公司治理结构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代理的激励和约束问题，激励的目的是为了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为投资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约束的目的是为了使代理人不至于由于自利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为了激励，就要使代理人有职、有权、有利，为了约束，就要使代理人的职位、权力、利益时刻受到监控、威胁，二者之间的制衡成为公司治理结构有效与否的关键。失去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两个结果，一是代理人成为傀儡，二是内部人控制失控（insider control），二者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的良好的权力制衡关系依赖于分散化的公司股权结构。只有公司股权具有相当的分散度，才不至于出现大股东大权独揽控制公司管理层，从而损害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股东过少，由于缺乏其他股东的力量平衡，股东之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权力斗争的概率迅速增加，从而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但过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也不利于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股东过多且股权比例高度分散（如欧美等国的上市公司），那么每一个股东都不会因自己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努力而获得太多的收益，理性的选择只能是“搭便车”（free rider），于是大家就都没有积极性去监督企业的经营者，从而形成经营者大权独揽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企业经营陷入无序状态。因此，理想的股权结构应当是股权既有一定的分散度，又不致过度分散的中间状态，这样相对的大股东就会有动力去监控企业经营者，使之不偏离正常的轨道。
当然，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针对上述情况，股东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影响企业经营者的行为。“用脚投票”，即如果股东认为企业经营不善，他可以选择抛出股票，从而引起股价下跌；这样一来，其他潜在的股东就可以通过兼并、收购方式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进而撤换不称职的经营者；另外，由于经理市场的存在，大量职业经理人对现职经营者形成无形的压力，因为如果他经营无方，其他经理人就会取而代之，实现所谓的“代理权竞争”，而一旦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而失业，他将很难再找到比以前更好的工作了，这也迫使他在职期间努力工作。以上三种方式（用脚投票、兼并收购、代理权竞争）通常被称之为企业的“外部治理”，与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相区别。研究表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同时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西方国家还发展了很多复杂的制度性安排，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关于董事会独立性的安排，即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董事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在美国标准普尔1500家大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为全部董事的62％，对有些人而言，作董事几乎已成了一种职业。而且，在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中，一般都建立提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由独立董事担任的。在上述三个核心委员会中，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下一届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人选的提名，报酬委员会主要研究和制订对经理人员的薪酬计划，审计委员会（相当于我国的监事会，美国公司中没有独立的监事会）主要负责对经理人员经营行为的审计和监督。由于这三个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由独立董事担任的，因此，它不易受大股东的干预，容易作出独立的、客观的职业判断，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依赖于股权结构、市场环境和内部组织机构设计等多方面的因没，但其核心仍然在于权力的制衡，即任何权力都必须有另外的权力予以，监督、制约，如此形成联动关系，使备种行为都能在各自职权的范围内活动，以保证公司运转的顺畅。国内常见的“一人说了算”的体制都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背叛（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权力制衡的根据在于法治，即依制度、规则行事，而不是从个人喜好出发故意牵制），从根本上与公司治理结构不相容，是必须予以澄清和反对的。
3.法人汉理结构所能解决的问题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很多有公司之名而无公司之实的所谓现代企业的经营失败而得到了高度的强调。研究者普遍认为，很多改制后的所谓股份制公司之所以出现经营失败，虽然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却在于这些企业大多还“穿新鞋走老路”，即没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个观点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一股就灵”，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些企业改制成了股份制公司，却没有按股份制公司的游戏规则去运作并重新陷入困境，而否定改制的必要性、动摇改制的决心、延缓改制的步伐。
当然，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首先，在企业内部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是有管理成本发生的；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由这种组织架构实现决策和管理是有效率损失的。与经理层说了算的企业相比，决策程序增加了，形成决策的多数原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因为，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但对于大企业而言，由于业务众多，经营者不可能对每一项业务都有正确的判断，因此需要集中集体智慧；另一方面，由于只有重大投资才需要董事会来决议，因．此为了避免可能的重大损失，必须由代表股东的董事会进行决策，因为这是董事会的责任所在。由此可见，在大企业内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必要的，在牺牲一定效率的代价下获得了减少风险的收益，因此是合算的。
但对于规模不大、经营比较单一的小企业而言，建立复杂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有必要就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也许一人说了算对这、种小企业的发展更合适（事实上，这种小企业的投资者往往就是经营者）。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法人治理结构的需求迅速上升，当前许多发展壮大了的民营企业正在进行的“创业者的自我革命”就是这种需求的集中反映。因此，法人治理结构是与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是状态依存的，而不是绝对的。
另外，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只是为企业运行机制的高效创造了一种可能、一种制度保证，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由于企业内部的上下科层组织之间也存在一系列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而这种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就必须加强管理。因此，加强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即使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权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也不能妨碍企业内部加强管理，因为它与法人治理结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虽然企业内部管理必然受到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得是否规范反映的是股东之间的协调关系和法治意识，而内部管理的水平则反映的是经营者的管理能力和努力程度，二者不可偏颇。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本来可以通过加强管理而提高效益的企业，却一味地埋怨体制不顺；也有许多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的所谓现代企业，由于忽视管理而难以走出困境。这充分说明，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不是万应灵药，可以包治百病。改革和管理共同促进，才是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正确选择。
② 把“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作为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好吗
论独立董事制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所谓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中内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也有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应该界定为只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之外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其他职务，并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妨碍其独立做出客观判断的利害关系的董事。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认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并不是有没有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而是产权主体的虚置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其实，独立董事对于一个公司和投资人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局外人。从理论上讲，如果财产的主人都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那么，与财产基本不存在直接关系的局外人即使不是一种多余也会是一种摆设和点缀；反过来讲，如果财产的主人都不关心自己的财产，那么，局外人再怎么关心也是白搭。况且，作为“局外人”的独立董事，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尽心、尽力、尽责呢？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独立董事制对完善中国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限，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点石成金的“魔杖”。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在股份制企业中，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由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激励约束问题，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
投资者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经营者的积极性要调动，如何使得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理们像照顾自己的财产那样去管理公司的财产，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实际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出所谓“投资者”，是一个集会的概念，作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必然存在着一个多元投资主体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董事会和董事原来是为了代表投资者的利益而设计和设立的，但作为一种“用手投票”的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反映全体投资人的意志而只能反映一部分投资人的意志、他们不可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而只能代表一部分股东的利益。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小股东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伤害。作为一种补偿机制，证券市场的存在为小股东们提供了“用脚投票”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大股东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奕：大股东必须选择主动“作为”，也就是说，必须非常用心地关注公司的发展、监督公司的运营、干预和控制公司的行为。尽管这样一个过程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过程，但却是大股东的一个最优选择；小股东的最优选择则是被动的“不作为”，既然他们的意志和利益不可能在董事会得到充分的体现、既然他们不可能改变和左右公司的运营和发展，那么，他们就不会也不必非常用心地去关心公司，同时也就无需为此支付成本，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时，他们就选择“跟风”，如果大股东们的利益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选择“抛售”而拔脚走人。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都同样承担着相应的风险。但相对来讲，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可能要面对着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双重侵害，所以要给以特别的关照和保护。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关联交易的特别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独立董事制实际上也就是从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而提出来的，尽管其基本职责定义在“协助确保董事会考虑的是所有股东的利益而非其一特定部分或团体的利益”。从一般常理来讲，财产的主人关心自己的财产、通过某种安排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是所有者的一种权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置自己的财产，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能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的人来经营管理，这是一个理性的结果。所以，大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肯定是要通过董事会来行使“监护权”和其他相关权力的。这本身就是公司制为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保护机制，也是与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相一致的。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力，大股东们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去聘请一个或多个不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来限制自己的权力。事实上，任何财产的主人都不可能主动去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对自己的财产以及与财产有关的权力来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如果存在着某种外在的强制力，大股东们就一定会去寻找和聘请服从自己意志。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董事，这时，独立董事制也就变成了一种形式和摆设而不能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要么是具有出资人的背景，要么是演变成了技术顾问，根本没有起到独立董事应该起的作用。就是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多年的美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可以显著地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和提高业绩。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一项研究甚至显示出那些董事会中只有12名内部董事的公司实际上比其他公司在财务上表现得更差。其实，现代公司制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考虑到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并为他们分别提供了某种保护机制，如果这种机制还不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话，那就需要在这种机制以外来提供额外的保护，但是，独立董事制却无法达到这一目的。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独立董事的产生不外乎几种情况：如果独立董事是受中小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那么，他们才有可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因为所谓的“中小股东”又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利益集团，其利益目标也并不完全一致，加之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不可能是中小股东们委托的代理人。如果独立董事是受全体股东的委托而产生的，那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结果一定是占优势的大股东意志的又一次体现，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实际上还是一个大股东们选择的代理人。这就从根本上使独立董事失去了意义。换一个角度看，如果独立董事是按照某种法律规定接受政府的委托而产生的话，理论上倒是可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保护公司利益、全体投资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但这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主管部门（如体改委、证券监管机构等）来完成。又何必在每个公司制企业派驻一个常驻代表？换句话说，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主管部门失去作用，一个派驻的代表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因此，由谁来引入独立董事制、由谁来选择和聘请独立董事，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取向和目标倾斜，使得独立董事既不可能真正代表和维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也不可能代表和维护全体投资人的利益，只能是也必定是要么代表和维护大股东或者管理层的利益，要么谁的利益都代表和维护不了。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希望寄托在独立董事制上纯属是一厢情愿。让大股东去聘请独立董事。引入独立董事制来限制自己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独立董事制中的一个榜论。
二、利益无相关与独立董事责权缺失
独立董事是没有剩余索取权的董事，其主要的职责应该是监督同样是作为代理人的内部董事，扮演一个对所有投资者的财产负责任的监护者的角色。在这当中，存在着一个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问题。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作为别人的钱而非自己的钱的经营者，我们不能希望这类公司的董事像私人合伙中的合伙人通常照看自己的钱财一样十分小心地照看别人的钱财”；在詹森和麦克林的企业资本最佳结构理论中，也注意到了不同的筹资方式与不同的代理费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企业的经理持有本公司50%的股票，而另外50%的股票由不参与管理的人分散拥有，那么，经理就不会像他持有100%股票那样卖力，也就是说，和一个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业主制企业相比，这个经理就会“偷懒”，因为在他看来，公司多赚1元钱，经理只不过分到5毛钱；公司损失1元钱，经理也只不过损失5毛钱。因此，为了减少“代理费用”、防止经理偷懒，应该让经理持有100%的股份，筹资则应该采取发放债券的方式。这里讨论的都还是与企业有着某种直接利益关系的财产所有人、经理层的积极性和激励问题，哪怕是拥有着部分财产而不是全部，都有可能存在着“偷懒”。
那么，与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没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也无需承担风险的独立董事又有什么积极性去关心与自己无关的财产、又有什么动力去认真负责地行使其“投票权”呢？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使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关心财产，就应该让他们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就要使他们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成为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或者说，就是要让他们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也拥有剩余索取权。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过，董事并不是因为成为董事而关心财产，而是因为关心财产而成为董事。作为一个独立董事，他既然与公司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不拥有剩余索取权，他肯定就不会真正地去关心财产，至少不会像关心自己的财产那样尽心尽力。有资料显示，截至2000年底，沪深股市约有0.5%的董事会设立了独立董事，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独立董事很少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的有关材料，也很少按时参加董事会会议，这不仅是缺少足够精力和时间的问题，还主要是一个缺少积极性和责任心的问题。如果希望独立董事依靠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来维持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话，那将会是十分脆弱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依靠独立董事的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来维持他们对他人财产的关心，那么，也就完全有理由指望非独立董事和其他内部人通过自我约束以及职业道德来维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一来，独立董事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可能靠个人素质而只能靠制度来维持，这里的制度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制度、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制度、责权利相匹配的制度。然而，如果依靠薪酬制度来建立起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那又可能出现独立董事被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收买”并与之“共谋”的情况，一旦独立董事不独立、独立董事对大股东及其他内部人形成一种利益上的依附性时，那么他们也就肯定是服从大股东和其他内部人的意志、并维护这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这也就与设立独立董事制的初衷不相符合了。因此，独立董事要么是缺少激励而缺少责任心和积极性，要么是有了激励而失去了独立性。要一个利益无相关的人来履行对财产的监护或者让一个利益相关的人来限制和控制自身的利益，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假设，也构成了独立董事制中的第二个修论。
三、超越独立董事制，优化宏观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
独立董事制度中存在的理论缺陷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实践中的局限性，或者说，导致了独立董事制在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业绩和保护投资者方面的作用缺失。独立董事制不仅解决不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更解决不了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其实，作为主要的投资人，大股东们总应该是对自己的财产认真负责地去照看的，绝对不会有人有兴趣挖空心思把自己的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中去，除非这两个口袋不属于同一个人。如果说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在动机上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国有控股股东蛀空上市公司的做法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中小股东们受到损害，国家也没有得益。很显然，有另外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好处，这一部分人就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他们同样拥有着剩余控制权却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同样不会为国家的资产去尽心尽力，如果可能，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国家的利益，其他中小股东们的利益损失只不过是这种牺牲的一种陪葬。于是，问题的关键就不是独立董事制的设立与否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和完善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进一步健全与成熟的问题。如果连财产的主人是谁都不明确，或者说财产的主人是一个虚置的概念，那么就不可能有人有积极性去认真地找寻能够对财产负责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的框架内，不仅存在着代理人激励的问题，还存在着或者说首先存在着委托人的激励问题，而且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上的问题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导致了最终公司层面上的结构失衡和制度失效。不难看出，问题的根子还是一个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
我们都承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中国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意义，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怎样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误区。现代企业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产权制度，它还包括了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国有企业来讲，完成了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不等于就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了上市公司的形式或者股份企业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现代企业。国有企业也有成功的，私营企业也有失败的，这就足以证明产权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它涉及到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问题。狭义地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从一个宽泛的角度来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也就是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仅意味着一个公司如何去做，还包括着这个公司所处的法律、文化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因此，中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决非一个企业所能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国有资产从相当一部分经济领域的退出问题，就是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到位，就是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利益与风险相匹配的问题。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已经开始出现一种趋同的倾向，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却面临着很多以现行国情为基础的制约因素。相应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制度与事业文化环境的培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且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独立董事制寄予过高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国有股减持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和选择。尽管由于多种原因使得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实施暂时停了下来，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和做法，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的需要来看，国有股减持是一件迟早要做的事情，也许在操作方法上可以做一些变通，但基本思路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这里其实是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问题，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选择问题，理论上讲，用最小的成本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是我们最理想的目标；从发展态势上看，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得越快，我们的成本就会越小。中国已经完成入世的全部法律手续从而成为“WTO”这样一个“经济联合国”的成员，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念上、在政府的职能和效率上。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一切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运作，大家都必须接受竞争法则的考验和筛选。我们的改革要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割裂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的系统模式。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的成功与否决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也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技术、制度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放到这样一个框架中去考虑，我们就会看到，独立董事制对解决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国有股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正常现象，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尽管我们不否认独立董事制在有些情况下、有些企业中的一定作用）。只有在解决了产权明晰、产权主体到位、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应、风险与利益匹配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之后，独立董事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入世将给中国一个机会（当然也是一种挑战），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建设开放市场经济的契机，这样一个机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很难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
③ 什么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又译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内部股东、董事、监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与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客户、存款人和社会公众等）之间的关系。
1999年5月，由29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其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它是第一个政府间为公司治理结构开发出的国际标准，并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该原则皆在为各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框架提供参考，也为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公司和参与者提供指导，它代表了oecd成员国对于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共同基础的考虑。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维护股东的权利;
2、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包括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股东的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应有机会得到补偿;
3、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为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为保持企业财务健全而积极地进行合作;
4、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
5、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3)斯密公司治理扩展阅读：
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由四个部分组成：
1．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组成，所体现的是所有者对公司的最终所有权，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 构。
2．董事会，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维护出资人的权益，是公司的决策机构。
3．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对公司的财务和董事、经营者的行为发挥监督作用。
4．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是经营者、执行者。是公司的执行机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四个组成部分，都是依法设置的，它们的产生和组成，行使的职权，行事的规则等，在公司法中作了具体规定，所以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以法制为基础，按照公司本质属性的要求形成的。
④ 作为一个企业主，或者经营一个企业有什么难处
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经济滑坡。
⑤ 举例说明如何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1．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责任考核。一是继续实行苏州市建设局与五市、五区建设局（苏州建筑业安全监督站）签订安全生产共保责任书，实行目标管理。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目标、任务、责任分解量化，建立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二是继续推行施工企业向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递交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年度目标责任书制度，继续推行建设、施工、监理三方安全生产共保制度，由建设、施工、监理三方在工程项目开工前签订施工安全保证书。三是进一步完善目标考核办法，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和考核，逐步形成年初责任目标明确，年中过程检查、考核，年底综合验收、评价的安全生产预控目标考核机制。
2．贯彻落实建设施工安全生产监管制度。一是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以创新安全监管的思路和办法措施为目标，改进安全监管方式，着力健全和完善各项安全监管制度，坚持防治并重，以防为主，提高依法监管能力；二是以落实建设工程参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为重点，着重落实建筑安全生产管理的各项制度，有针对性地作出符合实际的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推动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推进施工工程重大危险源公示整治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信用档案；三是强化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层级监督，把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规政策和制定各项监管措施情况作为年度共保责任目标考核和评选先进的条件。
3．完善监管机制，规范监管工作程序。一是加强施工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根据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结合实际，修订建设工程文明（平安）工地考核标准等制度，制定工程竣工安全生产评估等规定；二是按照即将出台《江苏省建筑施工安全监督规则》的要求，完善和规范安全监督工作程序，规范监管人员的行为；三是加强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建设，充实监管人员，开展监管人员素质教育和培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履行。
4．推行差异化监督管理。从安全监管的机制着手，把施工安全监督转为对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项目安全保证体系的监督，促使企业和工程项目部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实施不同层次和力度的监督管理，把监管资源转变为差异化管理，提高安全监督的效能效率。对安保体系完善的，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的项目纳入“绿色通道”，减少检查的频率频次；对重点工程、重点企业以及安保体系不健全，存在“三违”或现场安全隐患较多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的项目纳入“黄（红）色通道”，实行重点监管，提高检查频率频次，加大监管和行政处罚力度。实时记录安监情况，及时录入企业、“三类人员”的信用档案，对违法违规行为一律曝光并与市场准入、招投标、评优评先挂钩。
5．强化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监管。一是严把市场关，要依法审查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严禁承揽工程；二是认真做好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期换证工作，把企业安全许可证的延期换证与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审查考核紧密联系；三是严格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把项目与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形成联动，实现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达标与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等情况挂钩，达到动态监管。对违反许可证管理规定，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企业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及时建议发证机关将依法暂扣或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6．深入开展建设工程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工作。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部、省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方案，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务求实效。进一步深化防高处坠落、防坍塌、防物体打击的专项整治方案，深化对深基坑工程、脚手架、施工临时用电、塔吊和施工升降机等机械设备的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要加强对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的过程检查，对组织不力的施工企业，要通报批评，并严肃查处。切实提高我市建筑安全的管理水平，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减少我市建筑施工以高处坠落为主要特征的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7．以创建文明工地为抓手，全面推动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一是拟订“建筑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安全质量标准化指导意见”，在特、一、二级建筑施工企业中抓好试点，培育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企业”、“示范工地”，树立典型，适时召开观摩现场会，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二是完善文明（平安）工地评选办法，把文明（平安）工地的申报与施工现场安全质量标准化结合起来，与节能、环保、绿色施工结合起来，提高文明（平安）工地的水平，全面提升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管理水平；三是通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和创建文明（平安）工地活动，增强建筑施工单位的创优意识，逐步实现建筑施工安全的标准化、规范化；四是加强建设工地施工扬尘污染控制，强化建筑工地环境管理，推行环保绿色施工。
8．大力推动“科技兴安”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建设部关于发布建设事业“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第一批）的公告》的要求，坚决淘汰落后的、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大力倡导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推广使用安全性能可靠的设备设施，严禁使用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施、劳动保护用品和材料，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二是推进安全科技开发，引导和鼓励企业研究开发安全科技产品，定型化、工具化、标准化的安全防护用具和设施，为隐患治理和安全技术改造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建设，促进施工现场防护设施水平的提高；三是加大安全生产科技培训，鼓励企业开展安全科技活动，培养工程技术与安全的复合性人才，推动安全生产科技的学习、研究、应用工作，提升建筑行业安全管理的整体素质。
9．推动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一是进一步完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和安全管理短信群发系统，通过安全监管信息采集，实现安全监管标准化、规范化，提高施工安全预警预告和处置效率；二是逐步推行和建立施工现场远程监控系统，在重点工程、关键环节推行电子安全监控，在重点监控项目强制推行电子安全监控，提高安全生产科技监管水平；三是建立施工大型机械设备管理软件系统，加大施工机械设备使用登记备案制度的落实力度，强化建筑施工大型机械设备管理工作。四是大力推行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系统软件，不断完善扩大工程项目安全监管信息库，通过项目安全监管信息的管理来提高安全监管能力。
10．积极培育安全中介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为施工企业提供安全生产咨询、技术、危险源评估等服务。采取“管理部门推行、施工企业负责、中介组织参与”的方式，组织开展施工企业和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条件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果将作为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监管的重要依据，促进施工企业不断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中介机构的管理措施，规范行为，提高安全中介水平。
11．落实监理单位安全责任。调动监理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现场监理机构作用，加强监理安全责任落实的监督检查，加强对监理规划的编制，施工过程中履行监理安全职责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切实提高监理单位依法履行监理安全责任的能力和水平；完善监理报告制度，强化监理安全意识，进一步推进监理安全工作，落实监理安全责任。
12．探索轨道交通工程现场施工安全监管模式和工作方法。随着我市轻轨交通一号线的动工，轨道交通工程进入了实质性的施工阶段，通过学习和借鉴外地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管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方案，逐步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确保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生产。
13．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一是在建筑行业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范的宣传培训，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教育活动；二是大力推行工地现场举办“民工业余学校”活动，开展民工、劳务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切实提高施工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三是认真抓好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考核，抓好特种作业人员培训上岗工作，着重抓特种作业人员实践操作的培训和考核，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四是开展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培训，适时组织监理人员就如何做好现场监理的安全进行专题研讨，督促监理单位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提高监理安全的业务素质；五是开展安全监管队伍培训教育活动，通过组织学习培训、参观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安全监管人员的法制意识、廉政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安全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建设安全依法监管水平和能力。
14．加强外来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进一步加强对外地施工单位的现场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严格持证上岗制度，规范安全生产行为，严格审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严格市场准入、清出制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和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予以曝光，依法严肃查处。
15．进一步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积极探索建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管理制度，在费用支付单列、合同备案、现场考核、竣工评价、决算审（核）计等环节严格把关，落实安全生产专项费用，确保施工措施费落实到位，保证安全生产投入。
⑥ 公司治理理论的评析
公司治理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代理问题的论述,他认为在股份制公司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Berle和Means于1932年的一篇开创性研究成为公司治理理论文献的开山之作,他们在对大量的实证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现代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了分离,控制权从所有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手中,而公司的管理者常常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应该强调股东的利益,实现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制衡。从此,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司治理问题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单边治理和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共同治理两种代表性的治理理论。
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理论
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单边治理理论认为,企业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拥有企业的全部所有权,企业的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主张“资本雇佣劳动”即物质资本主导治理模式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其代表人物主要有Shleifer、Vishny和Tirole等。例如, Shleifer和Vishny认为公司治理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向公司所提供资金的供给者能够从投资中获得收益; Tirole认为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为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单边治理的理论依据是现代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由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回答了为什么企业必须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经营的问题,比如: Alchian和Demsetz曾经从团队生产的监督差别角度解释了最优的契约形式是由监察者拥有古典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从而为资本家得到企业利润提供了证据; Grossman、Hart和Moore等人从资产专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角度证明了由于物质资本的专有性和不可证实性使得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应该掌握企业的所有权(即剩余控制权) ; Jensen 和Meckling、Fama和Jensen等人也分别从代理成本角度、风险分担和决策程序角度证实了企业为股东所有并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的合理性。可见,企业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为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而委托—代理理论则为如何进行公司治理即治理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它主要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约束机制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对于为何只有股东才拥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权,即公司治理的权力来源问题,“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理论主要有两种理论流派:一是剩余索取权理论;二是剩余控制权理论。 “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谁承担剩余索取权,就承担了剩余风险,从而具有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权力,并认为所有者是剩余索取权的天然拥有者,占有剩余的动机促使所有者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所有者追求的是剩余最大,而经营者追求的是自身报酬最优,在给定企业收益的情况下,二者的利益相互侵蚀使得所有者产生对经营者治理的需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剩余索取权”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18世纪末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鼻祖萨伊。萨伊认为,劳动、
资本和土地是商品生产的三个要素,是其价值的源泉,每一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得到他们各自创造的收入,即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息①、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若当事人行为和企业的产出均可测,可以依据各个要素所有者的贡献来给予这些当事人应该得到的收入,这样,企业生产分配效率达到最优,帕累托最优分配均衡实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体行为不可测、产出不可测或二者均不可测成为现实世界的主要特征,人们无法准确地判定企业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各种状态下各要素所有者的贡献,这样就不能按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最优帕累托分配均衡无法实现。“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让某一类或几类人承担剩余索取权,并且由不同的人承担带来的效率也不一样,企业产权安排和产出效率以及物资资本更高的偿付能力等原因决定了资本提供者有占有企业剩余的可能。具体到公司治理,就是只有股东才能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
但是,用“剩余索取权”理论来指导公司治理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剩余索取权”本身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在Jensen和Meckling的契约分析框架中,他们用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和投资者权力,指的是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掉所有的固定的合同支出(如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的余额要求权[3] 。但是,剩余收入往往是多方分享,特别是在新经济②背景下,不单只有投资者,其他人比如经理人员甚至普通员工也参与剩余收入的分配,从而也具有剩余索取权。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谁是剩余索取者是不清楚的,比如在两方都获得一个变化收入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说一方是另一方的剩余收入索取者。其实, Hart就曾对剩余索取权的概念进行过批评,因此他转而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投资者的权力。
(2)将本来作为分配理论的“剩余索取权”理论用在公司治理理论上也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理论属性使得其研究范围狭窄,它只能将企业收入分配者纳入研究范围,而将那些不参加分配但是有可能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排除在外,比如承担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政府或者存款保险机构,它们只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外部者,并不参与企业收入分配,但却要参与商业银行的治理。
(3)显然,“剩余索取权”理论不是将实际中是否获得剩余收入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剩余索取权的标准,因为现实中不仅仅是股东获得剩余收入,那么怎么判断谁具有剩余索取权呢? 该理论没有回答。
“剩余索取权”理论没有提出一个在现实中如何判断谁具有剩余索取权的方法,只是有一个股东先天就应该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先验假设,这样,该理论便无法从现实中检验,这是其最大的一个理论缺陷。综上所述,“剩余索取权”理论的缺陷使得运用它来指导公司治理实践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如果仅仅依靠自有资本占比较少的商业银行股东来掌握对一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商业银行的治理权的话,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其后果也极其严重。但是“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由于股东承担剩余收入从而承担风险才会有治理要求的思路却是对的。 在完全的契约条件下,是不存在剩余的控制权的,因为这时所有的权利都能通过契约得到界定,都有主体。“剩余控制权”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使得不可能在初始合同中对所有的或然事件及其对策都做出详尽可行的规定,这就需要有人拥有“剩余控制权”,以便在那些未被初始合同规定的或然事件出现时做出相应的决策。那么,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控制权在外部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进行有效的分配呢? 该理论认为,这种权力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有,物质资本所有权是这种权力的来源。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将股东作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就合情合理了。
但是,该理论同“剩余索取权”理论一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剩余控制权”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契约理论,但是契约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完全的呢? 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Hart等人认为合同的不完全性主要来源于相关变量的第三方不可证实性,但是Tirole就深刻地认识到合同当事人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的或然事件本身,而是或然事件对支付的影响,并且只有当两种或然事件对支付的影响无法被区分时,才会影响契约的完全性,这样就削弱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博弈理论也证明了在多次重复博弈而非一次静态博弈时,契约相关变量的不可证实性对当事人行为的影响也会削弱。因此,抽象地谈论契约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性是没有意义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还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4]。
(2)“剩余控制权”概念也存在问题,其内涵和外延十分模糊。本来“剩余控制权”是指“可以按照任何不与先前的合同、惯例或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资产所有用途的权力”[5] ,但是,由于现实中很多治理的权力已经在合同中作了规定,所以在很多文献中,剩余控制权和控制权经常混用,就连Hart和Moore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我们并不区分合同规定的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而且事实上剩余控制权等同于完全控制权”。
(3)同“剩余索取权”理论一样,“剩余控制权”理论的“资本强权观”也只是一个先验性的假设,其存在条件和适用范围从来都没有被认真考察过。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所有权是这种权力的来源,但是不能回答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为什么不能带来这种权力。并且,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剩余控制权”没有意义,从而转向了研究那些拥有信息和知识优势的代理人对企业资源的实际控制权,比如Aghion和Tirole等就认为应该在名义与实际的控制权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4)“剩余控制权”理论存在着内部逻不一致的矛盾。在Grossman和Hart等模型[6]中,投资者天然拥有剩余控制权,但是这是建立在当事人不受财富约束的条件上的。一旦放弃这个不现实的假设,投资者的天然的剩余控制权就可以转移给无资产的企业经营者,比如Aghion 和Bolton 就得出了“控制权相机转移”的结论,认为在企业经营状态好时企业家应获得控制权,反之投资者应获得控制权[7] 。这其实已经否定了“股东至上”单边治理结构的传统观念。
(5)“控制权”概念与“治理”概念的内涵不一致。“控制权”中不但包括治理的权力也包括管理的权力,将二者统一起来研究不会得出任何对治理有意义的结论,最终的结论只能是“控制权”在企业中的分配的多元性,即多方占有“控制权”。可以看出,“剩余控制权”理论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其认为股东是最后的风险承担者,就应该获得控制敲竹杠风险的权力,这种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萌芽始于Dodd,但是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则得益于Freeman的开创性研究。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不同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认为公司是一个责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承担社会的责任,企业追求的不能仅仅限于最大化股东利益,而且也要考虑其社会价值方面。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当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后,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就应该参与治理并分享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B lair、Porter等。
“利益相关者”理论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但是都认为在公司治理中应该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位置。“专用性投资”理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最主要的权力观之一, 代表性观点主要有:Freeman和Evan认为由于利益相关者也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所以也应该考虑其利益; Blair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角度,指出利益相关者向公司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并由此承担了公司的剩余风险,那么就应该享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即应该参与公司治理;Rajan和Zingales认为企业是市场不能完全复制的专用性投资的联结,谁掌握了这种决定企业准租金生产的专用性投资,谁就获得权威。可以看出,与科斯将企业的权威归结为外生的、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将企业的权威归结为团队生产中监督的需要不同,“专用性投资”理论将企业的权威归结为专用性的投资。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关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希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该理论可能指出了公司治理结构演变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现实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这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无论从逻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1)利益相关者很难界定。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无限扩展到所有的人,但是,显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作为企业的治理主体。即便按照利益相关度和相关形式的差异来详细划分,也不能界定利益相关者。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政府可能比持有某个公司若干股票的个人更与这个公司利益相关,因为该公司对政府的纳税额远远超过此人对该公司的投资,难道我们就能说政府比这个人更有参与该公司治理的权力吗?
(2)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增加交易成本。即便能够确定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主体,那么肯定不会是一个小的数目。如果他们都参与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也许非常大,这难以保证公司运作给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大的利益。
(3)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股东来说更加完备的契约来保护。“专用性投资”理论认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为公司贡献了关系专用性资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来说,这种专用性相对于其通用性来说是很弱的,与股东投入资产的专用性相比也微不足道。因此,这不足以成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依据。而且,虽然利益相关者都承担了公司的风险,但是他们要么承担的风险可以通过某种契约得到补偿,要么具备优先偿付权,这样,如果赋予他们公司治理权力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敲竹杠”的方式侵犯最后风险承担者的利益,因此,只有最后的风险承担者,才应该获得控制“敲竹杠”风险的权力,即公司治理的权力。
(4)现有文献中也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从而不能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据。可见,“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认识到风险在决定公司治理主体中的作用,但是没有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导致其承担主体参与公司治理。
⑦ 什么是公司冶理结构
是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指为实现公司最佳经营业版绩，公司所有权与权经营权基于信托责任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结构性制度安排。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决策机构。
公司内设机构由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组成，分别履行公司战略决策职能、纪律监督职能和经营管理职能，在遵照职权相互制衡前提下，客观、公正、专业的开展公司治理，对股东（大）会负责，以维护和争取公司实现最佳的经营业绩！
董事会是股东（大）会闭会期间的办事机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皆以形成决议的方式履行职能，总经理则以行政决定和执行力予以履行职能。
⑧ 要写一篇会计专题的论文，方向是公司治理的理论。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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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什么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求解答
关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三个理论问题
1.法人治理结构
在人们简单的理解中，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几乎就等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阶层的权力分配模式。然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含义决不止此，甚至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一词也并不准确。从其英文原文看，更为严谨的用语是“公司治理结构”或“公司治理”，它主要是指公司制企业（即所谓的现代企业）的治理问题，而很少涉及合伙制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其他企业形态。
那么，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呢？顾名思义，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尽管这一概念的使用已逐渐有泛化的趋势。关于现代公司的概念国际上并无一个标准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史学家钱德勒所给出的定义，即现代公司是指由支薪的高中层经理人员管理的多单位企业。上述定义揭示了现代公司的重要特征，那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再是本家本人，而是职业经理人员。。现代公司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关键就在于它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或者控制权）的分离，而与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古典企业相区别。
历史地看，现代公司的出现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使得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规模超过了私人投资者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客观上要求资本的集中；而大规模的投资如果由单个投资者所提供，也加大了其投资风险。因此单个投资者存在着分散投资风险的内在需求，从而以有限责任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应运而生，这正是现代公司的典型形式。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每个企业所有者人数的增加，所有者直接管理企业成为一种成本高昂的行为；同时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着能力的差异，所有者未必是合格的企业家。因此从市场上选择一个善于经营的人代表所有者管理企业就是理性的选择，委托一代理关系由此产生，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分离。
但是由于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营者）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二者之间潜在地存在着激励不相容。而且代理人（经营者）拥有关于其自身知识、才能、掌握的机遇和努力程度等的私人信息，这都很难为委托人（所有者）所观察和监督，而理性的代理人（经营者）又具有偷懒和机会主义动机，因而在委托人（所有者）与代理人（经营者）相比处于信息劣势的情况下，必然有代理成本或激励问题的产生。斯密最早观察到了股份公司中存在的这种委托一代理矛盾，而berle和means进一步清晰地揭示了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和由此所产生的所有者的利益和经营者利益往往背道而驰的现象。
为了解决现代公司中广泛存在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就必须设计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使代理成本最小化，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
梅耶则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
科克伦和沃特克指出：“公司治理问题包括在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的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①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②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不一致时，一个公司的治理问题就会出现。”
吴敬琏更进一步将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化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张维迎在阐发扭力的观点时指出：“公司治理结构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及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问题。因此，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企业所有机安排的具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抽象概括。”
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上述定义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根源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由此所导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2）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物理层次”的组织架构，及联结上述组织架构的责权利划分、制衡关系和配套机制（决策、指挥、激励、约束机制等）等游戏规则构成的有机整体；（3）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明确而合理地配置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其有效的制衡关系。
2.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由上文可知，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根源在于现代公司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不妨举例说明之。假定某投资人（所有者）投入资本建立了一家企业，出于各种原因（比如，这个投资者只有钱，但无经营才能；或者他觉得选一个代理人去经营更能使其投资获得好的回报等），这个投资人并没有直接经营这个企业，而是选了（或从市场上招聘了）一个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去经营这个企业。这时，这个投资人将面临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他怎样才能选到高素质的经营人才，二是他如何使这个选到的代理人努力工作为他创造效益。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这个投资人的投资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制度安排，就是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决不是物理的“结构”或机械的“结构”，而是所谓的制度。但这种制度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写在纸上的制度，而是一种权力分配的安排。这种权力分配 由于依托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种组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容易形成权力的制衡，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决策和管理秩序。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如果这个投资人自己就是企业经营者，那么上述复杂的制度设计是不是就会变得很简单？答案是肯定的。试想，由于企业的经营收益是属于投资人的，那么他一定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把企业搞好；另一方面，他也一定会自我约束自己，避免作出错误的决策，使企业受损，因为投资的损失也是由他来承担的。显然当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时候，公司治理结构处于理想状态，因为激励和约束可以实现匹配和自我强化。推而广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子公司不能达到母公司期望的收益的时候，母公司往往有减少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转由自己来经营的冲动，虽然这样做未必会使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得以改善，但至少可以不必为激励和约束子公司经营者费脑筋。
遗憾的是，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古典业主制企业不存在复杂的公司治理问题，但实践证明这种企业形态很难有大的发展，因此才有了所谓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出现。这种现代企业，出于资本集中的目的汇集了众多的投资人，已不可能由这些投资人自己来经营企业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人如果都参与企业经营，其经营角色的安排会很难实现意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人未必都有能力和意愿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其结果最后就演化成，由投资人设计制度，选择合适的代理人来委托经营，相应地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从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化过程看，公司治理结构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代理的激励和约束问题，激励的目的是为了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为投资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约束的目的是为了使代理人不至于由于自利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为了激励，就要使代理人有职、有权、有利，为了约束，就要使代理人的职位、权力、利益时刻受到监控、威胁，二者之间的制衡成为公司治理结构有效与否的关键。失去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两个结果，一是代理人成为傀儡，二是内部人控制失控（insider control），二者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的良好的权力制衡关系依赖于分散化的公司股权结构。只有公司股权具有相当的分散度，才不至于出现大股东大权独揽控制公司管理层，从而损害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股东过少，由于缺乏其他股东的力量平衡，股东之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权力斗争的概率迅速增加，从而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但过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也不利于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股东过多且股权比例高度分散（如欧美等国的上市公司），那么每一个股东都不会因自己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努力而获得太多的收益，理性的选择只能是“搭便车”（free rider），于是大家就都没有积极性去监督企业的经营者，从而形成经营者大权独揽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企业经营陷入无序状态。因此，理想的股权结构应当是股权既有一定的分散度，又不致过度分散的中间状态，这样相对的大股东就会有动力去监控企业经营者，使之不偏离正常的轨道。
当然，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针对上述情况，股东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影响企业经营者的行为。“用脚投票”，即如果股东认为企业经营不善，他可以选择抛出股票，从而引起股价下跌；这样一来，其他潜在的股东就可以通过兼并、收购方式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进而撤换不称职的经营者；另外，由于经理市场的存在，大量职业经理人对现职经营者形成无形的压力，因为如果他经营无方，其他经理人就会取而代之，实现所谓的“代理权竞争”，而一旦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而失业，他将很难再找到比以前更好的工作了，这也迫使他在职期间努力工作。以上三种方式（用脚投票、兼并收购、代理权竞争）通常被称之为企业的“外部治理”，与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相区别。研究表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同时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西方国家还发展了很多复杂的制度性安排，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关于董事会独立性的安排，即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董事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在美国标准普尔1500家大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为全部董事的62％，对有些人而言，作董事几乎已成了一种职业。而且，在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中，一般都建立提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由独立董事担任的。在上述三个核心委员会中，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下一届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人选的提名，报酬委员会主要研究和制订对经理人员的薪酬计划，审计委员会（相当于我国的监事会，美国公司中没有独立的监事会）主要负责对经理人员经营行为的审计和监督。由于这三个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由独立董事担任的，因此，它不易受大股东的干预，容易作出独立的、客观的职业判断，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依赖于股权结构、市场环境和内部组织机构设计等多方面的因没，但其核心仍然在于权力的制衡，即任何权力都必须有另外的权力予以，监督、制约，如此形成联动关系，使备种行为都能在各自职权的范围内活动，以保证公司运转的顺畅。国内常见的“一人说了算”的体制都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背叛（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权力制衡的根据在于法治，即依制度、规则行事，而不是从个人喜好出发故意牵制），从根本上与公司治理结构不相容，是必须予以澄清和反对的。
3.法人汉理结构所能解决的问题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很多有公司之名而无公司之实的所谓现代企业的经营失败而得到了高度的强调。研究者普遍认为，很多改制后的所谓股份制公司之所以出现经营失败，虽然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却在于这些企业大多还“穿新鞋走老路”，即没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个观点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一股就灵”，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些企业改制成了股份制公司，却没有按股份制公司的游戏规则去运作并重新陷入困境，而否定改制的必要性、动摇改制的决心、延缓改制的步伐。
当然，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首先，在企业内部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是有管理成本发生的；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由这种组织架构实现决策和管理是有效率损失的。与经理层说了算的企业相比，决策程序增加了，形成决策的多数原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因为，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但对于大企业而言，由于业务众多，经营者不可能对每一项业务都有正确的判断，因此需要集中集体智慧；另一方面，由于只有重大投资才需要董事会来决议，因．此为了避免可能的重大损失，必须由代表股东的董事会进行决策，因为这是董事会的责任所在。由此可见，在大企业内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必要的，在牺牲一定效率的代价下获得了减少风险的收益，因此是合算的。
但对于规模不大、经营比较单一的小企业而言，建立复杂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有必要就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也许一人说了算对这、种小企业的发展更合适（事实上，这种小企业的投资者往往就是经营者）。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法人治理结构的需求迅速上升，当前许多发展壮大了的民营企业正在进行的“创业者的自我革命”就是这种需求的集中反映。因此，法人治理结构是与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是状态依存的，而不是绝对的。
另外，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只是为企业运行机制的高效创造了一种可能、一种制度保证，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由于企业内部的上下科层组织之间也存在一系列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而这种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就必须加强管理。因此，加强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即使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权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也不能妨碍企业内部加强管理，因为它与法人治理结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虽然企业内部管理必然受到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得是否规范反映的是股东之间的协调关系和法治意识，而内部管理的水平则反映的是经营者的管理能力和努力程度，二者不可偏颇。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本来可以通过加强管理而提高效益的企业，却一味地埋怨体制不顺；也有许多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的所谓现代企业，由于忽视管理而难以走出困境。这充分说明，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不是万应灵药，可以包治百病。改革和管理共同促进，才是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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