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㈠ 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快和推进现代民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一）激发社会活力，发挥社会多元治理作用
一是推进政府转向主导。转变治理方式，关键是政府从主办转向主导，推进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就民政而言，一要兜好底。强化民政兜底、保基本功能，切实做到群众有所需、我必有所应。二要把好舵。在政策导向、制度设计、标准引领上体现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有效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民政运作。三要放好权。真正把直接面向基层社会、量大面广的事项，一律下放基层，确保该放的权力放到位、该抓的责任抓到位。
二是发挥社会主体作用。建立健全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依托、社工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体推进。全面清理规范村（社区）工作事务，建立村（社区）公共服务事务准入制度，厘清基层政府与村（社区）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完成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实现村（居）减负增效。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四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抓好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
三是发挥村居基础平台作用。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一方面要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社会参与的原则，采取财政补贴、对口援建、以奖代补等措施，全面实现村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升级提档；另一方面要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着力改善和提高村居干部各项待遇。要依据相关政策精神，着力协调解决好村居工作经费问题并建立长效自然增长机制。
（二）增进社会和谐，发挥兜底保障作用
一是健全社会救助体系。要认真学习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精神，深入开展“社会救助管理创新年”行动。及时建立市、乡两级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认定工作机构，健全重特大疾病救助、临时救助制度，加强低保制度与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司法和临时救助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努力使困难群众生计有保障、生活有盼头、生存有尊严。
二是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制定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业发展，大力扶持社会兴办养老业，支持公办民营，实现养老床位达到4000张以上，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9张，实现城乡养老服务管理提档升级。建立健全孤残儿童养育、特教、康复等管理服务标准。支持社会企业参与慈善事业，不断提升慈善行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是强化国防保障服务。落实优待抚恤政策，加大社会优待帮扶力度，营造全社会关爱优待对象的良好氛围。加大退役士兵安置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全面完成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置任务，力争培训合格率和培训就业率分别达到100%。
（三）规范制度建设，建立社会治理长效机制
一是加强民政文化建设。道德文化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民政很多业务与传统文化直接交融。我们要按照三中全会的有关要求，着眼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宣传褒扬烈士的爱国情怀和奉献品质；着眼于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弘扬救孤助残、孝亲敬老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播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慈善理念，倡导文明健康的婚姻新习俗和绿色生态的殡葬新风尚；着眼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倡困难群众、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自尊自立自强，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强化社会责任。
二是强化民政效能建设。强化行政效能教育，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廉洁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中纪委“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继续开展创先争优和治庸问责活动。结合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四风”，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职，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努力打造“亲情服，满意民政”品牌，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提升民政能力建设。积极推进民政领域依法行政，大力提升民政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政工作的能力与水平。要结合实际，切实抓好“红星英烈园”、“大别山麻城救灾物资储备中心”等项目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积极推进民政队伍建设，健全基层民政机构，落实人员报酬和工作经费，实施民政“能力提升工程”。加大民政资金使用和财务监管力度，确保有钱办事、有人干事，不断提升民政自身能力建设，为建立创新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㈡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2)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扩展阅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作为治理体系核心内容的制度，其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但是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制度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㈢ 如何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推进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步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推进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法律

㈣ 如何加强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进依法行政

(一)走依法治税道路，逐步健全税法体系。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和税制体系。首先，制定《税收基本法》。规范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提高税收执法和司法的法律效力。其次，优化税种结构。全面实行营改增，提高直接税比重，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房产税、遗产税等新税种。第三，改革地方税制度与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制度。对非税收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经一定程序，地方可以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在本地区开征某些独特的税种（如某些特产税和行为税），解决地方税税种划分和税收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第四，逐步建立规范的税收立法机制、科学的税收征管机制、有效的执法考核机制、严密的内外监控机制，把税收执法的各种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之下。
（二）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完善税收组织体系和征管体系。税收组织体系、征管体系建设应坚持科学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组织架构优化调整、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业务流程的重组再造，全面推进税务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努力推动税源管理工作的重心从事务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变，税收管理员工作的重点从涉税审批向纳税辅导和纳税评估转变，纳税评估从传统的“经验小作坊模式运作”向“科技产业化运作”转变，把税收征管推向更深层次、更新阶段、更高水平。统一征管机构设置，建立高效的税务征管体系。
(三)走服务型机关建设的道路，优化纳税服务方式。税收联系着每一个公民，关系到千家万户。征纳和谐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是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体现。未来的税务机关必须加快推进税收管理从强化执法的一元突进向服务和执法二元平衡发展的结构性转变，建立起以纳税人为导向，有利于促进征纳和谐、有利于促进自愿遵从的现代税制体系和税收管理与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税收电子服务，努力构建以网上办税为主体，自助办税等多渠道办税为补充，窗口办税为辅助的纳税服务工作格局，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更好地保障纳税人权益，促进纳税人满意度和遵从度不断提高。
（四）走科技兴税的发展道路，提升信息管税水平。信息技术对于税收价值创造，对于促进税收事业科学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未来的税收管理必须不断强化信息聚集和分析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为此，要按照统一规划设计、强化信息集中、服务用户需求、推进开放共享的思路推进信息化建设，同时，以“信息管税”为核心，围绕发挥“大数据”优势，进一步强化数据挖掘，实现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信息不足向信息充分转变。进一步调整信息收集重点，配合好税制的改革和转型，真正依托持续提升的数据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信息技术服务税收管理质效提高、税收成本降低的水平。在此过程中，要持续优化税务组织和税收业务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不断促进税务组织的简约化、敏捷性，以及税收管理和服务的精确性和人性化。
（五）走人才强税的发展道路，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人。未来的税收管理必须围绕人才兴税，建设学习型税务组织，大力培养税务领军人才，并拓宽基层税务干部职业发展通道；按照“制度+科技”的思路，依靠科技手段，深化内控机制建设，从根本上规范税收执法，从源头上促进税务干部廉洁从税；推进现代税务文化建设，提炼中国税务核心价值观，共塑税收现代化梦想，激发干事创业热情；要加强税收智库建设，引入更多的专业机构和团队科学研究分析税收改革与发展，探索建立税务机关、公众、智库共同参与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动绩效管理考核。绩效管理是目前较为薄弱的环节，也是未来税收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保障。为此，在探索税收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强化变革绩效管理，建立科学规划－科学实施－科学评价－科学改进的管理闭环，确保改革创新活动自身的持续优化；要建立健全组织、部门和干部“三位一体”的绩效管理体系，营造奋发向上、公平竞争、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激发队伍创新活力；要强化成本效益管理，既注重投入，更注重产出，综合运用管理创新、技术提升和人才资源优化配置，最大限度的用好有限资源，提升税收现代化转型发展效率。

㈤ 税务部门为什么要加强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税收现代化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社会各阶层利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税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
主要处于执行层的省级以下税务机关，面对税收现代化这一宏伟工程，务必找准着眼点，把握施力点，把切实提升税收治理能力作为推进税收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着力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要克服本位主义，打破部门壁垒，将税收工作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去定位、推进、考量。要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税收治理体系出自“顶层设计”，但扎根于基层实践，设计科学与否，取决于是否真实掌握了基层情况、是否准确把握了税收规律。打通自下而上的决策通道，在税制改革、依法治税、优质服务、信息管税、廉洁办税的实践中，运用现代税收理念和全球化视角，为“顶层设计”提供思路、素材、论据，促使税收治理体系更加科学完善。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要精于深度分析税收数据，通过税收视角观察和反映经济运行态势，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税收政策。每项税收制度性安排，都有宏观调控的深意，必须坚决执行到位，使之达到预期目的。
着力提升依法治税的能力。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生命线。一切税收工作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以制度为基础，严格依法办事，按照规章办事，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努力防范和化解税收风险，确保干成事而且不出事。优化组织，逐步改变以收入为导向的税收管理模式，努力实现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优化流程，依法依规取消和下放涉税行政审批事项，以纳税人为中心再造税务机关工作流程；逐步建立税务决策公众参与机制，税务机关的重大工作决策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纳税人代表参与，且纳税人代表的选择要坚持自愿原则并随机抽取；建立健全涉税救济机制，纳税人在涉税事项上受到不对等、不公平的对待时，可以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法律、政策和服务上的救济。
着力提升改革创新的能力。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创新是发展的力量源泉。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动力，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优势，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资源，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空间。不能坐而论道或坐等上面出台现成的、拿来就用的征收、管理、服务等一整套科学的、完美的办法，而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深入到纷繁复杂的市场主体进行调查研究，盘点、分析、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提炼进步的因素，舍弃过时的做法，围绕促进税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强化税收征管等目标，出台贴切实际的、符合潮流的有效办法。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以绩效管理为抓手，建立起抓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
着力提升倾情带队的能力。事业成败，关键在人。没有税收治理主体，治理能力就无法生成；没有治理主体的优化，治理能力就无法提高。税收治理主体主要是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优化主体的关键就是要提升倾情带队的能力。要优化机构设置和机构职能配置。在充分考量经济基础和行政环境、充分兼顾征纳双方权益和效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前提下，科学推进专业化、扁平化，实现机构功能最大化。要优化人员增量和存量。既要着力于个人素质提升，又要着力于团队能力建设，更要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尤其是激励机制的创新，来激发全体税务人员持续释放最大的正能量。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善待与严管的统一，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肃税风税纪，筑牢反腐倡廉的坚强防线，为税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㈥ 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2、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㈦ 如何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