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中国治理

1. 全球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西方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条件是其能否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西方国家依靠规则等手段治理世界，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意志和能力不足，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则制定者。 制定规则的意志取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而制定规则的能力则是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若只是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必然无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并通过更加合理的规则去约束他国。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一些人更是乐此不疲地谈论让中国加入更多的国际规则，以便对中国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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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应注重理论战略优先。目前，关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中国不是现存全球治理理论或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来源国和生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首先需要加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对现有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提出质疑，并贡献一些能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站得住脚的权威命题、概念和原理。

形成中国等“非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西方的“权力决定地位”规则未必对我们不利：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地位迟早会在国际金融机构（IFIs）中有所体现。

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能与其他非西方大国一道，争取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民主化”。国际制度改革不能仅仅考虑“权力”和“争权”，而必须考虑人口等其他因素，以使国际机构更加符合民主的本意，更具全球包容性和代表性。

中国曾经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当前的“全球治理民主化”意义相近，但将“国际关系民主化”仅仅理解为落实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不够的，须按照全球治理的原则重新定义“国际关系民主化”。

根据民主的本意，“国际关系民主化”应指人口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更决定性的作用。

2.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3.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一）能力挑战（二）阻力挑战（三）国际环境（四）价值共识

4. 如何看待全球治理中国理念和方案

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创始成员，始终在为推动该机制成熟完善和有效发挥作用而不懈努力，作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贡献。
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火车头”。据统计，2008至2013年，中国经济维持7.7%以上的高增长，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量的贡献率高达37.6%。中方在历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宣布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切实得到落实，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大。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重大倡议和机制建设，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性经济格局，让地区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将为二十国集团实现未来5年整体经济增长额外提高2.1%的全面增长战略提供更多信心保证。
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议题讨论，不遗余力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二十国集团成员提出的近千项改革建议中，中国贡献了约15%。在二十国集团历次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倡导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推动货币体系多元化，努力营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国积极响应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救助能力的倡议，以实际行动支持欧洲摆脱欧债危机，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金融风险。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中国更在各种场合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推动全球经济架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建设性力量。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弱复苏态势，主要经济体表现有好有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二十国集团自身也处在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阶段，亟须在制度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不负众望，再次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指明道路，带来希望。推动会议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税收和反腐合作、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发出积极声音，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新兴市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领军形象。

5.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6. 中国全球治理的战略地位包括哪些

近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二十国集团的重要一员，中国竭力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与创新，提出要加大金融体制的监管力度。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尤其是气候治理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暂不承担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自觉、主动承担了量化减排目标，多次宣布自主减排承诺。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出官兵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积极参与亚丁湾护航等国际安全行动。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抗震救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领域，中国是积极建设性的重要参与者，并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为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经济和安全公共产品。
除了态度更加积极外，当前中国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参与还呈现出明显的主动作为的倾向，包括提出理念和设想、提供议题和方案、构建制度和规则等。甚至在某些全球治理领域，中国开始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引领作用。中国提出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构想和倡议，并为此协调设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与金砖国家加强战略合作，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维护全球治理进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积极参与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伊朗核谈判等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并最终取得良好效果，等等。以上种种都可以体现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性和引领性。中国正在努力尝试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国际格局的调整，全球治理也开始步入转型期。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日涨。倘若中国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参与不力，往往会被一些国家指责为没有承担起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另一方面，当中国尝试利用自身增强的实力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一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时，有些国家又开始表示担忧，甚至批评中国在试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例如，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被有些国家解读为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挑战。客观上讲，中国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参与并没有脱离现有的国际机制，即便与其他国家合作新设立的一些国际制度也是对传统国际机制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和颠覆。
未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和引领性作用将会进一步凸显。然而，在全球治理转型期，很多传统的国际制度面临改革问题（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很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依靠新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大大增加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难度。中国能否有效化解参与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能否真正实现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

7. 求形势与政策论文:《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

郑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