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村治理
加大宣传带动，提高思想意识，转变观念。由于受传统习惯和落后观念的影响，村民公共卫生意识和环保意识普遍比较差，农村广大群众是垃圾的产生者，也是垃圾污染环境的受害者，更是环境治理的受益者。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会呈现出长期的传统观念、陋习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党委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需要做到加大宣传带动，提高思想意识，转变观念。
1）是要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在农村进行大量宣传，提高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加强对乡村环境卫生整治的利弊进行宣传，在村（居）制作悬挂环境卫生保护、健康教育宣传版面及标语；在人口相对密集或显眼刑标语和广告牌；充分利用广播宣讲车进行行宣讲，不断提高人的位置设立大们的总体素质，改变卫生观念，提高农民对环境卫生与健康知识的知晓率，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2）是要通过带动来提高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俗话说：“牵牛先下水。”要想群众提高意识转变观念，党员干部必须自己先提高和转变，再来带动自己的家人或身边的人提高转变，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党员干部，因此，只要是党员干部自己首先转变了思想观念并带动、引导周围的动群众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农村的环境卫生观念就会改变。同时环境卫生搞得好的村也可以带动周围相对搞得较差的村。通过“带”来转变观念，逐步形成“要我讲卫生”转变为“我要讲卫生”的观念转变，养成自觉的健康卫生习惯。
3）是乡、村干部要高度重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把它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在，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头等大事来抓。针对目前农村环境的现状，党员干部们应带领群众一起首先原来留下的那些“难题”解决掉，即进行大规模的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彻底疏通河道，清除农民房前屋后的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垃圾，并确保公共部位有专人保洁，并配备好相应的硬件设施。
㈡ 推进乡村治理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1、加强农村街坊路清扫
建立完善专业清扫保洁队伍，落实村庄清洁保洁费用标准，按标准配备车辆、垃圾桶等设施，实现全部村庄专业清扫。
2、推进农村垃圾有效处理
统筹考虑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物利用、处理，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式，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重点整治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3、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合理选择改厕模式，推进厕所革命，按照村民接受、经济适用、维护方便、不污染公共水体的要求，普及不同水平的卫生厕所，引导农村新建住房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人口规模较大村庄配套建设公共厕所。
4、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根据不同区位条件、村庄人口聚集程度、污水产生规模，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水生态，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5、提升村容村貌
加快推进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建设，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整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消除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大力提升农村建筑风貌，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民族特点；推进村庄绿化，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组织开展植树造林、湿地恢复等活动，建设绿色生态村庄；完善村庄公共照明设施。
6、加强村庄规划管理
推进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做到农房建设有规划管理、行政村有村庄整治安排、生产生活空间合理分离，优化村庄功能布局，实现村庄规划管理基本覆盖；推行政府组织领导、村委会发挥主体作用、技术单位指导的村庄规划编制机制；加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建立健全违法用地和建设查处机制。
7、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运行管理单位责任，基本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村庄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推行环境治理依效付费制度，健全服务绩效评价考核机制。
㈢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和农村环境治理有什么区别
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
农村环境保护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的和谐稳定。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充分利用宣传教育阵地，运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引导广大农民摒弃陈规陋习，培养他们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强化他们的环保意识。
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强化落实目标责任。环保部门应不断深入农村，检查督促环保法规的落实情况以及环境监测、监察情况，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建立环境报告制度，促进有关部门真正把环境管理和生产管理有机结合；在乡、村、组三级建立乡(镇)长、村主任、组长负责的农村环保责任机制，细化任务，加强检查，确保责任落实;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严格落实问责制，促使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三是加大综合治理，全面开展环境整治。重点抓好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固体废弃物治理、人畜粪便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对污染和破坏农村环境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全面落实农村环保“以奖促治”政策措施，率先针对重点流域、区域和问题突出地区开展集中整治，着力解决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如：清理积存垃圾和其他有碍观瞻的杂物以及污水，重点治理农村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倒乱流、乱种乱养、乱贴乱画等“十乱”现象。
四是设立环治基金，建立环保长效机制。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的资金投入，并建议设立专项基金，重点解决所辖地区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有条件的乡镇应该征收垃圾处理费，设专(兼)职乡村环卫人员，担负一定范围的保洁和环境卫生监督职责。同时，成立专门的农村基层环保管理机构，建立农村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从源头上处理好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保护饮用水水源。要积极探索农村保洁有偿收费制度，采取政府投、乡镇帮、村级为主的方式，确保农村环卫整治和保洁工作有经费保障。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区别
从环境管理角度看，二者关系如下: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基本是在几个行政村或者一个镇开展，具体开展范围要由有关部门提供的
资金支持为基础，按照有关整治规划要求确定，如果资金量小，1个行政村也可以算作连片整治。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主要是典型示范作用;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进一步深化，是更大面积的典型示范，要探索出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村环境治理之路。
㈣ 什么叫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通过对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生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改变“脏乱差”的农村现状，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乡村治理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和建构思路：
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始终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引导他们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生态家园。
坚持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美丽村镇建设，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着力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坚持规划引领，示范带动。强化规划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切实做到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设。按照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分批实施的思路，坚持试点先行、量力而为，逐村整体推进，逐步配套完善。
坚持合理集聚，节约用地。村庄规划应与土地整理、村庄整治相结合，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按照“统一规划，相对集中，适度规模，分步实施”的要求，实现土地的集约使用和耕地的占补平衡。
允许适度超前，增强配套。按照城乡村镇居民生活条件同质化，以及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置均等化的目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合理布局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
㈤ 如何从乡村治理迈向乡村善治
“四权”建设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一是符合现代乡村治理的发展要求，基本体现了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还利于民、服务于民的方向，初步显现出现代乡村治理“多极、制衡、善治、民主”的雏形。二是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初步理顺了“两委”关系等问题，注重发挥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保障群众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三是丰富了基层党建科学化的创新实践，理顺了党内权力关系、党组织与居委会的权责关系、各类组织与居民的权利关系。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四权”建设根基在农民，实践在农民，出路在农民。要把农民作为主体，把实现农民意志和利益作为根本途径，把农民满意作为根本标准，从体制上解决“为谁用权”、“由谁掌权”、“怎样使权”等深层次问题，实现由乡村治理向乡村善治的跨越。
㈥ 结合十九大四中全会精神,如何治理农村治理工作
结合19大四中全会精神如何治理农村治理工作？农村治理工作从来都是。政府的重中之重。我一定能做好这项工作。
㈦ 农村传统取暖方式的不利影响及难以治理的原因
对于北方农村地区的居民来说，清洁与温暖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放到一起的词汇。因为，在北方农村有着近千年的燃煤取暖历史，燃煤便意味着排放，排放物与清洁自然扯不上丝毫关系。但近年来，随着空气质量的下降，以及冬季雾霾的横向，在国家大力推行改革下，清洁取暖成了一个不可分隔的名词。
“煤改气”轰轰烈烈！
为了迎回久违的蓝天白云，2017年冬天，大刀阔斧的”煤改气“政策，令北方地区晴空万里的日子多了起来，但随之而来的工程造价昂贵，老百姓无法承受取暖成本，以及酿成历史性气荒的惨剧！使得这个项目在两年后最终是留下了一地鸡毛，农村清洁取暖之路又要重新探索出路了现实情况是，我国北方地区清洁能源取暖比例较低，特别是部分地区冬季大量使用散烧煤。在《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推动下，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被寄予了替代煤炭的厚望，“煤改气”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
“煤改气”工程的急进，打破了当时的供需平衡。气价偏高、气源不足……“在再加上很多地区在当时推行“禁煤”，甚至有”谁卖煤就抓谁，谁烧煤就抓谁“的过激言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寒冬格外艰难！
”一刀切“是行不通的
不同于以往在一刀切煤改气之后提出的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原则，此次发改委意见突然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调整，开始提出重点发展清洁煤供暖和生物质能供暖，这一政策的重大转变一方面应该是迫于目前在煤改气煤改电过程中引发的气荒、安全事故、补贴难到位、居民用不起等各种问题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迫于煤改气后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引起的能源安全顾虑，当然最重要也是从民众实际采暖需求出发，体现以民生为重的政策出发点。
简单来说，中国富煤少气，最经济最便捷最安全肯定是用煤炭供暖，相对于散煤分户式采暖，以清洁煤集中锅炉供暖或热电联产式供暖在经济性和环保性方面是最折中有效的办法。
调研发现，冬季取暖费用是农村家庭的重要开支项目，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山西入户调研结果显示，即便使用价格最低的散煤（每吨约合500元左右）取暖，一个采暖季的燃煤使用花费约为1000元，占当地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10%。
㈧ 古代中国乡村治理是怎么样的
“皇权不下县”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奉行的基本法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乡村基层组织为核心、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大体经历了从“乡遂制”到“乡官制”再到“职役制”的历史变迁。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传统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动，都与底层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密切相关。乡遂制的实行迎合了夏商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制生产方式的需要，乡官制正是维护封建大一统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尚属娇弱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开始向职役制转化”。第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组织及其职位设置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色彩，但是政治国家的权力触角却并没有直接触及乡里社会。里甲等组织的掌权人多为乡村能人、经济大户、德高望重者，来源于本乡本土，并且与其在乡村中的社会角色密切相关，他们的职权更多地来源于国家的“认可”而非授权。第三，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宗族权力、底层社会自治权的一种平衡和博弈。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是间接式的，其利用乡村社会的权威，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社会的管控和文化的控制。在这种依赖的关系中，国家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同时乡村社会也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
㈨ 农村基层治理包括哪些
农村基层治理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公平和人的进步,是当前推进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㈩ 中国是怎样实现对乡村的治理乡村的自治模式是怎么样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第八部分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对新形势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作出了重要部署。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组织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委员说。
那么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如何？中央一号文件中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意见，对以后乡村治理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对此记者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
农村治，天下兴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正在急剧变化，农村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完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让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上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形势成为当务之急。”汪晖说。
湖南省慈利县象鼻嘴村的党支部书记向平华代表是来自最基层的干部。“要说治理，‘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根线’，基层最重要。”向平华说，“总书记参加上海团审议时也说了，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应该把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们手里的武器。”
“农村治，天下兴。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最大群体，农村是基层社区。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是创新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代表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靠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关。
要把党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手，成为新农村发展的领头人，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村干部是领头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头羊”，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农村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赚钱，而是要被群众们拥护，要培养村干部最基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
张晓山同时认为，在行政村一级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色彩越来越浓的现实条件下，要强化村民小组层级的民主自治功能，以村民小组为主体建立和健全普通农民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将非公务员身份的村干部的权力也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普通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
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葛剑雄说，建设基层民主可以大胆积极试点，然后推广，针对有的村人很少了，可以适当集中，鼓励公务员、村官到基层，毕业生回乡为社会服务。
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委员也认为，贫困地方没有集体收入来为乡村服务投入，未来要加大行政村与自然村集体组织力量，增加村里的集体收入的经济来源。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实行了积极的农村发展计划，取消了‘皇粮国税’，以推进农村的发展，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转变。这一方面说明乡村与整个国家治理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国家的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