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

⑴ 清朝前期是如何加强边疆治理的

一、平定三藩。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至此清廷才真正在关内完成了统一，稳定了统治权，从此之后，才建够开始从事行政和财政经济的调整改革，然后致力于解决边疆问题。
二、攻占与管理台湾。1683年，康熙进军台湾，郑克爽投降,，台湾重新开始由中央政-府管理。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3个县，隶属于福建省。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1884—1885年（光绪十-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刘铭传率军重创法军，法军被迫撤出台湾。同年清廷将台湾划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
三、遏制了沙俄在东北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1685年，康熙派军围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投降。1686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俄军伤亡惨重，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全部占领黑龙江流域的阴谋破产。
四、平定新-疆判乱。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再次亲征，平定噶尔丹叛乱，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朝。同时，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和统-治。1755（乾隆二-十-年），乾隆进占伊犁，并在之后几年内将反复发生判乱的准噶尔部族消灭。1758-1759年（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判乱，至此天山南北从此完全归入满清帝国。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土尔扈特部东归，乾隆不畏沙俄威胁，妥善安排了土尔扈特部，成为乾隆时期满蒙同盟的壮丽篇章，是康乾盛世的一大盛事。
五、加强西-藏管理。康熙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政策，并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派兵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残部。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与1792年（五十七年），弘历两次派兵反击廓尔喀（尼泊尔的一个部落）进攻西-藏，大败廓军，保卫了西-藏领土，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制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加强了满清帝国对西-藏的管辖。
六、平定西南：乾隆即位初年，抚讨并用镇-压了苗疆起-义，之后免除苗赋、尊重苗俗、实行屯田、慎选苗疆守令，减少了苗民的抵触情绪，使得贵州苗族地区基本上平定下来。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起，乾隆三次派兵，最终占领大小金川。此后在这一地区废除土司制，改置州县。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清朝疆域形成：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贝尔加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岛。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

⑵ 历代封建王朝采取了哪些措施治理边疆的

历代封建王朝为实施对广大边疆地区的治理，特别重视凭藉灵活高超的政治艺术，通过“羁縻”、“和亲”、“朝聘”、“封贡”、“册封”等安抚、怀柔措施，对边疆“四夷”“节之以礼”，建立起朝贡体系，顺其自然地、和平宽容地将边疆民族纳入大一统体系。

承认和重视中央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所谓“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认为边疆并不仅仅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而且还可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央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主动加强与“蛮夷”的联系，增加对其影响的方式，以改变“华夷”对立的格局，营造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边疆形势和态势。同时，在中央与边疆的这种政治联系中，中央要居于主导地位，在地位和名分上，受“羁縻”的各边疆民族应是“臣”或“藩臣”，被置于中央不同程度的监督之下。历史上普遍采用的“羁縻”体制，就包含着施“抚”者与受“抚”者地位上的高下之分，即中央居于由上而下的主动地位，受“抚”也就意味着对施“抚”者的臣服。比如西汉在西域设都护府作为最高管理机构，在这一体制中，西域的行政长官西域都护实际上相当于中原的郡太守，西域各国在民政上固然是自由的，各国有自己的国王，处理自己国内的事务，但其军事外交事务则必须由代表中央的西域都护全权负责。这种权力分割正体现了中央对西域的行政管辖权。而在唐朝更为完善的“羁縻”体制中，“羁縻”关系的存在也是以各羁縻州县必须遵守唐朝的有关法规为前提的，即边疆各少数民族要听从中央从中调节和仲裁，服从所属都护府、边州都督或节镇的管辖，保持对朝廷的忠诚，而不可互相攻伐。唐太宗在送突厥突利可汗赴任时就强调：“欲中国久安，尔宗祖永固，是以授尔都督。当须依我国法，整齐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违，当获重罪。”明确指出突利可汗的责任在于遵照唐朝国法管理好自己的部族,稳定边疆。为了体现中央对边疆各族的这种政治主导地位，从汉代起建立并逐渐严密的纳贡制度，还作了种种形式和礼节上的规定。

⑶ 据材料一二说明我国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产生了什么积极作用

我国国家实力的崛起,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边疆治专理不仅在军事、经济属、文化等方面承担着拱卫国家核心区的功能,而且在国家治理中承担着辐射周边国家的功能。边疆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具体作用体现为:经济层面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层面上影响国家主权和安全,社会层面上影响国家治理效能,文化层面上担负中华文化认同建设的重任,生态层面上关系着美丽中国建设,外交层面上承担着落实我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具体任务。

⑷ 概括美国边疆治理的主要特征

材料一：美国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始于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面对广表而肥沃的土地，获取经济利益成为人们长途跋涉的直接动力。政治制度几乎同时逐步扩展到西部。西部精神是在西部开发中逐步形成的，而这种精神又推动了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的发展。在美国的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大量掠夺，大批印第安人被屠杀或因疾病传染而死亡；亚裔人和其他民族的白人后裔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或歧视。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中国历代均重视对边疆的治理。兴起于元朝的土司制度，是对秦朝至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政策的重大完善。这一政策主要实行在西南地区。明清承元制，雍正还发展了唐太宗的思想，主张“中国自古一统”，内地和边疆没有“华夷中外之分”。明清把大部分土

⑸ 中国边疆治理所蕴含的政治智慧高一历史

中国边疆治理所运用的其实就是古代的管理哲学。中国哲学里面的和字包容一切。

⑹ 古代对边疆的治理对今有何借鉴

具有百年复积累的中国边制疆史研究，随着我国边疆和周边热点问题频现，近年来开始不断升温。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边疆史研究突破了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范围，开始将中国古代疆域史等作为研究重点。同时，学者们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当然离不开边界线外侧的周边诸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从而将构建中国边疆学提上议事日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特别是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了诸多共识。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自秦汉到清朝逐步发展完善。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自己的治边政策，经隋、唐、元、明等王朝的充实，到清朝时已经比较完善，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治边政策体系。清朝治边政策可谓集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政策之大成，是中国特殊国情的特定产物，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地域的广阔性、内涵的多样性、影响的深远性四个特点。

⑺ 古代边疆的特点原因

中国古代的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服务于历代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至清代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中外文献中，一般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因此，在讨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二是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
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并不固定于一地，在这个核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也经常发生王朝兴衰交替现象。当然，单一的中心分成两个或更多的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割据时期。但是，即使是在多政权分立时期，每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也都努力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由此最终导致一个疆域更大的、统一程度更高的国家诞生。也就是说，每次战乱和分裂都为下一时期进一步的统一准备了条件。至清代，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中国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
首先是地域的广阔性。中国有着辽阔的领土，其边疆地区地域亦十分广袤，因此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的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讲的分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义，分散的含义既包括整个边疆可以划分为若干地区，也包括一个大的地区又往往可分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统一的含义既包括各大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包括各个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是民族的多样性。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因为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是构成中国边疆的基石。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一个衡量民族发展的标准——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进步。当然也要注意到，民族的多样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是历史的悠久性。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国边疆发展史不但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悠久的，而且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
第四是问题的复杂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多重矛盾发展叠加的结果。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的矛盾在边疆地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动的普遍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中国边疆社会矛盾运动还有其特殊性，它们往往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这就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也给辨析其发展脉络和寻求解决方法增加了难度。
总的来说，在近代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边疆形势发展的趋势是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即使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这一进程。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殖==义侵略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它使得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步唤醒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再次崛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朝哪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会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辖。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陆疆政策与海疆政策、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的治边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以及传统的治边思想等等。
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既具有继承性，又各有特色，这里以清朝为例试作概述。这是因为清朝的边疆政策既有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边疆政策的一面，又有根据时代需要和自身民族特点创新发展的一面，自成体系。
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一、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创新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王朝往往在政治上反对言华夷之别，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就更加反对。而清朝统治者的创新之处首先是要求各民族承认清王朝为正统，其次是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十分重视联合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上层（尤其是蒙古上层贵族），把边疆政策的制订、推行和不断完善作为基本国策的一部分。这虽然是为了达到以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贵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大一统有积极意义。二、从“中外一体”（指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的认识出发，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三、坚持“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前者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亦奉行不替；后者在唐朝推行的羁縻政策中虽已初见端倪，但清朝突出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使“因俗而治”方针在清代，特别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清朝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方针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根据统一国家的总体安全目标出发有所改变和发展。
清政府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具体化，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其内容要点可归纳如次：一、改进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兼管中外交涉事宜。为使管理规范化，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的行政体制，不强求划一。如东北三省为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存制；内外蒙古为盟旗制；新疆为将军辖下的伯克、州县、札萨克制；西藏为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噶厦==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二、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首重蒙古是清朝的基本国策，它取得了有利于清朝统治的效果。三、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对有益自身统治的宗教加以大力扶植；对没有威胁到政权稳定的宗教采取不干涉的相对宽容的政策；对不利于巩固统治或保持疆土的宗教或教派则予以严厉打击。坚持宗教不能干预皇权，限制宗教的世俗权力；坚持以法治教，众建以分其势的原则，等等。

⑻ 历代王朝是怎样治理边疆

对大一统帝国来说，巩固和治理辽阔的边疆，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边疆各地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有着重大差异。因为，自然环境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必然造成汉族与各边疆少数民族产业上的不同，并导致各自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正如《礼记·王制》所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所谓“不火食”，即不吃熟食，按照汉人郑玄“地气暖不为病”的解释，显然是南方湿热之地的自然采集生活，“不粒食”即不食五谷，属北方寒冷地区以狩猎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注意到了边疆各民族经济方式的差异，并专门列了五篇民族史传记，其中的《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畜牧狩猎生活和与军事相结合的特点之外，还对其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文化水平等予以特别注意。在《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又依据生产方式等的不同，将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可见，边疆各地与中原在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农业经济的推进，实为巩固边疆的关键。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也的确是以农业经济的推进为前导和基础来巩固和安定边疆的。从先秦时期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生产方式逐渐分化，其中的华夏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因为居住地区土质和气候比较适合原始农业发展，开拓容易，所以最早由狩猎和采集文化发展到农耕文化，遂不断向适于农耕的地区发展，攘却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部落。大致从战国中后期以后，中原从农主牧副、兼营林渔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的农耕格局，农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产业，而“四夷”则“逐草随畜，射猎为生”。在两种经济类型的竞争中，农耕文化因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适应能力而居于主动，占有优势，以畜牧为主业的部族遂不断向周边地区如西北和北方退却，于是，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明显隔离。

但在“华夷”对举的格局中，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向广阔的边疆地区推进农业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各地的经济形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班固就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而且，中原农业文明在向边疆各地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在适合农耕经济的地带如南方、东北、西北的绿洲地区以及北方的农牧结合地带，农业经济因更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更能满足比较稠密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所以推进起来就比较容易，华夏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同化力，如从楚国庄土乔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元明清各朝，随着兵锋南指，甚至不须使用武力，即可席卷南方，顷而底定，农业经济向南方的推进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同时，伴随着汉末动乱、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唐末纷争、五代十国、以及靖康南渡，数次大规模向南方移民，农业经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珠江流域推进，除部分深山僻谷以外，先秦时的“南蛮”、“西戎”基本上融人华夏而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讲，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适于农业的中原，也往往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来游牧的经济方式，转而采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经济方式，久而久之就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如秦汉以后，因为中原战乱，游牧民族凭借强大的武力，曾数度大举内迁，甚至入主中原。一些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顽固保持游牧固习，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也”。因而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推行游牧的或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结果都没有获得成功。其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长期处于战乱之下，人口锐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游牧民族把大量荒废农田改为牧场，一度实现以牧为主，但一俟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加。则很快回复到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最后，入主中原者也无一例外地被汉化。历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清朝统治者之不得不废止“圈地为牧”，均是明证。

相比之下，农业经济的向北扩展则比较缓慢。著名的“新月形地带”的广大山地高原属于半农半牧的过渡地带，如果说这些地区以何种经济方式为主，主要取决于胡汉力量强弱对比的话，那么中原王朝向传统农牧分界线以北的地区推进农业的努力，则往往失败。幅员辽阔的边疆，尤其是北方和西方有广阔的草原、沙漠地区，可供游牧民族纵横驰骋，是从事畜牧业的优越生产环境，游牧经济在这些地区还是有其生命力的，所以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北地区经营游牧业，是经过自然选择的最合适的生产方式。相反，汉人既不能习惯严寒地带的气候，经营农业生产的效益又十分低，发挥不出农耕经济的优势。即使一些统治者挟军事胜利将中原经济方式一度推行于这些边疆地区，也往往不能持久。迁入这些地区的汉人，不但不能将对方汉化，反而渐染胡风，“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过起游牧生活。历史上秦皇汉武挞伐匈奴、魏武帝征乌桓、唐太宗扫平突厥，虽然是积极防御之举，志不在得其地，但“得其地而不能耕”也是客观制约因素。如秦至西汉攘却匈奴后，在北方和西北边郡移民屯垦，将农耕经济大幅度推进，一直延伸到阴山脚下，使秦长城以南一度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的“河南地”甚至被称为“新秦中”，与关中八百里秦川媲美，但不久就不得不主动撤离。东汉以后，这些地区又复归于游牧。

可见，向边疆地区推行农业经济，不是靠武力所能完成的，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不得不屈服于“自然法则”，承认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在不同地区并存的客观现实，并对经济形态各异的广大边疆地区，采取因地而异的经营方略。

其次，边疆地区在文化上又有特殊性。一般而言，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对边疆地区影响力要大一些。如佛教在中原地区历经汉魏至隋唐数百年的中国化，成为封建统治者“神道设教”之工具，而边疆地区因文化落后，大多原原本本地吸收外来宗教，并与原始的迷信结合，反成为与汉文化背离的因素。而民间宗教作为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宣泄，在中原地区受到挤压后，也往往向儒家文化传统淡薄的边疆地区寻求活动空间。

此外，边疆地区又往往是汉文化的断层地区或者为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带，离心力与向心力同在。如河西走廊以西之西域就处于各种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域外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近水楼台，使得西域不时游离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历史上，西域之库车、焉耆等绿洲地区，印欧文明的影响就一度比较显著，对中原曾时叛时附，这就影响到西域作为中国边疆的稳定，甚而至20世纪40年代仍出现“东土耳其斯坦”的分裂活动。这中间当然有中央政府软弱、实力不振等因素，但西域地处几大文明交汇地的特殊情况，使得中原王朝经营此一地区仅凭武力难以奏效，而必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推进为要务。再如北魏隋唐之河北六镇以及“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虽有政治的原因，但作为边疆地区，此地的长期“胡化”也是不容忽视。

可见，广阔的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存在的客观差距，使不同的边疆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并使得边疆经营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存在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安全隐患重重，危机不时爆发，离心倾向不时存在，严重影响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所以，开拓之后如何安定、巩固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形态各异、文化传统不一的广大边疆地区，安边固防，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也是历代大一统王朝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⑼ 各个朝代的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和亲、设置管理部门、战争等措施。

举例：

古代对新疆采取的措施：

1、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的开始。

西汉统一西域后，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公元前108年，西汉出兵攻破楼兰、车师，打败大宛后，在轮台、渠犁驻兵屯田，建立了“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宜。

这是西汉在西域设置的最早的行政机构。公元前68年，西汉派特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到渠犁一带屯田。公元前64年，任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主护南道。公元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管南道和北道，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轮台东北）。

2、唐朝时，唐太宗在天山以南，设立安西都护府；武则天在天山以北设立北庭都护府。

3、清朝时，乾隆帝平定了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并设置伊犁将军，管理整个新疆地区。

(9)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扩展阅读：

古代边疆多指四大地域：西北人烟稀少之地，东北极度苦寒之地，西南烟瘴遍布之地和东南荒岛几近无人之地。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些地方有多荒凉。气候恶劣，去那里很容易水土不服。

还没等累死，就先病死了。就算没病死，周围也有很多凶猛野兽神出鬼没。而且边疆地区很容易发生战事，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稍不留神，自己就是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