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者治理理论
A. 如何解决内控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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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控制问题是广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话题， 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才能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才能解决国内企业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从企业外部环境的建设和内部控制的加强两方面入手，对如何完善和加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阐述。
一、改善企业外部环境
1.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尚未正式出台一部关于内部控制的专门性法律规范，现有的一些内部控制规范散见于若干规范之中，既不明确，也不系统。同时内部控制的规范还多为指导性的，强制力差。所以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从其体系建设、目标定位和内容的确定上来讲，都有许多工作要做，应加快内部控制的相关立法，规定企业内部控制的准则和实施细则，并对违法行为规定罚则，从而为完善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提供外部监督和指导。
2.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对企业的监管行为由原来的政府负责越来越多的变为由社会中介机构负责，特别是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审计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行的“经济警察”职责。正是这种来自企业外部的独立的审计力量促使着我国的内部控制、财务管理朝着正规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的《内部审核指导意见》对注册会计师执行内部控制审核业务进行了规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对企业内部控制情况的日益重视，它必然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和加强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企业内部应完善和加强内部控制
完善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在企业内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1.加强内部控制环境建设
（1）完善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针对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董事会弱、经理班子强、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与监事兼职的问题，解决的对策是理顺现有的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经理层执行的职责明确、岗位清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制衡、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经理层为履行其职责，避免被解雇，客观上需要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进行科学决策而不是主观臆断，需要依赖会计采取有效的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协调监督，这样就能使内部控制成为企业内部需求，自发行动，从而制止内部人利用职权干涉会计工作，指使、强令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从组织上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董事会应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完善和有效性负责。因为对于董事会来说，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是为了保证公司有效的运行，完成公司目标；保证法律、公司政策及董事会决议得以实施；解决会计信息不对称，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必要手段，所以董事会责无旁贷。因此，要想防止舞弊的发生，必须强化董事会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突出董事会在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要实行独立董事制度，适当引入外部的独立董事。
（2）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素质。
内部控制是由人制定的，也是靠人去执行和完善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才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要素，尤其是管理者和会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的执行、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目前管理者素质低下的状况，笔者认为，当前的突破口是完善经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建立规范的经理人才市场。我国培育经理人才市场首先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转变观念；二是干部任免制度。只有形成企业家市场竞选制度，企业经理人员的行为才能受到应有的牵制而不能为所欲为。为此，须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第一，建立资格与级别制度，具体包括资格奖励制度、考试制度、类级制度、晋升降级制度、注册吊销制度和培训制度等，如此方能解决“外行领导内行”，任人唯亲等弊端，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同时要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后备队伍以满足企业对广泛而多样的人才需求，真正做到择优上岗，有序流动，合理配置，这是完善经理人才市场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建立聘任解聘制度代替终身制，是完善经理人才市场的核心。会计人员对于会计信息的质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最直接、最基础的环节。当务之急就是成立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的会计执业协会，具体负责：①会计人员资格考试；②定期组织业务培训；③制定颁布职业道德准则；④维护会计人员的正当权益；⑤采取会员风险基金制，基金来源由会员个人缴纳，用于支付舞弊被罚会员的罚金和模范会员的奖励。这样，一则能促使执业协会，基于基金保持的利益考虑，而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二则利于会员之间的相互牵制，因为基金涉及会员的整体利益；三则便于执业协会对违纪会员的登记管理，对屡教不改或造成恶劣影响者，吊销其执业证书，逐出“师门”。
（3）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企业文化是需为监督付出高昂代价的价格性激励系统的替代物。本来，企业为了实现战略经营目标需要以管理补偿的方式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而企业文化则尝试以改变管理者的偏好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也就是说，企业文化可以使管理者激励内部化，使企业目标成为管理者个人的目标。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形象、企业道德、企业学者等。企业文化的控制功能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激励内部化，企业文化可以使管理者激励内部化，使企业目标成为管理者个人的目标；第二，目标一致性，企业文化通过一套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通过一套信念和价值观增加人们对组织的认同，增加组织的凝聚力，提高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一致性程度；第三，减低不确定性，企业组织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但是企业并不希望周围环境全部同时改变，它们需要一些因素是稳定的。企业文化使群体成员形成共识，促使大家一致朝共同方向努力，从而增加了防御风险的能力。人们普遍认为在竞争性的经济中，强有力的文化对于创造一个成功的企业是十分重要的。
2.加强风险评估和控制
企业应当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以研究可能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包括法律因素、政治因素、税收、产业政策、竞争对手、市场供求趋势等，以识别潜在的风险，研究相应的对策。对于经营风险，应当做好重大投资决策的可行性论证、销售预测、盈利预测、市场调查和分析、制定经营计划并在执行中及时进行比较和校正、调整等。对于财务风险的预测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建立一套由各个不同层次和子系统构成的财务指标体系及相应风险值范围，预测并计算有关指标，将其与预先设定的范围值比较，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3.完善控制活动
（1）完善企业的制度建设
①科学地制定职责分派体系，并遵循责、权、利统一和将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尤其要严格规定赊销业务、销售价格、销售条件、运费、折扣等环节的审批程序，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贪污腐败和违纪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统一企业的销售政策，有利于企业的整体销售战略的实现。
②完善员工规章制度，并进行经常的检验和审查。制定企业员工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业务流程、操作流程等，这是实施检验和审查的基础和前提，通过检验和审查对企业已执行业务的相关数据、金额、执行的方式和程序的真实和合规性进行复核，以发现是否有错误、舞弊或违反程序的行为。
③制订资产管理的相关制度，制订严密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管理办法，使接触到的人数降到最低；将不相容职责（例如出纳岗位和会计岗位）一定要分离，制订相互监督和牵制的科学管理办法。
对实物资产要设有专职的人员或部门进行管理，规定对实物资产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财产清查和实物盘点，并将盘点结果与财务部门的相关账目进行核对，及时发现财产的盈亏情况，查明原因，及时处理。我国企业对资产的盘点非常不重视，事实上很多贪污腐败和偷盗行为都可以通过经常的盘点和清查发现。
④确立财产保险制度。我国企业对公司的财产保险意识较差，或投保的范围、险种不适当，一旦发生意外，企业后悔不已。因此，我们要树立财产保险意识，对容易发生毁坏的重要物资要进行合理、恰当的保险。
（2）建立严格的奖励与惩罚机制
①实行问责机制，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依靠相应的惩罚机制而被有效执行的。问责制作为一种惩罚机制，能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必将大大提高内部控制制度落实的深度、广度和效度。内控制度中建立严格科学的问责制，并严格执行，可以增加内部经营活动各方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各方互利合作的可能和绩效，促使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有效实施。
②强化对内部控制制度实施情况的检查与考核，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给与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实行单位、负责人和员工表彰机制，建立货币与地位的激励机制。只有做到压力与动力相结合，才能最终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3）构建会计内部控制发挥财务管理作用
内部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的核心，是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平台，是规范财务会计行为，防范会计信息失真，预防错误和舞弊，规避经营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地点的分散，控制权力层次的增多，企业的管理任务越来越艰巨和复杂，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并保证其有效实施，对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目标至关重要。实现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措施主要包括：①建立财务主管委派制，加强财务控制；②科学设置岗位，加强组织结构控制；③严格审批程序，加强授权批准控制；④重视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思想；⑤更新知识，提高财务控制人员的素质；⑥建立内部会计稽核制度，保证内部控制的质量；⑦控制与创新要相依相伴；⑧加强基建项目投资的内部控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⑨强化成本费用控制，提高企业效益。因此，只有全面规范本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管理制度，才能促使会计工作有序进行。
4.实现内部控制的现代化，使信息沟通畅通。
企业首先应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并通过购买或自产开发的方式建立具有ERP功能的管理系统，使企业内部的全体员工能取得他们在执行、管理和控制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信息，并交换这些信息。通过该系统，企业管理者要向全体员工发布有关认真执行各自的控制职责的明确信息，使其了解自己在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该系统使企业有一条自下而上报告重大信息的有效途径，即建立开放、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以便发现内部控制系统的薄弱环节，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和改进措施。
5.加强内部审计监督
内部审计既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监督内部控制其它环节的主要力量，因此完善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必须加强内部审计监督。
（1）设立独立性、权威性较高的内部审计部门。企业应当建立由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内部审计部门，使内部审计不受管理层的制约，以确保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为企业正常经营保驾护航的作用。
（2）明确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内部审计必须从传统的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发展，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估和检查，发现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揭示企业内部存在的潜在风险，确保企业高效运作和发展，以顺利地实现企业的目标和战略。
（3）提高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企业要将实践经验丰富、业务水平较高的人员充实到内部审计队伍中。同时，要建立内部审计人员的从业资格考试和考核制度，加强对内审人员的后续教育工作，使内审人员成为既懂财务会计、熟悉审计业务，又具备经营管理、工程技术、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从而不断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
B. 公司治理理论的评析
公司治理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代理问题的论述,他认为在股份制公司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Berle和Means于1932年的一篇开创性研究成为公司治理理论文献的开山之作,他们在对大量的实证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现代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了分离,控制权从所有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手中,而公司的管理者常常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应该强调股东的利益,实现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制衡。从此,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司治理问题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单边治理和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共同治理两种代表性的治理理论。
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理论
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单边治理理论认为,企业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拥有企业的全部所有权,企业的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主张“资本雇佣劳动”即物质资本主导治理模式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其代表人物主要有Shleifer、Vishny和Tirole等。例如, Shleifer和Vishny认为公司治理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向公司所提供资金的供给者能够从投资中获得收益; Tirole认为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为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单边治理的理论依据是现代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由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回答了为什么企业必须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经营的问题,比如: Alchian和Demsetz曾经从团队生产的监督差别角度解释了最优的契约形式是由监察者拥有古典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从而为资本家得到企业利润提供了证据; Grossman、Hart和Moore等人从资产专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角度证明了由于物质资本的专有性和不可证实性使得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应该掌握企业的所有权(即剩余控制权) ; Jensen 和Meckling、Fama和Jensen等人也分别从代理成本角度、风险分担和决策程序角度证实了企业为股东所有并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的合理性。可见,企业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为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而委托—代理理论则为如何进行公司治理即治理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它主要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约束机制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对于为何只有股东才拥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权,即公司治理的权力来源问题,“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理论主要有两种理论流派:一是剩余索取权理论;二是剩余控制权理论。 “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谁承担剩余索取权,就承担了剩余风险,从而具有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权力,并认为所有者是剩余索取权的天然拥有者,占有剩余的动机促使所有者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所有者追求的是剩余最大,而经营者追求的是自身报酬最优,在给定企业收益的情况下,二者的利益相互侵蚀使得所有者产生对经营者治理的需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剩余索取权”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18世纪末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鼻祖萨伊。萨伊认为,劳动、
资本和土地是商品生产的三个要素,是其价值的源泉,每一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得到他们各自创造的收入,即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息①、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若当事人行为和企业的产出均可测,可以依据各个要素所有者的贡献来给予这些当事人应该得到的收入,这样,企业生产分配效率达到最优,帕累托最优分配均衡实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体行为不可测、产出不可测或二者均不可测成为现实世界的主要特征,人们无法准确地判定企业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各种状态下各要素所有者的贡献,这样就不能按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最优帕累托分配均衡无法实现。“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让某一类或几类人承担剩余索取权,并且由不同的人承担带来的效率也不一样,企业产权安排和产出效率以及物资资本更高的偿付能力等原因决定了资本提供者有占有企业剩余的可能。具体到公司治理,就是只有股东才能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
但是,用“剩余索取权”理论来指导公司治理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剩余索取权”本身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在Jensen和Meckling的契约分析框架中,他们用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和投资者权力,指的是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掉所有的固定的合同支出(如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的余额要求权[3] 。但是,剩余收入往往是多方分享,特别是在新经济②背景下,不单只有投资者,其他人比如经理人员甚至普通员工也参与剩余收入的分配,从而也具有剩余索取权。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谁是剩余索取者是不清楚的,比如在两方都获得一个变化收入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说一方是另一方的剩余收入索取者。其实, Hart就曾对剩余索取权的概念进行过批评,因此他转而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投资者的权力。
(2)将本来作为分配理论的“剩余索取权”理论用在公司治理理论上也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理论属性使得其研究范围狭窄,它只能将企业收入分配者纳入研究范围,而将那些不参加分配但是有可能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排除在外,比如承担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政府或者存款保险机构,它们只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外部者,并不参与企业收入分配,但却要参与商业银行的治理。
(3)显然,“剩余索取权”理论不是将实际中是否获得剩余收入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剩余索取权的标准,因为现实中不仅仅是股东获得剩余收入,那么怎么判断谁具有剩余索取权呢? 该理论没有回答。
“剩余索取权”理论没有提出一个在现实中如何判断谁具有剩余索取权的方法,只是有一个股东先天就应该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先验假设,这样,该理论便无法从现实中检验,这是其最大的一个理论缺陷。综上所述,“剩余索取权”理论的缺陷使得运用它来指导公司治理实践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如果仅仅依靠自有资本占比较少的商业银行股东来掌握对一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商业银行的治理权的话,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其后果也极其严重。但是“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由于股东承担剩余收入从而承担风险才会有治理要求的思路却是对的。 在完全的契约条件下,是不存在剩余的控制权的,因为这时所有的权利都能通过契约得到界定,都有主体。“剩余控制权”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使得不可能在初始合同中对所有的或然事件及其对策都做出详尽可行的规定,这就需要有人拥有“剩余控制权”,以便在那些未被初始合同规定的或然事件出现时做出相应的决策。那么,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控制权在外部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进行有效的分配呢? 该理论认为,这种权力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有,物质资本所有权是这种权力的来源。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将股东作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就合情合理了。
但是,该理论同“剩余索取权”理论一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剩余控制权”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契约理论,但是契约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完全的呢? 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Hart等人认为合同的不完全性主要来源于相关变量的第三方不可证实性,但是Tirole就深刻地认识到合同当事人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的或然事件本身,而是或然事件对支付的影响,并且只有当两种或然事件对支付的影响无法被区分时,才会影响契约的完全性,这样就削弱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博弈理论也证明了在多次重复博弈而非一次静态博弈时,契约相关变量的不可证实性对当事人行为的影响也会削弱。因此,抽象地谈论契约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性是没有意义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还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4]。
(2)“剩余控制权”概念也存在问题,其内涵和外延十分模糊。本来“剩余控制权”是指“可以按照任何不与先前的合同、惯例或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资产所有用途的权力”[5] ,但是,由于现实中很多治理的权力已经在合同中作了规定,所以在很多文献中,剩余控制权和控制权经常混用,就连Hart和Moore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我们并不区分合同规定的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而且事实上剩余控制权等同于完全控制权”。
(3)同“剩余索取权”理论一样,“剩余控制权”理论的“资本强权观”也只是一个先验性的假设,其存在条件和适用范围从来都没有被认真考察过。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所有权是这种权力的来源,但是不能回答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为什么不能带来这种权力。并且,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剩余控制权”没有意义,从而转向了研究那些拥有信息和知识优势的代理人对企业资源的实际控制权,比如Aghion和Tirole等就认为应该在名义与实际的控制权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4)“剩余控制权”理论存在着内部逻不一致的矛盾。在Grossman和Hart等模型[6]中,投资者天然拥有剩余控制权,但是这是建立在当事人不受财富约束的条件上的。一旦放弃这个不现实的假设,投资者的天然的剩余控制权就可以转移给无资产的企业经营者,比如Aghion 和Bolton 就得出了“控制权相机转移”的结论,认为在企业经营状态好时企业家应获得控制权,反之投资者应获得控制权[7] 。这其实已经否定了“股东至上”单边治理结构的传统观念。
(5)“控制权”概念与“治理”概念的内涵不一致。“控制权”中不但包括治理的权力也包括管理的权力,将二者统一起来研究不会得出任何对治理有意义的结论,最终的结论只能是“控制权”在企业中的分配的多元性,即多方占有“控制权”。可以看出,“剩余控制权”理论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其认为股东是最后的风险承担者,就应该获得控制敲竹杠风险的权力,这种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萌芽始于Dodd,但是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则得益于Freeman的开创性研究。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不同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认为公司是一个责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承担社会的责任,企业追求的不能仅仅限于最大化股东利益,而且也要考虑其社会价值方面。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当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后,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就应该参与治理并分享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B lair、Porter等。
“利益相关者”理论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但是都认为在公司治理中应该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位置。“专用性投资”理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最主要的权力观之一, 代表性观点主要有:Freeman和Evan认为由于利益相关者也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所以也应该考虑其利益; Blair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角度,指出利益相关者向公司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并由此承担了公司的剩余风险,那么就应该享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即应该参与公司治理;Rajan和Zingales认为企业是市场不能完全复制的专用性投资的联结,谁掌握了这种决定企业准租金生产的专用性投资,谁就获得权威。可以看出,与科斯将企业的权威归结为外生的、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将企业的权威归结为团队生产中监督的需要不同,“专用性投资”理论将企业的权威归结为专用性的投资。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关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希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该理论可能指出了公司治理结构演变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现实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这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无论从逻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1)利益相关者很难界定。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无限扩展到所有的人,但是,显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作为企业的治理主体。即便按照利益相关度和相关形式的差异来详细划分,也不能界定利益相关者。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政府可能比持有某个公司若干股票的个人更与这个公司利益相关,因为该公司对政府的纳税额远远超过此人对该公司的投资,难道我们就能说政府比这个人更有参与该公司治理的权力吗?
(2)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增加交易成本。即便能够确定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主体,那么肯定不会是一个小的数目。如果他们都参与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也许非常大,这难以保证公司运作给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大的利益。
(3)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股东来说更加完备的契约来保护。“专用性投资”理论认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为公司贡献了关系专用性资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来说,这种专用性相对于其通用性来说是很弱的,与股东投入资产的专用性相比也微不足道。因此,这不足以成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依据。而且,虽然利益相关者都承担了公司的风险,但是他们要么承担的风险可以通过某种契约得到补偿,要么具备优先偿付权,这样,如果赋予他们公司治理权力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敲竹杠”的方式侵犯最后风险承担者的利益,因此,只有最后的风险承担者,才应该获得控制“敲竹杠”风险的权力,即公司治理的权力。
(4)现有文献中也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从而不能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据。可见,“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认识到风险在决定公司治理主体中的作用,但是没有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导致其承担主体参与公司治理。
C. 用委托代理理论说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
那可就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