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国责任

Ⅰ 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所承担的责任与大国担当

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那么当我们周边，尤其是和我们关系好的小国，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我们身为一个大国的良好风范。

Ⅱ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什么时候

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过三十年的壮观增长，中国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200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中国经济规模何时能超越日本一直是近些年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袁钢明昨天再次强调，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国内媒体应该淡化这一变化，避免国际舆论借机再度炒作‘中国经济威胁论’”。

(2)全球治理中国责任扩展阅读：

有这样几个事实反映了中国地位的凸显：

第一，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2010年10月，G20财长会议决定IMF将向中国等新兴大国转让6%的投票权，其中，中国的份额将由3.72%跃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一举超过英、法、德成为IMF第三大股东。

中国投票权的上升并没有动摇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拥有的否决权，也没有动摇发达经济体的主导权。

第三，中国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其速度比原本位居世界首位的美国“美洲虎号”快47%，被认为是走向科技大国的重要表现。

第四，中国海军舰队多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第五，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挥重要作用，作为G20和“金砖四国”成员参与制定和协调国际经济规则，作为基础四国的成员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

Ⅲ 中国民主和美国民主的不同点

（一）中美民主政治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根本不同
1.“和”与“同”的差异。中国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国家，美国是一块一块拼成的国家。美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同”，追求高度一致是美国社会的典型特点，你一定要同我一样，不一样就是异己。而中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和”，崇尚“和而不同”，群星灿烂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始终为个人和社会保留充分的空间，这对真自由、真民主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
2.独立与扩张的本质不同。在世界近代民主史上，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如下几点被忽视和轻视了：一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国家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保障本国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主治国政治道路的探索。新中国在建国之时就解决了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所以不存在美国后来始终面对的政治扩容问题。正因为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敢搞群众路线，约束自己监督自己，通过群众路线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美国的民主则既是有钱人之间谈出来的，也是打出来和对外扩张出来的。经过流血和牺牲，美国黑人直到 20世纪 60年代才拥有选举权。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的扩张和对外干预世人有目共睹。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同
1.中美民主的国内经济基础有着公与私的本质区别。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中国历来提倡“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接受并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公”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社会“公”的思想兼容有关系。而私有制与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个社会越受私有制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对立面。民主在美国异化为钱主，是这个逻辑的必然结果。
2.中美民主的国际经济基础有着共生与寄生的根本不同。美国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赖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对外扩张和战争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是建立在内生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并致力于建设一个互利共赢的共生国际经济基础。
（三）中美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不同
1.“一中有多”与“一分为多”
任何大国政治，都重视“一”，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中有多，美国的两党制是一分为二，三权分立是一分为三。中国政治中的“一”能包容“多”，因此“一”才能在不断更新中扩容、兼容和变容，是为人民民主。而美国的三权分立则不同，有时总统很强势，有时国会占主导，有时司法很独断，其背后是资产阶级专政。它重视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会有“一”;制衡机制一旦失衡，就会出现现在的美国政府僵局和民主失灵现象。
2.“合”与“分”
不少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关键字就是“分”。政党政治一分为二也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也好，或者其联 邦制下的分权也好，表面上确实是“分”。但 “9·11”后美国的集权趋势非常明显。许多国家在借鉴美国政治时，由于没有看到其形分实合的一面，误以为“分”是其政治精髓，学了去实践最后导致国家分裂、政治对立、民众对抗，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悲剧。美国民主失灵，也与其权力分割有关。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权力只有分工而不被分割。但在美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把国家权力切割成一块块，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
3.“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隔着一届干”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可以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政党制度必须确保有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精神。多党制恰恰违背了这一治理常识。美国两党制的治理特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用福山的话说是相互否决体制。当然，美国两党也经常相互支持，在和平演变苏联上，美国就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不将苏联搞垮誓不罢休。
4.“选”与“举”
不少人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海选，这与媒体贯于展示海选的热闹不无关系。但这只是表面，其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最关键，这也最容易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真正到全国性大选时，选民就只能二选一了。美国投票率下降，体现了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恶和疲劳。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如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根本不是选出来的，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的。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而且，美国的内举制度和旋转门政治还使得募集选举资金等腐败行为合法化。而中国的选举，是不论出身，通过层层选拔，将出类拔萃者选出来担任合适职位，强调“竞德竞能”。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也搞全民选举或全民公投，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西方对外也将海选鼓吹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坚决拒绝这种乱选。
（四）中美民主政治的政府责任不同
1.公道政府的责任与私道政府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其实，美国是大政府、强政府。这从美国政府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但美国是一个找不到人负责的政府，两党政治轮流执政可以将责任推卸，官员辞职更是频繁，扔下一个烂摊子走人，在国外把一个小国搞乱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这是两党轮流执政导致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而在中国，个人、社会、政党、国家是命运共同体，政府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很强。政府这种责任意识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美国卡特琳娜飓风来的时候当官的跑去度假了，这种情况在中国一定就地免职。
2.追责制度与“责任的隔代转移”
在美国，在你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美国这种“责任隔代转移”的制度设计很具有欺骗性。它的一个致命后果，就是代价向后代累积。而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政府时刻处于政党监督、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和公民监督之下，一旦通过监督发现问题，即使政府已经换届、官员已经调任，仍然会被追究责任。
（五）中美民主政治的科学决策不同
科学决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区分好民主与坏民主的重要标准。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动力解决问题，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动力发现问题，这是“预”。在中国民主政治下，决策要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协商包容中集中;在美国，执政者可以不听取也没有必要听取不同意见，两党政纲不一，使其难以包容异见。中国是在包容扩容中求统一，美国是在对立对抗中求统一。两党政治的现实会将不同意见放大，并且通过放大不同意见来强化身份和阵营。这很容易将社会撕裂。 20世纪美国两党政治一度在向中间政策靠拢，以克服对抗式决策的弊端，但现在对抗性现象又出现了，这就是美国政治僵局，美国一些人已经在讨论美国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认为中国民主政治没有纠错机制，这也是误解。协商、信访、集体学习、巡视、调研、到群众中去等，都是保证中国民主政治下科学决策的制度性依据。有人将其概括为中国式的纵向民主。比较而言，倒是美国民主政治下的纠错机制经常失灵，美国政府和国会要纠华尔街的错就做不到。
（六）民主政治的未来在中国
民主政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和工具，人类古已有之。人类几大核心文明圈，早期都有对民主政治的求索，这些民主资源构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样多元的早期民主求索道路。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现在问题不小，其内部出现失灵，对外推销的时候出现滞销。今天的世界无论是各国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探索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姑且称之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

Ⅳ 积极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中国应有怎样的决心

一、中国的一贯主张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核心框架和最有效的机制，其所确立的原则和模式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为此，一方面要推动关于长期合作行动的公约对话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京都议定书下关于2012年后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指标的谈判最迟要在2009年达成协议；（二）应对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两者目标一致、实现手段相同，应相互协调、两相促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也将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三）技术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不可或缺，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各国在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大现有技术的推广和利用，特别是要尽早落实气候变化公约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建立切实有效的机制；（四）统筹把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系，两者要同举并重，一手抓减缓一手抓适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优先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应互利共赢，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双赢合作的成功典范，应根据需要对这一机制加以必要的简化和完善，使其继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二、中国对待全球气候问题的措施 中国在对待全球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频发的问题上，中国本着负责任态度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然《京都议定书》中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的义务，但中国还是认真负责地采取了包括增加科技运用、增加森林覆盖率等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等14部委在京联合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的贡献。 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中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承担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责任与义务。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详细描述了我国政府的策略：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在全球治理中融合各国利益的契机，同时，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策略中的复杂性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既然中国在此中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处理得当，这一过程与经验将成为中国现代国家重构中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无疑考验着我们的远识和智慧。当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中国一国之力可以解决，应对全球变化问题是世界各国的责任，各国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面对问题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