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治理现代化

『壹』 如何理解推进国家政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领导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结晶，反映了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 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从对内改革到对外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对改革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认识，不断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十八大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这个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联系起来，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既是对各个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又是对改革总目标的根本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体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利于统筹谋划各个领域的改革，保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个总目标的确立，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要求，是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的根本标志，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但没有遇到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对国家治理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和经验总结，但他没来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就去世了。苏联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严重错误，最终积重难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教训极为深刻。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指引下，总结国际国内两方面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新的实践探索，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到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到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天，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鲜明对比。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相比形势任务的变化，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从各个领域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围绕这个目标指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体安排，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六个“紧紧围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当今世界，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想见，一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充满创造活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切实保障的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逐步得以实现的中国，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国。

『贰』 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时，政治建设要达到（）。

政治建设目标：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建设上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2)政治治理现代化扩展阅读：

2035年后第二阶段目标：

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叁』 用政治学学过的知识分析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通。

『肆』 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内涵本质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常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屡见不鲜,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必要举措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就是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以下六点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以往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不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内涵本质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陆』 从政治角度，分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

所以在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治理的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首先要建立民主和法治，第二是完善政府体制，建立更加合理的官僚制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后现代的建构。既然是国家治理，只局限于现代性也不行，毕竟中国现在面临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挑战。我们有些挑战是前现代的，有些是现代的，比如说环境污染，但也有后现代的很多挑战，比如公民参与、网络参与就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西方的网络基本上不用于政治参与，中国网络参政在全世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网络反腐，发达国家也是没有的，人家有相关制度，我们则是因为其他制度不健全，所以最后将所有的压力集中到网络上，使网络不堪重负。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还是要改革政府，让政府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从统治的一元结构变为多元结构，或者是多中心治理的结构。其中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主体，甚至成为一个中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自主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在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起作用。比如，政府要解决市场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还要解决公平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如义务教育、公共服务；还要遏制行业垄断等问题，等等，总之政府要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起作用。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在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起作用，而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也失灵了。第二，是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同时失灵的地方，要让第三部门，也就是N G O、N PO发挥作用。有了这些制度基础，我们才有第三步，让公民参政有序化，解决代议制出现的一些参与不足的问题，同时要防止参与过度和民粹主义的盛行。所谓多中心治理，就是要把每个中心各自功能、各自领域搞清楚，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形成一个治理体系，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

『柒』 结合材料，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该社区的做法是如何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社区又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记者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方法作出探讨。

记者：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指引下，各地在社区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面临一些困境。请问目前在社区治理方面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张雷：

总体上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的能力和热情还有待提升，社区服务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社区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工作者依法办事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和信息化应用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社区人居环境（特别是城市社区）总体上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环境质量和舒适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很多地方政府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力度不够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下更大的力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加以解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发挥广大居民的内生动力，着力提高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孙炳耀：

多年来，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在改善服务设施，开展居民服务，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则重点关注对困难人群的服务。贯彻《决定》精神，应更加关注社区生活秩序。专业社会工作在其中可以有所作为，例如运用心理辅导专业技能参与居民纠纷调解，开展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对困难人群的服务，也要注意心理干预甚至行为干预。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要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发展居民“信息员”，对涉及社区治理的事件进行监督。《决定》提出城乡社区治理要“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也是进一步强调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强调对扰乱秩序的行为进行监督。

记者：

《决定》强调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区治理也要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请谈谈如何在城市社区这一平台上更好地以党的领导凝聚治理合力，发挥统领作用？

张雷：

要引导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聚焦主责主业，做好“社区党建+”，也就是进一步拓展“三社联动”的内涵和外延，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城乡社区居（村）委会与辖区单位要实现资源共开展自治活动，及时帮助解决基层群众自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也需要向城乡社区延伸，切实解决居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提高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孙炳耀：

社区党建要有新的突破，不仅要做好党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发挥党的作用，与社区居民自治结合起来，与社区社会工作结合起来。这要求有观念创新，拓展社区党建的思路。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法宝之一，社区党组织应将这一理念引申应用于社区，将视野和工作对象扩展到社区居民，与居民自治组织共同做好社区治理。在城市，专业社会工作进入社区开展服务已很普遍，许多地方在基层建立了社区工作站以及其他形式的专业社工机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社区党组织应当利用这个工作基础，像社区居委会那样，与社区社会工作结合起来。

记者：

《决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的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内容，请谈谈有哪些实现路径、方法？

孙炳耀：

完善法治保障要求社区治理不仅要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还应总结多年来的实践创新经验，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建设，这其中规范化是基础。近几年来民政部门推进的社区治理和创新服务实验区所强调的标准化，就推进了社区服务的规范化。完善科技支撑意味着社区治理的科技建设特别是信息化建设将更进一步。我国社区信息化建设已取得很大进步，城市街道普遍建有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网格化管理更是将信息化应用与社区实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社区信息化应用还在不断创新，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信息员”。了解和掌握社区信息化应用，也是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张雷：

《决定》中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中，进一步突出强调了要通过拓展居民群众民主表达渠道的“民主协商”机制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只有通过民主协商提升广大居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并将热情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这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条件。当前全国各地在智慧城市框架内开展的“智慧社区”建设是通过“科技支撑”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通过社区“智慧党建”，流动党员的管理和党员活动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这正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发挥神奇作用的结果。

记者：

如何将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探索成果、经验更好地推广运用到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情况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去？

孙炳耀：

总结创新经验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是倾向于拔高以至于要做成“模式”；二是强调工作成果，忽视分析所需的条件及工作方法和机制，让学习者能看到其中的成绩，但不知如何作出这样的成绩。因此，加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经验推广工作，首先应做好经验研究。可借鉴项目管理的思路，将实验区所开展的工作分解为各个事项，选择其中效果好的，分析其中的投入，还应借鉴社会学特别是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事项运作的机理和方法。这样就可以从中选择效果好、成效比高、在一定条件下能实现的事项作为推广的内容。

『捌』 运用高中政治知识,说明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总揽全局，版协调各方。
广泛宣传动权员，制定大政方针，进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各级党组织，树立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从基层党组织角度，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玖』 高三政治生活怎样提升我国基层治理水平和现代化

首先要学习好理论知识，理解基层治理和现代化的具体内涵，然后在生活中多思考想办法。

『拾』 运用政治生活，分析说明怎样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