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

A. 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是多少

改革和市场机制刺激了经济增长.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9.4%,这种迅速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不仅使个人收入增加了,也极大地降低了贫困率,同时,中国经济大大地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些成就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对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使市场价格及私人投资者在生产和贸易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非国有企业正在推动增长,其作用还会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已进入十分广泛的领域,占GDP一半以上,并占出口的绝大份额.非公有企业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远远多于国有经济部门,并提高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及利润率.政府对国有企业进 了改革,这一过程中出现大量失业,但仍有一大批国有企业需要改革;进行这一改革调整的政策已制定并推广.企业部门的表现还可以通过对经营体制框架的进一步现代化和加强法制,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来加以改善. 更灵活的汇率将有利于形成一个更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财政政策转向稳定的同时,货币政策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更灵活的汇率将有助于政府防止产品和资产市场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使货币政策更易适应国内的需要,并使市场力量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决定银行利率.2005年7月宣布的汇率制度调整表明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 金融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5年前的信贷政策导致了大量呆坏账的积累,三分之二以上的银行通过注资来消除历史负担的工作已近尾声,为此所付出的公共财政成本虽然不小,但看来仍在可控范围内.广泛的改革提高了银行作出基于市场的贷款决策能力.总的说来,这些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即使用新的,更可靠的不良贷款分类法来衡量,新的贷款质量也高多了.要取得更大的成就,需要继续关注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股本结构,增加非国有股份.进一步消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将改善资本配置,降低浪费储蓄的风险,并将系统风险降至最低. 稳固的公共财政有利于税制及财政支出改革.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对支出的控制使公共财政处于合理的状况.这样可以降低对不同企业和活动的歧视性税收,并同时保持低的边际税率.农村人口及城市外来人口的卫生和教育支出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但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全面调整.此类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需要辅以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将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如果新来者能享受公共服务,并且那些离开农村的人不失去他们的土地使用权,那么收入差距可望缩小.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制定能够高效而经济地减轻污染的政策. 评估及建议 经济增长快 经济改革开始仅25年来,中国的经济变化速度极快,过去20年里平均经济增长达到9.5%,并很可能以此速度继续增长一段时间.这一产出的增长是过去50年里世界经济中最持续快速的经济转变.收入增加了,绝对贫困率大大降低了,以市场价格衡量的经济规模超过了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并且5年之内可能只有3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超过中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仍比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低,大部分地区已达到一些发达东亚国家一代人以前的收入水平,并以相似的增速迎头赶上.许多工业都已完全与世界供应链接轨,以目前的趋势,中国下个十年之初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增长的原因是,经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并改善了企业效率. 经济政策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这一惊人的经济业绩是由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变带来的,这些改变不断赋予市场力量以更大的权力.改革于20多年前始于农业,然后逐渐扩大到工业及大部分服务业,因此价格调控至2000年基本解除了.解除价格控制之时,政府引入了一部试验性的公司法,该法第一次允许私人拥有有限责任公司.政府还大力推行一系列竞争法,以统一国内市场,而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降低关税,废除国家出口贸易垄断及结束多重汇率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环境得以进一步改善.经济进一步自由的态势这十年还在继续,加入WTO使大部分法律法规得以规范,并有望进一步降低关税.此外,2004年还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强调非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及保护私有财产不被任意没收.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某些行业,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金融服务业等的限制在2005年被废除.总的来看,这些可使非公有制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国有企业改革 政府也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主宰国家经济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许多国有企业被改造成

B. 如何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如何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中外各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是搞不好，关键是采用什么方式去搞西方国家如何“看管”国企。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漫长过程中，不断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探索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体制和方式，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于我国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新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也不尽一致，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履行出资人职责却有着不少共同特征。 比较完备的国有资产监管法律体系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充分体现了以法治为基础的原则，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政策法律体系。从法律角度分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共法，用于规范全部各类企业的行为。如"公司法"、"安全生产法"等；另一类是特别法，主要用于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国有资产采购、国有股权处置、国有资产审计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日本1922年就制定了《国有财产法》，1948年又颁布了新的《国有财产法》，一直沿用至今。新西兰也于1986年颁布了《国有企业法》，规定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是出资人与所出资企业的关系，为政府管理国有企业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不少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本国的国情建立了严格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和国有资产财务审计制度，对国有资本收益和国有资本再投入实行法制化管理。法国、英国、德国和芬兰等国，在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也都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证民营化的有序进行。如法国议会1986年8月通过并颁布了《关于民营化实施方法的法律》，对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国有资产的退出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的要求。 明确的机构行使出资人监管职责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一般都是严格分开的。新加坡政府为了强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监管，于1974年成立了淡马锡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代表新加坡政府持有并管理政府在国内外各大企业的投资，履行出资人的职责。淡马锡控股公司接受新加坡财政部监管，定期向财政部提交报告。目前，淡马锡控股公司拥有21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银行与金融服务业、电信与传媒业、运输与物流业、能源与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与工程、房地产等。淡马锡控股公司的宗旨是"培育成功企业，创造新加坡未来"。淡马锡控股公司的成立，迅速扭转了新加坡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局面，创造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骄人业绩。法国政府于2003年7月成立了国家参股局，将原来分散在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集中起来，不论是金融性资产还是非金融性资产统一由国家参股局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国家参股局的主要职责是：从出资人的角度参与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对国有企业重大投资方向和规模进行管理，组织国有企业的重组和上市，对国有企业运营风险进行管理等。有一些国家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但政府根据授权在政府现有机构内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如瑞典政府在工交部内专门设立了国企局，专司出资人的职责，统一负责全国国有企业管资产、管人、管事的职能。意大利政府则由经济财政部国库司负责国有企业监管职责。芬兰政府虽然目前实行的是部门分散管理国有企业的体制，但政府已认识到分散管理体制的弊端，正在实施政府统一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整合，2004年已正式成立了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小组"，统一负责研究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和部际协调，计划于2007年之前正式成立政府统一监管国有企业的机构。 规范的董事会制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证。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管理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遵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标准，普遍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制度，采用市场化的方法选好董事。法国国有企业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董事会是决策机构，负责决定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方针和红利分配，任免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会实行"三方代表制"原则，即国家代表、职工代表、专家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专家代表是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董事会成员由政府提名。为做好董事会成员的提名工作，国家参股局按照职业化的原则建立了董事人才库。法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由政府提名、董事会通过，并根据法律由总统任命。同时法国政府还向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派出国家稽查员，对企业国有资产运营进行监督。国家稽查员是由各相关部门直接选派，常驻企业，可列席董事会，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一些国家的公司法规定，董事长可以兼任首席执行官，以保证企业决策的统一和快捷。但英国、瑞典等国的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长一般不兼任首席执行官，董事长是非执行董事。在英国、瑞典的大多数企业，除了首席执行官进入董事会外，经理层其他人员大多都不进入董事会。多数企业董事会均设有专门委员会，为董事会提供决策服务。专门委员会一般包括：提名委员会、战略规划委员会、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上述委员会基本都由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组成。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国有企业的决策机构不是董事会，而是监事会。监事会在企业管理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国家通过对监事会成员的任命来体现对国有企业的意志。董事会在德国则是企业经营管理机构。法律规定：在500名雇员以上的国有企业中，设立3至20人的监事组成监事会。监事会成员50%由联邦政府代表、50%由职工代表组成，其中普通职工、管理人员和国家代表有一定的比例要求。 严格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都建立了严格的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并始终坚持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奖惩紧密挂钩，采用多种方式优化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结构，最大限度地把对企业负责人的近期与中长期业绩考核和相应的短期与中长期激励结合起来。法国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董事会的考核主要采用签订经营目标合同的方式进行，通过合同来确定企业经营目标。目标合同每年签订一次，不仅有年度目标，而且还有长远目标；不仅有经营目标，而且还有公共服务目标，具体指标根据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要求来选择。目标合同完成的好坏，直接同企业董事会成员的薪酬和任免挂钩。法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由基薪和绩效年薪组成，薪酬水平要比公务员高很多，但比民营企业低30%左右。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为了有效地提升所属企业的经营业绩，全面采用经济增加值(EVA)的考核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经营者资本成本和股东回报的意识，而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业绩。 比较完善的国有企业运营监测体系为了防止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并促进其提高经营业绩，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遵循国际会计准则，建立了较为规范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法国国家参股局建立了月度报表报送制度，企业必须每月向国家参股局提交经济运行报表，其内容包括主要财务指标、主要经济运营指标、重大经营活动以及重大对外投资等；并建立了企业主要领导定期或至少每年一次与国家参股局会晤制度，介绍企业整体发展状况、市场前景及企业发展战略等；要求企业指定专门部门与国家参股局建立经常性的接触。法国参股局还要参与国有企业年度财务预算的论证，并对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审批。法国政府还建立了国家审计院，对国有企业财务会计事项进行审查。瑞典工交部国企局还设有专门的分析员，定期分析行业和私营企业的主要经营指标水平，对比后提出国有企业的相应指标建议。每年11月起，国企局就要对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业绩进行分析、评估，包括董事的表现、能力等，向工交部部长、主管副部长提交报告。美国、英国等国家政府要求，不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报告制度，企业的月度、季度、年度财务报告都要通过网站等方式按期向社会公开，接受政府和全社会的监督。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在过去近三十年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基础上的继续和深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组建的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新体制，不仅第一次实现了政府层面上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开，实现了政企分开，而且也解决了国有企业出资人长期缺位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改革发展目标，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监管新体制就一定能够在我国尽快建立起来！

C. 中国是OECD成员国吗现在有多少个成员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年，目前成员国总数34个，总部设在巴黎。
目前经合组织共有34个成员国，它们是：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亚、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其中，智利是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南美洲地区国家，以色列则是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中东地区国家。
中国作为观察员参与了经合组织 的两个委员会：科技政策委员会和财政事务委员会。中国也积极地参与了正在进行的、由经合组织发起的、有关造船和钢铁领域的多边磋商。2005年4月，中国正式签署了经合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ADB）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计划。中国和经合组织将进一步加强联系，中国已经宣布将寻求参与更多的经合组织委员会。

D. 公司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和家族模式。 英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公司内部的权力分配是通过公司的基本章程来限定公司不同机构的权利并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各国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虽然都基本遵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框架，但在具体设置和权利分配上却存在着差别。
1．股东大会
从理论上讲，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英美公司的股东非常分散，而且相当一部分股东是只有少量股份的股东，其实施治理权的成本很高，因此，不可能将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常设机构，或经常就公司发展的重大事宜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以便作出有关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大会就将其决策权委托给一部分大股东或有权威的人来行使，这些人组成了董事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股东们将公司日常决策的权利委托给了由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而董事会则向股东承诺使公司健康经营并获得满意的利润。
2．董事会
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董事会的职权是由股东大会授予的。关于董事会人数、职权和作用，各国公司法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英美也不例外。除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外，各个公司也都在公司章程中对有关董事会的事宜进行说明。公司性质的不同，董事会的构成也不同。在谈到公司治理问题时，常常要根据不同性质的公司进行分析。 为了更好地完成其职权，董事会除了注意人员构成之外还要注意董事会的内部管理。英美公司的董事会在内部管理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在董事会内部设立不同的委员会，以便协助董事会更好地进行决策。一般而言，英美公司的董事会大都附设执行委员会、任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一些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一般都是由董事长直接领导，有的实际上行使了董事会的大部分决策职能，因为有的公司董事太多，如果按正常程序进行决策，则很难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也有可能因为决策者既是董事长同时也是最大股东，对公司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愿让太多的人分享他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而执行委员会又成为董事会的常设机构。除这样一些具有明显管理决策职能的委员会外，有的公司还设有一些辅助性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主要是帮助董事会加强其对有关法律和公司内部审计的了解，使董事会中的非执行董事把注意力转向财务控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使财务管理真正起到一种机制的作用，增进董事会对财务报告和选择性会计原则的了解；报酬委员会，主要是决定公司高级人才的报酬问题；董事长的直属委员会，由董事长随时召集讨论特殊问题并向董事会提交会议记录和建议的委员会，尽管它是直属于董事长的，但它始终是对整个董事会负责，而并不只是按董事长的意图行事。美国的有些公司又成立了公司治理委员会，用以解决专门的公司治理问题。
其二，将公司的董事分成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内部董事是指公司现在的职员，以及过去曾经是公司的职员，三种人，一是与本公司有着紧密的业务和私人联系的外部人员；二是本公司聘请的外部人员；三是其他公司的经理人员。外部董事一般在公司董事会中占多数，但一般不在公司中任职；内部董事一般都在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成员，美国大多数公司企业的内部董事人数为三人，很少有超过五人的。外部董事有的是私人投资者，它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购买公司股票而成为公司大股东，但他们往往对于公司的具体业务并不了解，大部分外部董事作为其他公司的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而这些公司又常常是法人持股者。自70年代以来，英美公司中的外部董事比例呈上升趋势。按理讲，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会加强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督与控制，但是，英美大公司中同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董事会主席。这种双重身份实际上使董事会丧失了独立性，其结果是董事会难以发挥监督职能。
3．首席执行官（CEO）
从理论上讲，董事会有权将部分经营管理权力转交给代理人代为执行。这个代理人就是公司政策执行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这个人一般被称为首席执行官，即CEO。在多数情况下，首席执行官是由董事长兼任的。即使不是由董事长兼任，担任此职的人也几乎必然是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且是公司董事长的继承人。但是，由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日益复杂化，经理职能也日益专业化，大多数公司又在首席执行官之下为其设一助手，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这就是首席营业官，即COO（Chief Operation Officer）。在大多数公司，这一职务一般由公司总裁（President）兼任，而总裁是仅次于首席执行官的公司第二号行政负责人。也有的公司，由董事长同时兼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此外常设一名首席营业官协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此外，公司还设有其他一些行政职务，如首席财务官等。在英美公司的行政序列中，以首席执行官的地位最高，其次为公司总裁，再次为首席营业官，接下来是首席财务官。在总裁以下，各公司还常常设有多名负责具体业务的副总裁，包括执行副总裁和资深副总裁。这些副总裁一般都负责公司的一个重要业务分部，或者是作为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代表担任重要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由于首席执行官是作为公司董事会的代理人而产生，授予他何种权利、多大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授予，是由各公司董事会决定的。首席执行官的设立，体现了公司经营权的进一步集中。
4．外部审计制度的导入
需要注意的是，英美公司中没有监事会，而是由公司聘请专门的审计事务所负责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年度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内部虽然也设立审计委员会，但它只是起协助董事会或总公司监督子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状况等的作用。由于英美等国是股票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股票交易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披露，而公司自设的审计机构难免在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方面有所偏差，所以，英美等国很早便出现了由独立会计师承办的审计事务所，由有关企业聘请他们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独立审计并发布审计报告，以示公正。英美等国公司每年的财务报告书都附有审计事务所主管审计师签发的审计报告。政府的审计机构也在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审计并对审计事务所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这种独立审计制度既杜绝了公司的偷税漏税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司财务状况信息的真实披露，有助于公司的守法经营。 德日治理模式被称为是银行控制主导型，其本质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商业银行是公司的主要股东
目前德日两国的银行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深深涉足其关联公司的经营事务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主银行体系。所谓主银行是指某企业接受贷款中具第一位的银行称之为该企业的主银行，而由主银行提供的贷款叫作系列贷款，包括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
日本的主银行制是一个多面体，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层面：一是银企关系层面，即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在融资、持股、信息交流和管理等方面结成的关系；二是银银关系层面即指银行之间基于企业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三是政银关系，即指政府管制当局与银行业之间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相互交错、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或称为以银行为中心的、通过企业的相互持股而结成的网络。 在德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通过银行的作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开始银行仅仅是公司的债权人，只从事向企业提供贷款业务，但当银行所贷款的公司拖欠银行贷款时，银行就变成了该公司的大股东，银行可以自己持有一家公司多少股份，在德国没有法律的限制，但其金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15%。一般情况下，德国银行持有的股份在一家公司股份总额的10%以下。
另外德国银行还进行间接持股，即兼作个人股东所持股票的保管人。德国大部分个人股东平时都把其股票交给自己所信任的银行保管，股东可把他们的投票权转让给银行来行使，这种转让只需在储存协议书上签署授权书就可以了，股东和银行的利益分配一般被事先固定下来。这样银行得到了大量的委托投票权，能够代表储户行使股票投票权。到1988年，在德国银行储存的股票达4115亿马克，约为当时国内股票市场总值的40%，加上银行自有的股票（约为9%），银行直接、间接管理的股票就占德国上市股票的50%左右。
商业银行虽然是德日公司的最大股东，呈现公司股权相对集中的特征，但是二者仍然存在一些区别。在日本的企业集团中，银行作为集团的核心，通常拥有集团内企业较大的股份，并且控制了这些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德国公司则更依赖于大股东的直接控制，由于大公司的股权十分集中，使得大股东有足够的动力去监控经理阶层。另外由于德国公司更多地依赖于内部资金融通，所以德国银行不像日本银行那样能够通过控制外部资金来源对企业施加有效的影响。
2．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
法人持股，特别是法人相互持股是德日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尤其在日本公司中更为突出。二战后，股权所有主体多元化和股东数量迅速增长是日本企业股权结构分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股权并没有向个人集中而是向法人集中，由此形成了日本企业股权法人化现象，构成了法人持股的一大特征。
据统计，日本1949--1984年，个人股东的持股率从69.1%下降为26.3%，而法人股东的持股率则从15.5%上升为67%，到1989年日本个人股东的持股率下降为22.6%，法人股东持股率则进一步上升为72%，正由于日本公司法人持股率占绝对比重，有人甚至将日本这种特征称为“法人资本主义”。
由于德日在法律上对法人相互持股没有限制，因此德日公司法人相互持股非常普遍。法人相互持股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垂直持股，如丰田、住友公司，它们通过建立母子公司的关系，达到密切生产、技术、流通和服务等方面相互协作的目的。另一种是环状持股，如三菱公司、第一劝银集团等，其目的是相互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资产和经营关系。
总之，公司相互持股加强了关联企业之间的联系，使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3．严密的股东监控机制
德日公司的股东监控机制是一种“主动性”或“积极性”的模式，即公司股东主要通过一个能信赖的中介组织或股东当中有行使股东权力的人或组织，通常是一家银行来代替他们控制与监督公司经理的行为，从而达到参与公司控制与监督的目的，如果股东们对公司经理不满意，不像英美两国公司那样只是“用脚投票”，而是直接“用手发言”。但是德日公司的监控机制的特征有所不同。
4．德国公司监控机制的特征
德国公司监控机制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德国公司的业务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相分离，并成立了与之相对应的两种管理机构，即执行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亦称双层董事会。依照法律，在股份公司中必须设立双层董事会。监督董事会是公司股东、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监督机构。德国公司法规定，监督董事会的主要权责，一是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监督执行董事是否按公司章程经营；二是对诸如超量贷款而引起公司资本增减等公司的重要经营事项作出决策；三是审核公司的账簿，核对公司资产，并在必要时召集股东大会。德国公司监事会的成员一般要求有比较突出的专业特长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成员选举，须经2/3以上成员投赞成票而确定，监事会主席在表决时有两票决定权。由此来看，德国公司的监事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股东行使控制与监督权力的机构，因为它拥有对公司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权与解雇权。这样无论从组织机构形式上，还是从授予的权力上，都保证了股东确实能发挥其应有的控制与监督职能。由于银行本身持有大量的投票权和股票代理权，因而在公司监事会的选举中必然占有主动的地位，德国在1976-1977年度的一份报告中表明，在德国最大的85个公司监事会中，银行在75个监督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并在35个公司监事会中担任主席。
如果公司经理和高层管理人员管理不善，银行在监事会的代表就会同其他代表一起要求改组执行董事会，更换主要经理人员。由此可见，德国在监事会成员的选举、监事会职能的确定上都为股东行使控制与监督权提供了可能性，而银行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则使股东有效行使权力成为现实。
二是德国监控机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征是职工参与决定制度。由于德国在历史上曾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极为活跃的国家，早在200年前早期社会主义者就提出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理论。1848年，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事会讨论《营业法》时就提议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作为参与决定的机构。1891年重新修订的《营业法》首次在法律上承认工人委员会。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制定的著名的魏玛宪法也有关于工人和职员要平等与企业家共同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工人和职员在企业应拥有法定代表并通过他们来保护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等规定。尤其在二战以后，随着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德国职工参与意识进一步兴起，德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参与决定的法规。目前，在德国实行职工参与制的企业共有雇员1860万，占雇员总数的85%。在德国的职工参与中，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在拥有职工2000名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参与方式的法律依据是1976年通过的《参与决定法》。它涉及的主要是监事会的人选。监事会的人数视企业规模而定，在2000名以上到1万名职工以上的企业有监事会成员20名。职工进入监事会的代表中，职工和高级职员是按比例选举的，但每一群体至少有一名代表。其二是拥有1000名以上职工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参与决定涉及到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中要求有一名劳工经理参加。监事会的人数定为11人，席位分配的过程是，劳资双方分别提出4名代表和1名“其他成员”，再加1名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的”第三方。其中的“其他人员”规定为不允许与劳资双方有任何依赖关系，也不能来自那些与本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企业。其三是雇工500名以上的股份公司、合资合作公司等。规定雇员代表在监事会中占1/3，在监事会席位总数多于1个席位时，至少要有1名工人代表和1名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由工人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单，再由职工直接选举。
这样职工通过选派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即所谓“监事会参与决定”，使得企业决策比较公开，这有利于对公司经营的监督，同时还有利于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因为职工在监事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被兼并接管的可能性。这也是德国公司很少受到外国投资者接管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保护了经理人员做出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5．日本公司监控机制的特征
日本银行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必然在固定行使监控权力中，发挥领导的作用。日本银行及其法人股东通过积极获取经营信息对公司主管实行严密的监督。一方面，银行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在盈利情况良好的条件下，银行只是作为“平静的商业伙伴”而存在。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盈利开始下降，主银行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能够很早就通过营业往来帐户、短期信贷、与公司最高管理层商业伙伴的长期个人交往等途径获取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主银行就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来更换公司的最高领导层。 日本的董事会与美国很相似，基本上是实行业务执行机构与决策机构合二为一。但是日本董事会的股东代表特别少，从总体上看具有股东身份的仅占9.4%（主要股东为5.7%，股东代表为3.7%），而在上市公司特别是大公司中，具有股东身份的仅占3.9%，其余大部分都是内部高、中层的经理管理人员等，从董事会成员构成可以看出，董事会不是股东真正行使监控权力的机构。另外从表面上看，日本公司董事会也没有银行的代表，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日本公司董事会中，有一名以上的董事常常是公司主银行的前任主管，这是日本商业银行的通行做法。这位前任主管实际上就是为主银行收集信息，并对公司主管实行严密监控，当对公司主管经理的经营业绩不满意时，就可以利用股东大会罢免这些经理人员。 日本公司还通过定期举行的“经理俱乐部”会议对公司主管施加影响。尽管“经理俱乐部”会议是非正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它实际上是银行和其他主要法人股东真正行使权力的场所。在“经理俱乐部”会议上，包括银行和法人股东在内的负责人与公司经理一道讨论公司的投资项目、经理的人选以及重大的公司政策等。 由于国情和企业所处的成长与发展环境的差异，使得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治理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的特征中，有些特征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相同的，但也有些特征只是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不相同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把形式上相同的特征都归诸于韩国与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的共性，至于内容上的不同则在阐述相关特征时加以区别说明。同时，有些特征只存在于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中，也有一些特征只存在于韩国的家族治理模式中，本文把这样的特征归诸于韩国和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在特征上的差别。下面从共性和差别两个方面分别阐述韩国和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的特征。
1．企业所有权或股权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表现为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单一创业者拥有，当创业者退休后，企业的所有权传递给子女，由其子女共同拥有。第二种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参与创业的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共同拥有，待企业由创业者的第二代经营时，企业的所有权则由创业者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或堂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拥有。第三种情况是，企业的所有权由合资创业的具有血缘、姻缘和亲缘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然后顺延传递给创业者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家族成员，并由他们共同控制。第四种情况是，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与家族外其他创业者或企业共同合资创办企业时，由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控股，待企业股权传递给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形成由家族成员联合共同控股的局面。第五种情况是，一些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家族企业，迫于企业公开化或社会化的压力，把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家族外的其他人或企业，或把企业进行改造公开上市，从而形成家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但这些股权已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仍然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着。上述五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都大量存在着，而且上述五种情况包括了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所有权或股权由家族成员控制的基本概况。
2．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由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控制，另一种情况是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由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和有亲缘、姻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
3．企业决策家长化
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准则的影响，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中，企业的决策被纳入了家族内部序列，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办新企业、开拓新业务、人事任免、决定企业的接班人等都由家族中的同时是企业创办人的家长一人做出，家族中其他成员做出的决策也须得到家长的首肯，即使这些家长已经退出企业经营的第一线，但由家族第二代成员做出的重大决策，也必须征询家长的意见或征得家长的同意。当家族企业的领导权传递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前一代家长的决策权威也同时赋予第二代或第三代接班人，由他们做出的决策，前一辈的同一辈的其他家族成员一般也必须服从或遵从。但与前一辈的家族家长相比，第二代或第三代家族家长的绝对决策权威已有所降低，这也是家族企业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出现矛盾或冲突的根源所在。
4．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经营者受到了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对于家族第一代创业者而言，他们的经营行为往往是为了光宗耀祖或使自己的家庭更好地生活，以及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产业。对于家族企业第二代经营者来说，发扬光大父辈留下的事业、保值增值作为企业股东的家族成员资产的责任、维持家族成员亲情的需要，是对他们的经营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主要机制。因此，与非家族企业经营者相比，家族企业的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利己的个人主义倾向发生的可能性较低，用规范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约束已经成为不必要。但这种建立在家族利益和亲情基础上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家族企业经营者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并为家族企业的解体留下了隐患。
5．企业员工管理家庭化
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不仅把儒家关于“和谐”和“泛爱众”的思想用于家族成员的团结上，而且还推广应用于对员工的管理上，在企业中创造和培育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例如，马来西亚的金狮集团，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辞退员工，如果员工表现不佳，公司不会马上开除，而是采取与员工谈心等形式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家庭式的管理氛围在公司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印度尼西亚林绍良主持的中亚财团，对工龄在25年以上的超龄员工实行全薪退休制，使员工增加了对公司的忠诚感。再如，韩国的家族企业都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设施如宿舍、食堂、通勤班车、职工医院、浴池、托儿所、员工进修条件等。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对员工的家庭式管理，不仅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而且还减少和削弱了员工和企业间的摩擦和矛盾，保证了企业的顺利发展。
6．来自银行的外部监督弱
在东南亚，许多家族企业都涉足银行业。其中，一些家族企业的最初创业就始于银行经营，然后把企业的事业领域再拓展到其他产业；也有一些家族企业虽然初始创业起步于非银行领域的其他产业，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把企业的事业领域拓展到银行业。作为家族系列企业之一的银行与家族其他系列企业一样，都是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因此，银行必须服从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为家族的其他系列企业服务。所以，属于家族的银行对同属于家族的系列企业基本上是软约束。许多没有涉足银行业的家族企业一般都采取由下属的系列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的形式向银行融资，这种情况也使银行对家族企业的监督力度受到了削弱。 在韩国，银行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由政府控制的。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有符合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才会获得银行的大量优惠贷款，否则就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所以，韩国的家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都纷纷围绕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从事创办企业和从事经营活动。这种情况使得韩国的家族企业得到了没有来自银行约束的源源不断的贷款。除筹资功能外，银行在韩国只是一个发放贷款的工具，而对贷款流向哪些企业，获得贷款企业的金融体质是否健康则很少关心，使得韩国家族企业受到来自银行的监督和约束力度较小。
7．政府对企业的发展有较大的制约
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政府的制约。在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一般存在于华人中间，而华人又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且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华人经济与当地土著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华人家族企业经常受到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的限制。为了企业的发展，华人家族企业被迫采取与政府及政府的公营企业合作，与政府公营企业合资以及在企业中安置政府退休官员和政府官员亲属任职等形式，来搞好与政府的关系。而在韩国，政府对家族企业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引导和支持上。凡家族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的，政府会在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进行引导和扶持，反之，政府会在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限制。因此，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的发展都受到了政府的制约，但在东南亚，政府对家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限制，在韩国，政府对家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则是引导和扶持。

E. 什么是OECD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经合组织的宗旨是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帮助成员国政府制定和协调有关政策，以提高各成员国的生活水准，保持财政的相对稳定。

鼓励和协调成员国为援助发展中国家作出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状况，促进非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5)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扩展阅读：

2010年1月11日，智利正式签署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协定，使其成为该组织第31个成员国；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5月10日宣布，同意吸收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三国为新成员，使其成员数量增至34个。

智利是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南美洲国家，以色列是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加入经合组织的中东国家，爱沙尼亚是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前苏联国家，斯洛文尼亚是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前南斯拉夫国家。2016年7月1日，拉脱维亚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为其第35个成员国。

2018年7月5日，立陶宛正式加入经合组织，成为其第36个成员国。2020年4月28日，哥伦比亚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为其第37个成员。2020年5月15日，经合组织宣布正式接受哥斯达黎加为该组织第38位成员国。

F.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研究

摘要:会计信息质量是会计信息的根本要求,但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却屡屡发生会计造假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分析,文章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的规范和界定功能、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建立企业内部会计信息质量责任保证体系、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公司治理激励机制股权结构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投资者(股东及债权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利害关系,并从中实现经济利益,有效配置资源。它包括:(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2)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3)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本质上就是利益相关者就企业所有权安排达成的一项契约。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社会中介机构不能有效制约公司管理层,从而导致公司治理问题异常复杂并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根据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定义,公司治理是指“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制度体系”,既包括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同时又包括外部治理机制,如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外部审计等监控机制。按照我国《公司法》,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组织结构,使之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加强公司治理,既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也可以增加投资者信心。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产生了不同的会计信息披露导向,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公司得以有效运作。然而只有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才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维护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盈余管理现象十分严重,这极大地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大量的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如琼民源、PT红光、大庆联谊、郑百文的欺诈,ST猴王、蓝田股份以及银广夏的虚幻的财务神话,都让人触目惊心。虚假的会计信息数字,严重扭曲了合理的股票估值,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最终挫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
一、当前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复杂,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国有股股东,非流通股在公司总股本中的比重相当大。尽管上市公司都根据《公司法》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所组成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同时还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国有股的控股地位使得国有股股东轻而易举地控制着董事会并成为董事长甚至常常兼任总经理,从而形成内部人控制问题。而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般并不拥有企业的股份,无法从提高企业价值的过程中得到利益,管理层就有动机追求控制权收益最大化而非企业价值最大化。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无疑会有损于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避免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问责,管理人员便有动机去虚增利润或财务造假。理论上而言,预期到自身的所有者权益会遭受严重损害的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将会联合起来,相机取得公司治理的控制权,解雇不称职的经理人员,提高公司的价值。然而,张维迎(1998)证明,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存在不可转让性,经理人受到解雇的可能性下降,从而使得相机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利益博弈中的失衡也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由于无法对内部人实施有效约束,管理层通过操纵会计信息达到自身目的的例子也就屡见不鲜。
2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导致外部治理效率低下,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是通过公司并构,争夺公司控制权,进而减少低效率企业,提高社会财富。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在于,当投资者发现或预见到公司出现经营问题时,他们会通过“用脚投票”方式影响股价,从而增加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然而,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作用。首先,我国的股票市场定位存在问题,存在着试图通过国有企业上市达到“圈钱”而脱困的思路,而不是把它当作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的一种资源配置渠道。表现为企业往往采取虚构利润的办法来“包装上市”,欺骗社会公众和投资者,会计信息质量由此受到严重影响。其次,在现阶段转轨经济过程中,我国的经理市场和收购兼并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市场声誉效应在约束管理层的行为上成效不大,有效的、提高公司价值的兼并重组难以发生,从而进一步弱化了外部产权主体的利益,使管理层经常能够采取会计舞弊等手段在获取自身巨大收益的同时又不至于承担太多的成本,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现象。
3社会中介机构不能有效制约公司管理层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利益相关者在信息不对称及个人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出于降低交易费用考虑,通过利益谈判并外化成固定的制度安排,是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然而。近几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连续发生的一系列财务欺诈案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审计失败事件,使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由于存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注册会计师难以避免参与会计舞弊,或对舞弊视而不见。在我国执业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社会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常常受到干扰,从而严重危害了执业质量。社会中介机构不能有效制约公司管理层,致使会计信息质量保证机制失灵。
由上述论述可见,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低下。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因此,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应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人手,在公司治理框架下探讨的会计监管的完善。
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若干对策
2001年以来,美国先后爆发了“安然”、“世通”、“太科”等会计丑闻。2002年7月,实施《索克斯法案》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越来越被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人看作是改善经营业绩、提高投资回报、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点。世界着名的麦肯锡公司2001年在亚洲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财务状况类似的情况下,投资人愿意为“治理良好”的亚洲企业多付20%~27%的溢价。会计作为“当今公司治理结构的语言”,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有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会计行业本身的特性等。但这些都是企业外在的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企业会计行为和盈余管理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公司治理。因为会计信息系统是企业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共同知识的一种机制,会计信息能够影响企业中各契约参与者的利益;反过来,企业中各契约的参与主体就会试图通过影响会计信息来增进自身的财富。企业内部的 利益关系会通过公司治理的各个机制来平衡,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公司不同利益主体的差异。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会计行为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不同主体的利益,所以,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的不同权力安排必将影响公司会计行为,从而影响会计信息。

G. OECD 具体是什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回共同应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年，目前成员国总数34个，总部设在巴黎。

H. 什么是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涉及决策、激励、监督三大机制建立和运行等。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配,有三种不同的治理理论:一是资本雇用劳动,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二是劳动雇用资本,人力资本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三是利益相关者分享理论,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由所有利益相关者掌握。形成了股东利益至上的治理结构、经营者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效率在于能否有效化解分歧、凝聚力量,降低各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成本并在公司价值增值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实现科学决策。

I. 公司治理理论的各国模式

比较及全球公司治理的演化 1、 分类
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学术界将世界上各国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类。Berglof(1997)的总结性评述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内部型—外部型 ”、“距离型—控制型”、“基于市场型—关系导向型”、“基于市场型—基于银行型”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分类结果是区分出世界范围内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为，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即“英美模式”和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即“德日模式”。前者又被称为股东治理模式。由于这种制度对于公司信息的披露有着严格要求，也常被称为“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制度”（Nestor and Thompson,1999）。后者突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法律法规经常是禁止“投机性”活动而不是坚持严格的信息披露，主要借助主银行或全能银行的外部化相机治理机制与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内部治理机构，被认为更接近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LLSV(1998)使用4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区分出四种传统法律体系来解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因而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及前英殖民地）、法国模式（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影响范围）、德国模式（包括中欧和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要包括北欧国家）四种类型。
Claessens等人 (1999,2000)考察了9个东亚经济实体中的近3000家公司样本，发现东亚模式出现了新的代理问题，即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犯，并且总结了东亚企业的共同特征，。Khan（2001）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多数东亚企业被家族所控制；二是家族控制常常通过股权金字塔、横向持股以及一股一票规则的偏离等方式而得以加强。他将东亚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视为与市场导向型和银行导向型平行的一种新的制度类型。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转轨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俄罗斯和中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存在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需要进行重组，同时又继承了原有较为混乱的法律体系。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公司治理最突出的问题是内部人控制，而内部人控制最典型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由于企业内部人持有多数股份，所以，企业内部人的利益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经理层事实上依法掌握了企业的控股权（青木昌彦，1995b）。内部人员(一般为经理层，波兰则为工人) 把持或控制科公司的多数股份后，成为了新的“所有者”。他所代表的就是他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普通股东的利益。（Cull,Robret,2002）、(Schutte,Clemens,2000)对捷克的研究表明，捷克私有化企业中，经理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所有者实际缺位的条件下，大量侵吞企业资产，形成所谓的严重“掏空”（tunneling）问题。这是制约捷克私有化企业迅速得到重建的重要因素。
2．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
典型的理论观点有两种：一种是政治起源论；认为各国公司治理合约的形式与该国的文化传统、法律规定、政治利益集团的寻租有关。Roe(2000)认为美国区别于欧洲各国的主要政治因素是否有深厚的社会民主。英美是个体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想较重的国家，人们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这种权力的集中是在政府内还是在政府外。并且，全民参与式的竞争性选举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强化了经济权力分散化，最终导致企业股权结构分散。相对而言，德日市场体系不十分完善，集体主义深厚，社会追求对公民的长期承诺，所以企业股权结构集中。USV则从法律资源的角度，各国公司治理的差异在于股东保护不同，对作出解释，普遍法系国家给予外部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最强的保护，法国民法系国家对外部投资者保护最弱，而德国法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与投资者保护强的国家相比，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中公司控制权更为集中，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强的国家中，伯利与米恩斯式的公司即股东分散及职业经理控制公司的现象更为普遍。二是路径依赖论。认为各国公司所有权结构和治理规则是由该国初始条件决定的，其中效率和政治集团的寻祖是关键因素，Gordon(1983) 施莱佛和维什尼（1997）认为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和所有权集中是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所以他们认为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治理制度。《OECD公司治理准则》则认为，好的或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具有国家特性的，它必须与本国的市场特征、制度环境以及社会传统相协调 (OECD,1999)。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没有出错时，以银行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显现出具稳定性的优势。人们认为，目光长远的银行能使公司主要关心长期投资决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崩溃，人们改变了看法。康和斯图尔兹（Kang and Stulz,1998）认为，日本银行远不是理性投资的推动者，它们错误地实行了软预算约束，向效益下降且需重组的公司过渡贷款。爱德华兹和费雪（Edwards and Fisher ,1994）、黑尔维希（Hellwig,1999）认为，德国银行同样在走下坡路，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司治理。英美模式既有辉煌，也有危机的年代，特别是 2001年以来接连不断涌现出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施乐公司的假账丑闻也使人们对其公司治理效率产生怀疑；东南亚家族控制模式曾经造就了“东南亚奇迹”，但199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却使其暴露出诸多严重的缺陷。 1、趋同论
（1）趋同于股东中心型模式的观点。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早期学者们认为股东中心型的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更为有效，也必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模式。特别是二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公司主导了世界，人们更加相信英美模式为全世界最佳。Foster(2001).Easterbrook and daniel(1991)认为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会驱使各国公司治理向统一的效率模式演化，即以股东为导向、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和分散的所有权的股东中心型模式。Ja(2001)的研究表明欧盟和日本大量制定法的变化，已使关系型治理体系有向美国的市场治理模式趋同的演变。
（2）趋同于利益相关者模式的观点。
20 世纪70年代以后，弗里曼（Freeman）、多纳德逊(Donaldson)、布莱尔(Blair)、米切尔(Mitchell)等认为，利益相关者模式比股东至上模式更有生命力，也是各种公司治理模式趋同的方向。从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和实际运作方式来看，日本和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接近于利益相关者模式。由于日本和德国经济在“二战”结束后崛起，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相当长时期保持强大的竞争优势，为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3）法律趋同与功能趋同
2．反对趋同论 ①法律观点
哥伦比业大学法律学教授Roe
②政治文化观点
③路径依赖观点
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