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西方治理

『壹』 G20是什么意思

20国集团的首脑会会议，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为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应对经济危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带来了新动力和新契机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贰』 结合时政,说明如何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内五分容之一的泱泱大国能否踏上现代化强国之路。

2、关系到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关系到揭示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2)全球治理西方治理扩展阅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即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快“自西向东”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

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文明多样性更加彰显，世界各国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主基调。

『叁』 :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的转变，梳理总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对于更好地认识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中国应以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理念赋予新的内涵，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有效落实：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机制创新，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机制、新平台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提升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能力，将全球治理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转化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全球治理议题；强化全球治理的资源整合能力。

(3)全球治理西方治理扩展阅读

中国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这次调查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凯度集团合作开展的第六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调查在全球22个国家同步展开，受访者达1.1万人。

与以往相比，本次调查新增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40周年等热点话题，涵盖了中国整体形象与影响力、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国际形象与传播。

调查显示，中国整体形象保持稳定，内政外交受好评。2018年，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6.2分（10分制），延续了近年来小幅稳定上升的趋势。海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好于发达国家，且今年提升0.2分，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国内治理的表现得分分别为6.4分和6.3分。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贡献度、国内治理表现的评价高于总体水平。

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且对全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了解改革开放的海外受访者中，62%的受访者认可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74%的发展中国家受访者认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意义。很多受访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具有积极影响，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中，科技（63%）、经济（60%）、文化（53%）是海外受访者最为认可的3个领域，认可度均超过五成。在中国科技成就的认知度中，高铁技术在海外的认知度最高，其次是超级计算机和载人航天技术。

与2017年调查相比，海外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各领域的期待均有所提升。海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最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是经济（61%）和科技（59%），发达国家受访者最为期待的领域是科技（42%）和文化（39%）。

65%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持续增强。

调查显示，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仍是海外民众对中国的突出印象。海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选择此选项的比例超过发达国家，达到62%。海外受访者认为，中餐（55%）、中医药（50%）、武术（46%）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3个方面。

普遍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接近半数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65%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会持续增强。

六成左右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其中，海外受访者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的比例最高，达62%。比较而言，海外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认同该理念具有积极意义的比例更高。

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调查显示，海外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个人、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更认可。海外受访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认知度达到20%，在印度、日本、意大利等国家达到40%及以上。

『肆』 关于大学生如何深刻认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

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

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几百年里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超过过去几千年科技创新成果的总和。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

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

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2、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升全球治理加快变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产业、信息等开始在世界某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自由布局，区域内的联合和一体化程度以及世界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都逐步提升。

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形成了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在这个历史性进程的长期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和释放，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3、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

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集团对峙较量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多极化趋势逐步发展。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使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

4、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

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其中，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尤为显著。

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越发平衡的重要因素。

(4)全球治理西方治理扩展阅读：

总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大国在因应这些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顺势而进者走强、逆势而动者走弱，并依据实力地位消长和驾驭国际规制的水平而重新排列组合。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貌如此。

『伍』 如何理解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的深刻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阐述中国新安全观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1995年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的，在后来的实践中经过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对于当今世界各国所面对的威胁和如何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进行过阐述，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也有正式的解释。

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中国在新形势下的新安全观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根据该文件，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中国新安全观之“新”，首先在于超越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中国主张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这种新观念的提出，是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产物。

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所面对的主要威胁一直是大国之间的对抗，是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颠覆的威胁。伴随着东西方对抗关系的结束和大国之间以合作为基调的新关系的确立，中国所面对的安全问题也发生了改变。

中国强调的新安全观，所针对的威胁包括传统的威胁，也包括非传统的威胁；包括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非军事安全问题。这种对安全的新关注，实际上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把中国面对的威胁与人类面临的全球共同威胁联系在了一起。

以新的视角观察当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到，世界和平所面临的威胁包括局部战争和冲突、地区热点、南北差距，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面对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有新的思路与战略。

中国新安全观强调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实力对抗解决问题。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协作”，说得确切些，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对话、双边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对话等。

新安全观所提出的“合作安全”模式，与“和平共处”相比，不但在观念上有更明确的阐述，而且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与结盟相比，它不针对某个具体敌人，也没有严格的盟约限制。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为中国新安全观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与此同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使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单纯的国与国安全关系，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涵盖国家与人民综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在讨论中国新安全观时，我们不应该将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国际上兴起的新安全观截然分开。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陆续阐述了他们的“新安全概念”。

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争取世界的生存》的报告，对“安全新概念”进行了定义，认为“一定要对安全提出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解”，使其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也要解决威胁人们的非军事问题。

同一时期，来自帕尔梅安全与裁军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呼吁将“以军事为基础的安全观”转化为更广泛的，通过国际合作、非军事化、裁军等途径实现的“共同安全”。

1991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天涯成邻》的报告中提出了“人民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概念，该报告对“安全的新概念”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来自欧洲的新安全观很快被联合国接受，对后来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积极倡导从狭义的国际安全概念转向“全包容型安全概念”。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从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七大领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安全”的概念。

千年首脑会议以来，联合国的安全概念与发展和人权联系在一起，被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安全”，强调不仅是国土的安全，而且是人民的安全；不仅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安全，而且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安全。

从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出，中国的新安全观与联合国倡导的安全观的一致之处，二者同样强调以非军事手段应对全球威胁，应对包括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问题。“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矫正了中国以往安全概念中过于强调军事安全、经济发展的倾向，提升了对社会安全、个人安全及其他非军事领域安全问题的关注。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将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尊重自然等理念带入中国的新安全观。可见，中国的新安全观与联合国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安全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观，它与基于西方政治、文化及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安全观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提倡的新安全观更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安全，强调超越主权的国际干预和基于统一价值观下的全球治理。

中国的新安全观则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一原则仍然是中国应对全球威胁和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活动的指导原则。例如，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但主张维和行动应该谨慎从事，尊重主权原则。

中国曾表明参与维和行动的三项原则：

一要取得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

二要保持中立；

三是在自卫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在人权问题上，中国也表示，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内的内政。

在实现安全的途径上，中国强调国家平等原则，强调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多样化和民主化。中国的新安全观倡导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一点显示了中国“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中国现阶段的产物，因此，也反映出对国家特殊安全利益的考虑，如边界问题、台湾问题、反分裂主义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发达国家在优先考虑上有所不同。如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发展仍然是中国的首要问题。

“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说明中国的新安全观已经转向更多关注社会安全问题，关注那些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到的环境安全、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等等。

近10多年来，中国的新安全观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的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对寻找适合新时期人类安全概念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努力的贡献。

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新安全观之“新”，首先在于超越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中国主张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这种新观念的提出，是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产物。

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所面对的主要威胁一直是大国之间的对抗，是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颠覆的威胁。伴随着东西方对抗关系的结束和大国之间以合作为基调的新关系的确立，中国所面对的安全问题也发生了改变。

中国强调的新安全观，所针对的威胁包括传统的威胁，也包括非传统的威胁；包括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非军事安全问题。这种对安全的新关注，实际上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把中国面对的威胁与人类面临的全球共同威胁联系在了一起。

以新的视角观察当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到，世界和平所面临的威胁包括局部战争和冲突、地区热点、南北差距，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面对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有新的思路与战略。

中国新安全观强调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实力对抗解决问题。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协作”，说得确切些，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对话、双边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对话等。

新安全观所提出的“合作安全”模式，与“和平共处”相比，不但在观念上有更明确的阐述，而且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与结盟相比，它不针对某个具体敌人，也没有严格的盟约限制。 中国新安全观之“新”，首先在于超越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

中国主张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这种新观念的提出，是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产物。

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所面对的主要威胁一直是大国之间的对抗，是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颠覆的威胁。伴随着东西方对抗关系的结束和大国之间以合作为基调的新关系的确立，中国所面对的安全问题也发生了改变。

中国强调的新安全观，所针对的威胁包括传统的威胁，也包括非传统的威胁；包括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非军事安全问题。这种对安全的新关注，实际上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把中国面对的威胁与人类面临的全球共同威胁联系在了一起。

以新的视角观察当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到，世界和平所面临的威胁包括局部战争和冲突、地区热点、南北差距，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面对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有新的思路与战略。

中国新安全观强调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实力对抗解决问题。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协作”，说得确切些，就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对话、双边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对话等。

新安全观所提出的“合作安全”模式，与“和平共处”相比，不但在观念上有更明确的阐述，而且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与结盟相比，它不针对某个具体敌人，也没有严格的盟约限制。

(5)全球治理西方治理扩展阅读

中国面临的不安全因素是综合性的

影响中国总体安全的国内外因素很多，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国内方面来说，第一，腐败、法制执法不严等，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不安全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和矛盾，开始进入敏感期、突发期、多发期、易发期、并发期。

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腐败、法治欠彰、以权代法、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不少地方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再加上国内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以及邪教势力乘机煽动闹事，维护政治安全的压力相当大。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安全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有六个方面，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向国内消费为主；从高能耗高污染向绿色环保转变；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以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为主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人力资本为主。

从高速变为中高速，从以数量总量为主向数量质量平衡并以质量为主；从利益分配不平衡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转变。经济转型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第三，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近年来经济发展对环境破坏很大，尤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同时水资源污染、地表的污染也很严重。

这不仅大大加大了资源环境保护的成本，更对国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也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也成为中国与邻国的外交交涉的内容。

从国外因素来看：

第一，是美国因素。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有能力有意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大国。美国官方虽然表示欢迎中国的强大，但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美国一直通过对台军售牵制中国，以所谓重返亚太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军事联盟。

第二，主权安全及南海争端等。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陆上疆界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海上疆界的划定成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很严峻。中国在钓鱼岛受到日本的挑衅；在南海的众多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中国的海上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第三，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经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权，主要市场的控制权，主要货币的发行权，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权等。

其二，中国对外依存度高居不下，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波动大。如铁矿石2009年进口为6.3亿吨，对外依赖度为69%；石油2011年进口为2.56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6%。其三，外资在中国已经开放行业中有过大的影响，中国国内民族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在中国已开放的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四，金融安全困局。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金融要素在世界各地流动，他国的金融危机会很快到本国，给本国经济和金融带来冲击。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紧缩，其消极影响到今天仍然存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新安全观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军网-习近平新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

『陆』 全球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西方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条件是其能否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西方国家依靠规则等手段治理世界，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意志和能力不足，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则制定者。 制定规则的意志取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而制定规则的能力则是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若只是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必然无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并通过更加合理的规则去约束他国。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一些人更是乐此不疲地谈论让中国加入更多的国际规则，以便对中国进行约束。

(6)全球治理西方治理扩展阅读：

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应注重理论战略优先。目前，关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中国不是现存全球治理理论或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来源国和生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首先需要加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对现有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提出质疑，并贡献一些能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站得住脚的权威命题、概念和原理。

形成中国等“非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西方的“权力决定地位”规则未必对我们不利：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地位迟早会在国际金融机构（IFIs）中有所体现。

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能与其他非西方大国一道，争取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民主化”。国际制度改革不能仅仅考虑“权力”和“争权”，而必须考虑人口等其他因素，以使国际机构更加符合民主的本意，更具全球包容性和代表性。

中国曾经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当前的“全球治理民主化”意义相近，但将“国际关系民主化”仅仅理解为落实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是不够的，须按照全球治理的原则重新定义“国际关系民主化”。

根据民主的本意，“国际关系民主化”应指人口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更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