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主权治理

❶ 辛丑条约怎样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

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
1、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专9.8亿两。
2、拆毁北京属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3、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
4、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反帝性质的组织，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记不叙用”。
5、总理衙门必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辛丑条约》的影响:
《辛丑条约》是列强加给中国的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勒索了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开始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更加强了列强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权利；严厉“惩凶”以及为德公使建立牌坊等，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企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这个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1 驻军 国家尊严及安全 2 清政府变成傀儡 完全听命于列强

❷ 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各国各地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

❸ 钓鱼岛主权是我国，为何治理权管辖权居然是美国人说的算，它想给谁就给谁

治理权管辖权当然是中国所有的啊，至于美国的因素，那还是历史原因造专成的，日本在二战期间占领属了钓鱼岛，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将钓鱼岛主权交由联合国管理，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而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有权要求拿归主权，但当时中国还未回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不是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不高，联合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掌控之下，美国为了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❹ 什么是网络主权你是如何理解网络主权的

网络主权不是绝对主权，而是弹性主权，作为古代主权概念的当代发展，网络主权不仅坚持传统主权的独立性，平等性和公正性，而且消除了过时的僵化教条，绝对和排他主权的旧原则现在站不住脚了，网络空间的技术，虚拟和跨界性质使各国发现，面对无休止的全球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超然自若。

在网络空间中，各国行使主权必将存在多样性。如何在相互尊重，平等和相互容忍的基础上通过多边参与和多党参与机制促进网络空间的“共建，共享和共同治理”，是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开放的主权概念将网络主权视为与时俱进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认知的加深和世界数字化的转变，网络空间的内涵和外延正在迅速扩大，主权原则在网络，信息社会和人民领域的应用仍然面临着争端，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实体之间的权力调整远未完成，对这些新主张和新主张的探索规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网络主权必须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应对挑战并永远持续下去。

❺ 世界互联网治理为什么要尊重各国网络主权

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内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容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信息主权是互联网时代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对国家主权思想的思想发展，也是对世界各国的提醒，无论你的技术如何先进、领先都不能肆意侵扰他国，信息主权不容侵犯，网络时代必须尊重信息主权。

❻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

1、政治方面的成就：

港澳回归，一雪百年耻辱；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亚洲投行，由中国主导，打破日本美国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基建方面的垄断；杭州G20峰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

2、经济方面的成就

中国GDP超10万亿美元，是世界上10万亿俱乐部成员，是日本GDP的2倍。高铁2万公里，占世界6成。钢铁产量，世界16亿吨，中国占8亿吨；中国高速公路12万公里，占世界的52%，力压美国占世界第一；有六个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桥。

3、科技方面的成就

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北斗卫星，世界排名第二位；神舟飞船，载人航天；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把飞行员送入太空的国家；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进行试验；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

4、体育方面的成就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男足曾实现历史性突破，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跳水从梦之队时代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第一的超级梦之队；中国横扫世界乒坛；中国女排东山再起，两夺世界冠军，更夺得了里约奥运会金牌。

5、军事方面的成就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航母服役；四代重歼，世界第二个能造四代重型歼击机的国家；双体穿浪导弹艇，世界上第一种双体穿浪军用船只；机动登陆平台舰，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有的半潜式运输舰；蛟龙600，世界最大的水陆两用飞机。

(6)后主权治理扩展阅读：

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1、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

2、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3、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❼ 主权债务危机的防范措施与治理对策 英文怎么说

Sovereign debt crisis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❽ 鸦片战争的意义

1、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 中国 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 发展 ,特别是欧洲 经济 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 现代 文明。

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2、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3、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

(8)后主权治理扩展阅读：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

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❾ 互联网以后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一是提网速，广连接。骨干网络优化提速明显，固定宽带普及目标提前完成；网络提速降费成效显著，移动网络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物联网络部署大幕拉开，专有网络连接更加广泛；智能硬件丰富信息交互，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资源连接范围持续扩大，产业互联互通步伐加快。
二是深融合，强制造。产业互联网全面深度融合，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中国制造2025”全面实施，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工业互联网全力纵深推进，产业生态体系显现雏形；“互联网+农业”迸发巨大能量，技术助推产业链升级；“双创”平台持续普及推广，成为融合发展新动能。
三是兴业态，惠民生。智能技术助力业态焕新，打造科技时尚新生活；新型消费优化产业布局，构筑个性化、智能化应用场景；无人零售领域百花竞放，服务布局向线下聚拢；分享经济加速优胜劣汰，强势企业瞄准AI领域；在线娱乐行业加速升温，产品丰富但问题不容小觑；创新领域覆盖更广更深，网络惠民触手可及。
四是谋创新，拓市场。应用创新向技术创新挺进，商业化应用竞争加剧；多级平台同步孵化产品，“内容为王、创意为先”优势凸显；互联网平台走向生态化，产业链依存关系持续增强；企业“进军”农村市场，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推广中国本土优势经验，“出海”足迹延伸更广。
五是重安全，共治理。系列法律法规加速实施落地，为网络安全保驾护航；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安全产业向服务主导转型；有效防范打击通讯信息诈骗，全力保障社会民生；不良信息治理力度持续加大，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
报告指出，2018年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六个方面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新技术，下一代网络建设带动5G产业崛起，工业互联网促进制造业集成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将加速推进产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推动金融信用体系趋于完善。
二是新动能，产业互联网推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成为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行业解决方案将继续突破，智能制造的网络安全保障将成为关键一环，农业全产业链信息化升级将加速。
三是新场景，数据与服务开辟未来消费新场景，共享服务更加智能化和全球化，智能化赋能更多平台场景。
四是新体验，智能交互催生消费新体验，车联网、智能家电促进“住行”新体验升级，AR有望重新定义移动交互体验。
五是新挑战，勒索病毒攻击类或将成为常态，个人信息保护将面临严峻挑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将不断攀升，网络空间安全防护能力将大幅加强，企业拓展国际化市场将面临激烈竞争。
六是新生态，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安全生态建设将日益完善，平台经济创新与协同治理的需求将更加迫切，数据权属关系受到广泛关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将加快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将深度变革。

❿ 如何面对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一、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围的广泛性是独一无二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它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

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如以八国首脑会议行使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以北约取代安理会承担维和职能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心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可见是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他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它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张丽东：《作为国际组织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9月，第46页。〗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贡体系中。〖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列文森：《儒教中国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但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

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余潇枫，贾正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页。〗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性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

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