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司治理结构

1. 国外大公司治理丑闻及其解决方法,

企业丑闻震荡，德国公司陷入治理危机

德国企业一向以形象光明正大而自居，但国内某些跨国公司却丑闻缠身，令这一形象失色不少。这些丑闻据称包括上亿欧元的贿赂，购买色情服务，以及其它违规行为。牵涉其中的不乏一些国内最资深的企业高管。一名已被定罪的企业高管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知己，他曾经和前总理一起大张旗鼓地改革国内呆板的劳动力体制。困扰西门子，大众，德意志银行和其它公司的丑闻情况如此严重，按照沃顿商学院和德国一些企业管理专家的话来说，以至于德国公司高层们决定采取英美方式管理企业。这些办法将增加公司的透明度，让投资者在公司经营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削弱来自银行方面的影响——要知道，在德国公司的经营上，银行一直以来都扮演重要角色，银行高管们一直高高占据着公司监督委员会（相当于美国的董事会）的重要位置。沃顿商学院法律和商业道德研究教授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说，跟几年前困扰美国的企业危机相比，德国公司案例略有不同；不过，它们都以各自方式，损害了企业主管人员在公众中的信心。“我想，德国遇到的企业危机，跟美国遇到的类似安然公司的丑闻相比，在影响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估计，这将促使德国人在企业管理方面，特别是腐败问题上，更深刻地反省自己。”克里斯蒂·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是沃顿人力资源中心跨国研究咨询小组负责人。他认为，众多违规事件的集中爆发，正提醒德国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先前那套倍受赞誉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有人把这套制度描绘成是：在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时，管理层和劳工代表之间体现出来的一种亲密关系。布鲁斯·柯高特（Bruce Kogut）是巴黎附近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战略学教授。他说，这些丑闻突显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公司并没有使自己朝更加开放和更加负责的趋势发展。“德国企业并不理解新的游戏规则，”柯高特说。“他们习惯的是银行和企业、工会与政府间关系密切。 距离那种更盎格鲁-撒克逊的、更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德国仍然相距遥远。”7200万美元的奖金所有这些丑闻令德国企业形象大打折扣。举个例子，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就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在全球设立多个秘密帐户，专门用于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案件展开调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已经承认它在非洲，亚洲和东欧有过“不适当的支出”，并且对涉案员工作了解雇或停职处理。在另一个案件中，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安科曼（Josef Ackermann）曾被指控贿赂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管理人员，这是一家被英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收购的工程公司。2006年11月，他向检查官支付了大约420万美元结案。当安科曼将那笔可能高达7200万美元的奖金支付给曼内斯曼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他本人还是沃达丰公司的监事会成员。曼内斯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克劳斯·艾思（Klaus Esser）在同意接受沃达丰提出的1830亿美元的收购价格后，便将这笔奖金的绝大部分纳入私囊。作为结案的条件，艾思同意支付大约190万美元罚金。经过长时间的庭审后，杜塞尔多夫市的一家法院于2004年宣告安科曼和其他被告无罪释放。2005年，联邦法院又要求安科曼和其他涉案人员接受新的审查。尽管接受了检控机关的惩罚，安科曼仍然担任德意志银行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不过，最近几个月以来，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西门子和大众事件了。在西门子，官方正在调查公司高层是否开设了黑金帐户，贿赂潜在的海外客户。2006年11月， 200名警察搜查了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和雇员住所，获取了成千上万份文件，整个调查事件公开化了。检察官同时声称，发现一些西门子雇员使用一套系统来贪污公司钱财。在2006年9月30日结束的一个财政年度内，这个商业巨无霸实现的销售收入1150亿美元。西门子说它正配合进行这项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从警方突查行动以来，公司承认在过去的几年共有5.44亿美元的交易存在嫌疑。西门子同时称，这些错误都是“个人行为”。但是这家报纸认为，拘留证据以及记者接触过的证人证言都让人觉得，“在这家公司里，行贿是一个很普遍、高度组织化的行为。”《华尔街日报》同时报道，因为忽略了西门子公司帐目上的这些涉嫌贿赂款，长久以来为西门子提供审计服务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德国分公司，也在接受调查。毕马威正在协助官方调查，但否认存在过失。西门子高管面临的指控具体包括：公司电力部门的两位前高管，据称支付了780万美元贿金，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那里争取涡轮机定单。《华尔街日报》称，2004年，西门子公司资深高管托马斯·舒芮特（Thomas Kutschenreuter）支付给西门子曾经的商业伙伴、沙特阿拉伯咨询公司BAE公司（Beit Al Etisallat） 5000万美元。报纸称舒芮特正在配合检察官的调查，他声称这笔支出获得了西门子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授权，现任首席执行官克莱菲德（Klaus Kleinfeld）和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冯·皮埃尔（Heinrich von Pierer）都知情。据说在和一名代表BAE公司的沙特商人打过一个电话之后，舒芮特就去为付款做了安排。来电者要为曾经给西门子提供的商业合作索取9.1亿美元佣金。假如西门子不付，那么，打电话者威胁说，他就向美国证监会举报，并提供替西门子在沙特行贿以获取电信合同的详细资料。上述5000万美元中，1700万美元据称是支付欠下的佣金，剩下的则是封口费。在另一起案件中，为了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那里拿到涡轮机定单，西门子电力部门两位前高管花了780万美元行贿。今年3月中旬，这两个人，克雷（Andreas Kley）和维格纳（Horst Vigener），在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市接受审讯。他们俩人声称参与了行贿，但没有违反德国关于严禁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法律，因为这家电力公司已经私有化了。但是检察官认为，在他们行贿期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仍然属于国家控股。3月27日，另外一项调查让西门子公司雪上加霜。公司管委员成员之一的费梅尔（Johannes Feldmayer），在纽伦堡被检察机关逮捕。他被指控跟一笔支付给盖思奇（Wilhelm Schelsky）的资金有关。后者是一家德语首字母缩写为AUB的德国工会的官员，该工会对西门子一向友好。《华尔街日报》称，检察官们相信这笔钱通过盖思奇机构给了AUB，用来抵消德国最有实力的行业工会IG Metall的影响力。费梅尔拒绝认错。盖思奇在2月份涉嫌偷税被捕。大众公司的违法行为据称涉及公司高管和工会官员。在这场被媒体戏作“赏钱和妓女丑闻中，大众公司高管涉嫌挪用公款，利用性派对、假日色情陪侍和红包等方式收买劳工代表，又称劳资联合委员会成员。大众案例让我们看到在德国劳资双方协调一致共同决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比较紧密的关系使得劳工组织在公司重大决策时，拥有一定发言权。2007年3月5日，这个案例有了最新进展，公司强大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前任负责人克劳斯·沃科特（Klaus Volkert）被控48项罪名，包括煽动职工和贪污。1月，大众公司前任人事主管彼得·哈慈（Peter Hartz）因为批准“赏钱和妓女”计划而被定罪，处2年缓期徒刑以及大约73.6万美元罚金。他承认收买沃科特来影响雇员决定，获取他们对公司重组和削减开支计划的支持。德国法律规定大型企业的重大决定须咨询公司的劳资联合委员会领导们的意见。据悉，1995年和2004年之间，沃科特索取并获得了大约250万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78.6万美元，用于豪华旅游，购买衣服和珠宝，为他和女友支付子虚乌有的咨询费用。现年65岁的哈慈2005年从大众辞职，他一度在德国广受尊敬。2002年，他担任所谓的哈慈委员会主席，为施罗德总理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劳工改革方案，来降低失业振兴经济。比比美国的丑闻沃顿商学院的唐纳森教授注意到，同美国相比，德国公司的丑闻有点儿不一样。美国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曾经犯下的错误行为，让安然、世通、泰科等公司蒙羞，导致以两位国会议员名字命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安然和其它一些肇事公司基本上已经一败涂地，”唐纳森说。“虽然世通公司已经恢复，但是元气大损。而在西门子和大众汽车，毁灭性的打击没有出现。”第二点不同是，德国的公司腐败范围没有美国广。“安然丑闻涉及13家公司，”唐纳森说。“在它们之后，紧跟着曝光投资银行丑闻、基金管理公司丑闻和纽约证交所丑闻。在过去5年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严重的金融和会计丑闻。德国是否会走上这条路，我们还不得而知。”还有一点不同，这两个国家发生的公司丑闻形式不一样。在美国，唐纳森注意到，安然时代的丑闻通常是精心策划，抬高公司股价。高管们通过做假账在股市上套利。而在德国，大量的问题跟贿赂有关。“这些丑闻意义深远、震撼人心，以德国素来严格的公司监管制度而不能防范，令人惊诧，” 唐纳森解释说。“每一起案例中，我们都有一些明显的失误需要控制。上亿美元流出公司大门，却无人查问。”长期以来，德国的法律制度认为，花钱贿赂外国官员，是公司必要的业务开销。实际上，德国法律一度允许企业为这样的开销撇账。自从德国采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9年制定的反腐败纲领后，这种现象改变了。根据唐纳森的说法，这个纲领源自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德国商人中，贿赂有时是种必要手段的观点依然存在，唐纳森说。“今天当你跟德国公司高管交流时，你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会说，‘德国人有高标准，但当我们出去到世界各地时，那里比较粗野和肮脏，要是说我们还能够按照足球规则来玩那就太幼稚了。’我想，跟瑞典甚至美国比起来，这种观点在德国更有市场。但是，多年来一直用钱收买大众公司劳资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而且还提供色情服务的做法，是对德国诚信传统的一记猛击。”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沃顿商学院国际劳动关系专家施奈德说，一定程度上，给西门子和大众带来难堪的根源在于两者在监管上的共同弊端：德国公司管委会非常规的设立方式，以及工会在这些委员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国公司管理分上下两层结构，下面的管委会较小，负责向监事会汇报并由后者任命。在公司管理委员会里，有三种不同的雇员代表形式。1952年颁布的《工作组织法》要求所有雇员人数超过500名的公司，在监事会中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雇员代表。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中规定，在雇员超过2,000名的公司中，必须具备概念上的相等性——即，监事会中50%是股东代表，50%则是雇员代表。可是，当意见相左，需要监事会主席进行第二次投票表决的时候，股东代表一定会是占据多数席位，通常监事会主席都是站在股东一边的。另外，在监事会里，劳工方至多可以有三名来自公司以外的工会成员。这些颇有争议的“外部”代表跟公司没有必然的联系，无法直接代表本公司雇员的权益。第三种雇员代表形式，尽管仅限于煤炭和钢铁行业，却在监事会中真正保证了同等性，假如被任命的工会负责人实际上是管理委员会代表的话，雇员代表就可以对他投否决票。今天，这个特殊的共同决定法案所起的作用有限，因为煤炭和钢铁行业正在萎缩。可是，既然它规定了德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劳资共同决策体制，对工会来说它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在欧盟内部，德国是唯一一个施行如此影响深远广泛的制度的国家，”施奈德说。“没有第二个国家希望有这样的制度。你所做的，是让工会成员和雇员代表在公司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任命和免职管理委员会成员，”施奈德说。“其结果就是，许多德国公司管理人员抵制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由监事会任命和解雇的。这种双层委员会制实际上会使界线模糊，因产生利益冲突而受到批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让雇员的利益在公司最高层的实体中得到反映。但是在一家大公司里，雇员代表是一回事，做管理决策则是另外一回事。”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导致大众公司出问题的原因”，施奈德补充说。“为了获得监事会雇员代表对大众公司延长工作时间和机构重组的要求的支持，公司管理层开始通过钱，假期和贿赂等方式诱惑工会给他们投赞成票。如果大众不存在这样的管理体系，它是不会被逼着去玩这样一种游戏的。”默克尔总理已任命专门委员会对劳资共同决策制度进行调查，并就是否对之进行修改提出意见。一种由德国雇主联盟联邦协会提出的方案是，将监事会中雇员代表数量缩减到三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在1976年的法案之前所有德国大公司都执行的方案，76年的法案要求所有雇员超过2千人的公司必须执行50-50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公司老板们面临来自工会领导人的强大反对声音，这些工会领导人实际上要求扩大国家劳资共同决策制度的范围。同时，令人不感到惊讶的是，专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声称，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地改变这种制度。丑闻有所区别位于柏林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一位资深大西洋事务会员贺默里奇（Joerg Himmelreich）说，必须注意到大众和西门子丑闻各自有何不同。在大众，所谓错误行为指向的是滥用劳资共同决策制度，而这种制度帮助德国从二战废墟中站起来并创造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奇迹。尽管大众出现丑闻，贺默里奇认为“大多数的德国人不打算放弃这种制度。”西门子丑闻，则是源于竞争压力，需要开拓国外生意。在这种状况下，公司管理人员通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贿赂以“博得政府的高兴”，贺默里奇说。这种的付出通常是需要的，因为基础设施和公用项目特别需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假如劳工—管理层共同决策制度会导致产生问题的话，贺默里奇补充说，公司高级执行官们扮演的双重角色同样也会造成利益冲突，形成滋生错误行为的风气。在西门子，前首席执行官冯·皮埃尔同时也是监事会的领导。“对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他缺乏兴趣，”贺默里奇说。“这是利害攸关的大事情：现任首席执行官应该当上监事会的主席吗？”贺默里奇指出，安科曼陷入违规事件时他身兼两职，既是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沃达丰公司监事会的成员。这个例子反映出德国的银行官员们长期以来的做法，那就是，在那些他们提供融资服务的大公司中，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银行和公司间的亲密关系，跟工会和公司管理层间的友好关系一样，是存在问题的，沃顿商学院的唐纳森指出。他说，德国公司监管体制是“由内部人控制的服务股东利益的体制”。跟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在银行融资关系方面有所不同。“在德国，银行的作用举足轻重，”唐纳森说。“公司并购在美国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正在欧洲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这种内部控制的方式存在问题。在德国，一次恶意收购可能还能得到在公司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银行的支持。它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它不是一个高效的制度，因为你无法保证它是一场正当交易。”对德国精神的影响INSEAD学院的柯高特认为，虽然西门子等德国大公司纷纷被丑闻击中，但过分夸张这种企业现象对德国精神的影响是没有必要的。“西门子事件令人震惊，因为它对德国来说举足轻重，已经存在了超过一个世纪，” 柯高特说。“西门子是你能够想到的德国大公司之一。一旦发现它们开设秘密帐户用于贿赂，那当然令人非常吃惊。这种事情很严重。”但是柯高特补充说，在这些丑闻中衍生出的积极的一面是，社会大众通过媒体对它们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向真正有意义的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老实说，有多少德国公司，或者欧洲公司，敢说自己在过去的30或是40年中，跟政府是干干净净做生意的？对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人们有所了解，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其中的细节。或许好消息是，坏消息即将被暴露在大众眼前。”唐纳森说，企业丑闻令人难堪，对德国的自我形象危害巨大，公司采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一些人感到，相关参与者——投资者，公司管理层，银行等——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所以老的制度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可以创造出良好的公司管理。”政府和公司部门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或许都不会试图去复制英美的经济模型，他补充说。“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国将采用英美体系的某些要素，特别是赋予股东和外部投资者——是投资者而不是银行——更多的话语权。” 最近爆发的企业丑闻，也提醒要加强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对财务报告条件做些改变，唐纳森说。“在2007年，德国企业依然是个由内部人控制，服务股东利益的现状。这种制度对大股东和企业管理者有利，但它对普通投资者不利。跟英美体系相比，德国体系中股东的话语权要少得多。我依然认为，在总体上说，目前德国的公司治理存在危机。”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html/2007-5/11/177430.html

2. 公司的结构治理模式有哪些

公司的结构治理模式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主要有美国式、日本式和回德国式三种模答式。美国管理方式特点：1、灵活的市场化的人力资源配置 ；2、以详细职务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和制度化管理 ；3、人力资源培训十分广泛；4、强烈物质刺激为基础的工资制度 ；日本管理方式特点：1、终身雇佣制 ；2、时间控制；3、准时生产制；4、严格品控。德国企业管理方式特点：1、完善的职业培训机制和职工广泛参与管理。2、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与人事管理战略。3、品牌导向和市场营销国际化。

公司治理结构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根据企业理论的合约方法，所谓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涉及指挥、控制、激励等方面的活动内容。换言之，就是借以处理（治理）企业各种合约的一种制度。

3. 比较分析英美类型和德国公司治理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

英美主要是创新，德国主要是质量，国内应该学习这两方面

4. 如何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环境

当今世界，有许多国家都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城市的中小企业密度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地说，它们是呈正比例关系变化的。正因为如此，加快发展中小企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欧盟国家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在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因此了解欧盟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与框架，将使我们得到有益的启示。

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经济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欧盟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为了更好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逐步实行规范化的管理，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成员国采用欧盟的统一标准来划分中小企业的建议。这个标准将欧洲的企业规模划分为五种类型：“自雇企业”，即无雇用员工的企业；“非常小的企业”，即雇用员工1-9人的企业；“小企业”，即雇用员工10-49人的企业；“中型企业”，即雇用员工50-249人的企业；“大型企业”，即雇用员工250人以上的企业。这个标准比较好地反映了欧盟中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容易得到欧盟各成员国的普遍认同，因而，愈益成为研究欧洲中小企业分类的最权威的参数。
综观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主要有以下特点：欧盟国家的中小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的比重很大；欧盟国家的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欧盟国家的中小企业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很突出。
欧盟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总体政策，主要体现在马德里首脑会议通过的《欧盟中小企业白皮书》中，其核心在于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机制和发展环境。具体地说，包括改善融资环境、创设制度环境、促进技术创新以及提供信息服务等。

欧盟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模式

欧盟各国的公司治理既有其共同性，又有其特殊性。我们这次考察选择的英国、德国、意大利三国，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一） 英国模式的公司治理
“共同模式”或称“英美模式”，标识着英、美等国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某些特征。它的基本特征是股权的高度分散化与高度流动性。英国的资本市场相当发达，而且比较完善。 英国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主要依靠资本市场来解决资本的配置与代理问题，因而表现出市场所固有的灵活性、激励与约束。这种高度发达与不断创新的资本市场，能够促进资本从低效领域向高效的转移，特别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风险投资产业筹集资金。但是，资本市场对于解决成熟产业比较严重的代理问题都存在缺陷。在股东分散的大公司，由于小股东在接管中同样存在“搭便车”现象，加之公司规模太大以及经理采取反接管的措施，使得一些接管难以发生或者成功，从而使这些企业的代理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二） 德国模式的公司治理
“德国模式”或称“德日模式”，标识着德、日等国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某些特征。它的基本特征是股权集中度高，股票流动性小。在德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银行的持股比重明显高于英美公司，而个人的持股比重则明显低于英美公司。从个人持股的比例看，美国为49％，英国为21％，而德国仅有15％。而在所有权集中程度方面，德国公司最高，上市公司中近3/4的公司都有一个大股东，其股权至少在50％以上。德国的资本市场类似于日本，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企业只能向银行融资。从俾斯麦时代起，德国人就认识到如何通过银行的作用来促进经济增长。银行与企业有着非常明确的关系，开始时银行只是公司的债权人，而当银行所贷款的那家公司到证券市场融资或拖欠银行贷款时，银行就变成了该公司的大股东。德国的银行参与公司治理，在公司融资及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是全能银行，可以持有工商企业的股票。德国银行贷款的特点是长期贷款较多，约占2/3左右。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性质，使银行成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从德国企业治理的结构看，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双层的监督机构。德国公司的内部机构由股东会、监事会和理事会构成，理事会也叫管理委员会，属于执行机构，股东会和监事会都有监督的职能，形成了双层的监督机构。二是员工参与公司治理。德国很注重吸收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员工的权力和利益受到高度的重视。
（三） 意大利模式的公司治理
意大利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主要是在于它缺乏通过持股或股权资本以及金融服务而对公司进行事后监督的金融结构。在意大利的公司所有制结构中，没有可能替代银行作用的金融机构。银行缺乏贷款的积极性，它们一般不喜欢与客户保护信贷关系型的融资。意大利小企业部门的中小型地方银行，在弥补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意大利模式可称为家族或联盟控制的模式，它标识着意大利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某些特征。意大利工业在发达国家中具有较高水平，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量之多和企业规模之小，都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意大利素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意大利中小企业的主要特色，就是地域同业中小企业集群，被称为“第三意大利现象”，实质上是指中小企业产业的有序分布。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地区出现了一种以弹性专精的生产组织方式、先进的中小企业产业区和即时生产系统为特色的产业区。这种模式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被称为“艾米利亚现象”。
从欧盟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三种基本模式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特点：欧盟国家不仅普遍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包括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及提供服务等方面的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得中小企业在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普遍地占据重要地位；欧盟国家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表现为共同治理，由于中小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内部治理结构一般比较简单，许多小型企业没有设立董事会或监事会，因此，企业治理就表现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共同治理”，即由投资人、经营者、顾客、政府、行业协会等共同担负起公司治理的任务；欧盟国家普遍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注重保护雇员的利益，支持企业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在企业的监事会和理事会中，员工代表占有相当重的比例。这个特点导致了有的企业有意识地控制规模，从而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数量及地位。

欧盟中小企业治理的几点启示

通过考察欧盟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了解欧盟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框架，细致地分析它们的特点及优势，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欧盟国家的共识，也是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因此，借鉴欧盟经验，就应该更加重视实施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

小企业占欧盟企业总数的99.8%，在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欧盟国家普遍地扶持中小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措施，比如，英国特别重视发展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德国特别重视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推动技术创新，意大利特别重视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推动区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欧盟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增加城市居民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小企业的繁荣与经济增长、就业状况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呈现一种正比例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将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已经成为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总体框架，因此，借鉴欧盟经验，就应该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在对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比较分析中，大家普遍认为英国、德国、意大利都采取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框架。特别是一些小型企业，并没有也不需要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及理事会等机构，可见，它们没有很健全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其治理的内容和任务，绝非仅仅限于内部治理的范围，而是包括外部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这恐怕也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体现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普遍的框架及特征。我们应该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通过股东、董事会、银行、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及当地政府的参与，构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机制，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模式是多样化的，“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意大利模式”都是有效的治理模式，因此，借鉴欧盟经验，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学习这些模式。通过考察和分析，我们概括了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股权的高度分散化与流动性为特征的“英国模式”，以股权集中度高与股票流动性小为特征的“德国模式”，以家族或联盟控制的区域企业集群治理为特征的“意大利模式”。这些规模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当然，也有各自的劣势，如果想做到扬长避短，关键在于认清客观的实际情况，有条件地选择和采用。比如：近期目标可以更多地借鉴德国模式，即政府积极参与治理，支持员工参与共同治理；远期目标可以更多地借鉴英国模式，即通过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成长和自律，实现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及法制化；区域目标可以更多地借鉴意大利模式，即通过家族或联盟的控制，扶持区域性的中小企业集群。所以，我们应该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的实际出发，灵活地选用欧盟国家公司治理的模式，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改善。
借鉴欧盟经验，应该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地把握我国的国情、省情和企情，将国际化的要求和中国企业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制定一种改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框架。这样的框架应该考虑以下方面的情况：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总体模式，即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成功经验，即“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意大利模式”的合理借鉴；我国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问题，包括外部治理的低效率、股权的高度集中、“三权合一”的治理结构等。应该把国际的原则、欧盟的经验和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道路。
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扶持，改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也需要良好的环境。欧盟国家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政策、法律和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其中的资本市场和融资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欧盟在这些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国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法制不够健全，特别是信用体系不够完备，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空缺，导致中小企业以自有资金为主、股权高度集中化，完全依靠内部控制权来形成制度体系。解决融资问题，需要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拓融资渠道；而融资的改善，又有赖于良好的信用环境的形成。总之，只有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创造条件，才能有效地改善我国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