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

㈠ 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和现实

郭晓鸣：三十年历史跨越：我国农村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摘自于第6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摘 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改革拉开序幕并逐步推向高潮的，回顾和展望农村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30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出发，总结改革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农村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提出了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五个政策选择。 [关键词]：农村改革；基本经验；政策选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走过风雨激荡的30年历程，实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跨越。站在新的高度，深刻总结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准确分析和判断当前形势，深入研究深化农村改革的主要策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30年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B>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改革拉开序幕并逐步推向高潮的，农村改革的主要创新和进展，不仅实现了自身的飞跃，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把握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历史脉络和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改革进程是从几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启动并不断向前推进的。 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构并不断完善农村经济微观基础 </B>1978年1月，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78年12月，安徽省小岗村的18户农民摁血手印签“生死契约”，分田到户；1979年秋，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由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得到快速推广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重构了农村微观经营基础，并且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的新分配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的状况得到迅速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一举摆脱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而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2．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流通体制，全面启动农业市场化进程 </B>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在生产领域发挥了十分显著的政策绩效，但却不能改变农产品统一低价收购对农民利益的严重损害。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抑制了市场需求对生产的导向作用。通过80年代中期相继实施的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逐步全面开放农产品收购市场。这一重大改革不仅使农民更完整地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且在真正意义上启动了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从而为中国农业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基础。 3．促进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加快发展，培育多元化农村经济主体 </B>旧体制之下我国长期实施“重工轻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农业与工业发展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农民始终被排斥在工业化之外，无法参与并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利益，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让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失业”日益显化。在此条件下，农村改革的重心转为从政策上支持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总产值占到农村社会总产值的半壁河山，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量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不同经济主体蓬勃突起，进一步增强了农村经济活力，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 4．创新支持农民离土进城的政策，开创农村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就业的新格局 </B>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允许和支持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经商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对农民的流动禁锢，使农民可以脱离土地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引发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大规模兴起，表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长期隔绝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一方面扩大了农民的就业空间，推动了农村多元就业格局的形成，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另一方面有力地冲击并削弱了传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有效地促进了经济转轨下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以独特的方式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5.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实现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目标 </B>严重向城市倾斜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导致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并逐步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安徽和四川按照“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个改革”的基本内容，在2001年先期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此后又根据“人人减负，户户受益”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全面推开税费改革工作；2005年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征收农业税及附加税。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还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建国以来通过索取农业剩余实现工业化的非均衡化发展道路。农村税费改革有效调整了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基层干群矛盾，推动了乡镇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 6.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初步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 </B>在我国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逐渐凸显，“三农”问题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农村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得到解决。正因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战略部署。通过实施一系列强农惠农措施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由于我国已经具备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能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质，就是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合理校正长期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真正实现以工补农和以城带乡，进而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己有的实践充分表明，深入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已经初见成效，对逐步改变城乡非均衡发展现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国30年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以下重要经验： 1、始终坚持保护农民根本利益 </B>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不可避免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硬反弹，使改革进程面临阻力。我国农村改革能够稳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效，其最重要的成功之处就是始终坚持保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农产品统购统销流通体制改革，以及此后的税费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是赋权于民、让利于民、还利于民的过程。 2、始终坚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B>农民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是确保农村改革顺利推进的首要条件。不论是早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当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都要坚持以尊重农民意愿、农民首创精神为基本前提，通过制定一系列惠民政策充分激发广大农民追求自身利益和改善农村面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通过增强农民的发展能力来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 3、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B>农村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促进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这是来自农产品统购统销流通体制和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的直接经验。30年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在于在促进农村发展中必须合理界定政府的作用空间，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促进城乡产品和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的农业发展机制，坚定不移地坚持农村的市场化进程。 4.始终坚持以改革求发展的基本选择 </B>农村改革面临着调整利益关系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不断的攻坚克难，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因各种障碍存在或者因改革方案不完备而面临各种困难，乃至遭遇挫折。但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表明，面对因改革而产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倒退是不会有出路的，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化解，我国农村改革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以改革求突破、以改革求发展的过程。 5、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均衡发展 </B>现代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城乡互动的过程，其主线就是城乡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农村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如果改革只是局限在农村内部，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因此，在中国整体步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农村改革的重点转向更加注重坚持城乡均衡发展，更加重视从宏观上调整城乡关系。现实表明，这一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是十分有效的，在探索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但却是极其重要的突破。

㈡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中国农村的治理困境可以从人口来讲，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这庞大农村人口的国家2017年的农村常驻人口为41.8%，这里有人觉得与现实不符，其实如果我们自细研究发现，农村的年轻人都希望走出农村的生活，所以变成了流动人口。而正是这些流动人口太多所以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村”出现。使得农村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养老问题，而且农村老人大多数是没有退休金的，而国家的财政也不允许更多的负担，所以导致养老只能靠年轻人。要想振兴农村，只能先留住年轻人，让他们愿意待在农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㈢ 当前农村环境的治理现状是什么意思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特点如下：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等，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和农业废弃物任意排放的问题严重，“污水乱泼、垃圾乱倒、粪土乱堆、杂草乱跺、畜禽乱跑”是一些农村环境的真实写照。为此，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连片整治，着力实施“以奖促治”政策，是解决当前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镇村结合部脏乱差问题突出。在集镇及村庄结合部，脏、乱、差问题还普遍存在，白色污染严重，有的垃圾难以及时清运，部分乡镇道路两侧还能见到暴露垃圾，废品收购点没有围挡。少数乡镇秸秆乱抛现象比较严重，秸秆仍然堆在田头、沟渠边，影响沟渠正常排灌功能。河塘水面漂浮物清理不彻底，河道、沟渠、水塘坡面还有积存垃圾或杂物堆放，国、省、乡、村道路两侧路边沟、田间渠道、水塘淤积比较严重。
目前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农业生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退化加剧，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没有得到无害化处理，如何搞好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如何防治农业环境污染、逐步改善农村环境，如何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使农业生态环境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是关系到农业能否持续发展重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㈣ 跪求中国农村选举历史与现实的比较，越详细越好！！！要有比较！！在线等！！！

我国农村基层选举的历史进程

--------------------------------------------------------------------------------

村级选举在中国已经经历了13年了，作为国家倡导的一项重要的乡村政治民主化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世人的瞩目。很显然，与过去村级领导人任命制相比，村委会的选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进步性不仅表现在国家由过去集权式的农村管理模式发展到向乡村社会让渡权力，尤其是将村级领导人遴选权让渡给广大的村民，而且还在于广大村民能够从村级直选过程中训练自己，培养自己公平、公正的政治品格，这是实现村民向现代性转化必不可少的过程。

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可以说，农村往往是革命和建设的新起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正是在广大的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并带领农民赢得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完全放手让村民参与“村选”，甚至用“投豆子”的方式选举村长。这种较为原始的选举方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意，是一个战时直接民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治理模式，村级领导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七八十年代，在农村率先掀起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松动了农村僵化的经济政治关系。1980年广西部分农村由村民选举村长较好地解决了村级治理难题，引起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开始逐渐放手让村民选举村委会成员，国家层面的立法活动也在进行。首先是宪法肯定了村委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并且这种自治性组织的领导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而不再象以前由村或者社员代表选举。宪法给予了村民直选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接着国家民政部、人大法制委、国务院法制局几家联手共同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于1987年以试行的方式通过。10年后才以正式法律的形式通过村委会组织法。从制定到试行再到正式法，其间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一方面反映出各级政府对村级直选的复杂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乡村民主化进程的难度。

㈤ 近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

破旧立新、破立并举是近代中国乡村治理呈现的鲜明色彩。这与当时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代交替背景密切相关。

从上述梳理可知，无论是晚清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基层治理都一改传统社会以县为最底层政权的局面，国家政权开始逐渐延伸到乡村一级，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逐渐强化。但是由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国家政权并没有实现对底层社会的一体化控制，再加上传统小农经济的持续存在，使得近代的基层治理仍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㈥ 中国农村现状是怎样的，近几年有什么变化

中国的农村现在已经都拆除破旧的老房子，建设新农村了，家家户户盖了小洋楼，周边配套也齐全，大家生活条件直线上升。

㈦ 有什么写中国农村发展和现状的 书

《农村市场与农村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与农业经济发展实务全书》、 《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等等都可以参考

㈧ 古代中国乡村治理是怎么样的

“皇权不下县”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奉行的基本法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乡村基层组织为核心、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大体经历了从“乡遂制”到“乡官制”再到“职役制”的历史变迁。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传统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动，都与底层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密切相关。乡遂制的实行迎合了夏商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制生产方式的需要，乡官制正是维护封建大一统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尚属娇弱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开始向职役制转化”。第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组织及其职位设置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色彩，但是政治国家的权力触角却并没有直接触及乡里社会。里甲等组织的掌权人多为乡村能人、经济大户、德高望重者，来源于本乡本土，并且与其在乡村中的社会角色密切相关，他们的职权更多地来源于国家的“认可”而非授权。第三，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宗族权力、底层社会自治权的一种平衡和博弈。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是间接式的，其利用乡村社会的权威，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社会的管控和文化的控制。在这种依赖的关系中，国家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同时乡村社会也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