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
Ⅰ 金融企业如何加强内部控制
解决中国的国营企业问题尚需要深入触动微观机制的最本质的问题，即企业的控制问题。体制改革不是万能的，要紧的是微观机制的改造。我国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强化企业的内部控制。
转变经营观念，增强控制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只在宏观经济范围提控制还不够，也不能在微观经济中片面以改革取代控制。其实，变革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风险。片面强调改革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忽视了控制方式的跟进和强化，就使公司的改革同微观治理机制相脱离。
强化企业的内部控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治理公司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上的研究已日渐成熟。三大目标和五大组成部分构造了内控系统的整体框架，帮助人们更全面和更深刻地理解内控及其控制对象，使企业能够以内控为有力武器，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审五方面开展工作，为实现各项操作性目标、信息性目标和遵从性目标而自觉奋斗。
国际先进内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启示我们：要正确理解内控与管理的关系、内控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和内控与内部审计的关系。我们要呼唤企业的控制意识，理直气壮地强化企业的内部控制。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人们逾来逾感到强化管理的重要，也在积极探索如何才能加强管理。内部控制的概念被国际同仁所强调，引起了中国金融界，特别是银行界的关注。自从1997年人民银行发出“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以来，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普遍开展了整章建制的工作。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新形势下的内控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这项工作又常被误解为仅仅是金融机构的事，生产企业的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缺乏认识。其实，所有制及其组织结构并不是现代企业最本质的东西，最本质的是企业内部的控制文化和控制机制，中国国营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强化其内部控制。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研究和创造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中国企业界的迫切任务是运用先进的内控理论和方法，强化内部控制，提高管理水平。
本文通过对部分国际先进内控理论和原则的分析，阐明内控的内涵及其与管理和内部审计（稽核）的关系，分析内控对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以便促使经营管理者加强有效控制。
一、转变观念
转变经营观念，增强控制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界进行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机构向商业化金融机构演变的基本前提。
1．体制改革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近二十年来，举国上下议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改革了。“以改革带动发展”也被一些地方当作战略口号指导各项工作。我们一直批评计划经济制度管得太严太死，却淡漠了经济活动内部的至关重要的控制机制，特别是微观领域的经济单元（包括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的自我控制意识逐渐淡化。且不说国际理论界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尚未休止，倒是应该指出，并非一切进步都只是靠了改革才取得的。如果政治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控制不是同改革并驾齐驱，中国的局面远不会象今天这样好。许多问题的解决又是改革本身力所未能及的。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我们对企业改革重视得不够吗？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不知为改善企业倾注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改革的力度不够吗？从利改税到企业转制，从破产兼并到减员增效，各项法规和措施层出不穷。为什么许多企业始终建立不起自我约束的机制？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也就是不能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显然，只在宏观经济范围提控制还不够，也不能在微观经济中片面以改革取代控制。其实，体制改革不是万能的，变革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风险。
2．转变经营管理观念：内部控制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有不同的内涵，尽管其中的某些内容会有一致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控制模式为实现国家计划服务。由于国家计划规避了大部分市场风险，国营企业的控制方式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现在，企业的控制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新的形势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一部分人习惯于甚至满足于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认为只要能够规范化操作就行了，不必考虑是否先进。这就混淆了不同性质经济中的企业在服务对象和控制方式上的不同。二是虽然大家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容易片面强调改革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忽视了控制方式的跟进和强化。这就使公司的改革同微观治理机制相脱离。不论是维持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还是片面以改革取代控制的观念，都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
3．转变对内控目的的认识：搞清内控的含义，并理解内控的目的，对经营管理和内审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内部控制的概念经过了由“部分控制论”向“全部控制论”的发展。“部分控制论”认为内控包括：1）经济业务的有关内部会计控制；或者，2）内部牵制（会计）和内部审计两部分。这种认识的一个缺陷是，内控只与资产管理有关，而与行政、业务管理无关。“全部控制论”克服了这个缺陷，认为控制内容已超越会计和财务范围，渗透到经营的各个方面和管理的全过程。
内控目的论的发展也经过了下述阶段：1）“三目的论”认为，内控是为了保护单位的财产，会计记录的准确可靠和及时提供可靠的财务信息。2）“四目的论”认为，内控除了保全资产和检查财务资料的准确可靠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执行管理政策，提高经营效益和效率。
上述发展的启示在于，对内控的检查评价应有别于传统的思路，并且目的要明确和全面，检评要完整和深入。
4．跟上国际内控研究的步伐：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仰仗于微观机制的作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非常重视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趋向合理化。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是资金的供给者如何采取措施，确保其投资取得回报。强化内控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治理公司的重要手段。
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内控模式有英国的Cadbury、美国的COSO和加拿大的COCO。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剖析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为营造良好的内控框架提供了一系列的趋于一致的政策和建议。其中尤以美国的COSO模式从理论到操作方法上阐述了一整套完整的内控框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le）又在这些先进模式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上，于1998年提出了建设银行内控系统框架的十三项原则。我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大量的非金融性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许多失控的教训表明，跟上国际内控研究和发展的步伐，不断完善自身的内控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分理解内部控制的内涵
内部控制有其科学的定义和丰富的内容。只有深刻理解内控的内涵才能明确如何强化内控。
1．准确理解内部控制的定义：不同部门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内控会有不同的看法。现代内控理论试图提出能被普遍接受的内控定义，以便满足不同单位的需要。美国审计权威机构COSO（1994）的定义是：内控是一个受某单位不同层次的人影响的过程，而设计这一过程是为了实现下述三大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会报告的可靠性；对现行法规的遵守。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参照各国的有关理论，在内控定义中进一步强调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内控的影响，组织中的所有各级人员都必须参加内控过程，对内控产生影响。巴塞尔委员会把内控的三大目标分解为操作性目标、信息性目标和合规性目标。操作性目标不只针对经营活动，而且包括其他各种活动；在信息性目标中还把管理信息包括了进来，明确要求实现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表1 关于内部控制的三大目标的表述
COSO 的内控目标
Basle 的内控目标
1
经营的效果和效率
操作性目标：各种活动的效果和效率
2
财会报告的可靠性
信息性目标：财务和管理目标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3
对现行法规的遵守
遵从性目标：遵从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
资料来源：美国COSO（1994）；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8）。
这三大目标满足不同的需要，又相互交叉。显然，内控是保证各项业务发展的，而不是妨碍其发展的。在操作性目标中，经营的“效果”是根据实际产出与预期计划的产出比较而言的；经营的“效率”是根据实际产出与实际投入比较而言的。此外，公司或银行不能为实现经营性目而不遵从法规，也不能为实现遵从性目标或操作性目标而违反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这是一种“全部控制论”的概念。良好的内控系统应能够确保上述三大目标的实现。上述内控定义说明：
1）内控是一种程序，它意味着向某一终点努力，但不是终点本身；
2）内控是用来取得一种或多种互相区分而又紧密联系的目标；
3）内控受人的影响，而不只是政策、守则或表格；
4）只能期待内控为公司管理层提供合理的保证，而不是绝对的保证。
内控的明确而科学的定义为各种单位提供了比较一致的标准，以便各单位能够评价其控制系统和决定如何加强控制。经营管理部门和内审部门应该参照有关法规和实施细则，设定一些具体的标准，认真考察被检查单位的内控系统，看其是否合理地确保了这些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总是可以从内控的某些方面找出问题的。一家银行或公司内控抓得好不好，可以从上述三大目标加以总体考核：它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是否合理地确保了他们理解该单位实现其操作性目标的程度？它的财务报告和各项管理信息是不是可靠、完整和及时地被草拟和提供了？它的各项活动是否遵从了现行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这些方向性的标准无疑是对一个单位比较有力的鞭策。细化这些标准，对内控的深入考核更有益处。
由此可见，审计部门以往所提的“合规性审计（稽核）”、“效益性审计（稽核）”和帐务检查等等都属于专项审计，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审计（稽核）工作的重心应当转向对内部控制的审计再监督，而对内控的检查评价有别于传统的审计思路，其目的要明确和全面，检评要完整和深入。
2．从总体上把握内部控制系统的框架：重要的是，现代内控理论赋予了内控广范的职能，把内控置于很高的层面上，从而强化了内控的作用。1994年COSO认为内部控制涵盖了五大组成部分的丰富内容：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审。而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则在控制环境中强调了管理层的督促（oversight）和控制文化；在风险评估方面将风险的识别和风险的评估并举；在控制活动方面又突出了职责分离的重要性；该委员会特别对信息与交流作了更多的解释；除了监督评审活动之外，还把缺陷的纠正这种被COSO认为并非内控的活动也归纳为内控活动。巴塞尔委员会还在上述内控的五大组成部分之外，增加了监管当局对内控的检查和评价，把它作为内控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内容。
表2 关于内部控制的五大组成部分的表述
# COSO的分析
Basle的分析
1
控制活动
管理层的督促与控制文化
2
风险评估
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3
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与职责分离
4
信息与交流
信息与交流
5
监督评审
监督评审活动与缺陷的纠正
资料来源：同上。
不论是COSO还是巴塞尔委员会都跳出了传统的平面式的简单思维方式，而把内控视为多维立体的空间，促使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控制和控制对象，分析解决管理控制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其中还引出了“全息论”的概念：这五大组成部分和三大目标是紧密相联的，就象一个人体的细胞包含了人体的各种信息那样，一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机构、一项业务或一位成员都包含或反映出该组织中的三大目标和五大组成部分等各种信息。
三大目标和五大组成部分构造了内控系统的整体框架，现代内控理论对内控日臻完善的描述帮助人们更全面和更深刻地理解内控及其控制对象，使人们能够以内控为有力武器，为实现三大目标自觉奋斗。
3．全面理解内控五大组成部分的内容：内控已经被COSO从理论上分析成为下述完整的有机结合的整体，并且得到了巴塞尔委员会的认同和发展。
1）控制环境：控制环境是推动控制工作的发动机，是所有其他内控组成部分的基础。它奠定组织的风纪和结构，并且涉及到所有活动的核心—人，特别是人的控制觉悟，还反映政府、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生产性企业的各级管理层对内控的要求。
控制环境中的要素有价值观、激励与诱导机制、精神指导、员工能力、管理哲学与经营风格、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人事政策等等。主要的问题是管理层要充分说明内控的完整性；公司要有积极的控制环境，使整个组织中的员工具有控制觉悟和自觉的控制态度，特别是高级管理层要积极地进行控制；员工的能力与其责任要相匹配。巴塞尔委员会有关管理监督和控制文化方面的原则包括：
1．董事会应当负责批准并定期审查整个经营战略和重大政策；理解经营的主要风险，确定这些风险的可接受水平，保证高级管理层采取必要步骤，识别，衡量，评审和控制风险；批准组织的结构；并确保高级管理层不断评审内控系统的有效性。在确保建立和维护充分和有效的内控系统方面，董事会负有最终的责任。
2．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由董事会批准的战略和政策，维护一种组织结构，能够明确责任、授权和报告关系；确保所委派的责任能有效地执行；确定适当的内控政策；并监督评审内控系统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3．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负责按照高标准促进员工的职业道德（ethics）和完整性（integrity），在机构中建立一种控制文化（control culture），在各级人员中强调和说明内控的重要性。公司机构中的所有人员都需要理解和发挥他们在内控程序中的作用。
2）风险评估：是识别和分析那些妨碍实现经营管理目标的困难因素的活动，对风险的分析评估构成风险管理决策的基础。
风险评估中的要素包括关注对整体目标和业务活动目标的制定和衔接、对内部和外部风险的识别与分析、对影响目标实现的变化的认识和各项政策与工作程序的调整。
有关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的原则强调有效的内控系统需要识别和不断地评估有可能阻碍实现目标的种种物质风险。这种评估应包括公司和公司集团所面对的全部风险（如银行要面对信贷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reputation）风险）。需要不时调整内控，以便恰当地处理任何新的或过去不加控制的风险。
3）控制活动：是为了合理地保证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指导员工实施管理指令，管理和化解风险而采取的政策和程序，包括高层检查、直接管理、信息加工、实物控制、确定指标、职责分离等。
在控制活动中主要关注控制与风险评估过程的联系、控制活动的适当形式及其实施、对执行政策和管理指令的保证、控制活动的针对性（尤其是对信息系统的控制）等等。有关控制活动和职责分离的原则包括：
1．控制活动应当是公司日常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效的内控系统需要建立适当的控制结构，明确定义各经营级别的控制活动。这些活动应当包括高层审查；对不同部门或处室的活动的适当控制；物理控制；检查对敞口限额的遵从情况；对违规经营的跟进情况; 批准和授权制度；查证核实与对帐（reconciliation）制度。
2．有效的内控系统需要适当分离职责。人员的安排不能发生责任冲突（conflicting responsibilities）。要识别和尽力缩小有潜在利益冲突（conflicts of interest）的地方，并遵从谨慎的和独立的监督评审。
4）信息与交流：存在于所有经营管理活动中，使员工得以搜集和交换为开展经营、从事管理和进行控制等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包括管理者对员工的工作业绩的经常性评价。
在信息方面要注意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在交流方面也要注意内部和外部信息的交流渠道和方式；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中注意控制信息系统。有关的原则包括：
1．一个有效的内控系统需要充分的和全面的内部财务、经营和遵从性方面的数据，以及关于外部市场中与决策相关的事件和条件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可靠、及时、可获（accessible），并能以前后一致的形式规范地提供使用。
2．有效的内控需要建立可靠的信息系统，涵盖公司的全部重要活动。这些系统，包括那些以某种电子形式存储和使用的数据的系统，都必须受到安全保护和独立的监督评审，并通过对突发事件的充分安排加以支持。
3．有效的内控系统需要有效的交流渠道，确保所有员工充分理解和坚持现行的政策和程序，影响他们的职责，并确保其他的相关信息传达到应被传达到的人员。
5）监督评审：是经营管理部门对内控的管理监督和内审监察部门对内控的再监督与再评价活动的总称。
监督评审可以是持续性的或分别单独的，也可以是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的。主要应关注监督评审程序的合理性、对内控缺陷的报告和对政策程序的调整等等。在监督评审活动和缺陷的纠正方面应当遵循下述原则：
1．应当不断地在日常工作中监督评审内控的总体效果。对主要风险的监督评审应当是公司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并且各级经营层和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定期予以评价。
2．对内控系统应当进行有效和全面的内部审计。内审要独立进行，应得到适合的培训，并配备称职和得力的人员。内审作为内控系统监督评审的一部分，应当向董事会或其审计委员会直接报告工作，并向高级管理层直接报告。
3．不论是经营层或是其他控制人员发现了内控的缺陷，都应当及时地向适当的管理层报告，并使其得到果断处理。应当把有关物质的内控缺陷报告给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
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针对监管当局对内控系统的评价提出，银行的监管人员应当要求所有的银行，不论其规模如何，都具有有效的内控系统，而且其内控系统符合他们的表内外活动的性质、复杂性和内在的风险；内控制度应当随银行所处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得到调整。凡监管者确定某银行的内控系统不能充分或有效地针对银行的具体风险内容（例如，不能涵盖巴塞尔委员会内控文件所载的全部原则），监管者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
以上五大组成部分与前述三大目标有机地相结合，构成了内控的完整体系。COSO是为各行各业提出这一思路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的内控原则主要是针对银行业的，国内外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在体制结构上也有所区别，我国的企业工作者仍然很有必要适应形势，转变观念，从内控的三大目标出发，去考察本单位上述五大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看是否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而且，这些制度是否得以认真贯彻实施。审计检查的方法和评价的标准也应当沿着这条思路，按照这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去设计。
三、关于内部控制与管理的关系
不了解内控与管理的关系，就不可能充分加强内控工作。内审或审计人员在检查监督的过程中，时常发现被查单位的管理层对内控认识比较肤浅，也不甚了解内控与管理、内控与内审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管理就是内控，抓了管理，内控自然就到位了，因而也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内控。也有人认为内控是内审（稽核）部门的工作，抓内控应该由内审部门牵头。有些内部或外部的审计人员在进行内控检查的时候，也因认识模糊而无从下手。因此，很有必要搞清内控与管理的关系。
1．管理的内涵及其与内控的同异
从广义上讲，管理是管理者确立目标和战略，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规章制度和操作方法去实现目标的全过程。管理者要执行聘用合同，为公司或银行的所有者的利益确定明确的管理目标，包括全局整体性目标和各项业务活动水平上的目标，然后制定各种战略和实施计划。管理者要以一定的组织形式为依托，以一定的规章制度为依据，采取种种方法去实现既定的目标。管理者有责任控制局面，并解决和纠正在监督检查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所发现的问题和错误，包括对有问题责任人的追究和处罚。由于所定的目标和战略计划会对管理单位（如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管理科学运用科学的原则和分析性方法，研究企业的行为。在发达国家，不论学术界还是实业界都日益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以求实现投资者应得的回报。先进正确的管理方法加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管理的合理化和效率。
广义上的管理涵盖比内控更为广泛的内容，并不是所有的管理活动都是内控活动，也并不是说非内控性的管理活动就都不重要了。比如，设定目标的决策就是一种很重要的管理责任，为内控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国外，公司的所有者代表（董事会）也要参与甚至领导这种决策。但是，重大目标的最初设定并不是在内控的工作范围之内。同样，许多管理方面的具体决策和一般性活动并不都代表内控。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内控是管理中至关重要的部分（critical components）。管理的学问就在于抓住管理活动中的那些对实现目标至关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研究任何过程……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比如，COSO等理论所描述的内控内容中都列举了许多控制要素和风险，这些都是管理者必须关注的地方。又如，尽管COSO认为错误的纠正行动不应属于内控活动，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却将其列为内控的范围。原因很显然，纠正错误已成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到目标的实现。同理，战略计划和风险管理这些本来被COSO视为非内控性活动，却被巴塞尔委员会分析为内控范围之内的活动了。尽管目标的最初设定是内控的前提条件，但是内控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这方面的关注，内控的重要职能之一又是监督目标的设定和实现过程。至于业务活动水平上的目标的设立，虽然也被COSO视为非内控性的活动，但在COSO提出的内控操作方法中（例如在其《参考手册》和《内部控制与风险评估工作表》中），这些目标都是内控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下表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资料来源：同上。
2．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风险是针对目标而言的。风险实际上就是可能妨碍目标实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这样看来，风险的概念就扩大了。比如，一个武士在张弓搭箭，射向猎物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射中猎物，而他的风险就存在于他射击猎物的全过程。首先，他本人的素质，他的精、气、神，他的体力和视力。其次，他的弓箭的质量。再次，猎物的大小、距离和移动速度。此外，狩猎时的环境、气候条件（风速）等外部干扰因素，也构成对击中目标的风险。对一家公司而言，风险既预示着机遇，又会影响其竞争能力，并影响其维持融资的能力以及保持和提高其产品与服务质量的能力。
风险是如此之广泛，以至于有人认为风险管理就是内部控制，甚至风险管理包括了内控。把两者混淆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内控是管理的更本质性的内容（essential part）。
诚然，风险管理是整个管理活动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可指风险管理目标和战略的设定、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管理人员的聘用、有关的预算和行政管理、以及报告程序等等。风险管理的一系列具体活动并不都是内控要做的。特别是内控并不负责风险管理目标的具体设立，这是管理过程起始阶段的活动。风险评估是对可能发生的不利条件或事件进行评价，并做出完整的专业性鉴定的一种系统过程。当然，风险评估首先要注意目标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也谈不上目标实现的风险。但是在目标方面，内部控制并不是目标的制定活动，而是对目标制定的评价工作，特别是对目标和战略计划制定当中风险的评估，风险管理目标的设立为内控中的风险评估提供了前提条件。内控所负责的是风险管理过程中间及其以后的重要活动，比如，对风险的评估和由此实施的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活动和监督评审与缺陷的纠正等工作。
内部控制强调评估经营管理活动中突出的风险点（当然，这些风险点不是固定不变的），建议经营管理人员针对这些风险点实施必要的控制活动。这里所评估的既有内部的风险，又有外部的风险。那种以为内控只是控制某单位的内部风险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COSO和巴塞尔委员会都认为，内控的过程涵盖了公司所面对的，并在公司内由各级人员所经营的所有的内部和外部的风险。
然而现实中的风险管理却很实在，巴塞尔委员会指出，风险管理不同于内控之处在于，典型的风险管理比较关注特定业务的战略的评审，旨在通过比较不同公司业务领域内的风险与报酬来使收益最大化。在我国一些银行里，风险管理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授信或部分业务（如信贷）的授权管理；广义的风险不仅有信贷风险，还包括国家与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信誉风险等等。而广义的风险管理又似乎难以真正落实到银行的某一具体业务或管理部门，成为它的责任。其结果，我国的银行实业界尚不存在广义的风险管理的概念。不少银行不能对各种风险进行总体研究和控制，甚至连统一授信都难以在一些银行里真正实现。
不过，现实情况中的风险管理一方面有其特有的内涵和现实的范畴，另一方面也在某些内容上与内控相交叉。在上节中，COSO认为风险管理不属于内控的范围，而是非内控性的管理活动，这种分析也是有片面性的。特别是风险管理在“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和“控制活动与职责分离”等内控内容中，与内控相交叉，属于内控强化过程中的管理活动。
然而，内部控制还包括“管理层的监督与控制文化”、“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审与缺陷的纠正”等重要的内容。在现实中，管理层的监督并不是没有，而是远远没有强调到某种“控制文化”的程度。
Ⅱ 主要的几种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工商登记里面，关于企业的经营状态有好几种方式，必须存续，开业，停业，注销等，那这些经营状态都说明什么呢，表示企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企盈小编今天跟你说说。
经营状态一般分为八种：存续、在业、吊销、注销、迁入、迁出、停业、清算。因为不同省份可能有细微的区别，一般在营、正常、经营、在营在册、有效、在业在册也是在业的意思。
1、经营状态存续是指：企业依法存在并继续正常运营，但是不生产，也被称作开业、正常、登记。
2、经营状态在业是指：企业正常开工生产，新建企业包括部分投产或试营业。
因不同省份可能有细微的区别，一般在营、正常、经营、在营在册、有效、在业在册也是在业的意思。
3、经营状态吊销;未注销是指：吊销企业营业执照，是工商局对违法企业作出的行政处罚。企业被吊销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
4、经营状态注销是指：企业已不复存在，丧失法人资格。
5、经营状态迁出是指：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的变更，迁离某主管机关。
6、经营状态迁入是指：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的变更，迁入某主管机关。
7、经营状态停业是指：由某种原因，企业在期末处于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待条件改变后仍恢复生产。
8、经营状态清算是指：按章程规定解散以及由于破产、被吊销等其他原因宣布终止经营后，对企业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查，并进行收取债权，清偿债务和分配剩余财产的经济活动。
Ⅲ 高分求金融本科毕业论文关于“”公司治理“的题目和思路，明天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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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如何深化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
【摘要】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探讨如何深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按照新的营运框架有效运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依照合规、创新与发展的思路，从多方面深入探讨了改进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实施架构。 【关键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深化改革 途径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现代银行制度的核心，其优劣直接决定了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随着近年来我国众多商业银行陆续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探讨，深入推动商业银行按照新的营运框架有效运行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涵、基本要素及现实意义 （一）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涵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指在银行法人资产的委托代理制度下，一组联接并规范所有者（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它规定了商业银行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明确了决策商业银行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其核心是在商业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商业银行代理成本，实现股东利益和公司利润最大化。 （二）良好银行公司治理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及特殊性 经合组织（OECD）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应包括股东权利、股东平等待遇、利益相关者作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董事会职责五个方面的内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5）主张良好的公司治理内容应包括：确立银行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准则，并在全行传达贯彻；制定并在全行贯彻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和问责制；确保董事会成员称职，清楚理解其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并对银行的各项事务做出良好的独立判断；确保高级管理层实施适当的监督；充分认识并有效发挥内外部审计及其他控制部门对稳健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确保薪酬政策和具体做法与银行道德价值观念、目标、战略及控制环境相一致；保持公司治理的透明度；持续了解银行的运营框架。 商业银行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多元化。既要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又要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性，使银行公司治理面临的利益冲突和所要解决的问题随之复杂化，从而增大银行公司治理难度；主要依靠内部治理发挥作用，外部治理作用有限；存款保险制度附带产生的代理成本加大和存款人外部监督机制弱化的负激励；商业银行高负债、低资本金比率运营的资本结构及银行并购成本大大超过一般企业等。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及深化改革的现实意义 （一）治理现状 1.成绩。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框架和相互制衡的监督约束体制，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包含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现代治理体系；决策机制和决策能力提高，业务运作不断规范；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大了中外银行间的业务合作。据有关方面统计，到2007年年末，已有33家境外机构入股25家中资银行，入股余额达212.5亿美元。同时，在客户互介、渠道共享、业务咨询和培训等方面合作力度和合作领域不断加大；财务状况具有明显改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信息披露制度逐步建立，内控制度建设和内控能力不断加强，风险防范体制渐趋完善。 2.缺陷。银行产权结构仍较单一；董事会职能和结构有待改进；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加强：“内部人控制” 现象仍然存在；信息披露制度和外部治理机制有待继续完善等。 （二）现阶段深化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现实意义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银行健康营运、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深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有利于银行正确确立战略发展目标和实现目标途径，有效执行经营决策；有利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保持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建立有效制衡机制，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银行运行效率；有利于提高银行信用评价等级，获得更加稳定、长期的资金流入，赢得更好的发展空间；有利于银行集约化经营和银行再造，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 深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途径 （一）优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并明晰产权关系 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明晰的产权管理关系是银行公司治理规范的前提，也是国际先进银行的有益经验。优化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应在确保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通过公开招募法人股、有条件吸收自然人股东和国际战略投资者参股，培育多种形式的持股主体，形成商业银行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有效解决企业所有者、经营者与其他利益关联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特别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外资股东进入董事会或参与银行内部管理，发挥他们丰富的管理经验专长。应将银行产权主体落实到真正行使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上，使银行财产所有者（银行投资者）可以凭借其对银行投资额的比例真正行使管理银行的权力并承担义务，由此进一步形成明晰的产权关系和刚性约束的资本经营机制。 （二）增强董事会、监事会职能和责任 要保持董事会合理规模和结构，规范董事会构成和运作，扩大独立董事比重，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提高董事会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促使董事会客观、公正、科学的进行决策。实行董事评价制度和董事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董事会内部组织结构，明确和完善其下属风险管理、提名、薪酬及审计等委员会的运行架构设置及职责。廓清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的职责边界。董事会对银行总的战略指导行使决策权，负责选拔、聘任重要管理者，设立独立董事；监事会承担着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尽职的重任，应独立行使经授权的监督权。同时，引入专职监事（外部监事），改善监事会结构。 （三）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尽可能缩小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差异，必须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构建科学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准确衡量决策机构、管理人员以及员工个人对于银行业绩的贡献度。其次，建立以长期发展和业绩为导向、与绩效相挂钩的长期激励为主的薪酬结构，形成包括工资、奖金、社会保险、公积金、股票及股票期权等多种方式在内的收入分配新机制，以较好体现基本人力资本效应、资产增值效应和风险补偿效应，使经营者贡献与回报相匹配，长短期利益相结合。推行ESOP（员工持股计划），实现企业成员“剩余索取权”，以提供长久性的激励和约束。再次，改变“官本位”激励机制，使高级经营管理者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同时，要稳定高级经营管理队伍，适当延长行长任期，以保持银行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的持续贯彻执行。最后，强化约束机制建设，实现激励和约束对等。要建立良好的内部审计、监督和处罚制度，通过监事质询、提出罢免建议、追究法律责任等方式，形成问责机制，强化负激励。 （四）推行经济资本管理建立有效内部控制体系 推行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对效益和风险的双重约束机制。具体措施：首先，强化经济资本对风险资产总量约束和结构调整。以经济资本作为资产业务计划编制的先行指标和核心指标，科学决定和分配所属分支机构的经济资本总量和风险资产规模，以此约束各分支机构业务规模与风险资产扩张速度。在结构上，通过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区域调节系数和分支机构增长率，优化经济资本的区域配置；设置经济资本不同的产品分配系数，以引导推动各分支机构改善产品结构；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分配不同经济资本，以鼓励对客户的选优汰劣；对中间业务等战略业务减少分配经济资本，以激励各分支机构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其次，强化资本回报对经营管理的约束，加强经济资本占用与资本回报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期望的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资本目标回报率要求，建立经济资本有偿使用机制。再次，建立以EVA和RAROC（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 为核心的绩效评价管理体系，较准确地度量不同业务和产品对增进银行价值的贡献度，以便科学进行商业银行经营目标设定、业务决策、资本配置和绩效考核等活动，促进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 （五）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要大力推进风险管理组织机构改革工作，建立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逐步建立各部门各岗位共同参与的风险管理格局，推行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平行作业；要积极推进风险管理系统建设，及时开发和建设风险管理系统平台，全面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的评估、监测和控制；按矩阵式管理要求，搭建垂直化、集约化、专业化的业务单元经营管理模式，加快提高市场反映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加大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研发和创新力度。要进一步推进内部评级工程建设，及时更新和完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检验标准和管理技术；建立及时有效的市场风险分析报告机制、重大市场风险应急机制、新产品和新业务中的市场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对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的评价和审查机制，形成市场风险管理定期审计机制，全面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审计情况。 （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披露是改善银行公司治理的必备条件。要严格按照监管机构制定的信息披露标准、披露方式、披露范围等要求，利用远程通讯和银行数据网络，及时向市场和投资者披露信息。同时，引进国外商业银行通行做法，进一步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具体措施可考虑：引入银行评级制度，增强银行信息披露的压力。在条件成熟时，应鼓励和推行社会权威中介机构建立对商业银行的评级制度；推动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标准和资产风险评级体系，采用高质量的会计标准——国际会计准则，以增强信息的可比性；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增强经营透明度。通过全面披露银行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使商业银行各种利益相关者及时掌握情况，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建立信息审计制度和对信息披露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机制，以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七）加快竞争性市场环境建设 大力发展竞争性产品市场，发挥资本市场产生的替代效应，促使商业银行改善内部治理；加大行业开放，鼓励行业兼并，通过增加商业银行生存压力来促进治理结构优化；塑造市场约束机制，发挥资本市场中的股权市场治理机制和债权市场治理机制对于银行公司治理优化的促进作用；加强外部监管。可按国际接轨监管要求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评级，强化债权人约束，促进商业银行自觉优化治理结构；大力培育竞争性的银行家市场。通过银行家市场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与价格机制的相互作用，形成由市场机制来甄选经营管理人员的竞争局面，切实降低代理成本，发挥银行家市场对银行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何德旭，葛兆强。公司治理与银行成长之关系探讨。财贸经济，2006 2.李维安，曹廷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南开学报，2005 3.廖继胜。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Ⅳ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什么趋势呢
1、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规范治理架构；
2、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胡责、权、利。可采用增加外部董事名额。
3、重新对党委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体制中的位置进行确认。
Ⅵ 国银金融租赁公司的公司治理
1、形成了“三会一层抄”的法人治理架构。股东会由8家股东组成；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开行提名4人，海航集团提名1人；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海航集团提名1人并任监事会主席，西飞集团提名1人，公司职工代表1人；经营班子由7名成员组成，其中总裁1人、副总裁4人(1人兼任财务总监)、总稽核1人、总裁助理1人。
2、内部管理逐步完善。按照开行的管理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对公司各项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公司通过召开董事长办公会、总裁办公会及办公例会分别对公司重大事项及日常经营管理进行决策与协调，业务决策由公司项目审查委员会会议进行，报开行审定或备案，较好地控制了业务风险。
Ⅶ 公司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和家族模式。 英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公司内部的权力分配是通过公司的基本章程来限定公司不同机构的权利并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各国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虽然都基本遵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框架，但在具体设置和权利分配上却存在着差别。
1．股东大会
从理论上讲，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英美公司的股东非常分散，而且相当一部分股东是只有少量股份的股东，其实施治理权的成本很高，因此，不可能将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常设机构，或经常就公司发展的重大事宜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以便作出有关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大会就将其决策权委托给一部分大股东或有权威的人来行使，这些人组成了董事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股东们将公司日常决策的权利委托给了由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而董事会则向股东承诺使公司健康经营并获得满意的利润。
2．董事会
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董事会的职权是由股东大会授予的。关于董事会人数、职权和作用，各国公司法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英美也不例外。除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外，各个公司也都在公司章程中对有关董事会的事宜进行说明。公司性质的不同，董事会的构成也不同。在谈到公司治理问题时，常常要根据不同性质的公司进行分析。 为了更好地完成其职权，董事会除了注意人员构成之外还要注意董事会的内部管理。英美公司的董事会在内部管理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在董事会内部设立不同的委员会，以便协助董事会更好地进行决策。一般而言，英美公司的董事会大都附设执行委员会、任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一些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一般都是由董事长直接领导，有的实际上行使了董事会的大部分决策职能，因为有的公司董事太多，如果按正常程序进行决策，则很难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也有可能因为决策者既是董事长同时也是最大股东，对公司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愿让太多的人分享他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而执行委员会又成为董事会的常设机构。除这样一些具有明显管理决策职能的委员会外，有的公司还设有一些辅助性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主要是帮助董事会加强其对有关法律和公司内部审计的了解，使董事会中的非执行董事把注意力转向财务控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使财务管理真正起到一种机制的作用，增进董事会对财务报告和选择性会计原则的了解；报酬委员会，主要是决定公司高级人才的报酬问题；董事长的直属委员会，由董事长随时召集讨论特殊问题并向董事会提交会议记录和建议的委员会，尽管它是直属于董事长的，但它始终是对整个董事会负责，而并不只是按董事长的意图行事。美国的有些公司又成立了公司治理委员会，用以解决专门的公司治理问题。
其二，将公司的董事分成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内部董事是指公司现在的职员，以及过去曾经是公司的职员，三种人，一是与本公司有着紧密的业务和私人联系的外部人员；二是本公司聘请的外部人员；三是其他公司的经理人员。外部董事一般在公司董事会中占多数，但一般不在公司中任职；内部董事一般都在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成员，美国大多数公司企业的内部董事人数为三人，很少有超过五人的。外部董事有的是私人投资者，它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购买公司股票而成为公司大股东，但他们往往对于公司的具体业务并不了解，大部分外部董事作为其他公司的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而这些公司又常常是法人持股者。自70年代以来，英美公司中的外部董事比例呈上升趋势。按理讲，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会加强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督与控制，但是，英美大公司中同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董事会主席。这种双重身份实际上使董事会丧失了独立性，其结果是董事会难以发挥监督职能。
3．首席执行官（CEO）
从理论上讲，董事会有权将部分经营管理权力转交给代理人代为执行。这个代理人就是公司政策执行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这个人一般被称为首席执行官，即CEO。在多数情况下，首席执行官是由董事长兼任的。即使不是由董事长兼任，担任此职的人也几乎必然是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且是公司董事长的继承人。但是，由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日益复杂化，经理职能也日益专业化，大多数公司又在首席执行官之下为其设一助手，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这就是首席营业官，即COO（Chief Operation Officer）。在大多数公司，这一职务一般由公司总裁（President）兼任，而总裁是仅次于首席执行官的公司第二号行政负责人。也有的公司，由董事长同时兼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此外常设一名首席营业官协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此外，公司还设有其他一些行政职务，如首席财务官等。在英美公司的行政序列中，以首席执行官的地位最高，其次为公司总裁，再次为首席营业官，接下来是首席财务官。在总裁以下，各公司还常常设有多名负责具体业务的副总裁，包括执行副总裁和资深副总裁。这些副总裁一般都负责公司的一个重要业务分部，或者是作为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代表担任重要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由于首席执行官是作为公司董事会的代理人而产生，授予他何种权利、多大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授予，是由各公司董事会决定的。首席执行官的设立，体现了公司经营权的进一步集中。
4．外部审计制度的导入
需要注意的是，英美公司中没有监事会，而是由公司聘请专门的审计事务所负责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年度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内部虽然也设立审计委员会，但它只是起协助董事会或总公司监督子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状况等的作用。由于英美等国是股票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股票交易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披露，而公司自设的审计机构难免在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方面有所偏差，所以，英美等国很早便出现了由独立会计师承办的审计事务所，由有关企业聘请他们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独立审计并发布审计报告，以示公正。英美等国公司每年的财务报告书都附有审计事务所主管审计师签发的审计报告。政府的审计机构也在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审计并对审计事务所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这种独立审计制度既杜绝了公司的偷税漏税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司财务状况信息的真实披露，有助于公司的守法经营。 德日治理模式被称为是银行控制主导型，其本质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商业银行是公司的主要股东
目前德日两国的银行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深深涉足其关联公司的经营事务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主银行体系。所谓主银行是指某企业接受贷款中具第一位的银行称之为该企业的主银行，而由主银行提供的贷款叫作系列贷款，包括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
日本的主银行制是一个多面体，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层面：一是银企关系层面，即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在融资、持股、信息交流和管理等方面结成的关系；二是银银关系层面即指银行之间基于企业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三是政银关系，即指政府管制当局与银行业之间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相互交错、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或称为以银行为中心的、通过企业的相互持股而结成的网络。 在德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通过银行的作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开始银行仅仅是公司的债权人，只从事向企业提供贷款业务，但当银行所贷款的公司拖欠银行贷款时，银行就变成了该公司的大股东，银行可以自己持有一家公司多少股份，在德国没有法律的限制，但其金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15%。一般情况下，德国银行持有的股份在一家公司股份总额的10%以下。
另外德国银行还进行间接持股，即兼作个人股东所持股票的保管人。德国大部分个人股东平时都把其股票交给自己所信任的银行保管，股东可把他们的投票权转让给银行来行使，这种转让只需在储存协议书上签署授权书就可以了，股东和银行的利益分配一般被事先固定下来。这样银行得到了大量的委托投票权，能够代表储户行使股票投票权。到1988年，在德国银行储存的股票达4115亿马克，约为当时国内股票市场总值的40%，加上银行自有的股票（约为9%），银行直接、间接管理的股票就占德国上市股票的50%左右。
商业银行虽然是德日公司的最大股东，呈现公司股权相对集中的特征，但是二者仍然存在一些区别。在日本的企业集团中，银行作为集团的核心，通常拥有集团内企业较大的股份，并且控制了这些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德国公司则更依赖于大股东的直接控制，由于大公司的股权十分集中，使得大股东有足够的动力去监控经理阶层。另外由于德国公司更多地依赖于内部资金融通，所以德国银行不像日本银行那样能够通过控制外部资金来源对企业施加有效的影响。
2．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
法人持股，特别是法人相互持股是德日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尤其在日本公司中更为突出。二战后，股权所有主体多元化和股东数量迅速增长是日本企业股权结构分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股权并没有向个人集中而是向法人集中，由此形成了日本企业股权法人化现象，构成了法人持股的一大特征。
据统计，日本1949--1984年，个人股东的持股率从69.1%下降为26.3%，而法人股东的持股率则从15.5%上升为67%，到1989年日本个人股东的持股率下降为22.6%，法人股东持股率则进一步上升为72%，正由于日本公司法人持股率占绝对比重，有人甚至将日本这种特征称为“法人资本主义”。
由于德日在法律上对法人相互持股没有限制，因此德日公司法人相互持股非常普遍。法人相互持股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垂直持股，如丰田、住友公司，它们通过建立母子公司的关系，达到密切生产、技术、流通和服务等方面相互协作的目的。另一种是环状持股，如三菱公司、第一劝银集团等，其目的是相互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资产和经营关系。
总之，公司相互持股加强了关联企业之间的联系，使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3．严密的股东监控机制
德日公司的股东监控机制是一种“主动性”或“积极性”的模式，即公司股东主要通过一个能信赖的中介组织或股东当中有行使股东权力的人或组织，通常是一家银行来代替他们控制与监督公司经理的行为，从而达到参与公司控制与监督的目的，如果股东们对公司经理不满意，不像英美两国公司那样只是“用脚投票”，而是直接“用手发言”。但是德日公司的监控机制的特征有所不同。
4．德国公司监控机制的特征
德国公司监控机制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德国公司的业务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相分离，并成立了与之相对应的两种管理机构，即执行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亦称双层董事会。依照法律，在股份公司中必须设立双层董事会。监督董事会是公司股东、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监督机构。德国公司法规定，监督董事会的主要权责，一是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监督执行董事是否按公司章程经营；二是对诸如超量贷款而引起公司资本增减等公司的重要经营事项作出决策；三是审核公司的账簿，核对公司资产，并在必要时召集股东大会。德国公司监事会的成员一般要求有比较突出的专业特长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成员选举，须经2/3以上成员投赞成票而确定，监事会主席在表决时有两票决定权。由此来看，德国公司的监事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股东行使控制与监督权力的机构，因为它拥有对公司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权与解雇权。这样无论从组织机构形式上，还是从授予的权力上，都保证了股东确实能发挥其应有的控制与监督职能。由于银行本身持有大量的投票权和股票代理权，因而在公司监事会的选举中必然占有主动的地位，德国在1976-1977年度的一份报告中表明，在德国最大的85个公司监事会中，银行在75个监督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并在35个公司监事会中担任主席。
如果公司经理和高层管理人员管理不善，银行在监事会的代表就会同其他代表一起要求改组执行董事会，更换主要经理人员。由此可见，德国在监事会成员的选举、监事会职能的确定上都为股东行使控制与监督权提供了可能性，而银行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则使股东有效行使权力成为现实。
二是德国监控机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征是职工参与决定制度。由于德国在历史上曾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极为活跃的国家，早在200年前早期社会主义者就提出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理论。1848年，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事会讨论《营业法》时就提议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作为参与决定的机构。1891年重新修订的《营业法》首次在法律上承认工人委员会。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制定的著名的魏玛宪法也有关于工人和职员要平等与企业家共同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工人和职员在企业应拥有法定代表并通过他们来保护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等规定。尤其在二战以后，随着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德国职工参与意识进一步兴起，德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参与决定的法规。目前，在德国实行职工参与制的企业共有雇员1860万，占雇员总数的85%。在德国的职工参与中，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在拥有职工2000名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参与方式的法律依据是1976年通过的《参与决定法》。它涉及的主要是监事会的人选。监事会的人数视企业规模而定，在2000名以上到1万名职工以上的企业有监事会成员20名。职工进入监事会的代表中，职工和高级职员是按比例选举的，但每一群体至少有一名代表。其二是拥有1000名以上职工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参与决定涉及到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中要求有一名劳工经理参加。监事会的人数定为11人，席位分配的过程是，劳资双方分别提出4名代表和1名“其他成员”，再加1名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的”第三方。其中的“其他人员”规定为不允许与劳资双方有任何依赖关系，也不能来自那些与本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企业。其三是雇工500名以上的股份公司、合资合作公司等。规定雇员代表在监事会中占1/3，在监事会席位总数多于1个席位时，至少要有1名工人代表和1名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由工人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单，再由职工直接选举。
这样职工通过选派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即所谓“监事会参与决定”，使得企业决策比较公开，这有利于对公司经营的监督，同时还有利于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因为职工在监事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被兼并接管的可能性。这也是德国公司很少受到外国投资者接管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保护了经理人员做出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5．日本公司监控机制的特征
日本银行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必然在固定行使监控权力中，发挥领导的作用。日本银行及其法人股东通过积极获取经营信息对公司主管实行严密的监督。一方面，银行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在盈利情况良好的条件下，银行只是作为“平静的商业伙伴”而存在。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盈利开始下降，主银行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能够很早就通过营业往来帐户、短期信贷、与公司最高管理层商业伙伴的长期个人交往等途径获取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主银行就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来更换公司的最高领导层。 日本的董事会与美国很相似，基本上是实行业务执行机构与决策机构合二为一。但是日本董事会的股东代表特别少，从总体上看具有股东身份的仅占9.4%（主要股东为5.7%，股东代表为3.7%），而在上市公司特别是大公司中，具有股东身份的仅占3.9%，其余大部分都是内部高、中层的经理管理人员等，从董事会成员构成可以看出，董事会不是股东真正行使监控权力的机构。另外从表面上看，日本公司董事会也没有银行的代表，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日本公司董事会中，有一名以上的董事常常是公司主银行的前任主管，这是日本商业银行的通行做法。这位前任主管实际上就是为主银行收集信息，并对公司主管实行严密监控，当对公司主管经理的经营业绩不满意时，就可以利用股东大会罢免这些经理人员。 日本公司还通过定期举行的“经理俱乐部”会议对公司主管施加影响。尽管“经理俱乐部”会议是非正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它实际上是银行和其他主要法人股东真正行使权力的场所。在“经理俱乐部”会议上，包括银行和法人股东在内的负责人与公司经理一道讨论公司的投资项目、经理的人选以及重大的公司政策等。 由于国情和企业所处的成长与发展环境的差异，使得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治理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的特征中，有些特征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相同的，但也有些特征只是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不相同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把形式上相同的特征都归诸于韩国与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的共性，至于内容上的不同则在阐述相关特征时加以区别说明。同时，有些特征只存在于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中，也有一些特征只存在于韩国的家族治理模式中，本文把这样的特征归诸于韩国和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在特征上的差别。下面从共性和差别两个方面分别阐述韩国和东南亚家族治理模式的特征。
1．企业所有权或股权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表现为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单一创业者拥有，当创业者退休后，企业的所有权传递给子女，由其子女共同拥有。第二种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参与创业的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共同拥有，待企业由创业者的第二代经营时，企业的所有权则由创业者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或堂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拥有。第三种情况是，企业的所有权由合资创业的具有血缘、姻缘和亲缘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然后顺延传递给创业者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家族成员，并由他们共同控制。第四种情况是，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与家族外其他创业者或企业共同合资创办企业时，由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控股，待企业股权传递给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形成由家族成员联合共同控股的局面。第五种情况是，一些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家族企业，迫于企业公开化或社会化的压力，把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家族外的其他人或企业，或把企业进行改造公开上市，从而形成家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但这些股权已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仍然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着。上述五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都大量存在着，而且上述五种情况包括了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所有权或股权由家族成员控制的基本概况。
2．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由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控制，另一种情况是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由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和有亲缘、姻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
3．企业决策家长化
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准则的影响，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中，企业的决策被纳入了家族内部序列，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办新企业、开拓新业务、人事任免、决定企业的接班人等都由家族中的同时是企业创办人的家长一人做出，家族中其他成员做出的决策也须得到家长的首肯，即使这些家长已经退出企业经营的第一线，但由家族第二代成员做出的重大决策，也必须征询家长的意见或征得家长的同意。当家族企业的领导权传递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前一代家长的决策权威也同时赋予第二代或第三代接班人，由他们做出的决策，前一辈的同一辈的其他家族成员一般也必须服从或遵从。但与前一辈的家族家长相比，第二代或第三代家族家长的绝对决策权威已有所降低，这也是家族企业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出现矛盾或冲突的根源所在。
4．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经营者受到了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对于家族第一代创业者而言，他们的经营行为往往是为了光宗耀祖或使自己的家庭更好地生活，以及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产业。对于家族企业第二代经营者来说，发扬光大父辈留下的事业、保值增值作为企业股东的家族成员资产的责任、维持家族成员亲情的需要，是对他们的经营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主要机制。因此，与非家族企业经营者相比，家族企业的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利己的个人主义倾向发生的可能性较低，用规范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约束已经成为不必要。但这种建立在家族利益和亲情基础上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家族企业经营者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并为家族企业的解体留下了隐患。
5．企业员工管理家庭化
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不仅把儒家关于“和谐”和“泛爱众”的思想用于家族成员的团结上，而且还推广应用于对员工的管理上，在企业中创造和培育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例如，马来西亚的金狮集团，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辞退员工，如果员工表现不佳，公司不会马上开除，而是采取与员工谈心等形式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家庭式的管理氛围在公司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印度尼西亚林绍良主持的中亚财团，对工龄在25年以上的超龄员工实行全薪退休制，使员工增加了对公司的忠诚感。再如，韩国的家族企业都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设施如宿舍、食堂、通勤班车、职工医院、浴池、托儿所、员工进修条件等。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对员工的家庭式管理，不仅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而且还减少和削弱了员工和企业间的摩擦和矛盾，保证了企业的顺利发展。
6．来自银行的外部监督弱
在东南亚，许多家族企业都涉足银行业。其中，一些家族企业的最初创业就始于银行经营，然后把企业的事业领域再拓展到其他产业；也有一些家族企业虽然初始创业起步于非银行领域的其他产业，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把企业的事业领域拓展到银行业。作为家族系列企业之一的银行与家族其他系列企业一样，都是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因此，银行必须服从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为家族的其他系列企业服务。所以，属于家族的银行对同属于家族的系列企业基本上是软约束。许多没有涉足银行业的家族企业一般都采取由下属的系列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的形式向银行融资，这种情况也使银行对家族企业的监督力度受到了削弱。 在韩国，银行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由政府控制的。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有符合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才会获得银行的大量优惠贷款，否则就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所以，韩国的家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都纷纷围绕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从事创办企业和从事经营活动。这种情况使得韩国的家族企业得到了没有来自银行约束的源源不断的贷款。除筹资功能外，银行在韩国只是一个发放贷款的工具，而对贷款流向哪些企业，获得贷款企业的金融体质是否健康则很少关心，使得韩国家族企业受到来自银行的监督和约束力度较小。
7．政府对企业的发展有较大的制约
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政府的制约。在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一般存在于华人中间，而华人又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且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华人经济与当地土著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华人家族企业经常受到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的限制。为了企业的发展，华人家族企业被迫采取与政府及政府的公营企业合作，与政府公营企业合资以及在企业中安置政府退休官员和政府官员亲属任职等形式，来搞好与政府的关系。而在韩国，政府对家族企业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引导和支持上。凡家族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的，政府会在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进行引导和扶持，反之，政府会在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限制。因此，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的发展都受到了政府的制约，但在东南亚，政府对家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限制，在韩国，政府对家族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则是引导和扶持。
Ⅷ 银行如何建设稳健的公司治理机制
文/曾刚 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是银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银行业通过股份制改造，陆续建立起了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架构，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是，由于一些历史遗留原因，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所特有的问题，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仍存在诸多缺陷，成为许多潜在风险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新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新年伊始的一篇文章中，把建立稳健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中国银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公司治理以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是指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其实质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仅限于股东的利益，而且涉及广泛的相关者的利益，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集团，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概念不仅涉及内部治理，也包括了外部治理。 作为企业，商业银行同样面临着公司治理的诸多问题。但由于银行业具有许多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征，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也因此有了一定的特殊性。从1999年开始，巴塞尔委员会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司治理原则》为基础，制定了《加强银行公司治理的原则》，该原则确定了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性框架，并推动其成为国际银行监管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之后，巴塞尔委员会根据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于2006年和2010年，分别对该原则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行业特殊性导致银行的公司治理异于一般企业 与一般公司不同，银行业具有诸多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导致了其公司治理结构会与一般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探讨银行公司治理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这些特殊性进行一下简要的分析。 第一是资本结构的特殊性。 作为金融中介，负债经营是银行业的基本特征，从实践来看，银行业的负债率大都维持在9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企业的水平。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监管环境趋紧，对银行业的资本要求有所提高，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核心一级核心资本的要求比率也仅为7%以上，而资本充足率要求仅为8%以上。 较低的自有资本比率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从内部治理来看，低资本比率意味着股东可以用较少的资本支配大量的资源，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股东机会主义缺陷所带来的成本会迅速超过由此带来的利益，进而弱化股东治理的有效性。其二，从外部治理来看。在低资本比率比例下，产品成功所可能产生的股东回报比较高，而相应的损失会比较有限，由此会导致银行的创新（风险）偏好。在银行风险具有外部性的情况下，银行的创新偏好可能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二是委托－代理关系复杂。 对于一般公司来说，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委托—代理关系表现在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相比之下，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其庞大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具体而言，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存款人与银行之间、股东与银行之间、贷款人与管理者之间、监管者与银行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除一般公司治理所需解决的问题之外，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还须解决贷款人、存款人、监管者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便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 第三是银行风险的外部性与公共安全网的存在。 和一般的企业相比，银行风险具有更强的外部性。这一方面是因为银行的客户数量众多，其经营风险的直接影响范围较大；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在融资以及支付体系中的重要性，银行风险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会造成较大的威胁。由于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各国都建立有相应的风险保障制度，以确保银行的安全，如存款保险制度、流动救助；等等。 这些制度，在宏观上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但在微观层面，对银行的公司治理却会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一，较低的自有资本比率下，已经存在银行股东收益、成本不对称的问题，并导致了银行对风险的过度偏好。而救助制度会进一步降低股东成本，进一步强化银行的风险偏好行为。其二，在不存在公共安全网的条件下，债务人会非常关心银行的风险状况和经营效果；但在公共安全网存在的情况下，债权人的这种监督激励就不复存在，因为即使银行倒闭，也不会给债权人带来损失。债务人外部监督机制的丧失，极大地弱化了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 第四是银行监管的影响。 如前所述，银行业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特征，其风险很容易扩散到数量众多的客户，甚至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正因为此，银行业是市场经济中受到较为严格管制的行业之一。 从世界范围的情况看，严格的行业管制对银行公司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内部治理方面，现实中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参股比率、参股资格等方面的种种规制客观上阻碍了银行股权的集中，限制了大股东作为监督者在内部治理中的作用。而在外部治理方面，行业监管也极大地降低了外部要素市场竞争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比如，监管部门对银行业投资领域和产品创新的严格规制降低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对经理层的压力；严格的行业准入和参股限制、复杂的核准程序提高了银行业的并购成本、降低了并购成功的概率，使接管和并购机制在银行业外部治理中的作用大大降低；此外，各国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有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经理人市场在银行外部治理中的作用。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 从以上所述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银行公司治理要更多地关注利益相关者。 在公司治理领域，公司应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股东至上主义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如果说二者的争论在一般公司治理领域还难分高低的话，那么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问题上，利益相关者理论占据了绝对的上风。由于行业特征的影响，商业银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一般企业更为复杂。如何处理好股东与债权人、股东与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 第二是银行公司治理不仅要实现价值最大化，也应包括银行自身的安全和稳健。 商业银行是全社会重要的融资渠道和主要支付体系，其稳定与否事关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也正因为此，银行业往往会成为政府调控的重点目标。由此出发来看，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与一般公司应有所差异。一般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尤其是股东财富) 的最大化；而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特殊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还应照顾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金融体系的稳健。 第三是银行公司治理应更多强调内部治理的重要性。 前文述及，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在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中，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市场竞争、经理人市场、并购市场以及债权人监督等）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内部治理机制是其公司治理的核心。 第四是应强调行业监管在银行治理中的重要性。 在外部治理机制效率低下的情况下，行业管制与监管在银行公司治理中替代外部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可以弥补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可能存在的不足，对大股东和内部人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改革的核心问题 总的说来，银行公司治理与其行业特性密切相关。在巴塞尔委员会《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原则》出台之后的十几年中，银行公司治理问题已逐渐成为国际银行监管和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在我国，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对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规范和要求也开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从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开始，监管部门在建立和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不过，现实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建设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第一是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问题。 如前所述，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银行公司治理问题上处于绝对的优势。这样一个概念，从理论上比较容易理解，但在实践中却很难有效执行。一是因为在银行业务高度复杂的情况下，很难界定清除利益相关者的范围。股东、客户、员工，乃至政府和社会，可能都在此范畴内；二是即使能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对其利益的衡量也很难精确，而且，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去提高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银行公司治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二是关于政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问题。 在相关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内部人控制是银行业的普遍现象。在中国银行业的实践中，由于监管部门对非金融资本投资的严格限制造成了银行股权的相对分散，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内部人控制问题。而在大多数银行的高管都由政府行政确定的情况下（政府或为银行大股东），内部人控制的背后还隐藏着政府控制的问题（大股东控制）。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合理性，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蕴涵着许多风险。 如何去改进这种状况？进一步放开对银行业的投资，改善银行的股权结构，推动股权的相对集中，由此对大股东和内部人行为形成一定的制约，看起来都是可行的选择。但具体的效果如何？是否会产生其他方面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是监管在公司治理中的定位问题。 前文中提到，由于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较低，监管在银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也应该看到的是，过于严格的监管也有可能削弱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如前文所述，监管当局对市场准入、产品创新、银行并购以及股权结构等方面所进行的诸多限制，本身也可能削弱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因此，在强调监管在银行治理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有必要厘清监管与一般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范围和界限，监管强化的重点应集中于外部治理机制失灵的地方，而不是对市场机制的全盘替代。就这一点来看，监管部门在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时，也应对各种监管手段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以降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Ⅸ 详细解释公司治理三要素
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和家族模式。 英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公司内部的权力分配是通过公司的基本章程来限定公司不同机构的权利并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各国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虽然都基本遵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框架，但在具体设置和权利分配上却存在着差别。
1．股东大会
从理论上讲，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英美公司的股东非常分散，而且相当一部分股东是只有少量股份的股东，其实施治理权的成本很高，因此，不可能将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常设机构，或经常就公司发展的重大事宜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以便作出有关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大会就将其决策权委托给一部分大股东或有权威的人来行使，这些人组成了董事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股东们将公司日常决策的权利委托给了由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而董事会则向股东承诺使公司健康经营并获得满意的利润。
2．董事会
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董事会的职权是由股东大会授予的。关于董事会人数、职权和作用，各国公司法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英美也不例外。除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外，各个公司也都在公司章程中对有关董事会的事宜进行说明。公司性质的不同，董事会的构成也不同。在谈到公司治理问题时，常常要根据不同性质的公司进行分析。 为了更好地完成其职权，董事会除了注意人员构成之外还要注意董事会的内部管理。英美公司的董事会在内部管理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在董事会内部设立不同的委员会，以便协助董事会更好地进行决策。一般而言，英美公司的董事会大都附设执行委员会、任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一些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一般都是由董事长直接领导，有的实际上行使了董事会的大部分决策职能，因为有的公司董事太多，如果按正常程序进行决策，则很难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也有可能因为决策者既是董事长同时也是最大股东，对公司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愿让太多的人分享他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而执行委员会又成为董事会的常设机构。除这样一些具有明显管理决策职能的委员会外，有的公司还设有一些辅助性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主要是帮助董事会加强其对有关法律和公司内部审计的了解，使董事会中的非执行董事把注意力转向财务控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使财务管理真正起到一种机制的作用，增进董事会对财务报告和选择性会计原则的了解；报酬委员会，主要是决定公司高级人才的报酬问题；董事长的直属委员会，由董事长随时召集讨论特殊问题并向董事会提交会议记录和建议的委员会，尽管它是直属于董事长的，但它始终是对整个董事会负责，而并不只是按董事长的意图行事。美国的有些公司又成立了公司治理委员会，用以解决专门的公司治理问题。
其二，将公司的董事分成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内部董事是指公司现在的职员，以及过去曾经是公司的职员，三种人，一是与本公司有着紧密的业务和私人联系的外部人员；二是本公司聘请的外部人员；三是其他公司的经理人员。外部董事一般在公司董事会中占多数，但一般不在公司中任职；内部董事一般都在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成员，美国大多数公司企业的内部董事人数为三人，很少有超过五人的。外部董事有的是私人投资者，它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购买公司股票而成为公司大股东，但他们往往对于公司的具体业务并不了解，大部分外部董事作为其他公司的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而这些公司又常常是法人持股者。自70年代以来，英美公司中的外部董事比例呈上升趋势。按理讲，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会加强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督与控制，但是，英美大公司中同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董事会主席。这种双重身份实际上使董事会丧失了独立性，其结果是董事会难以发挥监督职能。
3．首席执行官（CEO）
从理论上讲，董事会有权将部分经营管理权力转交给代理人代为执行。这个代理人就是公司政策执行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这个人一般被称为首席执行官，即CEO。在多数情况下，首席执行官是由董事长兼任的。即使不是由董事长兼任，担任此职的人也几乎必然是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且是公司董事长的继承人。但是，由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日益复杂化，经理职能也日益专业化，大多数公司又在首席执行官之下为其设一助手，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这就是首席营业官，即COO（Chief Operation Officer）。在大多数公司，这一职务一般由公司总裁（President）兼任，而总裁是仅次于首席执行官的公司第二号行政负责人。也有的公司，由董事长同时兼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此外常设一名首席营业官协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此外，公司还设有其他一些行政职务，如首席财务官等。在英美公司的行政序列中，以首席执行官的地位最高，其次为公司总裁，再次为首席营业官，接下来是首席财务官。在总裁以下，各公司还常常设有多名负责具体业务的副总裁，包括执行副总裁和资深副总裁。这些副总裁一般都负责公司的一个重要业务分部，或者是作为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代表担任重要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由于首席执行官是作为公司董事会的代理人而产生，授予他何种权利、多大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授予，是由各公司董事会决定的。首席执行官的设立，体现了公司经营权的进一步集中。
4．外部审计制度的导入
需要注意的是，英美公司中没有监事会，而是由公司聘请专门的审计事务所负责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年度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内部虽然也设立审计委员会，但它只是起协助董事会或总公司监督子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状况等的作用。由于英美等国是股票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股票交易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披露，而公司自设的审计机构难免在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方面有所偏差，所以，英美等国很早便出现了由独立会计师承办的审计事务所，由有关企业聘请他们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独立审计并发布审计报告，以示公正。英美等国公司每年的财务报告书都附有审计事务所主管审计师签发的审计报告。政府的审计机构也在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审计并对审计事务所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这种独立审计制度既杜绝了公司的偷税漏税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司财务状况信息的真实披露，有助于公司的守法经营。 德日治理模式被称为是银行控制主导型，其本质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商业银行是公司的主要股东
目前德日两国的银行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深深涉足其关联公司的经营事务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主银行体系。所谓主银行是指某企业接受贷款中具第一位的银行称之为该企业的主银行，而由主银行提供的贷款叫作系列贷款，包括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
日本的主银行制是一个多面体，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层面：一是银企关系层面，即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在融资、持股、信息交流和管理等方面结成的关系；二是银银关系层面即指银行之间基于企业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三是政银关系，即指政府管制当局与银行业之间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相互交错、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或称为以银行为中心的、通过企业的相互持股而结成的网络。 在德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通过银行的作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开始银行仅仅是公司的债权人，只从事向企业提供贷款业务，但当银行所贷款的公司拖欠银行贷款时，银行就变成了该公司的大股东，银行可以自己持有一家公司多少股份，在德国没有法律的限制，但其金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15%。一般情况下，德国银行持有的股份在一家公司股份总额的10%以下。
Ⅹ 4.如何理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1、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导致的主体缺位延缓了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与改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自觉行为，但是却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存在主体缺位问题将从整体上制约治理结构的优化。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呈现明显的软预算特征，即当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时，外部组织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给予商业银行流动性支持，从而避免破产清算。由于软预算约束，因而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出现了主体缺位现象。根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类型，可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产生了治理结构优化主体缺位问题。由于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是虚拟的，其委托权必须由科层组织授权给官员并由其实施，名义上国家所有的国有银行其控制权实际上为政府官员高度集中使用，在国有银行的剩余索取权属于国家而不是政府官员、导致政府官员与国家目标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官员自然缺乏改善治理结构的动力，出现了治理结构优化主体缺位问题。第二，地方政府与国家的博弈影响了地方性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地方性商业银行（其实还应该包括城乡信用社）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组建（地方财政参股投资占城市商业银行总股份的1/3左右），当地方商业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甚至是出现流动性危机时，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或是本身不愿承担责任，往往最终仍收中央银行来解决，即将问题留待国家来解决。因此，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出资人缺乏优化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动力与压力。第三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出资人的国有企业主体地位制约了其治理结构的优化。虽然股份制商业银行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对银行经营者的产权约束，但是由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有企业股东往往占有主体地位，因而其治理结构优化进程有限。而作为我国首家主要由非公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其治理结构更加完善，业绩也比较优良。2003年该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到66.87%和60.2%。可见，由于国有企业本身在产权设计上存在的不足已经影响到其投资入股的商业银行，阻碍了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
2、银行业的高进入壁垒限制了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进入，从而无法从资本投入源头、利用外部人的力量促进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根本要义是解决投资人与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以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企业投资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行业开放程度决定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的进程。一般来说，在行业开放条件下，各种资本包括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能够自如地进入银行业，出资人为保障自己的投资回报和应有的权益将会关注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从而促进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如果商业银行业绩不佳或治理结构不完善，不仅投资人会通过更换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来贯彻投资意图，而且还会面临竞争对手的兼并与收购，因此，行业开放和竞争的激烈程度将决定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程度。而我国一直以来对银行业的发展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国家为保证正常的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先后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投资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并从严掌握银行业的准入标准，虽然光大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引进了国际资本，促进了这些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但是总体而言，目前银行业的开放程度尚未形成对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善的足够压力。因此，借助外部投资人和行业性重组来促进商业银行改善治理结构的难度很大。
3、从商业银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无论是市场压力还是监管环境均尚未构成对商业银行优化治理结构的强大压力。一方面，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尚处于垄断竞争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尚不足以全方位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冲击，因而商业银行业经营的信用基础仍然是国家信用(由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金融保护，因而各家金融机构事实上都享受了国家或近似国家信用)，在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市场垄断竞争条件下，治理结构优化对提升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作用并不明显，导致商业银行将经营重点放在业务规模的扩张而不是治理结构的完善上，商业银行因市场压力进行治理结构改革的动力严重不足。如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并无明显改善的情况下，2003年的市场占有率却较以前有所提升，不良贷款率和余额有明显下降。而作为公开上市、具有治理结构优势的深圳发展银行（000001）却市场表现不佳。
另一方面，外部的监管政策和导向并未有效引导和促进商业银行优化治理结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将最低资本充足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信息披露）作为风险管理的三大支柱，其中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与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紧密的关系。可见，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通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引导商业银行可以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改善内部治理的动力，从而促进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我国已经将治理结构问题作为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大力推进，先后出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具体的监管要求，力图通过法规的形式借助外部监管的力量来促进商业银行改善治理结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果却难以保证。如《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中提出具体的回报率指标，可以看作是出资人（国家）对经营管理层的目标要求，但该“指引”中并未明确经营者实现目标之后的激励措施，更未涉及经营管理层未能实现目标的约束手段，如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如何承担负责。同时，对于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这两家目前未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商业银行，其治理结构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见和要求，这表明，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目前的治理改革仍处于预算软约束阶段。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自《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指引》颁布以来正在按指引的要求不断优化，但是距离规范的治理要求仍在不少的差距，而我国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众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改革并未渐次推进。这意味，在国家致力于2007年以前解决国有银行治理结构问题的背景下，通过外部监管来引导和促进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4、建立在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之上的治理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全面深化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条件尚不成熟。治理结构的优化要求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形成权责分明、运作有序、激励有效、约束有力的组织结构，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管理运行机制决定着治理结构作用的发挥程度。从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治理结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运作机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治理结构作用的发挥。
5、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条件不完全具备，影响着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的进程。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主要通过竞争性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银行家市场以及由信息披露传递的银行经营信息等来完成。首先，我国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总量少、使资本市场无法形成对商业银行治理的约束。资本市场上商业银行的股价反映着其经营业绩和投资者的预期，经理人员不良行为的后果直接体现在公司股价上，股东通过资本市场的信息特别是商业银行之间的业绩比较，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表示他们对公司的信任程度，从而构成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我国目前公开上市银行只有5家，占市场主体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并未公开上市，因而投资人无法通过资本市场完成对商业银行价值的评定，相应也就无法通过资本市场压力来促进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优化。其次，受到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滞后的影响，来自对银行竞争性产品的外部约束也很小。商业银行并无因竞争性产品的冲击而改善内部治理的压力。第三，银行家市场尚未形成，不尽职的或是低能的银行家难以被淘汰。目前我国的银行家市场尚未形成，无论是合格的董事、银行职业管理人才都无法通过人才市场来发现、挖掘和流动，特别是我国商业银行大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管理人才的选派任用与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有紧密关系，因而无法借助银行家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商业银行的治理改善。第四，债权人并不关心银行的经营绩效，以致债权人约束并不能影响商业银行的治理。商业银行公开信息披露的核心是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债权人（存款人）传递商业银行经营信息，进而帮助债权人作出判断。而我国目前严格的金融管制政策使存款人几乎无须考虑商业银行之间的经营差异性，因而由信息公开披露所决定的外部债权人治理目前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