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治理为

⑴ 如何促进多元主体共治的城市管理方式方法创新

1、城市管理的内涵?P26?
城市管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在不同行政关系影响下，以城市这异空间，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为对象的治理活动。城市管理的根本目标在于根据公众需求，在不破坏城市生态友好程度的基础上，采用协调，规划，控制，建设引导等管理方法，提升或继续城市在区域中的综合竞争能力，从而为公众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2、现代城市管理的特征P29（论述重点）?
（1）协调管理目标的前瞻性与持续性。城市发展战略是对城市发展方向与模式的预想，是城市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统一。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制定是前瞻性与持续性的有机结合。城市管理最终要贯彻城市的发展战略，因此城市管理也应当具有前瞻性与持续性。所谓前瞻性是指城市管理不仅要解决现存的问题，而且要预想到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做好预警；持续性则强调城市管理的各种措施要有始有终，不能朝令夕改，以免浪费资源。?
（2）注重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与参与性。城市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的正常运作需要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城市各项活动的参与者对于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运行规则的建立以及对于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达成共识。城市管理的多元性强调了管理主体不仅包括，还包括非组织、、市民等，多元主体共治才有可能将复杂化、多样化的现代城市内外部关系理顺。然而，众多治理主体也需要协调，充当协调角色的主要是城市，其他各非政治性主体起到参与治理以及监督、评价、回应的作用。?
（3）注重管理决策的合法性与科学性。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式的制度框架，如法律、政策、公约（包括城市公约与国际公约）等一般比较容易被认可和服从；非正式的制度，比如地方习俗等，一旦被自觉认可以及遵守，就同样具有了合法性。城市管理的顺利、有序进行依赖其合法性的建立。因此，现代城市管理不仅注重法制，而且也要更加尊重传统与习俗。在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城市管理的手段以及工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正确的决策依赖于科学的思维方式与预测方法，良好的治理也要依靠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字城市、电子政务的运用已经逐步地使城市功能强化，并且加速了城市管理的民主化。?
（4）培养管理方式的系统化与市场化。城市作为一个“人群运动”的综合社区，其诸系统要素错综复杂。因此，现代城市需要被当作一个系统来进行管理，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并实现优化。对现代城市的大量信息，只有经过系统分析归纳，才能使管理有序化，决策科学化。城市管理的市场化就是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这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是一个“经济人”，要追求自身利益的优化；另一方面对变化的反应可能不够敏捷。因此，现代城市管理具有市场化导向，许多事情已经交给营利性部门。?
。?
3?、城市管理体制（概念52）是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是规范城市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中得政党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管理得以实现的制度基础。?
4、城市职能（概念）是指城市在依法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具有的作用，从动态来看，它是城市行使职权、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⑵ 怎样构建多元立体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需要顺应“老百姓已经被激活的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无法扭转的趋势。如果能够满足普通老百姓超常规增长的，甚至成倍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不仅能够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而且能够解决目前民间存在的社会矛盾，从而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采取PPP的模式，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以平等的主体进入公共品供给过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白纸黑字。可行性论证通不过，社会资本就不会进入，项目上马不会盲目；遵循《合同法》的契约关系很透明，地方政府此前借助项目“浑水摸鱼”捞油水难以存在；公共品供应遵循VFM原则，地方政府财政可承受，支出无法控制的局面可改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水到渠成。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依法治国”的大框架内平等相处、和谐共赢，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产权基石。

⑶ 多中心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一样吗

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治理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本身就很模糊。从主体来看，治理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展开合作，另一种则是政府与非政府的组织、个人展开合作。

多中心治理应该属于后者，多中心治理是一系列平等的主体，如政府、私企、非营利组织等，他们在治理中地位平等。

协同治理则比较混乱，在具体定义、内涵这些方面，学界对此都没有形成共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仅从西方学界来看，有说joined-up governance的，有说joint-up governance的，还有说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有的人将其主体分为公共部门、私企、公民个体等，也有人仅将其主体限为公共部门（政府、公共企业、非营利组织）但其实都是指不同主体展开合作，所以协同治理也属于后者，但其主体间地位并不一定是平等的，可能是政府主导。

⑷ 因地因人治理边疆，对边疆多元性的重视体现为哪些方面

历史上，在中华帝国辽阔的疆域上，不仅各边疆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点，而且即使同一地理区域内，情况也千差万别。因此，如何既坚持“大一统”原则又“因俗而治”，无疑是边疆经营上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而历代封建王朝正是依据传统的“经权”思想，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其核心就是区别对待，因地而异，“从俗从宜”，采取务实、灵活和理性的态度，制定不同的边疆经营措施。如唐朝虽在西域的广大地区实行都护府、都督府、州制度，保留西域各部及中亚诸国原来统治者的政治地位，任命其原来的酋长或国王担任都督、刺史等职，维持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系，但在今新疆的东部地区，包括伊、西、庭三州和隶属沙州的罗布淖尔一带，因其自然条件优越，居民以汉人为主且多从事农业，所以对其实行和中原内地完全相同的州、县管理制度。清朝对多元的边疆的经营更为成功。满族以边疆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后，依据自身曾作为边疆民族的经验，针对各边疆地区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了不同的管理措施，如在中央设有边疆管理的最高机构理藩院，专门处理和管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建立起了组织严密、事权统一、符合大一统原则的行政体系。同时，满清统治者又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在边疆地区对边疆各民族实行多种形式的管理制度。其中，在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度，即由中央派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管理军政与民政，实行军府制下的旗、民分治。在蒙古族聚居的北部边疆和西北部分地区，则实行盟旗制。在新疆地区，则根据维吾尔、汉、满、回、哈萨克、蒙古、布鲁特等多民族杂居，民族成分复杂、社会习俗各异的现实，对各民族聚居区实行相应制度，如对汉族聚居区行郡县制，对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对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吐鲁番、哈密、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此外，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对西南的四川、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地民族地区则实行土司制度。这些制度既与内地的郡县制有较大的区别，也是对边疆民族原有政治体制加以改造后的再利用。如盟旗制度就是在蒙古民族原有的鄂托克和爱马克制度的基础上，参照满洲八旗制，在蒙古地区实行的政治制度。清政府还对自元代起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各民族聚居区实行的土司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流土并治及分别流土等一套严格管理制度，削弱了土司的独立性。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清朝对多元的边疆能够因时因地而治，正是在此基础上，到了18世纪中叶，多元化的边疆格局最终走向统一，被置于清朝直接统治之下，于是完成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其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

⑸ 方堃 怎样破解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难题

随着当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毫不夸张地说，城市民族工作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治理现代化的意义看，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概念较之于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其定位层次更高、内涵更深刻、意义更重要。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要求把民族工作从政府部门事务转变为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特别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对“国家对民族事务支持力度加大和少数民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仍然薄弱并存”的新常态，城市民族工作可以深入社会各个领域挖掘和重新配置资源，在政府职能转移、分解的过程中，建立起关于城市民族事务的社会协作机制，从而实现城市善治的理想状态。

一、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亟须破解的难题

（一）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合作问题

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少数民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政治性、政策性较强的民族事务的管理职能。强调治理的“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缺位”，而是要加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中的党政主导责任体系建设。政府只是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主体中的一员，而不是唯一的主体，在城市民族工作的过程中也不能包揽一切。例如，对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往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的服务管理职责，缺乏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政府单方管理控制多于社会服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利很难落实，矛盾和纠纷频发，管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之间的跨部门合作、协商和协同。政府角色是由“划桨”转为“掌舵”，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支撑，而把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推向前台，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直接、具体和满足其需要的社会化服务。显然，这一转变有助于动员各方面力量合力推动城市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与此同时，这也对政府治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不仅不能甩包袱、卸责任，还要善于借力，有机整合多元主体的资源，成为驾驭跨部门合作治理城市民族事务的巧匠。

（二）跨地域、跨功能、跨部门整合问题

总的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城市民族工作的相关法规无疑是正确的、是好的。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各民族人口流动愈发频繁，城市少数民族人数大幅增加，以区域性、被动性、静态性为特点的城市民族工作很难适应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所带来的新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在城镇化加快的趋势下，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三个“不适应”和两个“跟不上”，即外来少数民族群众不适应城市化的生活与管理，城市汉族居民不适应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城市管理部门不适应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大量进入城市所产生的各类管理问题；流入地政府的管理服务跟不上，流出地政府的协调服务跟不上。

（三）法治化、社会化、精细化耦合问题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在整个民族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目前，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配套立法比较宽泛、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指导性的法令较为单调，其调节民族关系等具体问题的效果不理想，而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原则性的权益保障，实质性的保障机制缺乏，使得大部分城市民族工作部门仍然依靠行政调节解决民族问题，这显然与社会化工作的趋势背道而驰。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用法治思维和手段规范和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充分发挥法制的优越性，进一步完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和法律体系，强化对法律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将法治精神作为“根”和“魂”寓于社会化工作的各个环节和阶段之中。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也离不开精细化。只有善于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与散居地区、东中西部不同类型的城市，制定不同的治理方略，并善于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文化、信息、媒体等多种手段综合施治，特别是推动城市民族事务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升级，才能有效克服传统管理方法简单、粗放和落后的弊端。因此，应将民族工作的法治化、社会化和精细化视为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在推进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与法治化和精细化相互耦合，从而实现“三化”的协同发力。

二、构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体系的策略

（一）元治理：城市民族事务的党政主导责任机制构建

无论是从我国的民族工作体制还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城市民族事务中起主导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必须予以坚持的。现阶段，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少数民族群众需求不断提高的现实压力，城市政府部门尤其是民族工作部门无疑是民族事务治理的首要责任主体，必须继续加强和完善其职能，发挥其在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体系中“元治理”的作用。在我国，除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之外还没有颁布统一的关于民族工作的相关法律。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民族工作主要以《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为依托，尽管该条例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地方性的民族工作条例大多源于政府文件或领导的讲话，有的过于抽象或具有较大的弹性，在具体的城市民族工作中，这些条例的内容参差不齐，也缺乏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措施，在突发性事件中体现不出权威性、强制性和法治性，因此，不能作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主要手段。

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责任机制的紧迫任务是加快城市民族工作的立法，当务之急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修订《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对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清真食品管理、民族事务治理各主体的权责划分等需要通过法律进一步规范的，都要确立合适的法律形式，做到有法可依。在严格执法方面，一方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不管哪个民族的公民，信仰哪种宗教的公民，违了法、犯了罪，都要依法处置；另一方面，要对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予以保障，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正常宗教信仰予以尊重，特别是要坚决纠正和杜绝拒住、拒载、拒租、拒卖、搞特殊安检、抬高就业门槛等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的言行。此外，要围绕各族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逐步扩大监督检查工作的覆盖面，以城管执法部门、窗口服务行业、社区、网络网站等为重点，加大对民族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要规范工作流程，创新方式方法，建立以民委为牵头单位，各部门协同配合、自查与督查相结合、日常巡视与专项检查相统一的长效监督机制，形成综合执法的合力，确保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

（二）参与式治理：城市民族事务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构建

合作具备释放跨部门范围内人员和机构能量的潜力，成功的合作会产生多个层面的收益，其中最为显著的在于它比政府单独完成更为彻底、令人满意且能更为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随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政府应该更多地激发其参与城市民族工作的积极性，既要善于运用行政手段，也要善于运用社会动员手段，还要善于适当运用市场手段，构建政府主导下城市民族事务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格局。其一，要将政府的管理与社团的自治协调统一起来，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遵循社团自治和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教育制度等法规的前提下，充分激发民族文化协会、宗教团体、志愿者组织、慈善社团等社会组织在提供公益性服务以及促进流动少数民族群体自我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并通过加快相关立法，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范围、内容、方式和渠道。要建立多元一体的民族社会工作模式，促进高校、科研机构等专业人员、团队、资本进入城市民族社会工作领域，提升城市民族社工的专业性和服务能力。其二，运用市场化方式吸纳相关企业与政府合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少数民族公共服务。政府要以定向招工、技能委培等方式与企业签订协议，给予流入地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功就业并顺利融入城市。要积极探索“飞地”经济、产业集聚、政府购买服务等新模式，不断缩小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使各地区、各民族平等地开展经济交往。其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合力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城市中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和纠纷，需要改变以往政府部门“单兵作战”和“孤立无援”的窘况，综合运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措施，重视发挥社会团体以及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积极作用，加强政治沟通、消除隔阂、协调利益、增进理解，通过社会化途径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当地、解决在萌芽时期。

（三）嵌入性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的互嵌机制构建

公民权的实现可以被认为是地方政府自身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提供某一个特定的服务。它不仅包括公民基本待遇，也包括公民对决策的参与，对有能力独立自主生活的提倡和直接参与社区内的服务的提供，因而地方政府应在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在城市民族工作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流动少数民族群体，不要过分强调少数民族身份的特殊性，而是要从公民权的角度将社会化工作的方向定位为引导少数民族嵌入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获得市民身份和参与社区治理的各项权利，真正实现市民化。因此，当前构建城市多民族社区的互嵌机制要着眼于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跨地域的对接，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一是流动人口流出地各级政府与流入地城市政府之间要进行有效地协调与合作。流入地城市政府作为属地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要完善与调整各项政策的内容，使之更加兼容流出地的各项政策，并主动包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保障其均等地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住房等，形成“人在服务在，人走服务随”的动态治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政府则应在源头上对其开展相关的法制、政策、秩序方面的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流出人员的培训教育方面做好细致的工作，其中应包括帮助少数民族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和城市民族关系。

二是通过社区化服务，编织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嵌入的社会网络。社区要从防范性管控模式向服务、参与型治理模式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事务性重组、社会组织逐步分化等新形势。激发社区吸纳性的社会整合功能，增加文化的包容性，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突破传统嵌入性约束，从流出地“脱嵌”出来，再成功地重新嵌入到新的城市社会。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地社区为平台，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与保障，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社区意识，培养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心理与现代城市文明相适应。要进一步细分一般需求和特殊需求，增加与少数民族特殊需求相关的公共服务项目，如清真食品、特殊丧葬习俗服务、特殊宗教仪式等。要在政府提供的支持和引导下，以社区为主体开展与周边民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宗教团体、非营利组织、志愿者之间的协作，提供“面对面”的社会服务。当然，在完善社区化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尝试建立全国城市流动人口信息网，以及时发布相关的就业需求、劳动力供给状况等信息，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减少盲目性，增强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际效能。

三是引导城市社区各民族群众在居住空间、经济和文化交往等方面相互嵌入。目前，与散居地区城市相比，在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居住隔离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建议政府采取适当经济补偿，对已形成的单一民族居住小区和楼房进行迁移分流，鼓励和引导各民族嵌入式居住；对正在规划建设的社区，通过制定优惠的土地、财税政策，在规划和开展灾后重建、搬迁移民、危旧房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分配等环节中，注意各族群众居住的分布结构问题。而东中部散居城市当前主要面临因旧城改造和拆迁所引发的多民族社区单元变更或重组问题。对此，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牢固各民族互嵌居住的思想基础，不再扩大择族聚居的现象。建议在实施拆迁的过程中，政府对贫困少数民族居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和政策倾斜，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民族比例进行就地还建或异地安置，使调整后的社区人口结构合理和优化。另外，要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拓展城市各民族经济互嵌的深度和广度，以包容性社区文化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巩固民族团结的根基，使城市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四）网络化治理：城市民族事务线上与线下互动对接机制构建

社区网格化管理向城市民族事务延伸，这不仅可以有效发挥社会化治理的功能，还能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一方面，当前要从拓展网格服务内容和扩大社会参与的层面进一步优化城市少数民族网格化管理系统。通过界定服务范围、组建服务团队、明确服务职责、规范层级管理、强化信息互动，形成网格协同服务的合力，优化网格化管理流程和服务手段，以服务促管理、寓服务于管理，进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满意度与幸福感。另一方面，在大数据背景下，促进互联网与城市民族工作深度融合，实现技术力量在少数民族服务管理中的最大化利用，迫切要求城市民族事务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融合，引入“互联网+少数民族服务管理”、“智慧民宗”等新理念，把网格单元的现实空间治理与以智能终端为枢纽的虚拟网络治理紧密联结，构建线上与线下互动对接的城市民族事务网络化治理机制。为此，还要改变由单一政府主管部门管理的旧有模式，融合民族社工资源来再造服务管理流程，建立政府监管、社区运作、少数民族群众和志愿者广泛参与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网络化服务管理体系。网络化功能拓展之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数据互通和资源共享得以实现，但少数民族相关信息泄露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应对网络风险，要研发高保密技术，提供更加强大的身份安全认证、访问控制、信息保密等技术支持，切实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个人隐私和法人秘密。国家网络监管部门和安全机构也应加大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的力度，切实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⑹ 受疫情影响，在国际格局演变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

第一，应时势变化选择并实施契合本土情境的治理范式。通过梳理疫情期国际治理范式，我们发现，成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契合当地实际的治理模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后疫情”时期，如何基于社会治理新要求，设计“平战结合”的治理模式，以有效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社会治理实践议题。防控实践表明，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实践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需要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的广泛参与。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现实，社会治理实践的演化趋势以及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既需承担居于中心的“元治理”（Bell and Hindmoor, 2009）角色，也需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尤其是鼓励专业组织与专业人士参与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因此，在有关疫情防控等事务的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之框架设计层面，需要打造“强政府”与“强社会”有机结合的治理框架。毋庸讳言，社会治理中的“强政府”角色容易实现，但时下“强社会”角色亟待加强。这一点可以在疫情防控中专业组织和人员力量严重匮乏等问题中得到充分印证。可以说，积极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水平，是“后疫情”时期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落实的工作之一。

第三，依据当前疫情发展实际，中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该模式下，国家由于其“元治理”角色，能够通过资源配置和政策偏好影响其他治理参与者，而自然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这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模式同时强调，社会、市场等非政府型治理主体也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在此次疫情中，大量志愿者和社区网格员的参与，充分彰显了社会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治理主体中，政府要与社会组织、市场参与者建立互动反馈的“关系型”合作机制，使后者在治理中扮演必要的角色。综上，“国家中心关系型”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形成一种“多元协作”的关系型治理模式，从而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提高疫情防护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为保障“后疫情”时期“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有力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需要建立必要的多元化制度保障。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在制度上保障社会、市场等力量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应转变行政管理思维，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理念，营造多方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从非制度层面为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氛围支持和平台支撑

⑺ 如何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与多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体化、代议制和官僚制等。同时，还要关注发展时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民生、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现代化与后现代等时序逻辑。当前中国面临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以及如何应对后现代性挑战的双重任务，平衡好这双重任务是对领导人的巨大考验。
关键词：治理 国家治理 政治现代性 后现代性 代议制 官僚制 发展时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和亮点。过去十几年里，国际社科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关概念进入我们党的文件还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国家治理”问题提上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意义重大；二是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本文拟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角度，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治理”是20世纪末开始在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政治与公共管理的新术语，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一种政治管理的新范式。在西方语境中，“治理”意味着“去国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强制。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治理主要是颠覆以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强调无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后国家主义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权国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张“全球治理”。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强调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国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当中的一个中心，这对现代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政治制度上，主张颠覆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谓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后现代的民主理论。
“治理”彰显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它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概念，是试图超越西方以往的现代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议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对西方而言，这些结构已经过于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构”。这种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代议制主体的选举竞争不足以充分表达民主政治的丰富内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官僚制非民众所能控制，需要对此进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统对人民更负责任。“治理”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垄断性。当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针对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发展措施，这就和一般西方国家提的“治理”语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一直以来，国家的事就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要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这在西方也没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国家事务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而不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机，主要还是政府在“救市”，虽然西方的确更为多元，社会自治更为强大。在中国目前的时空条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这一步，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政府力量在整个治理结构中依然处在核心地位，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治理”在内涵上的不同之处。

在我国，“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点应当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而我们还没完成的那些任务，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议制，树立法治的权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这些方面中国的路还很长。所以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首先还是解决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尤其是要建构现代国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国家以外。在国家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和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两重任务，首先是把国家建设好；其次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发挥国家以外的力量参与治理。“治理”本来是侧重于后者，但是我们有特殊的国情，国家自身的建设不能没有。因此，尽管学界对于“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有争议，因为“治理”本来应当是去国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国，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说“善治”，首先还是要解决国家自身的治理问题和现代化问题，因此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种语境出发，对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一是对国家进行治理，国家是治理的对象，这里的“国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治理”则可以理解为多元共治，即国际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国家进行治理，这里国家由治理的对象变成治理的主体，其含义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大体相同，而这里的“治理”则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与governance联系不大，基本上还是government的含义。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兼具“统治和管理”与“多元共治”的双重含义，本质上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

可见，“国家治理”这个概念隐含着政治上的一元（国家中心） 与多元（多中心）、现代与后现代的内在张力。在我国现阶段，最需要关注的还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是如何把国家（政府） 这个中心搞好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现代化，实现政府转型。政府不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政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多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有多大。当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于简政放权。有些权力要放掉，但有些职能还要加强。当前政府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而该管的却没有管好。十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政府是究竟太大还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预经济和控制投资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又太小。十几年过去了，他对中国政府存在的病症，现在看来这个穴点得依然非常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在政府依然面临大量的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状况。因此，现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还不是国家治理。改进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层面。从“统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异在于，统治的主体一定是源于国家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场、社会和公民。传统的“统治”是国家或政府一个中心发挥关键作用，而“治理”则是多中心的，国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个中心，市场经济体系和公司企业是第二个中心，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是第三个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参与则是第四个中心。这么多中心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理想的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让市场、社会和公民发挥重要功能。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实际上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形成国家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尽管这些主体的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政府总体上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其“政府”的含义是狭义的；第三，从广义的“政府”含义上说，也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从广义来说，政府治理不仅仅是行政机构，而是包括党、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在内的治理结构。除此之外，还要包括纪委、法院、检察院三套机构，严格说是七套机构。当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应当形成一个好的治理体系。如何把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统治结构，改变为党委执政、人大议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的治理结构，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艰巨的任务。
毋庸置疑，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说明目前我国的治理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首先，现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国，人格化的政治结构起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治理现代化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现代政治更讲究程序，但是中国则更重实体。政治学和法学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民主里有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更偏重前者，我们做过很多民调，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就是政府给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解决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体现所谓的“为民”内容。林肯曾经把民主定义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国人侧重于民享，政府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这属于实体性的东西，是结果性的东西。简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义为“民生”，政府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为民”。这其实是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上丰厚的“民本”思想。中国比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显了程序性，你要经过人民认可，通过一个程序执政。中国传统则是可以不经过人民，就像一个家长自然地就对孩子负责。其实在传统政治里，“家长制”不是坏概念。家长会很好地照顾孩子，一心一意地保护孩子。但是家长为孩子好，是不需要给孩子发言权的，不需要所谓的“程序”。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让你喝什么你就喝什么。传统中国有一对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这里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要求，当官的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老百姓。这是实体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权。中国实际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和程序正义、程序民主。我们传统政治缺这些，现在从政治文化角度讲这点还是比较弱。通过民调可以发现，人民还是着重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对选举竞争、分权制衡等并不是很关心。党和政府也更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其实都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但是怎么依靠人民、通过人民来执政，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欠缺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就是程序政治的区别。专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为几个人或者一个人说了算；民主则需要集众人之意志，众人之意志怎么能够形成？用卢梭的话来讲，“公意”怎么形成？或者“众意”怎么形成？如果没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么到底听谁的呢？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规则，把众人的意志集中起来。不以一两个人的政治意志为主。如何聚合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专制政治则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简化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国家治理的碎片化状态
我国国家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看起来国家权力很大，但实际上是碎片化状态，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所说，中国实际上就是“支离破碎的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该整合的没有整合，该制约的没有制约。这就形成了部门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
这种政治权威碎片化的情况确实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强烈，都是地方和部门出政策，让人感到阻碍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舆论就指出，这种地域和部门的隔断，甚至让人们怀疑中国是否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令人吃惊地27次提到“统一”，这还没有把“统一战线”等“统一”的字眼算进去，仅仅意指中央统一管理、统一权威、统一市场等含义上的“统一”，超过了众人瞩目的“治理”一词所出现的24次。这就说明中央在关注国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时，也在关注一体化的问题，着力解决公共事务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不矛盾，是国家治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统一市场，统一政令，统一司法，只有这些方面统一了，我们才可能讲均等化。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大国，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国情。资源短缺，发展不平衡，因此要统一政令也很难。就拿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说，一些发达城市曾经考虑过给外来流动人口均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但还是担心出现“洼地效应”，最后难以承受。所以这个现实压力———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于决策者而言是个现实难题。事实上，现阶段中国也很难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在于，现实做不到，但是口号喊得却很响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挫折感。邓小平搞改革比较聪明的地方，就是先给出明确的心理预期，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国力提高了，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这个心理预期，大家都清楚。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太多，实际做的又太少，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公共服务，而且民主政治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经常讲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即“四个民主”，这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得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只做到了“一个半”：民主选举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监督做到了半个，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则基本没有做到也无法做到，所以他们把民主的底线定义为选举竞争，非常贴近现实。包括“协商民主”，虽然也是少数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但在发达国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围试验阶段，主流民主理论和实践依然是以选举竞争为主的代议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轻易做的。我们的民主概念已经进入后现代了，但实际政治程序还没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梳理民主与民生的时序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理清发展时序，加强顶层设计，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步一步加以实现，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难的放在最后。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理性的设计，这样下去很危险。
一个大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现在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主。那么，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决哪一个？理论上我们先不说，先从经验上看，有没有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能先解决好民生的？政治学总结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打破封建诸侯割据，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建立专制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国家主权。我们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彻底解决碎片化问题，该统一的还没有统一。碎片化不意味着民主。民主意味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能建立强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民主。我们过去有误解，认为民主会削弱国家能力，其实恰恰相反，民主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成功的民主国家必然是有着强大的国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强。西方首先通过王权专制， 亦即专制主义（absolutism），把国家权力统一起来，英国是都铎王朝，法国则是波旁王朝完成这个过程。统一的权力形成之后，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以及集中的权力要得到更广泛认可的问题和新兴资产阶级参政的问题，这就是民主化问题。这就是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仍然是西方各国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到了二战之后，民生的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照样有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医疗乃至吃饭问题，这会反过来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所以二战后福利国家兴起了，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成为核心问题。


所以，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顺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层面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处理后果的问题。先有因再有果。我们往往是原因还没有解决，却集中精力去谋求相应的结果。所以，现实是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颠倒了，缺少一个政治框架设计。
从西方议会产生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集权与民主、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与关系。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英国议会、美国国会，到中国的人代会、党代会，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台湾当局派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我们国家就完全统一了。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是中央有权威的标志。著名的法国三级会议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开的，其目的是解决由于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的冲突，这次会议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结果是王权的加强和教会实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议会都是旨在商讨税收问题，可见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政治问题不解决，合理的经济分配也很难解决。议会虽然是国王集权的产物，但对国王也起到制约的作用。统一的王权一旦巩固，议会对国王来说就没有必要而且成为累赘，因此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时期，三级会议从1614到1789年中断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重开三级会议时，就点燃了火药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英国，专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议会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解决税收纠纷和财政困难迫不得已又重开议会时，即触发了革命。所以国王开会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同时也把现代民主带了进来。议会体现了王权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复杂关系，英法革命都肇始于国王重开议会解决财政危机，集权和民主都与议会有关。


除了代议制以外，还有理性的官僚制，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做到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加以区分，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两个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政客”与“官僚”的分别，其实这两个词汇都是中性词，但翻译成汉语颇有贬义。西方的政务官是选举产生，有任期的。事务官是考试录用，终身任职，通过功绩和年资晋升。我们国家干部的身份都是一样的，选举与非选举官员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终身制与任期制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没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说。我们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被认为是“官僚”，而西方仅指那些通过考试录用、终身任职的文官。
近些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和讨论中，借用后现代的视角批评现代政治治理颇为流行，与之相仿的是，对传统政治价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热捧又很多。对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的框架来分析，前现代传统社会如果是“正”，现代就是“反”，后现代就是“合”，确实有些方面看似回归了传统，但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这个回归是在“反”的基础上回归，而不是抛开“反”的回归。我们现在没有经过“反”，而希望走向“合”，这事实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来论，古代的民主确实是直接民主，但出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产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代议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一些人觉得代议民主还不过瘾，人民的参与还不够，又开始向“人民的统治”或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归，但是这种回归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回归。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们姑且翻译为“协商民主”，主流理论最多认为这是在“代议制”基础上的“协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绝大部分问题还是要通过代议政治的过程来解决。协商民主充其量是对代议民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再讲“法治”，有人批评西方的法治有些走过头了，既没有人情味，也把官员都给捆死了，一点灵活性都没有。在西方国家，确实也有人主张“松绑”，因为法治太严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绑”起来，国家缺乏能动性，政治领袖行动的空间很小，经常被批评无能。所以有人主张给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对于中国则不行，我们的问题是掌权者有太大的灵活性，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这一关还没有过去，必须要通过法治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我们依旧处于“反”的过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还谈不上对传统的回归问题。


代议制和官僚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建立了责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仅仅是被选举出来的政务官对人民负责。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是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选官员，你就要对人民负责，然后你任命的官员，就对你负责。官僚系统对政务官负责，内阁对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议会间接对人民负责。我们经常强调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从严格的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说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每个公务员都对人民负责，那么谁对行政首长负责？谁还能对下发号施令呢？我们的责任体系不清楚，从上到下都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最后到底谁负责反而成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则基本上是都对上负责，因为你的权力是上级给的，谁授权向谁负责，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律。为什么干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根本就在于权力不是人民给的，同时也要明确不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应该是人民给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巨大张力。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虽然总体上是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但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强大挑战。在政治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对政治的现代性又提出了质疑，作为政治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代议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在现代性建构还没完成的时候，过早卷入后现代的潮流。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和现实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压过代议民主的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项目中的“邻避主义”现象。现在各地只要是建PX项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韩国趁着中国上不了这类项目大量地上PX项目。这里面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我们被西方说成是“独裁国家”，一个“独裁国家”上不了PX项目，而那些民主国家可以上PX项目，这不是怪事吗？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们在代议民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过多地卷入了非制度化的参与民主。
第二，具有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的趋势，使决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识决”优于“多数决”，因为它体现全体成员的意志，似乎更“民主”。问题是，“共识决”代价很高，难以操作，不大可行，这是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不采取“共识决”的主要原因。协商民主就是主张用共识主义代替多数主义，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国却是主流。而且，“共识决”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否定了多数人的权利，因为极少数人的否决就可以导致政策流产。中国目前已经逐步陷入到因少数人反对而政策无法实施的困境。
第三，网络参与、网络民主风起云涌。西方的网络主要用于娱乐，而中国过多用于参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民主欢欣鼓舞时，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尤其在我国当下，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四，NGO、NPO声名鹊起。应该说，相比于上述几方面，NGO、NPO的兴起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怎样嵌入现行体制却悬而未决。在西方，历史上就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大量的NGO、NPO出现并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后现代现象，而且NGO、NPO这一概念本身是后现代才出现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构不成反体制力量。中国则不然，其现实政治冲击不容小视。第五，政治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主导民意，“信息轰炸”和“信息欺骗”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操纵民意。现代平面媒体的作用在中国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即建构政治的现代性，实现政治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的代议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实现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第二重任务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挑战，怎么引导和释放互联网冲击的压力、公民直接参政的压力、NGO和NPO大量涌现的压力、社会多元共治的压力等等。应该说上述第一重任务还是主要的，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第二重任务也无法回避，虽然它过早地到来了。如何平衡这双重任务，对于中国领导人是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