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的创新

A. 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适应社会治理新常态

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平台，建立高效多元的服务和矛盾疏导化解机制。

（一）整合公共资源，拓展服务功能，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平台。

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任务越来越重，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实行网格管理，推动干部下沉，把服务和矛盾预防化解在田间地头。

在安排好“一办”和“中心”办事窗口的轮值服务人员外，其余80%的镇干部按网格化管理包组、包片、包户模式，每周3天以上的时间深入责任网格范围内走访、服务群众，担当起政策法规的“宣传员”。

（三）注重多元治理，凝聚共治合力，力求群众的问题更多地让群众解决。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积极鼓励培育基层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注重培育村民理事会、水利协会等矛盾化解类社会组织，引导广大群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反映诉求，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四）强化支撑保障，全面系统推进，形成常态长效活力机制。

强化信息化支撑，开通手机版社会治理服务“一册通”，网格内重要信息和工作开展情况通过短信方式向镇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传输，实时进行分类、交办、催办、查询、归档，实现情况及时掌握、矛盾及时化解、结果及时反馈、服务及时跟进，提高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规范化水平。

(1)城市治理的创新扩展阅读：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适应社会治理新常态的背景：

服务群众不到位、干群关系不密切，日益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重大决定中，鲜明地提出“治理”这一概念，将“社会管理”表述变成“社会治理”，体现了由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共同治理的结构性变化，是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高度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实质上就是要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B. 怎样认识城市管理创新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城市管理与制度创新是城市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性、保障性、引领性作用。

创新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创新过程中各层次、各环节以及各要素之间复杂交互作用中，不仅有技术性要素，更有大量的非技术要素，并且非技术要素带动的管理创新、管理制度创新有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信息技术引领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城市管理创新，这既包括宏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制度创新，也包括微观管理层面上的机制创新。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无疑是我们所在这个时代创新的主旋律，也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信息化，正是一个科技和管理与服务融合和互动的典型过程。

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与发展，为组织的流程再造、业务整合、服务创新以及管理重新塑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再造了实时企业和流畅政府。管理与服务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不仅有利于解决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民、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和谐互动的城市管理与服务新格局提供了新的契机[19]。城市管理信息化不仅在于及时获取信息、实现高效良性互动，还在于进一步依托智能感知、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信息传感与分析技术，完善城市管理的数据标准、信息规范、日报采集、智能感知、体征识别、预警预报、政策模拟、专家会商和方案优化，实现科学管理、高效服务，实现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智慧城市的美好图景。

信息化体系以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为载体，着眼信息化城市管理与服务重塑，面向智慧城市发展需求，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强化感知，重塑流程，优化服务，支撑决策，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实现规划、建设、运行一体，决策、执行、监督协力，政府、企业、市民互动，并通过智能感知、无线技术、泛在网络的广泛应用做到城市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标准化、精细化、社会化、动态化、智能化，使城市运行科学、高效、充分、有序，推动公共管理与服务创新，实现城市管理信息化向信息化城市管理的嬗变，实现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信息化城市的嬗变。北京市以东城区为试点，创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20]，构建了基于电子公务模式的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19]，并初步建设了常态与非常态、管理与服务、日常运行与应急管理一体的面向智能感知、预警分析、科学决策、高效服务的城市运行系统[21]，探索建设了面向知识社会的城市管理应用创新园区，实现了由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管理的跨越，为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做了最好的注释。

C. 智慧城市建设为政府管理带来哪些创新

新型智慧城市就是在一个城市中将政府职能、城市管理、民生服务、企业经济通过新型智慧城市这个大平台融为一体。采用信息化、物联化、智能化科技，将城市所涉及的社会经济、综合管理与社会服务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和充分利用，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城市综合管理和社会民生服务，为保障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一个可实施途径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新型智慧城市作为现代信息社会城市发展的最新形态，其理念已被大多数地区和居民接受和采纳。新型智慧城市应以人为本，借助智慧技术主动征询并及时响应市民的需求和意见，促使政府从发号施令的命令者转型为以民生为本、以市民满意度为本的服务者，实现城市决策的人性化和高效率。当前国内主要新型智慧城市实践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但其中存在群体“数字鸿沟”明显、监控与评价环节缺失、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当下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为此，需要从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保障、加强项目建设流程的监管与服务以及灵活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层面有针对性地解决当下国内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一、从实际出发,合理战略定位，缩小“数字鸿沟”

群体“数字鸿沟”体现了不同群体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认知和态度差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久性的复杂系统工程，群体“数字鸿沟”影响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环节与价值目标。一方面，需要在一定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和统筹规划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宏观方向，结合各地区自身的经济文化水平、居民诉求、信息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情况，缩小区域、城乡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定位差距;同时各地区也要着眼实际，积极开发一些适用于老年人、低受教育程度群体、残障人士等群体的智能型产品与服务，关注和保障弱势群体的诉求和利益，增强公共服务的特色性和适用性，缩小不同群体对新型智慧城市认知的差距。在教育层面，要加强新型智慧城市相关背景知识的宣传、受教育和推广，让新型智慧城市的理念和实践进入更多群体的视野。

二、市场多元化，完善监控和评价环节

1、鼓励多元化建设

鼓励企业、技术人才、城市居民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加快和提高信息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水平，通过依托技术创新培育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挥企业对新兴技术和市场需求敏锐感知的独特优势，建设网格化的筹资渠道，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经济和技术基础。

2、加强科技创新研发人才的培养

对不同部门和行业的人才资源进行整合，以鼓励性政策加快新型智慧城市重点领域的技术研究，对优秀人才给予全方位的福利激励，为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监管、评估等环节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

3、拓宽各方市场主体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意见反馈渠道

促进不同群体的信息交流、互动和反馈，加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监控和评价，从而更加高效地为需求多样化的居民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三、发挥市场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源泉与活力来源于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要创造健康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发挥市场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前提。目前，各级政府在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大都扮演着领导者、建设者、监管者、评估者等多重角色。在提供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和权限难以区分和准确界定，这就需要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科学地认识自身角色，做好“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明确自身权力和责任清单的具体内容，尊重和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国内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虽是最初从国外借鉴的新兴概念，但在我国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注入了本土元素。新型智慧城市所勾勒的愿景是美好的，而具体实践过程的问题却是多样的，需要在今后的规划建设中不断总结经验，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政策需求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个性化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战略，鼓励多元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以真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新型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是通过顶层规划、专项规范、工程设计，制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宗旨、方针、目标、任务、方法、实施的方向性、路线性、纲领性的可实施文件。新型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指导、规范、约束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要素和资源的网络融合、信息交互、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以“互联网+智慧城市”的思维，全面提升新型智慧城市创新管理与民生服务的能力。
金鹏信息新型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D. 如何把法治思维贯穿城市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大意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关键是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把社会治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三大内容纳入法治轨道。
一、创新社会治理要靠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努力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注重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要加强对公民人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领导干部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在发挥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依法参与社会管治理，健全多主体构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二、创新社会治理要靠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强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就是社会治理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就是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公正廉洁执法。要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要着力解决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防止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纠正执法就是收费的现象。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接受人民监督。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
三、创新社会治理要靠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社会治理就是在解决矛盾纠纷中进步的。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要加强源头治理，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要注重民生和制度建设，尽可能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要加强动态协调，注重平等沟通和协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要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激发社会活力。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以司法独立促司法公正，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四、创新社会治理要靠推进全民守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民守法。要认真组织实施“六五”普法规划，针对领导干部、农民、学生等不同群体开展不同要求、不同内涵的法治理念教育，使之树立作为制度支撑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树立规则意识，消除公民违法的机会主义和侥幸心理，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具体行为习惯做起，做到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去做；凡是法律提倡的，积极对待；凡是法律保护的，依法遵守。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的责任，维护自身权益是公民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公民都应做到维权与守法的统一，维护自身权益的努力必须合法、合情、合理，决不允许以违法犯罪的方式、破坏法治和秩序的方式、侵害他人权益的方式进行。

E. 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于幸福百姓。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坚持将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社会管理创新要增强社会管理合力。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处于中心位置，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重视对优秀的管理者、优秀的专业人员和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培育，通过对社会管理领域进行过程引导和规范，实现政府对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的有意识引导、调控和激励，同时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性及其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制约作用。
三、社会管理创新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既要全面展开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等问题。
（一）、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为了更好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要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二）、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加强刑释解教人员衔接工作机制建设，强化看守所、司法所与家庭、单位、社区之间的对接联系，健全完善帮扶措施，减少脱管失控现象，最大限度地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认真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安置，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在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
（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与传统信息渠道相比，网络信息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但不可否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引导有方，就能为我所用；引导不当，就会深受其害。正因如此，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善于引导和调控网络舆情，特别是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网民言论要加强监控。另一方面，要完善互联网行业管理制度，完善立法，规范网络监督，依法查处制作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个人，掌握网上舆论的主导权。

F. 如何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1、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
①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
②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
③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2、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①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
②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置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
③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3、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
①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②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③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1、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2、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3、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1、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2、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3、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1、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2、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3、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2、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4、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G.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都有哪些创新案例

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到智慧城市，是2012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发〔2011〕47号》，该政策从推进物联网应用角度，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同时指出将应用扩展到环保监测领域。此后，国家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方式，特别是在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试点政策与申报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培育智慧城市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盖超过1/3县级以上城市的试点总体格局。

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中，快速进入吸收借鉴、融合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中国的最新实践得到美国、新加坡、欧盟和金砖国家等的高度关注。

从建设内容出发，试点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基础库建设进度过半，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绿色建筑、数字化城市管理、无线网络、智慧社区、政务服务体系、智慧安全、智慧环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点项目完成度进一步提高。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郑州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

2016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草案文本》发布并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在加速建设宜居城市方面，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产业与互联网融合。2016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将与科研及公私营机构共同研究建设智慧城市。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负责制定智慧城市的数码架构和标准，研究包括策略、发展计划、管治安排、数码架构和标准、公私营合作模式等。为香港制定2030年智慧城巿长远发展计划，利用创新及科技解决面对的都市挑战，并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巿民生活质量。施政报告相关的研究提出应用大数据来驱动香港智慧城市建设。

“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定义、内涵、标准和实施路径等在全行业得到广泛探讨和界定，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超过27个部、委、办、局和行均将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城市政府相应委、办、局智慧城市应用思考和行动的同步。“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事业继续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信息化探索到回归城市本源认知，对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关重要。下一个五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
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H. 如何推进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本研版究选权取了具有典型代表的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汉江模式及进入21世纪的盐田模式、铜陵模式和奉新模式6个模式对它们的经验与利弊进行分析比较，作为社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借鉴和参照系。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社区“三元复合体”理论并吸取已有社区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案。该方案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个核心，两个动力，三大支撑系统和议行分设的社区组织架构及管理体系并通过实施与建议的九大措施，实现新体制机制的六大价值和目标

I. 如何促进多元主体共治的城市管理方式方法创新

1、城市管理的内涵?P26?
城市管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在不同行政关系影响下，以城市这异空间，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为对象的治理活动。城市管理的根本目标在于根据公众需求，在不破坏城市生态友好程度的基础上，采用协调，规划，控制，建设引导等管理方法，提升或继续城市在区域中的综合竞争能力，从而为公众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2、现代城市管理的特征P29（论述重点）?
（1）协调管理目标的前瞻性与持续性。城市发展战略是对城市发展方向与模式的预想，是城市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统一。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制定是前瞻性与持续性的有机结合。城市管理最终要贯彻城市的发展战略，因此城市管理也应当具有前瞻性与持续性。所谓前瞻性是指城市管理不仅要解决现存的问题，而且要预想到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做好预警；持续性则强调城市管理的各种措施要有始有终，不能朝令夕改，以免浪费资源。?
（2）注重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与参与性。城市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的正常运作需要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城市各项活动的参与者对于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运行规则的建立以及对于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达成共识。城市管理的多元性强调了管理主体不仅包括，还包括非组织、、市民等，多元主体共治才有可能将复杂化、多样化的现代城市内外部关系理顺。然而，众多治理主体也需要协调，充当协调角色的主要是城市，其他各非政治性主体起到参与治理以及监督、评价、回应的作用。?
（3）注重管理决策的合法性与科学性。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式的制度框架，如法律、政策、公约（包括城市公约与国际公约）等一般比较容易被认可和服从；非正式的制度，比如地方习俗等，一旦被自觉认可以及遵守，就同样具有了合法性。城市管理的顺利、有序进行依赖其合法性的建立。因此，现代城市管理不仅注重法制，而且也要更加尊重传统与习俗。在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城市管理的手段以及工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正确的决策依赖于科学的思维方式与预测方法，良好的治理也要依靠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字城市、电子政务的运用已经逐步地使城市功能强化，并且加速了城市管理的民主化。?
（4）培养管理方式的系统化与市场化。城市作为一个“人群运动”的综合社区，其诸系统要素错综复杂。因此，现代城市需要被当作一个系统来进行管理，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并实现优化。对现代城市的大量信息，只有经过系统分析归纳，才能使管理有序化，决策科学化。城市管理的市场化就是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这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是一个“经济人”，要追求自身利益的优化；另一方面对变化的反应可能不够敏捷。因此，现代城市管理具有市场化导向，许多事情已经交给营利性部门。?
。?
3?、城市管理体制（概念52）是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是规范城市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中得政党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管理得以实现的制度基础。?
4、城市职能（概念）是指城市在依法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具有的作用，从动态来看，它是城市行使职权、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J. 城市如何开放创新治理

公共空间要更具包容性
包容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正在成为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衡量指标，需要更加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与之相匹配
“当我行走在广州平整宽敞的人行道上，绿意葱茏的环境美化工程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蓬勃向上的气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乐在其中，社区里开阔的广场让人们欢度休闲时光。中老年人跳舞、打太极，年轻人玩轮滑，各种文娱项目丰富着广州人的生活。总之，广州的公共空间建设成效显著。”在2017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的论坛环节，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亚太区秘书长博娜蒂娅·坦德拉德薇的一席话得到了广泛认同，公共空间建设这一议题也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重点。
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区域办公室专家布鲁诺指出，当前全球城镇化超过50%，应该把城市化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工具，提倡以人为本，提高城市环境宜居度。“人们希望有更好的公共空间，提高生活质量，充分享用公共权利，这成为衡量宜居城市的指标。”
联合国驻华机构协调员罗世礼特别关注城市包容性，“这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关键要点。现在的城镇化应该有更好的城市包容性，包括新机会、平等等”。他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相关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基础设施及相关的基础服务，以及对新来人员的接受性能够促进城市的平等化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未来城市的治理有了新的要求。一个开放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的发动机，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陌生人社会的治理要具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恰恰就是开放和包容性。“城市各类要素的聚集，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它产生的是1+1>2的效果，这使得城市成为各个国家创新的策源地。”徐林表示，开放和包容，对城市的发展、活力、创新能力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专家同时指出，城市发展不仅是硬件建设，历史文化的根脉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城市空间改造时应逐渐摒弃重经济价值的思维方式，把社会责任放在核心位置，更多考虑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
美国建筑师学会香港分会会长王绍恒分享了香港的例子。他介绍，香港60%都是公共用地，住房用地非常少。年轻人希望拓展公共空间供娱乐社交，就利用废弃的工业厂房，或把历史建筑开放给公众使用。“老建筑活化项目保护了本地人的集体记忆。”
意大利帕德瓦大学副校长波尔图分享了改造活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案例。改造城市中央被遗忘的场景，重新设计新的公共空间，激活历史建筑使闲置空间得以善用。波尔图说，城市的历史建筑是当地人身份认同中重要的一环。在实施改造工程中重整翻新、使用可再生能源、循环使用特殊材料等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市民的积极参与，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城市共建共享共治已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共识
不久前，广州市城市更新局主办了首届广州市城市更新设计竞赛——“老广州·新社区”广州市老旧小区微改造规划设计方案竞赛。从现场调研到编制方案，从与街坊对话到向评委作演讲，广州首次向社会抛出5个老旧小区，不设门槛征集微改造方案，历时3个月后最终收到33件参赛作品。
设计竞赛只是广州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治理的缩影。据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介绍，近年来，广州不断探索城市治理体制机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在建设上，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建设，积极引导市民参与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在管理上，注重全社会的共建共享共治，创造并完善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村民议事厅等群众参与共治的组织形式，市政府年度10件民生实事等重要事项充分征集公众意见；在保护上，广州以“河长制”推进水环境治理，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而在“世界城市日论坛市长对话”现场，广州“河长制”和“10件民生实事”的做法也引起了现场市长、专家的共鸣。
前来参会的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表示，徐州在重化工业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新产业无缝对接是长远谋划的结果。这一过程中，除了事先规划、人才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优势，老百姓的参与至关重要。例如，在垃圾治理中，徐州专门开发了手机APP，方便市民有奖举报，与广州“河长制”的举报措施不谋而合。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前市长乔治·弗格森用一句中国古语分享了他对民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看法。他表示，每一个市民就是我们行千里的一小步，在布里斯托尔同样有着收集民众智慧的“城市实验室”网站，他们也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去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
创新引领未来城市发展
各种新技术将在未来城市中无处不在，更多城市问题将依靠科技创新来解决
在论坛和交流活动中，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多次强调“创新”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说，摩拜共享单车的有效推广，使很多城市的出行方式发生变化，这不仅代表了新的消费模式兴起，还说明大城市的交通问题要靠科技创新来解决。他以北京和伦敦两座城市举例，待无人驾驶技术成熟后，停车空间总量可以减少5%到10%，届时人们更愿意在城市的街道步行或休闲，预计5到10年可实现这一愿景。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主席李察尔在主题演讲时则提出，智能可持续化或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走向。智能可持续化城市包括了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生化技术、物联网、3D打印以及自主驾驶等所有技术的应用，还具有越来越高的可达性以及连接性，因此需要应用更多的互联网和机器人技术，并要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科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利用技术弥合文化上的鸿沟。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大数据的应用、开放数据以及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些都为城市的面貌带来很大的改变。”李察尔说，虽然目前还没有现成的蓝图，但各种新技术在智能城市中将无处不在，极大地提升环境的质量以及人民生活的便捷度，为了做到这点，必须让城市变得更加开放，而且要改善城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