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表现主要有

⑴ 当前世界安全形势的总体状况及原因是什么

一、政治和社会动荡向地区扩散全球安全形势明显恶化

二、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上升全球战略稳定频遭冲击

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继续肆虐大国安全关系不进反退

四、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趋稳向好但潜在热点和不确定因素增多

原因：世界跨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门槛，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更多：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太空、海洋、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军备竞赛将更加激烈，竞争、对抗仍然是大国安全关系的主旋律；中东北非、拉美、欧洲一些国家的动乱和冲突难以停止，甚至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

世界热点此伏彼起，各种因素使“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发生概率增加；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具有长期性和扩散性等新特点，全球安全失序和无序状态使安全治理更加艰难。“大乱达到大治”是国际安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世界之乱更加突显中国之治，我们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责无旁贷。

(1)中国正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表现主要有扩展阅读：

世界总体和平与稳定的大局未变，大国关系既有对抗性和摩擦性加剧的一面，也有竞争性接触、选择性合作维持的一面，大国间仍然守住了不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底线。但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危机频发，突出表现在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进一步增多，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全球安全治理举步维艰。

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有向整个地区乃至全球蔓延的危险。大国之间带有冷战色彩的较量为近30年来所罕见。一些国家出台的对抗性、进攻性更强的军事战略导致地区和全球安全合作困难重重。大动荡、大分化、大竞争、大改革成为主旋律。国际安全形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特点

参考资料：人民网-国际安全形势：和平局面保持、乱象危机频发

⑵ 中国正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表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全球安全治理的愿望是好的，但先要把国内的社会矛盾能解决好，让人民来一起协助全球治理，就国内个别案例很简单，却搞得相当复杂，谈何全球容易呢？这应该是中国的教育，也是媒体的效应

⑶ 全球网络安全应该如何应对

互联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网络空间这么大、问题挑战这么多，应该如何应对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单纯从自身的利益和喜好出发塑造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注定将由世界各国共同书写。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国倡导尊重网络主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用“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深刻诠释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这是我国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探寻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创新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正不断为解决网络空间发展治理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源：人民日报

⑷ 全球环境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哪些

（一） 在全球经济社会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审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不能脱离全球环境。总的来看，我国粮食安全面对的全球环境是不安定的。 首先，解析近年来国际上粮食价格高涨的起因，除了长期积累的供需基本面因素外，气候因素、金融资本和信息操纵因素冲击国际粮食市场，导致全球粮食危机在短期内凸显。 其次，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约束，决定全球长期存在巨大的粮食安全压力。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新增23亿，仅此一项就需要全球粮食供应量增加70%。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强劲增长，继而畜牧业的强劲增长会持续到21世纪中叶之后，这就导致饲料粮的需求量巨大。此外，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压力下，加强了生态系统对粮食生产服务的利用力度，所导致的土地荒漠化、淡水资源耗尽等，已经严重制约全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总之，全球粮食供求难以长期平衡，粮食安全存在长期压力。 再次，国际粮食市场与资源调控能力建设进展缓慢，不利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防与治理。特别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粮食供求状况、国际贸易角色、地缘政治利益及国家发展方针与战略重点不同，在面对全球价格急剧变动时，很难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容易加剧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矛盾。因此，为避免全球粮食危机出现，迫切需要加速构建全球协调一致的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有效调控全球粮食市场与资源。 （二） 全球环境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有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影响，极端气候有在我国和其他主产国境内同时发生的概率，届时我国粮食国内短缺而且国际市场短缺同时发生，我国将面临最大的粮食危机；二是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对国内粮食价格的传导，已有研究指出国际粮价波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传导到国内，这会拉升国内通货膨胀指数，影响居民生活消费；三是国际粮价暴涨抑制中国饲料粮进口，影响我国畜牧业发展，导致畜产品供给减少甚至短缺；四是全球粮食价格暴涨导致粮食生产所需投入品价格上涨，影响我国粮食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导致农民比较利益下降；五是存在全球资本在我国境内冲击粮食产品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并不会很大。就以上几大影响途径分析，这些影响发生的概率很小或者影响程度确实有限。比如，发生全球大范围极端气候灾害的概率很小。再如，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的价格传导只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走势，但是波动不会同幅度，毕竟我国粮食储备水平比国际安全水平高出一倍，而且我国国内粮食供给比较稳定。此外，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国家给予粮食直补的情况下影响幅度有限；国际资本垄断我国粮食产业的可能性很微弱，不值得过分担忧，等等。 分析起来，我国粮食安全主要由内因决定。如，我国长期坚持的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缓解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土地资源约束；我国长期坚持的高库存粮食储备政策，有效避免了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和粮食危机；建国以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有效解决了粮食的流通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进程有效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具备足够的收入解决家庭粮食安全问题。在这些前期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科技水平决定了未来我国在耕地面积不再增长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况下，能否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满足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的粮食需求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决定了在粮食播种面积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农业资源是否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能否得到提高，从而决定粮食产量能否得到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是决定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供给层面的主观能动性因素。近年来，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稳定提高，确实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积极性，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 （三） 应对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要立足国内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合理、有度、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粮食丰歉和品种，同时我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内因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导因素，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必须依靠国内生产确保可以满足100%口粮需求，90%以上的全部粮食需求；全面保护耕地，守住农田，力争到2020年建设好10亿亩高标准农田，提升农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靠科技培育粮食良种，优化栽培技术，提高粮食单产；扶持优势粮食产区，培育种粮大户，激励农户种粮积极性，从而从内因上有效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其次，面向国际市场调剂粮食品种余缺。要统筹国内外粮食市场，通过国际贸易适度调剂粮食丰歉和品种，以有效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统筹利用国际国内粮食生产资源，积极实施粮食“走出去”战略，实施负责任的农业投资，积极在东道国传播粮食生产技术，有效协助东道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再次，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环境。一要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粮食安全相关协议和制度的起草、讨论和制定，实现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有序治理；二要积极参与建立全球粮食资源与市场调控机制，确保各国在粮食危机预防和应对政策措施方面保持一致。

⑸ 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哪些突出特点

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突出特点有：

1、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

2、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

3、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

4、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

5、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6、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

7、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

8、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9、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10、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5)中国正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表现主要有扩展阅读：

1、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蓬勃复苏，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债务危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作用下，各国政治和社会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当原有体系不能再通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2、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

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集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

3、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愈来愈大。

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

4、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

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表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

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5、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

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敏感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

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6、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

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

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

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7、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

在当前人类面临的三重危机中，金融危机是短期危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得到恢复和改善，而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是更为严重的长期危机，并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类重新审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

8、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活动的第五维空间，网络已经嵌入了人类的整个社会运行，关乎社会系统能否正常运转，这意味着网络赋予了国家安全新内涵，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9、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涨，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却明显下降。

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无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国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解决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上，内部治理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是全球治理推进的巨大阻力，各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便源于此。

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绝于耳，此轮金融危机又给“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现有国际机制又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于主体利益的差异性使得在行动的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造成治理成本增加。

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动者也对全球化犹豫不决，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

10、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国际社会的矛盾源于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当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关系发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态发展超出内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会引发内外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

基地组织的兴起及在全球制造恐怖袭击与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不无关系。

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显现，加大了利益冲突的风险，再加上经济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造成国际人权意识的分歧，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很难构建。

⑹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有哪些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发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4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基本良好，但是仍面临着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一是东北亚的朝核问题；二是中亚和南亚的安全局势；三是东北亚和东南亚持续增大的军事压力。

(6)中国正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表现主要有扩展阅读：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

南亚和中亚的动荡局势给中国边界地区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在中亚，民族矛盾、宗教纷争、水资源、能源、地缘政治等因素引发的纷争使得整个中亚地区安全局势混乱，也成为东突分子和其他恐怖分子的温床。

由于地缘因素，这些地区的动荡对中国在该地区的经贸投资、能源合作、多边合作以及边境安全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近年来，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方向，周边国家不断扩充军备和军事部署使中国面临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大量的军事演习非但不能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反而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导致地区局势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反对以维护私利为目的的军事演习，并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本良好 仍面临三方面不稳定因素

⑺ 推进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信息主权是互联网时代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对国家主权思想的思想发展，也是对世界各国的提醒，无论你的技术如何先进、领先都不能肆意侵扰他国，信息主权不容侵犯，网络时代必须尊重信息主权。

⑻ 全球政治安全治理主要以什么为中心

美苏各自形成两大阵营。

雅尔塔体制奠定了战后两极格局的基础，确立了大国（主要是美苏两大国）按照政治军事的实力对比重新安排和划分势力范围、控制世界的原则和组织形式。但是战后美国一跃为世界的头号强国，试图倚仗经济军事实力独霸世界。美国独霸世界的障碍主要来自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美国转而推行遏制苏联的冷战，以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冷战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激烈对抗的形式，在冷战中，世界政治形成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两极格局。两极格局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政治上表现为两面旗帜的斗争；经济上表现为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军事上主要表现为总体“冷战”和局部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尽管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民族独立国家，但这些国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有限。两极格局使两大政治力量相对处于平衡状态，维持了世界近四十年的和平，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不同阵营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渠道被人为割断，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联系、交流与合作。由于两大集团的竞争对抗不断引发局部战争与冲突，使世界和平长期面临战争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