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国际治理体系

⑴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是由

对于通往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路径，“规则”和“制度”是中国主张的两个关键词。
早在2013年3月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上，主席讲到：
——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集体学习时，主席说：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2015年10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主席说：
——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几天后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出现了这样一句引人关注的话：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⑵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首先，治理体系有失均衡。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在金融危机中虽受到冲击，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机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着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危机发生以来，20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首次以平等地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崭露头角，但仍不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第二，治理主体存在缺失。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政府间组织，这些组织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推进国际治理。但是，现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缺乏主权国家享有的排他性公共权力，因而无法有效行使话语权。
第三，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均有待于适应全球治理新形势。20国集团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仍停留在“临时性政治俱乐部”阶段，尚待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监管机制、政策执行机制、治理主体结构，等等。
第四，治理客体存在争议。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就需要治理的领域和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然而，世界各国对各类问题的关切度不同，因而围绕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展开激烈的博弈，围绕治理规则展开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彰显。缺乏监管机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缺乏“同舟共济”精神的全球治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受国内政治或本国利益驱使，纷纷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利用全球治理推销西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维护本国既得利益，而置他国利益于不顾。
第六，治理理论存在争议。回顾历史，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然而，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进而言之，现行全球治理理论由发达国家学术界率先提出，因而有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第七，需要适应国际法规。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权行为体依法让渡一定的主权，并容纳更多的非主权行为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伙伴。显然，上述行为直接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独立的原则相违背。如何处理好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各利益攸关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八，国际社会亟待培植集体行动意识。从全球范围看，受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影响，各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各行其是倾向愈益明显。未来，南北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地位失衡的状态均难有改观，任何新的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创立，只要无法得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只得“绕道走”。

⑶ 中国倡议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什么为目标

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专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属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中国坚定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3)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扩展阅读：

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旨在解决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自身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探索与实践。

在中国所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

⑷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包括哪些金融机构

搭建跨国金复融监管制的沟通平台是全球多边协调合作的重要方面，需在各国之间以及具体负责金融监管的各个国际组织，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机构之间搭建平台，统一监管理念，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A、世界银行
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C、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D、丝路基金
E、中非发展基金

以上5类金融机构均属于金融治理体系范围内。

⑸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⑹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总目标之一，是立足于中国实践与国情而提出的自身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6)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扩展阅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在明确的国家治理思想指导下，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着增强国家统一性、推进国家均等化、提高国家创新性、促进国家法治化和基层社会自治等多项重点任务。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集中体现为整合条块、化解失衡、供给动力、克服阻力、提高活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

一是加强国家整合。

强有力的国家整合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整合，既包括实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包括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交通体系、统一的市场体系、统一的司法制度，形成一整套标准统一的规则体系和治理体系。实现这些领域的有效整合，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一支稳定的军事力量，凝聚社会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增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

二是促进均衡发展。

从社会层面而言，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成员提供均衡普惠的社会服务和良好秩序。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在国家治理的制度和能力建设过程中，我国将进一步引导和协调更多的资源、人才、资金、管理、技术等要素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中去，努力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实质性差距，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体现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和有效治理能力，具有运行成本低、实施效果好的特点。通过不断完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现代法治体系，建立健全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有力提升社会整体法治意识，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四是释放社会活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其本质在于政府向社会放权，释放社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活力。在社会基层，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不断涌现，社会企业、非营利性组织成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社工、社区、社会联动格局正在形成。

五是创造多种民主形式。

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完善发展，权力监督与制约实效明显增强，地方被赋予更多的立法权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平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提高各个界别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实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团结进步、促进共同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六是广泛参与全球治理。

习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使世界成为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治理的持续有效，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基础；而参与全球治理所带来的红利，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不断改善的动力。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⑺ 能不能说我国构建国际治理体系，构建两字是否合理

我国努力构建国际治理体系，促成国际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形成说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⑻ 什么是中国从位于国际治理体系边缘到试探性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契机与标志

这个契机是中国不断的强大和发展，然后自己一步步的争取过来的，就是我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

⑼ 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我国的基本定位

第三世界和新兴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