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沙漠化的思想

1. 土地沙漠化治理措施及其包含政治哲学道理

则学道理：

1 尊重客观规律（规律的反作用）

2 一切从实际出发

3 意识的反作用

、防止沙漠化的对策和建议
1.严肃法纪，惩治行政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与防治沙漠化有关的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目前又在制定《防沙治沙》，还制定了与这些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之所以称其为法律法规，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没有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本身就是非法，为法所不容。因此，任何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政府行为）都要依法进行惩处，并给予改正。否则，法不成法，只能助长行政腐败，扰乱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中，总有人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的特权，好像法律法规是给老百姓制定的，是专门用来管教老百姓的，而约束不了自己。凡符合自己和本部门利益的就依法行政；反之，则千方百计绕过“政策障碍”，甚至寻找种种借口，把法律法规撇到一边。应该说，正是这种执法部门的行政腐败，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建议全国人大以“西部开发，生态先行”为题，就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进行一次执法大检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执法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历史上大开发带来生态大破坏的悲剧重演。
2.环境问题的决策要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识
我国保护天然林、在长江、黄河中上游首先禁伐天然林的决策是在1996年水灾后作出的；而禁止采挖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决策也是在2000年春季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灾害连续袭击北京地区后作出的。均系亡羊补牢，付出了惨痛代价后而痛下决心。事实上，无论是洪涝还是干旱，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学者和媒体发出了“长江有变成黄河的危险”、“风沙紧逼北京城”这样的警告。我国高层决策者也并非置若罔闻，只是由于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有限，难以当机立断。然而，凡属生态环境问题都有一种“叠加效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解决，只能事倍功半，不可能遏制住环境加速恶化的步伐，而且将来一旦治理起来，费用也更加高昂，代价也会更加惨重，远远超过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取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利益。
建议国务院设立包括沙漠化在内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和预警预报系统，为政府部门的高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加大防沙治沙的国家资金投入
中国治沙工程，国家长期投入不足。“八五”期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仅1亿多元，地方配套资金又很难落实，因为沙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地方财力有限。相当一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很难拿出钱来防沙治沙。1999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为3000多万元，主要用于治沙工程建设，按治理面积平均每亩投入2.26元,只够买两三棵小树苗,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有专家认为治沙经费每年需20亿元)。目前，在西北地区，造林一亩成本约100元，每亩治沙工程造林，则需500至600元。过去的办法是发动农民投工投劳，以弥补造林经费的不足。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投资水平加行政命令，硬性摊派，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何况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允许加大农民的负担，如果再不加大对治沙的投入，今后工作势必出现滑坡。事实上，由于缺乏经费，防沙治沙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节水技术推广、优良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得不到解决；许多治沙林场、苗圃、治沙站、保护站等基层防沙治沙单位、职工工资无保障，生产生活举步维艰、正常防治沙漠化的工作难以开展，同时也造成了工程建设速度慢、质量低、布局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管护力量薄弱，造林种草成果难以巩固等等问题。这些现状，与实现国家扶贫攻坚和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极不相称。
建议国家加大对防治沙漠化的资金投入，除多渠道筹集资金，与农业综合开发、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相结合；还应制定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实行谁治理，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推广荒沙拍卖，租贷、转让、股份合作等治理方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全社会共同参与治沙的新局面。
4.建立国家防治荒漠化领导小组
防沙治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它涉及了社会、经济、生态各个方面和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等各个政府部门。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往，沙漠化防治之所以不尽人意，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的各个部门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甚至一个部门治沙，其它部门却在造沙。凡属环境问题，都是跨行政区横向发展的，而解决环境问题的政府部门却又是纵向设计的。如果恪守于这种部门分割和地域分割的纵向的行政管理模式，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横向的环境问题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横向来设计我们的环境行政管理体系，避免部门之间工作中的扯皮，内耗，分散和重复，提高生态建设工程的整体效率。为此，建议将国家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升格为国家防治荒漠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以提高其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根据部门的职能分工，办公室仍设在国家林业局。同时，要加强“高级专家顾问组”的作用，保证荒漠化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增加科学技术和规划设计的透明度。
5.把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将生态建设作为政绩考核指标
任何经济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都要产生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一利带来一弊。然而，究竟是利大抑或弊大，如何趋利避害，则要通过对环境成本的评估，决定取舍。例如，近十年来，因挖发菜还使内蒙古2.2亿亩草场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6000万亩沦为荒漠，其余的也处于沙化的过程之中。为此每年对牧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亿元，生态破坏的损失不可估量，还引发了农牧民冲突，造成了影响民族团结的社会问题。因此，这种资源掠夺式的经济活动，理当在禁止之列。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基层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中，只有发展经济的指标而无生态建设的指标，特别在脱贫目标上，一味强调增加牲畜的存栏数和粮食产量，从而助长了牧民过牧草场，农民毁林毁草开荒种地，而由此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则不在考核之列。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一些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不惜付出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任期内的“政绩”。这是导致急功近利，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决策短期化的根源。
由此可见，环境的问题根植于我们社会和经济的结构、体系之中。不改变与生态建设的目标不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改善环境的努力就不会有大的作为。目前，我们急待解决的就是把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并将生态建设的具体内容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去。
6.严格控制环境的人口容量，退耕与“退人”结合起来
环境对人口的容量是制定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我国西部生态极其脆弱，破坏易而恢复难，“地广人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环境容量十分有限，许多地区的人口已经超饱和。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北方荒漠化地区人口总数已达4亿人，比建国初增加了160‰。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可供人类生存繁衍的绿洲仅有4.5％，目前农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0-400人，同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已不相上下。20世纪初，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地区仅有15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含沙漠、戈壁）2人；到80年代，人口增至51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人，超过联合国制定的沙漠地区人口密度临界指标为7人的标准。青藏高原河谷合理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超过20人，而今在该地区却达90人，大大超出土地承载力。过垦过牧，造成风沙肆虐。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土壤瘠薄，植被破坏后石漠化严重。石漠化使土地永久丧失生产力，因此比沙漠化问题更严重，也更难以治理。
退耕还林还草工作要与“退人”结合起来，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逐步将超过环境容量的人口迁移出来，转移到小城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退耕后反复的问题和“靠山吃山”，继续破坏植被的问题，给大自然以喘息之机，恢复元气；同时，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富余人口，也可以带动多种产业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缓和西部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7.保护、恢复与重建荒漠生态系统
沙漠化形成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态系统（包括沙漠、戈壁系统、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系统、森林系统和湿地系统）的人为破坏所致，是对该系统中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系统内部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失调的结果。以往，我们一手植树种草，通过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防治沙漠化，另一只手却破坏荒漠生态系统，制造新的沙漠化土地。事实上，正是由于荒漠生态系统的破坏，尽管我们营造了“三北”防护林，实施了防沙治沙工程，却仍然未能在整体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张的步伐。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沙暴频频的真正原因，并非人工植被营造太少，而是天然植被破坏过甚。小环境的局部改善，抵消不了大环境的整体逆变。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调整防沙治沙战略，从片面重视发展人工植被转到积极发展人工――天然乔灌草复合植被；从单纯保护绿洲到积极保护包括绿洲在内的整个荒漠生态系统。只有重建荒漠生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展的势头，扭转防沙治沙和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也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的大生态、大环境。

2. 治理荒漠化的措施和经验

全国防沙治沙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沙区广大干部群众热切期盼的一件大事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防沙治沙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自上次全国治沙工作会议召开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全面推进我国防沙治沙事业。我们实现了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有效改善了生态状况和农牧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为全国生态改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沙化问题的道路。这是沙区人民和广大治沙工作者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党和国家生态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巨大成功。

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有沙化土地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近1/5，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是沙化土地的主要分布区，土地沙化影响着全国近4亿人口的生产和生活，部分地区沙化仍在扩展。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沙化问题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防沙治沙工作始终是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和谐大业，生态为本。全面推进防沙治沙事业，不仅是提高沙区人民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也是增进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不仅是维护和拓展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切实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从保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防沙治沙真正摆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真正摆上沙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坚持不懈地将防沙治沙事业向前推进。

新时期的防沙治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治理、合理利用的方针，遵循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实行综合防治、科学防治和依法防治。要牢固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和巩固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沙区生态安全体系，尽快使已治理地区的建设成果得到巩固，尽快使仍在扩展地区的土地沙化趋势得到遏制，尽快使广大沙区的生态状况明显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在我国防沙治沙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防沙治沙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他们是保护环境的忠诚卫士，也是我国生态建设的有功之臣。他们顽强拼搏、甘于奉献的精神，将激励更多的人投身治沙事业。让我们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奋斗，共同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共同谱写防沙治沙更加壮丽的篇章。

2、沙漠治理新思路

我国有70多万平方公里沙漠，57万平方公里戈壁荒漠，还有高原荒漠15万平方公里，基本都在西部地区。而且沙漠每年还在以3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的心腹之患和灾害的根源。改造这些沙漠始终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但由于财政投入不足，水资源限制等因素，绿化治沙进展不大：局部好转，全局恶化，沙尘暴还是屡屡袭来。

最近在强国论坛看了“小小公民”的《治沙良策--把沙漠覆盖起来》后，觉得“把沙漠覆盖起来”确是治沙的一条新思路。但若按其文章说的“用太阳能电池板逐步将沙漠覆盖起来”，虽然有文章中说的那些好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本过高，同时所发电力也缺乏市场---一方面现在的太阳能电力成本与火电，水电相比仍过高，另外这些沙漠地处西部，电力需求大户东南沿海城市相隔太远，输电成本过高，而北部又有火电优势。

对此笔者觉得或许可用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来覆盖治沙---即将其铺盖在沙地上并用沙袋压住，使沙尘无法被风吹走。因为一方面与“用太阳能电池板逐步将沙漠覆盖起来”可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可行性。而另一方面与植树种草等绿化治沙方法比起来，覆盖治沙的好处是，不受水资源的限制，同时不受种苗，种植时间等等限制，可以日夜，四季不断地大规模的施工（因为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等比起种苗来更能工业化地大量生产以满足大规模的施工的需求）。同时见效更快，因为植树种草是需要生长时间的，况且又难以保证都能成活。实际上我国以前建设的三北防护林，也已因缺水而面临毁灭的危险了。

虽然覆盖治沙不能产出给这项工程以直接回报，但考虑此项工程更能够促进就业（因其是劳动密集型工程），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减少风沙侵袭，沙漠扩大等造成的损害及能间接增加产出；另外也为逐步绿化，开发西部创造了有利条件等等---即有水或需要时可揭开覆盖重新绿化，或供工农业开发用地之用。应是属于社会效益好的公共工程，值得政府考虑的。

当然用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来覆盖治沙的可行性程度也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比如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能抗“风吹日晒”多久，也即维护成本多高，与用价高的抗“风吹日晒”能力好的覆盖物相比两者那个方案更好。以及能不能找到既廉价又抗“风吹日晒”的覆盖物？！同时也需详细比较覆盖治沙与植树种草等绿化治沙方法在短，长期成本和短，长期及直接，间接效益上究竟何者更佳：如果覆盖治沙的综合成本太高，则也就可能难以执行了，或者只能重点用于确实难以绿化治沙的地方：即缺水的流动沙丘，容易诱发沙尘暴的古湖泊，盐咸地等等。若只略高出绿化治沙，则考虑到上述好处，就可以实行覆盖治沙工程了。假如覆盖治沙综合成本少于绿化治沙，那就自然更具可行性了。

但是实际上，考虑到由于受水资源的限制，根本难以在沙漠通过大规模的绿化来永久性地治理好沙漠。因此即使覆盖治沙成本较高，也可能将成为未来根治沙漠危害唯一可行的方案而不得不实行的。

第二部分：典型观点和事例

1．“土地沙化”与“土地沙漠化”含义不同。“土地沙化”是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过程以耕地风蚀作用和草场风积作用为主。后者以地表覆盖沙层厚度在 10 厘米 以上为标准。堆积的风沙物质多来源于本地区地表的物质，即属于“就地起沙”。土地沙化是环境退化的标志，是环境不稳定的正反馈过程。如不采取根本措施，土地风蚀沙化过程不仅不会自动停止，反而会加剧发展。“土地沙漠化”是指在干旱多风的沙质地表环境中，由于过度地人为活动破坏了脆弱的生态平衡，使原非沙漠的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漠景观，造成了土地生产力下降的环境退化过程。沙漠化是当前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突出的地质问题。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沙漠化仍在曼延”。 我国也存在着土地沙漠化问题。在我国的沙漠化土地中，其中已经沙漠化了的土地为 17.6 万平方公里，潜在沙漠化危险的土地有 15.8 万平方公里，在湿润地带的风沙化土地有 1.9 万平方公里。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 5000 余万人，有近 400 万公顷的旱农田和 500 万公顷的草场受其影响。近几年来，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从原来的 13.7 平方公里增加到 17.6 万平方公里。因此，我国面临的土地资源被侵蚀的形势也是严峻的。

2．尽管年年喊生态治理，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中国西部沙区的生态环境仍在加速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我们该从捡“芝麻”丢“西瓜”的治沙思路中警醒了。

沙尘源出现生态“难民”。在西北强沙尘暴源头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和甘肃省民勤县境内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当地一批农牧民失去生产生活条件后被迫搬迁，成为生态“难民”。

在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乡），40岁的孟根其其格无可奈何地说，20多年前，她家在塔木苏镇放牧骆驼为生，后因草场退化、沙化更加严重，她家的羊迅速减少了10多只，全家4口人无法靠放牧维持生计，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搬迁到曼德拉苏木开始了农耕生活，现在种着30亩土地。据了解，这些年曼德拉苏木先后从阿拉善右旗生态脆弱区接纳了像孟根其其格家这样的生态“难民”140多户。

阿拉善盟分布着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国土总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其中荒漠化土地达80%以上。在强北风的作用下，近年来巴丹吉林沙漠的流动沙丘以年均20米的速度向南侵进，局部地方流沙带已经与腾格里沙漠的西南缘“握手”相连。据国家林业部门通过卫星监测结合地面调查发现，这两大沙漠间出现了三条新的流沙带。而随着当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和大风干旱灾害加剧，阿拉善盟的沙漠化土地正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

而在西北地区另一强沙尘暴主要发源地甘肃省民勤县，因石羊河上游来水量逐年减少，加上地下水过量开采导致地表林草枯亡，土地沙化，大批农民被迫流落他乡。北部青土湖区成了沙漠大举南侵绿洲的通道，流沙年均推进8--10米，近10年外流人口达3.2万人，有的村社只剩下零星几户人家，44万亩农田一半以上因缺水和沙害弃耕。

3． 在新疆南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灾难仍在继续，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木塔格沙漠已多处“握手”相连。当地干部群众担心，如果两大沙漠最终交会合拢，导致塔里木河下游的绿色长廊消失，将会造成大片绿洲被风沙湮没、内外交通阻断等更加严重的生态灾难及社会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两大沙漠会合，塔里木河下游一条由天然荒漠胡杨林和灌木林组成的300多公里长的绿色长廊消失，不但连接新疆与内地的第二通道218国道将彻底被阻断，连巴州首府、南疆重镇库尔勒也会受到沙漠的包围，进而会使塔里木盆地和阿尔金山丰富的矿产资源失去开发的支撑。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干流全长1321公里，它既是南疆几百万各族人民的母亲河，也是阻挡沙漠侵进绿洲的生态河。由于长期开发利用不合理，加之气候变化，从1972年开始，塔里木河下游大西海子水库以下363公里长的河道长期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沿岸林木大面积枯萎干死，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木塔格沙漠东西夹击，土地荒漠化加剧。

巴州林业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因塔里木河生态调节功能明显减弱，下游60%天然荒湖胡杨林和40%的灌木林因缺水枯萎衰败，400多万亩草场退化。218国道有几十处时常被流沙掩坦，局部地区部分群众失去了家园。

遏制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关键是确保生态用水。2000年以来，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紧急启动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方案，并6次从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对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的改善，植被的恢复和绿色走廊的保护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生态灾难积重难返，塔里木河下游并没有出现预期“碧波荡漾，枯木逢春”的景象。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据调查，虽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植树造林，局部地区生态好转，但由于大面积的天然荒漠林被毁，使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当地干部群众形象地说，重造林轻封育，捡了“芝麻”丢“西瓜”。

——天然荒漠林遭严重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新疆且末县，共造林18万亩，为全县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生态保障。然而，受自然与传统习惯的双重影响，当地农牧民仍然维持着砍柴樵薪的原始生活方式，使天然荒漠林遭到严重破坏。而天然荒漠林生态系统属于世界上最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它的自我演替、形成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人为破坏只需要几年时间。

面对风沙危害日益严重的情况，目前策勒县已围栏封育天然荒漠林48万亩。记者在现场看到，天然红柳、野芦苇已长到1米多高。担护林员每月150元工资却没有解决的来源。

——人工造林投入高，封沙育林效益好。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西北风沙区人工造林成本高得惊人。然而，人工造林有国家资金支持，而天然荒漠林封育下达任务小，资金还往往难以到位。

墨玉县的波斯坦库勒生态治理区在茫茫戈壁滩上，当地群众在国家资金扶持下造林1.2万亩。县林业局局长张震年算账说，这里一亩地仅树苗费就高达200多元，加上整地、挖坑、打井和水利渠系配套，一亩地的造林要花600~800元。张震年坦言：“戈壁滩上的林子难养活”。

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且末、若羌等县了解到，在当地自然环境恶劣，以及生态用水与农业生产生活用水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建设人工防护林不得不采取滴灌技术，而滴灌造林不但投入成本高，后期管护更需要长期投入，有的地方虽然造成了林子却无力管护，进而背上巨额“包袱”。

4．遏制土地沙化，要以防为主，防治兼顾，做到防中有治，治中有防，防治结合。

5月20日，在全国这些组织的“水与沙漠化”研讨会上，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就土地沙化的现状及对策作了发言。他说，当前，除自然因素外，造成我国土地沙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是“五滥”，即滥垦、滥伐、滥牧、滥采和滥用水资源。要遏制土地沙化继续扩展的势头，必须做好预防工作，“防”首先体现在加强对“五滥”的管理，杜绝人为破坏因素。

第一，应防止盲目开垦。滥垦是我国土地沙化的主要原因。自5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4次大开荒，仅草原开荒就达2.08亿亩，其中1亿亩已撂荒成为沙地。1994年至1999年，全国在固定沙地及草地上开垦的耕地达1.7万平方公里，其中变成流动和半固定沙地的面积约占50%。

第二，应以草定畜。目前，我国大部分草场放牧大大超过其承载能力。全国草场理论载畜量为4.5亿羊单位，截至1997年底，全国存栏大牲畜已达1.4亿头，羊2.6亿只，折合8.6亿羊单位，超载近一倍。

第三，应控制樵采。滥砍滥伐和过度樵采一直是沙区植被的大敌，它不仅直接减少林草覆盖面积，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和谐的森林、草原环境。从1994年到1999年，青海省共和县沙珠玉乡因樵采破坏沙生植被达600公顷，新疆和田地区近5年因樵采共破坏以胡杨林、灰杨为主的天然荒漠林3800公顷。

第四，应严禁乱采滥挖。自1994年至1999年，内蒙古全区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95亿亩，其中6000多万亩已经沙化。陕西省榆林地区仅煤田开发一项，就使26万亩植被被毁，30万亩土地沙化。近两年，国家颁布法律和规章，通过执法，搂发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滥挖中草药和无序采矿破坏植被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第五，应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由于不合理利用水资源造成土地沙化的现象十分普遍。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用水，造成下游270公里河道断流，530万亩胡杨林枯死，100万亩草场退化，25万亩农田被迫弃耕。

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造成土地沙化、生态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沙化土地的治理上，突出综合治理。要按照植物演替自然规律办事，以恢复沙区林草植被为核心，要多管齐下，林业措施、农牧业措施和水利措施综合运用，要因地制宜实施造林种草、退耕还林、退牧还林还草；耕地要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方法，推广免耕法和作物留茬。对于水资源，要合理开发利用，做到开源与节流相结合，除保证必要的工业用水、人民生活用水外，还应重点保证生态用水。覆盖我国90%以上沙化土地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四期工程都综合考虑了因害设防、因区施策，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鉴于目前的现实问题，这位负责人建议国家应尽快推行四项政策：一是草原应尽快全部承包到户，坚决改变牲畜吃大锅草的局面；二是国有荒山、荒沙应无偿提供给造林种草者使用。落实谁造谁种谁有的政策，并允许继承、转让与拍卖；三是在荒山、荒沙、荒地造林，免交任何税费；四是对林产品、畜产品加工业减免征收营业税。

3. 对中国沙漠治理问题的看法

1、 谱写治理沙漠治理的新篇章

全国防沙治沙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沙区广大干部群众热切期盼的一件大事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防沙治沙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自上次全国治沙工作会议召开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全面推进我国防沙治沙事业。我们实现了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有效改善了生态状况和农牧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为全国生态改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沙化问题的道路。这是沙区人民和广大治沙工作者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党和国家生态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巨大成功。

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有沙化土地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近1/5，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是沙化土地的主要分布区，土地沙化影响着全国近4亿人口的生产和生活，部分地区沙化仍在扩展。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沙化问题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防沙治沙工作始终是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和谐大业，生态为本。全面推进防沙治沙事业，不仅是提高沙区人民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也是增进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不仅是维护和拓展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切实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从保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防沙治沙真正摆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真正摆上沙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坚持不懈地将防沙治沙事业向前推进。

新时期的防沙治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治理、合理利用的方针，遵循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实行综合防治、科学防治和依法防治。要牢固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和巩固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沙区生态安全体系，尽快使已治理地区的建设成果得到巩固，尽快使仍在扩展地区的土地沙化趋势得到遏制，尽快使广大沙区的生态状况明显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在我国防沙治沙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防沙治沙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他们是保护环境的忠诚卫士，也是我国生态建设的有功之臣。他们顽强拼搏、甘于奉献的精神，将激励更多的人投身治沙事业。让我们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奋斗，共同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共同谱写防沙治沙更加壮丽的篇章。

2、沙漠治理新思路

我国有70多万平方公里沙漠，57万平方公里戈壁荒漠，还有高原荒漠15万平方公里，基本都在西部地区。而且沙漠每年还在以3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的心腹之患和灾害的根源。改造这些沙漠始终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但由于财政投入不足，水资源限制等因素，绿化治沙进展不大：局部好转，全局恶化，沙尘暴还是屡屡袭来。

最近在强国论坛看了“小小公民”的《治沙良策--把沙漠覆盖起来》后，觉得“把沙漠覆盖起来”确是治沙的一条新思路。但若按其文章说的“用太阳能电池板逐步将沙漠覆盖起来”，虽然有文章中说的那些好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本过高，同时所发电力也缺乏市场---一方面现在的太阳能电力成本与火电，水电相比仍过高，另外这些沙漠地处西部，电力需求大户东南沿海城市相隔太远，输电成本过高，而北部又有火电优势。

对此笔者觉得或许可用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来覆盖治沙---即将其铺盖在沙地上并用沙袋压住，使沙尘无法被风吹走。因为一方面与“用太阳能电池板逐步将沙漠覆盖起来”可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可行性。而另一方面与植树种草等绿化治沙方法比起来，覆盖治沙的好处是，不受水资源的限制，同时不受种苗，种植时间等等限制，可以日夜，四季不断地大规模的施工（因为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等比起种苗来更能工业化地大量生产以满足大规模的施工的需求）。同时见效更快，因为植树种草是需要生长时间的，况且又难以保证都能成活。实际上我国以前建设的三北防护林，也已因缺水而面临毁灭的危险了。

虽然覆盖治沙不能产出给这项工程以直接回报，但考虑此项工程更能够促进就业（因其是劳动密集型工程），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减少风沙侵袭，沙漠扩大等造成的损害及能间接增加产出；另外也为逐步绿化，开发西部创造了有利条件等等---即有水或需要时可揭开覆盖重新绿化，或供工农业开发用地之用。应是属于社会效益好的公共工程，值得政府考虑的。

当然用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来覆盖治沙的可行性程度也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比如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能抗“风吹日晒”多久，也即维护成本多高，与用价高的抗“风吹日晒”能力好的覆盖物相比两者那个方案更好。以及能不能找到既廉价又抗“风吹日晒”的覆盖物？！同时也需详细比较覆盖治沙与植树种草等绿化治沙方法在短，长期成本和短，长期及直接，间接效益上究竟何者更佳：如果覆盖治沙的综合成本太高，则也就可能难以执行了，或者只能重点用于确实难以绿化治沙的地方：即缺水的流动沙丘，容易诱发沙尘暴的古湖泊，盐咸地等等。若只略高出绿化治沙，则考虑到上述好处，就可以实行覆盖治沙工程了。假如覆盖治沙综合成本少于绿化治沙，那就自然更具可行性了。

但是实际上，考虑到由于受水资源的限制，根本难以在沙漠通过大规模的绿化来永久性地治理好沙漠。因此即使覆盖治沙成本较高，也可能将成为未来根治沙漠危害唯一可行的方案而不得不实行的。

第二部分：典型观点和事例

1．“土地沙化”与“土地沙漠化”含义不同。“土地沙化”是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过程以耕地风蚀作用和草场风积作用为主。后者以地表覆盖沙层厚度在 10 厘米 以上为标准。堆积的风沙物质多来源于本地区地表的物质，即属于“就地起沙”。土地沙化是环境退化的标志，是环境不稳定的正反馈过程。如不采取根本措施，土地风蚀沙化过程不仅不会自动停止，反而会加剧发展。“土地沙漠化”是指在干旱多风的沙质地表环境中，由于过度地人为活动破坏了脆弱的生态平衡，使原非沙漠的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漠景观，造成了土地生产力下降的环境退化过程。沙漠化是当前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突出的地质问题。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沙漠化仍在曼延”。 我国也存在着土地沙漠化问题。在我国的沙漠化土地中，其中已经沙漠化了的土地为 17.6 万平方公里，潜在沙漠化危险的土地有 15.8 万平方公里，在湿润地带的风沙化土地有 1.9 万平方公里。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 5000 余万人，有近 400 万公顷的旱农田和 500 万公顷的草场受其影响。近几年来，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从原来的 13.7 平方公里增加到 17.6 万平方公里。因此，我国面临的土地资源被侵蚀的形势也是严峻的。

2．尽管年年喊生态治理，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中国西部沙区的生态环境仍在加速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我们该从捡“芝麻”丢“西瓜”的治沙思路中警醒了。

沙尘源出现生态“难民”。在西北强沙尘暴源头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和甘肃省民勤县境内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当地一批农牧民失去生产生活条件后被迫搬迁，成为生态“难民”。

在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乡），40岁的孟根其其格无可奈何地说，20多年前，她家在塔木苏镇放牧骆驼为生，后因草场退化、沙化更加严重，她家的羊迅速减少了10多只，全家4口人无法靠放牧维持生计，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搬迁到曼德拉苏木开始了农耕生活，现在种着30亩土地。据了解，这些年曼德拉苏木先后从阿拉善右旗生态脆弱区接纳了像孟根其其格家这样的生态“难民”140多户。

阿拉善盟分布着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国土总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其中荒漠化土地达80%以上。在强北风的作用下，近年来巴丹吉林沙漠的流动沙丘以年均20米的速度向南侵进，局部地方流沙带已经与腾格里沙漠的西南缘“握手”相连。据国家林业部门通过卫星监测结合地面调查发现，这两大沙漠间出现了三条新的流沙带。而随着当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和大风干旱灾害加剧，阿拉善盟的沙漠化土地正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

而在西北地区另一强沙尘暴主要发源地甘肃省民勤县，因石羊河上游来水量逐年减少，加上地下水过量开采导致地表林草枯亡，土地沙化，大批农民被迫流落他乡。北部青土湖区成了沙漠大举南侵绿洲的通道，流沙年均推进8--10米，近10年外流人口达3.2万人，有的村社只剩下零星几户人家，44万亩农田一半以上因缺水和沙害弃耕。

3． 在新疆南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灾难仍在继续，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木塔格沙漠已多处“握手”相连。当地干部群众担心，如果两大沙漠最终交会合拢，导致塔里木河下游的绿色长廊消失，将会造成大片绿洲被风沙湮没、内外交通阻断等更加严重的生态灾难及社会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两大沙漠会合，塔里木河下游一条由天然荒漠胡杨林和灌木林组成的300多公里长的绿色长廊消失，不但连接新疆与内地的第二通道218国道将彻底被阻断，连巴州首府、南疆重镇库尔勒也会受到沙漠的包围，进而会使塔里木盆地和阿尔金山丰富的矿产资源失去开发的支撑。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干流全长1321公里，它既是南疆几百万各族人民的母亲河，也是阻挡沙漠侵进绿洲的生态河。由于长期开发利用不合理，加之气候变化，从1972年开始，塔里木河下游大西海子水库以下363公里长的河道长期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沿岸林木大面积枯萎干死，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木塔格沙漠东西夹击，土地荒漠化加剧。

巴州林业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因塔里木河生态调节功能明显减弱，下游60%天然荒湖胡杨林和40%的灌木林因缺水枯萎衰败，400多万亩草场退化。218国道有几十处时常被流沙掩坦，局部地区部分群众失去了家园。

遏制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关键是确保生态用水。2000年以来，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紧急启动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方案，并6次从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对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的改善，植被的恢复和绿色走廊的保护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生态灾难积重难返，塔里木河下游并没有出现预期“碧波荡漾，枯木逢春”的景象。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据调查，虽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植树造林，局部地区生态好转，但由于大面积的天然荒漠林被毁，使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当地干部群众形象地说，重造林轻封育，捡了“芝麻”丢“西瓜”。

——天然荒漠林遭严重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新疆且末县，共造林18万亩，为全县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生态保障。然而，受自然与传统习惯的双重影响，当地农牧民仍然维持着砍柴樵薪的原始生活方式，使天然荒漠林遭到严重破坏。而天然荒漠林生态系统属于世界上最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它的自我演替、形成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人为破坏只需要几年时间。

面对风沙危害日益严重的情况，目前策勒县已围栏封育天然荒漠林48万亩。记者在现场看到，天然红柳、野芦苇已长到1米多高。担护林员每月150元工资却没有解决的来源。

——人工造林投入高，封沙育林效益好。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西北风沙区人工造林成本高得惊人。然而，人工造林有国家资金支持，而天然荒漠林封育下达任务小，资金还往往难以到位。

墨玉县的波斯坦库勒生态治理区在茫茫戈壁滩上，当地群众在国家资金扶持下造林1.2万亩。县林业局局长张震年算账说，这里一亩地仅树苗费就高达200多元，加上整地、挖坑、打井和水利渠系配套，一亩地的造林要花600~800元。张震年坦言：“戈壁滩上的林子难养活”。

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且末、若羌等县了解到，在当地自然环境恶劣，以及生态用水与农业生产生活用水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建设人工防护林不得不采取滴灌技术，而滴灌造林不但投入成本高，后期管护更需要长期投入，有的地方虽然造成了林子却无力管护，进而背上巨额“包袱”。

4．遏制土地沙化，要以防为主，防治兼顾，做到防中有治，治中有防，防治结合。

5月20日，在全国这些组织的“水与沙漠化”研讨会上，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就土地沙化的现状及对策作了发言。他说，当前，除自然因素外，造成我国土地沙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是“五滥”，即滥垦、滥伐、滥牧、滥采和滥用水资源。要遏制土地沙化继续扩展的势头，必须做好预防工作，“防”首先体现在加强对“五滥”的管理，杜绝人为破坏因素。

第一，应防止盲目开垦。滥垦是我国土地沙化的主要原因。自5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4次大开荒，仅草原开荒就达2.08亿亩，其中1亿亩已撂荒成为沙地。1994年至1999年，全国在固定沙地及草地上开垦的耕地达1.7万平方公里，其中变成流动和半固定沙地的面积约占50%。

第二，应以草定畜。目前，我国大部分草场放牧大大超过其承载能力。全国草场理论载畜量为4.5亿羊单位，截至1997年底，全国存栏大牲畜已达1.4亿头，羊2.6亿只，折合8.6亿羊单位，超载近一倍。

第三，应控制樵采。滥砍滥伐和过度樵采一直是沙区植被的大敌，它不仅直接减少林草覆盖面积，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和谐的森林、草原环境。从1994年到1999年，青海省共和县沙珠玉乡因樵采破坏沙生植被达600公顷，新疆和田地区近5年因樵采共破坏以胡杨林、灰杨为主的天然荒漠林3800公顷。

第四，应严禁乱采滥挖。自1994年至1999年，内蒙古全区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95亿亩，其中6000多万亩已经沙化。陕西省榆林地区仅煤田开发一项，就使26万亩植被被毁，30万亩土地沙化。近两年，国家颁布法律和规章，通过执法，搂发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滥挖中草药和无序采矿破坏植被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第五，应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由于不合理利用水资源造成土地沙化的现象十分普遍。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用水，造成下游270公里河道断流，530万亩胡杨林枯死，100万亩草场退化，25万亩农田被迫弃耕。

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造成土地沙化、生态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沙化土地的治理上，突出综合治理。要按照植物演替自然规律办事，以恢复沙区林草植被为核心，要多管齐下，林业措施、农牧业措施和水利措施综合运用，要因地制宜实施造林种草、退耕还林、退牧还林还草；耕地要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方法，推广免耕法和作物留茬。对于水资源，要合理开发利用，做到开源与节流相结合，除保证必要的工业用水、人民生活用水外，还应重点保证生态用水。覆盖我国90%以上沙化土地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四期工程都综合考虑了因害设防、因区施策，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鉴于目前的现实问题，这位负责人建议国家应尽快推行四项政策：一是草原应尽快全部承包到户，坚决改变牲畜吃大锅草的局面；二是国有荒山、荒沙应无偿提供给造林种草者使用。落实谁造谁种谁有的政策，并允许继承、转让与拍卖；三是在荒山、荒沙、荒地造林，免交任何税费；四是对林产品、畜产品加工业减免征收营业税。

4. 应怎样治理沙漠

治理沙漠的关键是防风固沙，保护已有植被，并且在沙漠地区有计划地栽培沙生版植物，造固沙林。权一般是在沙丘迎风坡上种植低矮的灌木或草本植物，固住松散的沙粒，在背风坡的低洼地上种植高大的树木，阻止沙丘移动。沙漠治理仍是世界性难题，各地沙漠成因不同，治理方式也不同，不能从一而论。

5. 如何治理治理沙漠化

治理措施

⑦做好国际履约工作的同时，加强防治荒漠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争取资金与外援。

防止沙漠化，人人有责。

6. 什么是沙漠化治理

沙漠化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在干旱多风和疏松沙子地表层，人为过度地乱用土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出现的类似沙漠的景观。主要是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联合国的统计是由于过度放牧、气候变化、砍代森林、不良的灌溉方法、过度地使用土地，影响了世界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7. 如何治理土壤沙漠化

沙漠化主要由缺水引起。民勤一带沙漠化严重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一是人为因素，其中人为因素是主要原因。

从自然因素来看，民勤盆地处于石羊河下游，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地质历史时期，随着陆海结构、纬度地带性、地貌格局的变化早已孕育形成。而且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北方气候处于更加干旱的时期，加剧了民勤盆地沙漠化趋势。

从人为因素来看，首先，人口增加造成了趋向沙漠化的压力。

１９５３年，民勤县只有１１万人，目前已增加到了３０多万人，几乎增加了两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大多数是农业人口，客观上增大了对水和耕地的需求。

其次，水资源利用不当。如上中游过度用水，造成下游的民勤一带来水量大幅度减少。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石羊河每年提供给民勤县５亿多立方米水，如今每年不到１亿立方米。

再次，土地开垦过度。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９３年，民勤县就开垦了２万多公顷农田。以前在绿洲与沙漠之间有大量天然灌木丛作为过渡带，有力地保护着绿洲。

但是这些过渡带被开垦成了农田，又很快被畅通无阻的风沙变成了沙丘。

这些人为因素增加了耗水量，石羊河又提供不了，民勤县只好从地下取水。

而随着每年５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抽走，地下水位下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在人类治沙的历史中，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历史告诉我们，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活动要根据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来决定。要根据自然规律的要求来治理沙漠化，再不能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搞“人定胜天”那一套。以前民勤盆地有许多湖泊，鸟群众多，草滩连片。后来大量开垦耕地，把草滩都变成了农田。不注重涵养水源，大量砍伐森林，又大规模开采地下水，结果形成了沙漠化。

在治理沙漠化的过程中，不能把林业、农业、水利等分开，而应把石羊河整个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综合考虑，处理好上游与下游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贯彻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原则。

在对水资源进行技术和经济管理的同时，要加强行政管理和立法管理，并加大对水资源危机的宣传力度，增强公民对水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首先，要合理分配水资源，禁止超采地下水，从源头上治理民勤沙漠化。水资源是民勤生态问题的本质，因此，解决民勤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开源、节流，合理利用水资源。应该明确水权，制定落实流域分水方案，尽快减少地下水超采量，抑制地下水位下降，并逐步使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

其次，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节水型高效农业和圈养型畜牧业。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土壤盐渍化、水质恶化会使灌溉农业的简单大规模发展以失败告终。民勤的最终出路和前途是建立节水型高效农业，改善灌溉技术，发挥规模效益，通过深度加工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和经济含量，如种植一亩春小麦一般要４００立方米水，如果采用滴灌，只需９０立方米水。

受沙漠化威胁严重的土地则应封闭起来种草，等草恢复起来后，发展圈养型畜牧业。还要适度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改变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促使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

要坚持退耕还草，开发风能、太阳能，恢复草地、灌木丛带。通过退耕还草，农民有了国家给的粮食和钱，就减少了为生计所迫而开垦土地的现象。大规模利用风能、太阳能，使农民有了可用的能源，就减少了砍伐烧草的可能性，保护了生态环境。退耕还草至少要坚持１０年不变才能走上良性循环。

要采用科学的手段防治风沙，加速防护林体系建设，改造盐渍化土壤，改善地下水质。要加速民勤盆地防护林体系建设，阻止流沙侵入盆地。可以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乔、灌、草结合，带、网结合的方法。要利用盐生植物改造盐渍化土壤，使土壤盐分得到转化和转移。要改善地下水质，使地下水中的盐分转移，降低地下水的矿化度，与盐碱地改造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理。

民勤县的沙漠化十分严重，已到了刻不容缓需要治理的程度，一定要尽快行动起来。而要取得成效，靠甘肃省的力量估计很难完成，必须争取国家在生态保护和建设经费方面向石羊河流域倾斜。

8. 治理沙漠化有什么建议

治理遏制土地沙化
虽然沙漠化的产生是从植被破坏产生土壤风蚀开始的，但沙漠化的治理却不能仅仅限于种树种草，而是要从解决沙漠化土地上过重的人口压力出发，从经济学、生态学和沙漠学相结合的角度，把沙漠化治理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沙漠化防治的生态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沙漠化治理应该按照降低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和形成稳定生态系统的总体目标，有层次、按时序进行。[3]
首先，种树种草与提高农田产量同步进行。通过施用高新技术、改造生产要素组合条件，提高未沙漠化土地粮食产量，使沙漠化土地的承载力发生跃升，从而减缓或消除人口压力。与此同时，施行退耕还林还草，推广应用沙地造林和农田防护林带技术，初步建立起防沙体系，使沙漠化土地初步得到治理。值得注意的是，种树种草和沙漠化土地承载力的跃升应同步进行。前者离开了后者，沙漠化的治理由于没有去除沙漠化的根源，而效果不佳；后者离开了前者，在强烈风蚀下不可能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可调节水肥因子在技术上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可操作性，从而为沙漠化治理开发中新技术的使用，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对作物的优质高产提供了保障。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后山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土地沙漠化严重。一些地方实行的地膜玉米技术，可使粮食产量由亩产100多公斤提高到600公斤。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空间。当地推行的“进一退三”措施，也就是种一亩地膜玉米，退耕三亩沙漠化土地，改种拧条等治沙牧草，使当地的沙漠化进程迅速得到遏止并开始逆转。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富余人口，也可以带动多种产业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缓和西部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措施种树种草当植被盖度达到30％以上时，土壤风蚀就会基本消失。种树种草治理沙漠化的措施，就是基于控制土壤风蚀的原理提出的。在沙漠化发展严重的农耕地区，主要采取把部分已经沙漠化的耕地退还为林地和草地的方法，以达到沙漠化土地恢复的目的。

9. 治理土地沙漠化的措施

治理土地沙漠化的措施有很多，例如：
设置沙障：
主要有草方格沙障、黏土沙障、篱笆沙障、立式沙障、平铺沙障等。草方格沙障使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流动沙丘上扎成挡风墙，以削弱风力的侵蚀，同时有截留降雨的作用，能提高沙层的含水量，有利于沙生植物的生长。黏土沙障是将黏土在沙丘上堆成高20~30 m的土埂，间距1~2 m，走向与风向垂直。黏土固沙施工简单，固沙效果较好，且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但需要大量的黏土。
植物治理：
沙漠植物治理指在沙漠地区播种沙生植物，以阻止沙漠扩张及改善沙漠土地。沙生植物具有水分蒸腾少，机械组织、输导组织发达等特点，可抵抗狂风袭击，并尽快将水分和养料输送到亟需的器官，其细胞内经常保持较高的渗透压，具有很强的持续吸水能力，使植物不易失水，能够适应干旱少雨的环境。
水资源利用：
水资源利用在沙漠治理过程中最为重要。沙漠中的水源主要有地下水、河道水和降水。但沙漠区域的降水量不稳定，一般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湿润年份降水量多，而干暖年份降水量少。沙漠地下水较稳定，其沙层厚，具有一定的“隔热”性，使水得以在地下保存。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受到降水的制约。解决水资源主要从汲水、输水和节水灌溉等方面考虑。
恢复与重建：
荒漠化形成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所致，是对该系统中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系统内部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失调的结果。当下荒漠化严重真正的原因并非人工植被营造太少，而是天然植被破坏过甚。由此可见，只有保护、重建荒漠生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展的势头。

10. 怎样治理沙漠化

1.严肃法纪，惩治行政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与防治沙漠化有关的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目前又在制定《防沙治沙》，还制定了与这些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之所以称其为法律法规，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没有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本身就是非法，为法所不容。因此，任何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政府行为）都要依法进行惩处，并给予改正。否则，法不成法，只能助长行政腐败，扰乱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中，总有人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的特权，好像法律法规是给老百姓制定的，是专门用来管教老百姓的，而约束不了自己。凡符合自己和本部门利益的就依法行政；反之，则千方百计绕过“政策障碍”，甚至寻找种种借口，把法律法规撇到一边。应该说，正是这种执法部门的行政腐败，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建议全国人大以“西部开发，生态先行”为题，就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进行一次执法大检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执法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历史上大开发带来生态大破坏的悲剧重演。
2.环境问题的决策要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识
我国保护天然林、在长江、黄河中上游首先禁伐天然林的决策是在1996年水灾后作出的；而禁止采挖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决策也是在2000年春季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灾害连续袭击北京地区后作出的。均系亡羊补牢，付出了惨痛代价后而痛下决心。事实上，无论是洪涝还是干旱，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学者和媒体发出了“长江有变成黄河的危险”、“风沙紧逼北京城”这样的警告。我国高层决策者也并非置若罔闻，只是由于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有限，难以当机立断。然而，凡属生态环境问题都有一种“叠加效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解决，只能事倍功半，不可能遏制住环境加速恶化的步伐，而且将来一旦治理起来，费用也更加高昂，代价也会更加惨重，远远超过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取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利益。
建议国务院设立包括沙漠化在内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和预警预报系统，为政府部门的高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加大防沙治沙的国家资金投入
中国治沙工程，国家长期投入不足。“八五”期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仅1亿多元，地方配套资金又很难落实，因为沙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地方财力有限。相当一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很难拿出钱来防沙治沙。1999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为3000多万元，主要用于治沙工程建设，按治理面积平均每亩投入2.26元,只够买两三棵小树苗,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有专家认为治沙经费每年需20亿元)。目前，在西北地区，造林一亩成本约100元，每亩治沙工程造林，则需500至600元。过去的办法是发动农民投工投劳，以弥补造林经费的不足。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投资水平加行政命令，硬性摊派，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何况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允许加大农民的负担，如果再不加大对治沙的投入，今后工作势必出现滑坡。事实上，由于缺乏经费，防沙治沙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节水技术推广、优良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得不到解决；许多治沙林场、苗圃、治沙站、保护站等基层防沙治沙单位、职工工资无保障，生产生活举步维艰、正常防治沙漠化的工作难以开展，同时也造成了工程建设速度慢、质量低、布局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管护力量薄弱，造林种草成果难以巩固等等问题。这些现状，与实现国家扶贫攻坚和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极不相称。
建议国家加大对防治沙漠化的资金投入，除多渠道筹集资金，与农业综合开发、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相结合；还应制定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实行谁治理，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推广荒沙拍卖，租贷、转让、股份合作等治理方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全社会共同参与治沙的新局面。
4.建立国家防治荒漠化领导小组
防沙治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它涉及了社会、经济、生态各个方面和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等各个政府部门。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往，沙漠化防治之所以不尽人意，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的各个部门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甚至一个部门治沙，其它部门却在造沙。凡属环境问题，都是跨行政区横向发展的，而解决环境问题的政府部门却又是纵向设计的。如果恪守于这种部门分割和地域分割的纵向的行政管理模式，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横向的环境问题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横向来设计我们的环境行政管理体系，避免部门之间工作中的扯皮，内耗，分散和重复，提高生态建设工程的整体效率。为此，建议将国家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升格为国家防治荒漠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以提高其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根据部门的职能分工，办公室仍设在国家林业局。同时，要加强“高级专家顾问组”的作用，保证荒漠化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增加科学技术和规划设计的透明度。
5.把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将生态建设作为政绩考核指标
任何经济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都要产生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一利带来一弊。然而，究竟是利大抑或弊大，如何趋利避害，则要通过对环境成本的评估，决定取舍。例如，近十年来，因挖发菜还使内蒙古2.2亿亩草场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6000万亩沦为荒漠，其余的也处于沙化的过程之中。为此每年对牧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亿元，生态破坏的损失不可估量，还引发了农牧民冲突，造成了影响民族团结的社会问题。因此，这种资源掠夺式的经济活动，理当在禁止之列。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基层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中，只有发展经济的指标而无生态建设的指标，特别在脱贫目标上，一味强调增加牲畜的存栏数和粮食产量，从而助长了牧民过牧草场，农民毁林毁草开荒种地，而由此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则不在考核之列。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一些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不惜付出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任期内的“政绩”。这是导致急功近利，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决策短期化的根源。
由此可见，环境的问题根植于我们社会和经济的结构、体系之中。不改变与生态建设的目标不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改善环境的努力就不会有大的作为。目前，我们急待解决的就是把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并将生态建设的具体内容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去。
6.严格控制环境的人口容量，退耕与“退人”结合起来
环境对人口的容量是制定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我国西部生态极其脆弱，破坏易而恢复难，“地广人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环境容量十分有限，许多地区的人口已经超饱和。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北方荒漠化地区人口总数已达4亿人，比建国初增加了160‰。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可供人类生存繁衍的绿洲仅有4.5％，目前农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0-400人，同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已不相上下。20世纪初，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地区仅有15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含沙漠、戈壁）2人；到80年代，人口增至51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人，超过联合国制定的沙漠地区人口密度临界指标为7人的标准。青藏高原河谷合理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超过20人，而今在该地区却达90人，大大超出土地承载力。过垦过牧，造成风沙肆虐。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土壤瘠薄，植被破坏后石漠化严重。石漠化使土地永久丧失生产力，因此比沙漠化问题更严重，也更难以治理。
退耕还林还草工作要与“退人”结合起来，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逐步将超过环境容量的人口迁移出来，转移到小城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退耕后反复的问题和“靠山吃山”，继续破坏植被的问题，给大自然以喘息之机，恢复元气；同时，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富余人口，也可以带动多种产业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缓和西部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7.保护、恢复与重建荒漠生态系统
沙漠化形成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态系统（包括沙漠、戈壁系统、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系统、森林系统和湿地系统）的人为破坏所致，是对该系统中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系统内部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失调的结果。以往，我们一手植树种草，通过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防治沙漠化，另一只手却破坏荒漠生态系统，制造新的沙漠化土地。事实上，正是由于荒漠生态系统的破坏，尽管我们营造了“三北”防护林，实施了防沙治沙工程，却仍然未能在整体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张的步伐。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沙暴频频的真正原因，并非人工植被营造太少，而是天然植被破坏过甚。小环境的局部改善，抵消不了大环境的整体逆变。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调整防沙治沙战略，从片面重视发展人工植被转到积极发展人工――天然乔灌草复合植被；从单纯保护绿洲到积极保护包括绿洲在内的整个荒漠生态系统。只有重建荒漠生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沙漠化扩展的势头，扭转防沙治沙和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也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的大生态、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