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历程

㈠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各主体分别发挥着什么作用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现状分析
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公共资源和服务也出现紧缺和分配困难，给城市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必须转变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方式，强调公众参与及公众主体作用。本章主要论述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具体实践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3.1 我国城市治理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我国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较大发展，公众主体意识和政治需求也不断增加，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为发挥公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
3.1.1 创新城市治理制度，提高决策民主化程度
南京市于 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颁布《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将城市治理的理念制度化，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城市治理的地方综合立法，它在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上具有大量突破和创新。
首先，突出了民主行政理念。《条例》在第一章总则部分便指出本条例是以“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城市和幸福城市”为目的， 《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意在保障公众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利，体现了从传统城市管理向更加民主的现代城市治理转变的新思路。
其次，健全了公众参与的制度。《条例》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众、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参与城市治理的多种具体方式，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为公众依法、高效参与城市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再者，创新了城市治理体制。《条例》首创成立了城市治理委员会，并引入公众参与，且规定公众委员比例不低于 50%,公众委员可以通过提案、调查、微博等多种方式建言。可以说城市治理委员会成为了公众参与的平台，公众通过这一平台参与城市治理并获得有力支撑。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颁布，是我国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实施推动了公众积极有序参与城市治理，并提高城市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最终将提升城市的发展和公众生活品质。
3.1.2 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方参与力量
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培育出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它在推进城市大型项目、发展城市文化、带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打造城市品牌以及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①.
近年来，杭州市为了实现构建“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开始逐步进行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各群体、各层次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例如，“杭州城市品牌网群”即是杭州市为了构建“生活品质之城”而积极进行培育的社会复合主体，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媒介人士，以推进城市品牌发展为共同目标，组成了一支高素质、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创业团体，积极开展城市品牌的研究活动，发挥各自优势、交叉联动、互相支撑，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不仅创新了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模式，而且开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路径，更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城市治理的模式、拓展了公众参与的形式。社会复合主体的构建和运行，让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城市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在推进社会民主的同时，有力整合了城市各行各界的各种资源，整合了多方参与力量，最大限度统筹了社会利益。
3.1.3 推行“城管革命”,发挥群众参与作用
武汉市政府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开始启动“城管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改变城市形象的工程，更是一场革新城市治理理念、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大革命。
第一，从“小城管”向“大城管”转变。传统的“小城管”主要是管理城市市容和城市环境问题，而武汉“城管革命”开创了“大城管”概念，不仅要做好城市综合管理本职工作，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城市公众素质，从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提升城市管理标准，革新管理体制机制。武汉市《武汉城市综合管理手册》首次明确规定了各项城市管理工作的标准、流程，有力推进了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同时通过组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城市管理各项职能进行协调，对交叉职能进行重新明确，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
第三，推行柔性化管理，创新执法方式。武汉城管在“城管革命”中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方式，将柔性执法作为传统执法的补充方式（如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获得公众好评，促进了和谐治理，提升了执法效率。
第四，动员群众参与，加强城管考核。在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武汉各区政府抓住环境治理重点、难点工作，发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鼓励市民志愿者包路段、包路口，构建了全民参与的氛围。而对于城管执法人员，武汉市则制定了《武汉市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法》，对执法人员进行分类考核，增强城管人员责任意识，提升城市管理业绩。
在这场“城管革命”中，武汉市政府对外瞄准全国一流，力争塑造“大武汉”形象；对内力求摆脱武汉“大县城”、“大工地”形象，表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力度和标准。这场“城管革命”离不开每位公众的努力，公众的参与不仅发挥了集体力量，增加了治理效果，也提高了市民自身素质，在整个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更使得城市治理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
3.1.4 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拓展市民参与途径
“数字化城市治理”就是指以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术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部件和事件信息，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①.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果，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公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的趋势。
为此，北京市东城区对“数字城市”理论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应用、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通过数字网络和信息平台，实时、全方位收集城市管理信息②.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施需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案卷建立阶段、任务派遣阶段、任务处理阶段、处理反馈阶段、核查结案阶段，在信息收集和案卷建立阶段，社会公众可以利用无线智能终端向监督中心举报城市管理的一切问题，所有问题会被采集并核实。公众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时反馈信息和提出意见，实现了城市管理信息化、动态化、精细化。
2005 年 7 月，北京“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被国家建设部确认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数字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创建，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整合城市管理资源，节约了职能部门人力和物力成本，而且还拓展了公众参与方式与途径，提升了公众参与热情和满意度。
3.2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许多城市已经接受了新的城市治理理念，并为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积极进行实践。但在具体实践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诸如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
3.2.1 公众参与热情不高，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
近年来，城市政府逐渐认识到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公共服务、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公众作为参与主体之一拥有越来越多发言权，公众主体地位明显提升。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公众对于自身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还不充分。在现实城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自觉性、理性化程度不高，参与热情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表现的比较冷漠，并认为自身的参与对于决策影响不大或不够直接，而最终决策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参与。有些人受传统封建集权思想影响，认为政府是城市治理中的唯一主体，并把城市政府的主导作用简单理解为“政府说了算”或“与自己无关”.有许多人更是是基于“从众心理”而参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城市的主人真正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更没有充分享受公众应有的权利，使得公众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保障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投入不足，使得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得不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参与的热情。
3.2.2 公众参与层次较低，主体作用发挥比较局限
虽然我国正在积极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也在努力做好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工作，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的阶段，城市政府依然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主导着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势致使其依靠行政手段完成治理过程，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形式、内容和参与层次上也基本是听从政府事先安排，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限制，参与作用不明显。
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还比较落后，仍然停留在公示、发表意见、咨询、听证等较低层次，而且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配套制度和机制依然不健全，公众代表的选择机制和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建立依旧滞后，公众在城市治理各项事务中的决策参与权和参与途径也无配套法律法规来保障，从而使公众参与层次较低①.另外，虽然我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城市问题和政府治理目标的理解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层次不齐，并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城市政府的政策议题不断更新，公众参与的门槛也逐渐提高，导致公众参与层次降低，主体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3.2.3 公众参与途径单一，主体作用发挥缺少渠道
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比较有限，在正式途径中，公众参与的形式、资格、原则等基本由行政管理者来确定，公众参与的合法渠道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难以在决策中表达其意志。实际操作中，公众参与的范围、界限也不够明确。一般只是少数公众代表来参与，并且公众代表参与的内容局限在征求意见阶段，是否采纳、何时实施都无明确可靠机制来保证。另外，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无法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有效介入和监督，从而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往往会通过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表达自己参与治理的愿望。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的参与一般是自发、无组织和无序的，并且许多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和利益相关度影响，对于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于舆论传播速度较快，很多人容易受到偏激、不实信息的误导，难以保持正确立场，加上政府信息公开不彻底，难免有公众为了个人利益而采取非理性的极端方法表达诉求。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比较落后，大多数社会组织难以形成公众参与的渠道，已有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治理过程中也常常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参与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3.2.4 公众参与法制滞后，主体作用发挥缺乏保障
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是政府行政更加民主的表现，也是符合公众参政议政需求的普遍做法，但公众参与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否则公众主体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法制建设同公众迅速增长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相比，仍然非常滞后。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公众参与做出阐述，但是依然没有比较具体的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的形式、范围、方法、手段等作出具体规定，公众应该享受哪些权利、承担何种义务都无详细规定。比如现行的《城乡规划法》虽然强调了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却没有确立公众参与的具体原则，这就导致了在城市治理实践中作出的某些决策可能与公众的意愿和利益相矛盾，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①.在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情况下，公众一般难以依法主动争取或维护自身参与权，其参与积极性会大大降低。更有一些人因为不满转而采取非理性表达诉求方式，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影响城市政府形象。另外，公众参与缺乏相应激励机制。城市中有许多外来人口，经济能力较差，政治参与需求不高。在城市治理中很少有人代表这部分人发出声音，为他们争取利益，长此以往可能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政府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他们的参与权，还应该出台相应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城市治理，发挥弱势群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3.3 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

根据上文对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本节主要论述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3.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从目前全国各城市治理现状来看，政府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主要是听证会式参与和活动式参与，但是政府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听证会和政府举办活动只能是由少数市民代表参加的小范围参与，无法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还导致政府各种公众参与活动难以形成常态，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各类人群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群甚至不会使用网络。而政府在政策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官方渠道（如电视，网站，社交媒体等）进行传播，导致一部分人无法了解政策走向；同时，政府在宣传过程中容易忽略不同人群受教育程度差异，也缺乏对国家政策的人性化解读来帮助公众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导致宣传效果有限。
三是信息公开程度不高。虽然我国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化，但是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开范围、领域、级别等事情上基本是自己做主，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普通公众难以获取关键信息，更无从参与对政府政务的有效监督。
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也很少以开放的态度回应公众质疑和需求，导致信息沟通不及时。
四是制度支持不够。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该享受何种权利、该承担哪些义务都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缺乏可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权的落实。另外，公众参与城市治理需耗费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我国目前并未构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公众参与积极性。
3.3.2 公众参与能力欠缺
我国公众长期以来缺乏对城市治理的参与，虽然公众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大部分公众并未具备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
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公众参与的认识和重视不到位，目前还未有专门的制度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操作规范和原则进行规定，包括具体的参与范围、形式、步骤和路径等，都无明确说明。这直接导致公众长期无从了解参与城市治理具体方式和做法，也无相关人员对他们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进行培养和指导，因此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安排，表现为外在参与能力的缺失。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大量农村人口为了改变低收入现状涌入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城市人群。城市人群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方面的差异造成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层次和参与能力的不同，面对由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和不断增高的参与门槛，公众难免感觉力不从心①,表现为内在参与能力的欠缺。
3.3.3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传统“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制约了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的参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维护封建集权体制为目的，从而禁锢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无论在官场还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等级思想深入人心，政府行政管理者认为自身是行政决策和执行的领导者，城市治理中的各项事务是自己分内的事，与公众无关，大部分公众也没有能力参与治理，因此更多时候把公众参与当成是一种形式；普通民众也逐渐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价值导向，认为公共事务都是政府的事，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能力处理好一切，因而没必要关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各级政府依然过分充当“划桨者”的角色，对于国家各类事务管得过多过细，导致公众形成了听从国家和政府安排的习惯。“官本位”思想长久以来影响我国公众价值取向，导致公众在国家事务中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偏低，多数参与者也比较被动，缺乏对政策的独到见解。
本章主要介绍了我国部分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如南京市创新城市管理制度、杭州市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武汉推行“城管革命”、北京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等，这些城市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治理效果，但依然存在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和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本章结合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为下一章提出具体的对策提供重要依据。
（资料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公共管理硕士论文）

㈡ 在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急！！！

在当前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全社会都应树立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意识和理念，正确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绝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来换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的投入，提供好这一公共产品。中共武进区委党校李军强调，党和国家在重视和保护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的同时，也要重视和保护他们所拥有的生态权益。

抓好“三个主体”是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的现实抓手。

一是政府主体的理念塑造。从政府抓起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关键。强化政府环境治理职能，

二是政府主体的理念塑造。从政府抓起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关键。强化政府环境治理职能，

三是公众主体的理念塑造。

㈢ 历史街区保护整治与旧城更新的关系

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的面貌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一方面，许多大型城市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以往粗放式的外延扩张的方式被遏制。另一方面，旧城区因建设年代较早，旧城功能及物质性的衰败使之不再适应日益丰富的当今城市生活。而这些地块往往地处城市的中心区域，交通可达性好，人流量大，市民对市区中心的集体记忆的惯性等使得这些地块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
处于旧城区中的历史地段，其本身亦城市发展过程中相应历史时期背景下的产物。记录着一座城市及其社会的岁月，传统。这种记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代表性。因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对历史街区采取有机更新利用而非博物馆式的冻结保存，挖掘街区的市场价值，使之重新融入当代的城市生活中是对待历史街区存续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历史街区本身的文化及精神价值易被旅游休闲商业注意。通过差异化的包装，改造，提高商业开发的附加值，这已经是国内历史街区开发的一般模式。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的面貌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一方面，许多大型城市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以往粗放式的外延扩张的方式被遏制。另一方面，旧城区因建设年代较早，旧城功能及物质性的衰败使之不再适应日益丰富的当今城市生活。而这些地块往往地处城市的中心区域，交通可达性好，人流量大，市民对市区中心的集体记忆的惯性等使得这些地块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
处于旧城区中的历史地段，其本身亦城市发展过程中相应历史时期背景下的产物。记录着一座城市及其社会的岁月，传统。这种记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代表性。因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对历史街区采取有机更新利用而非博物馆式的冻结保存，挖掘街区的市场价值，使之重新融入当代的城市生活中是对待历史街区存续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历史街区本身的文化及精神价值易被旅游休闲商业注意。通过差异化的包装，改造，提高商业开发的附加值，这已经是国内历史街区开发的一般模式。

㈣ 衡阳的城市演变历史

衡阳市历史悠久，根据出土文物考察，五、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使用石器等原始工具，在衡阳地区种植水稻，饲养猪牛，定居生活。 三皇五帝 黄帝司徒祝融平定共工，治理南方而居于衡山之阳[8]，被封楚地，成为楚国人始祖[9]，葬衡山祝融峰。 夏商周 衡阳古为衡湘国，战国初时为楚国所灭，改称庞邑，为楚南重镇，有2500余年的建城历史。 秦汉 西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始建酃县（治今珠晖区酃湖乡，中国西汉至隋朝初年酃县为衡阳市珠晖区酃湖，宋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酃县为炎陵县）。西汉末年，酃县西部设钟武侯国。 三国 衡阳分属于衡阳郡和湘东郡，出现二郡分立。公元220年，孙吴于长沙郡东南设置湘东郡，郡治设酃县（今珠晖区酃湖乡）；并于长沙郡西部设衡阳郡，下辖蒸阳（今衡阳县）、重安（今衡南县）、湘南、湘西（今衡山、衡东、南岳区）、湘乡、益阳等县。此为历史上首次出现以衡阳命名的郡。 两晋南北朝 西晋置衡州，治衡阳。东晋、南北朝先后设湘东郡、衡阳王国（辖今衡阳市、娄底市、益阳市、湘潭市、宁乡县等地）、湘东王国（今衡阳市、茶陵、炎陵、攸县、双峰、安仁等地），首府设衡阳。 隋朝 公元589年，隋灭陈并改郡为州，并湘东、衡阳两郡为衡州总管府，改临蒸为衡阳县，州、县城均设湘江东岸。此为历史上首次出现以衡阳命名的县。 唐朝 唐天宝年间又将衡州改称衡阳郡，唐乾元元年复用衡州。肃宗至德二年置衡州防御使，领衡、涪、岳、潭、郴、邵、永、道八州。公元764年，唐王朝为了加强对湖南地区的控制，设置湖南观察使。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湖南”之名，湖南观察使驻衡州。 五代十国 马殷在湖南创建楚国（衡阳为陪都，马殷死后葬衡州衡阳县）。 宋朝 为衡州衡阳郡，湖南提刑司治所。 元朝 元朝确定行省制度，省下设路，改置衡州路总管府，在衡州设湖南宣慰司，隶属湖广行省。元贞元年(1295) 衡永郴桂诸路人民抗粮、抗丁，起义频繁，朝廷于衡州设行枢密院。 明朝 置衡州府，隶属湖广行省。下辖衡阳县（衡阳市区、衡阳县、衡南县）、衡山县（南岳区、衡山县、衡东县）、耒阳县（耒阳市、安仁县）、常宁县（常宁市）、茶陵州（茶陵县、攸县、炎陵县、安仁县）、桂阳州（桂阳县、临武县、蓝山县、嘉禾县），明朝中后期设雍王、桂王藩国，都衡阳。明末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在清统一战争中，大西军安西王李定国率军于衡州城郊伏击清军，阵斩清定远大将军敬瑾亲王尼堪，史称“衡州之战”[10]。 清朝 置衡永郴道，驻衡州府，领衡州府（衡阳县、清泉县、衡山县、耒阳县、常宁县、安仁县、酃县、桂阳州、临武县、蓝山县、嘉禾县）、永州府（零陵县、祁阳县、东安县、道州、宁远县、永明县、江华县、新田县）、郴州（永兴县、宜章县、兴宁县、桂东县），雍正十年（1732）增领桂阳州，更名衡永郴桂道。公元1676年，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国号周。衡阳称应天府（国都）。1852年，曾国藩、彭玉麟在衡阳创建湘军。1854年，从衡阳出师北伐太平天国。 民国 民国三年（1914年），废府存道，改衡永郴桂道为衡阳道，俞寿璋任道尹。衡阳道（全省三道：衡阳道、湘江道、辰沅道）所辖县仍如清
衡阳市行政部门(15张)代衡永郴桂道，治所衡阳，直辖湘南34县。1936年，衡阳设立粤汉、湘桂铁路局，管辖湘桂粤鄂黔五省铁路。1937年，湖南分十个行政督察区，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衡阳，辖衡阳、衡山、常宁、耒阳、攸县、安仁、酃县、茶陵。1939年春湖南省政府自沅陵迁至耒阳。省政府设在水东江至竹市一带，秘书厅设杜陵书院（今耒阳一中）。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西移，衡阳的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和演进，不仅是南方交通枢纽，而且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工商业中心，市区人口剧增至60万。因此，1941年1月，湖南省政府决定将衡阳县东华、雁峰、西湖、石鼓、江东5镇和城郊的广福、奇罡、酃湖3乡区域设置衡阳市，直属湖南省政府，衡阳县治仍驻市区。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设衡阳市，属省辖，市长朱玖莹。1943年成为国民政府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近100万。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历时最长的战役——衡阳保卫战致使全城被毁，全城仅剩三栋建筑。 新中国 1949年10月8日衡阳解放，设立衡阳铁路局，管辖中南六省铁路（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1949年设衡阳专区，专署驻衡阳市。辖衡阳市及衡阳、衡山、攸县、茶陵、酃县、安仁、耒阳、常宁等8县。1950年衡阳市改由省辖。1952年撤销衡阳专区，设立湘南行署，行署驻衡阳市。原衡阳专区所属衡阳、衡南、衡山、耒阳、安仁、酃县、常宁等7县和原郴州专区所属郴县、永兴、资兴、桂东、汝城、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阳等10县，原零陵专区所属零陵、东安（驻白牙市）、祁阳、祁东、新田、宁远、江华、道县、永明等9县划入湘南行政区。辖1市26县。1980年复为省辖市（1980年湖南5个省辖市、10地区、1州，衡阳有省辖衡阳市和衡阳地区）。1983年7月，衡阳地区与衡阳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衡阳市辖衡阳、衡南、衡山、常宁、耒阳、祁东七县（耒阳、常宁为县级市）和江东、城南、城北、郊区、南岳五个县级区。2001年城北、城南、江东、郊区四个区分别更名为石鼓、雁峰、珠晖、蒸湘四个县级区。

㈤ 重庆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直辖以来重庆区域发展战略演进
2007-05-20来源：来源：重庆日报 2007.5.20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重庆直辖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对于理解和实施“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大经济区”区域发展战略是直辖初期重庆破解地区不平衡问题和完成中央战略使命的现实体现
从1997年直辖，至“十五”初期，是重庆对“单列市的体制、直辖市的牌子、中等省的架构”形势的适应期和过渡期，也是深刻了解市情、发现问题、寻找问题突破口的积蓄期。经过几年的探索，重庆按照全市各地区的自然及经济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遵循劳动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划分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三大经济区，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促进发展，这是破解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以及移民问题、民族问题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突出问题的现实体现。同时，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期望通过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建设，带动和辐射周边和西部地区的战略意图，客观要求重庆构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和承载主体。通过以都市经济圈为核心点，以沪蓉高速公路、长江为主干轴线，带动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左右两翼经济腹地，形成“点轴”式“一点带两翼”的区域发展格局，正是这种客观要求的具体体现。
“十五”以来，“三大经济区”在分类指导的基础上，经济社会取得明显的发展。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人均GDP总量增长0.45、0.7、0.8倍（2002—2005年，下同），GDP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1.8%、11.5%、11%，城市居民人均工资收入分别增长0.56、0.43、0.45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0.34、0.36、0.39倍。都市经济圈形成对长江上游地区的基础设施支撑、生产要素配置、科教文化主导、市场流通集散等功能，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主体承载能力得到强化巩固；并且通过承接劳动力转移，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三峡库区的人口、环境、资源承载压力。渝西经济走廊通过大力建设产业密集带和中小城市连绵区，承接主城“退二进三”产业的转移，通过强化其与四川、贵州经济社会联系的纽带作用，促进重庆经济向西、向南、向北辐射，成为重庆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基本实现百万移民大搬迁，库区水环境治理、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重庆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联系的要道，交通设施逐步完善，对重庆促进东、中、西联合，共谋发展起到了独特、重要的作用。
二、“三大经济区、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是丰富“三大经济区”区域发展战略，在分类指导政策上做出的新调整
经过“十五”时期的实践，重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布局结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针对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内渝东北、渝东南工作重点的差异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按三大经济区构建区域经济体系，按四大工作板块实行分类指导”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划分为渝东北、渝东南，加上渝西经济走廊和都市发达经济圈共四大板块。把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力促加快发展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构建渝东南特色经济走廊和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高地。在渝东北地区，结合三峡工程移民迁建，全面推进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环境保护，重构产业体系。同时，针对我市城市经济不强的实际，提出了重点推进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战略。
三、“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三大经济区、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重庆直辖十年来，走过了“打基础、建平台、增后劲”的重要阶段，进入了“求突破、强实力、上台阶”的新阶段，胡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又为重庆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是新形势下重庆完成胡锦涛总书记“314”战略使命的现实要求。当前，如何既适应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又能结合市情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在较短时期内打造具有更强聚集和辐射功能的核心经济区域，这一战略任务客观地摆在我们面前。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必须要有新思路和新突破。按照“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打造“1小时经济圈”，扩大了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承载主体并加速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带动以万州为中心的库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两翼”共同协调发展。该战略的提出，将有利于我市由“小马带大车”向“大马带大车”的转变。
“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是对“三大经济区、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的创新和发展。应当指出，“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就其区域发展的指导理论而言，与“三大经济区”、“三大经济区、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是一脉相承的，但“一圈两翼”将原来“三大经济区、四大板块”的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三大经济区的涪陵、长寿纳入“1小时经济圈”，渝东北、渝东南分别纳入以万州、黔江为区域中心的“两翼”，空间结构划分的改变，也必然带来发展内涵的深刻变化。
首先，在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总体指导下强化了增长极理论的应用。市委、市政府提出“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在全市区域中突出“1小时经济圈”，在“两翼”中突出万州、黔江两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正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
其次，“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符合重庆区域发展现状、适应了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的要求。通过“三大经济区”、“三大经济区、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特别是渝西经济走廊交通区位条件的改善，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城市化（城市群）、产业化进程已逐渐融为一体，经济板块化的雏形已现，无论就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及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和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具备了形成更大增长极的可能。同时，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战略，根据我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进一步明确主体功能区，完善土地、环境、产业、投资、人口等方面的区域政策，引导区域开发方向和程度，对不同类地区所承担的主体功能进行的科学划分，是保证我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一圈”增长极产业集聚、要素集聚等的“极化”过程，增强经济总体实力；通过“一圈”资金、人才等的“扩散”、“反哺”，以及承载“两翼”富余人口和劳动力，减轻“两翼”发展压力，促进“两翼”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也是增长极理论与协调理论相互融合、统一在重庆区域发展的实践。
四、“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将促进重庆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首先，“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有助于充分发挥城镇化、工业化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推进动力作用。“一圈”为推进重庆工业化进程、用新型工业化引导重庆产业深度开发，实现产业分类、集聚、规模发展，构筑优势产业体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将成为重庆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创造的财力将使全市具备支持“两翼”特色产业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重点开发区承载力水平，减轻限制开发区发展的负担和压力。“1小时经济圈”内城市功能建设对重点开发区域承载力的提升和产业发展对就业的需求，将承接大量“两翼”限制开发区的人口、劳动力，减轻“两翼”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的压力，使“两翼”人均拥有资源量、财力水平等大幅提高。
第三，“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有助于形成要素资源洼地，借外力促进内部循环协调发展。“1小时经济圈”与长江上游沿线、四川的老成渝沿线、新成渝沿线、贵州北部沿线地区通道的打通，可以借助合作平台，使重庆形成要素聚集的洼地。对于“两翼”地区，依托长寿和涪陵副核重要节点，以及连接“两翼”城镇的公路、铁路等中通道和纽带，通过物流、人流的中转、传递，带动生产要素流动，辐射“两翼”。
第四，“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有助于分层、分类推进改革，降低改革风险，提高改革成效。“一圈两翼”战略基本上将重庆统筹城乡改革中具有自主改革、自主改革与外力支持相结合和主要依靠外力改革的地区划分开，有利于由易到难分层、分类制定改革措施，降低全市特别是“两翼”困难地区的改革风险。

㈥ 从历史角度谈城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你对城市的未来发展的环境的建设是什么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伴随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崛起和城市文明开始传播。其实农耕时代，城市就出现了，但作用是军事防御和举行祭祀仪式，并不具有生产功能，只是个消费中心。那时城市的规模很小，因为周围的农村提供的余粮不多。每个城市和它控制的农村，构成一个小单位，相对封闭，自给自足。学者们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如13世纪的地中海岸，米兰、威尼斯、巴黎等，都是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其中威尼斯在繁盛时期，人口超过20万。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了，由于农民不断涌向新的工业中心，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美、德与法国等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里。这不仅是富足的标志，而且是文明的象征。
“城市”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城”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为商业的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最早的“城市”（实际应为我们现在“城镇”）就是因商品交换集聚人群后而形成的。而城市的出现，也同商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最初城市中的工业集聚，也是为了使商品交换变得更为容易（可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而形成的。在城市中直接加工销售相对于将已加工好的商品拿到城市中来交换而言，则正是一种随着工业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商业变革。城市包括包括有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城市布局和城市交通，而这几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必然地会对城市的商业活动带来影响，促使其发生相应的变革。
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作了不同能级的分类，如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城市等，对城市能级分类的一个标准是人口的规模，中国根据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把城市分为四等：人口少于20万的为小城市，20万至5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50万人口以上的为大城市，其中又把人口达100万以上的大城市称为特大型城市。
按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和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分为集市型、功能型、综合性、城市群等类别，这些类别也是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任何城市都必须经过集市型阶段。
• 集市型城市，属于周边农民或手工业者商品交换的集聚地，商业主要由交易市场、商店和旅馆、饭店等配套服务设施所构成。处于集市型阶段的城市在中国主要有集镇；
• 功能型城市，通过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优势产业的集中，开始发展其特有的工业产业，从而使城市具有特定的功能。不仅是商品的交换地，同时也是商品的生产地。但城市因产业分工而形成的功能单调，对其他地区和城市经济交流的依赖增强，商业开始由封闭型的城内交易为主转为开放性的城际交易为主，批发贸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类型城市主要有工业重镇、旅游城市等；
• 综合型，一些地理位置优越和产业优势明显的城市经济功能趋于综合型，金融、贸易、服务、文化、娱乐等功能得到发展，城市的集聚力日益增强，从而使城市的经济能级大大提高，成为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大都市”）。商业由单纯的商品交易向综合服务发展，商业活动也扩展延伸为促进商品流通和满足交易需求的一切活动。这类城市在中国比较典型的有直辖市、省会城市。
• 城市群（或都市圈）。城市的经济功能已不再是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体现，而是由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同与其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来体现了。如美国大西洋沿岸的“波士华”城市带，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英国的“伦敦-利物浦”城市带等。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一个经济关系密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其整体的经济功能已在日益凸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规定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可以准予设市；1951年底政务院在《关于调整机构和紧缩编制的决定》中，规定人口在9万以上可以设市；1955年6月9日，国务院第一次颁布《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规定聚居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可以设市，聚居人口不足10万，但属重工矿基地、省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地或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并确有必需时，可以设市。
1986年4月19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第一次在市镇建制中加入经济指标。规定总人口在50万以上的县，驻地所在镇非农业人口在10万以上、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4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3亿元以上，可以撤县设市，或总人口在50万以上的县，驻地非农业人口在12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4亿元以上，可以撤县设市。市、镇的辖区范围迅速膨胀，按行政建制统计的城镇人口以不能反应城乡人口状况，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停止公布我国1982年以后的城镇人口统计资料。
1993年5月17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为较均衡地布局城镇体系，按人口密度确立了三个市镇设置标准，对中西部地区适当降低了要求。按行政建制进行的城市人口统计也采取两个统计范围的双轨制，一个是反应城市建成区和郊区的市区人口，另一个是反应整个行政区域内的地区人口。前者更接近人口城市化水平。
关于城市按人口划分的等级，中国大陆政府没有明文规定。但城市规划部门一般是按城市人口规模（包括市中心区及近郊区内的非农业人口）划分城市等级与规模：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四个等级：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大城市，50—100万人；中等城市，20—50万人；小城市，20万人以下。

环境建设建议：
第一，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融入城市整体发展各方面、各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要很好地体现和关注环境和生态保护。
第二，规划和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环境保护项目和生态项目。同时，要加强日常的环境保护和管理。
第三，发挥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力量搞好城市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从现实来看，在城市建设中有些企业是环境的破坏者或者是污染源。对这些企业应该予以适当的引导，发挥他们在保护环境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要提高全体市民的环境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争取做城市环保的先锋和模范。只有政府、企业和老百姓共同提高环境意识，重视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才能够使城市更好更快地发展。
将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提到战略层面统筹

㈦ 国外大城市的污染历程大致经历了哪些污染阶段

英世界早实现工业化家,伦敦世界早现雾霾问题城市.20世纪50代,震惊世界伦敦烟雾事件让雾都名举世皆知.现伦敦已经基本抛掉雾都帽,其许经验值我借鉴习.
、伦敦雾霾发展历程
19世纪,作工业革命发源工业伦敦进入工业急速发展期,量化石燃料,尤其煤炭消耗量断增加,使伦敦气污染愈演愈烈,工厂产量废气,形极浓灰黄色烟雾,伦敦空气污染形势渐趋严峻.19世纪初20世纪期100间,伦敦冬季发起空气污染案例,早记录甚至追溯1813.随1873、1880、1882、1891、18921952等份发气污染事件,其195212月严重气污染事件典型 .
195212月4至9,范围高浓度雾霾笼罩伦敦.据史料记载12月512月84,伦敦市死亡数达4000,其,48岁群死亡率平3倍；1岁群死亡率平2倍.外肺炎、肺癌、流行性冒等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显著增加.接两月,起事件总共造12000死亡.震惊世界伦敦烟雾事件.空气污染仅损害体健康,且严重腐蚀建筑物,使土壤贫瘠,水质恶化,鸟类远辟乡,并影响植物.
形伦敦烟雾事件直接原燃煤产二氧化硫粉尘污染.烧煤工厂排放量浓烟、汽车排放机油废气欧洲陆飘污染云,都令伦敦空气质量变差.伦敦,工业排污量非,每都1000吨浓烟烟囱飘,排放2000吨二氧化碳（CO2）、140吨盐酸14吨氟化物.更严重,燃煤粉尘含三氧化二铁,催化另种自燃煤污染物二氧化硫氧化三氧化硫,进与吸附粉尘表面水化合硫酸雾滴,混合水蒸气,形800吨硫酸.家庭烧煤加剧气污染.集供暖代前,寒冬伦敦,数万计家庭能烧煤取暖.由于战经济困难,政府优质煤口外,伦敦则烧劣质煤,污染更严重.空气流通候,些污染严重黄烟困伦敦空,便形浓雾.些硫酸雾滴吸入呼吸系统产强烈刺激作用,使体弱者发病甚至死亡.伦敦烟雾事件间接原始于12月4逆温层所造气污染物蓄积.
随1956、19571962等伦敦连续发达十二严重烟雾事件.20世纪70代期,伦敦雾逐减少,1980则进步降.目前,伦敦毒烟雾已销声匿迹,并全球态城.
二、伦敦雾霾治理程
1952伦敦严重烟雾事件,促使英民始深刻反思.英政府始重典治霾,取非显著治理效.1953伦敦60烟雾治理,按照其空气质量改善趋势划四阶段 .
第阶段准备阶段（1953-1960）.英政府1953立由比佛爵士领导比佛委员(the Beaver Committee),专门调查烟雾事件并制定应案.比佛委员推,1956英台专门针空气污染《清洁空气》.该提禁止黑烟排放、升高烟囱高度、建立烟区等措施,并且控制机车数量、调整能源结构等面做努力.同,清洁空气委员(Clean Air Council)立,负责监督空气污染改善情况,并空气污染治理经验、识或责任获取空气污染治理建议.具体管理措施包括由政府负责划定烟尘控制区,改造家用壁炉,更换燃料,禁止黑烟排放；设立奖惩机制,控制区内进行壁炉改造合理费用,由政府补贴至少70%,违反条例员则依情节处10-100英镑罚款或高3月监禁.1960,伦敦二氧化硫（SO2）黑烟浓度别降20.9%、43.6%,取初步效.
第二阶段显著削减阶段(1960-1980).1968,英政府《清洁空气》进行修订扩充,赋予负责控制气污染住房政府部部更权限,包括台新锅炉颗粒物烟尘排放限值权力,强制要求政府设立新烟尘控制区权力.1974,政府颁布《污染控制》(Control of Pollution Act),规定机车燃料组,并限制油品(用于机车或壁炉)硫含量.阶段核措施,幅扩烟尘控制区范围.1976,烟尘控制区覆盖率伦敦区已达90%.伦敦空气SO2黑烟浓度第阶段略波,第二阶段,整城市空气质量便显著改观,SO2黑烟浓度短期内均幅降,10降幅超80%.1975,伦敦雾霾数已经每几十减少15,1980降5.
第三阶段平稳改善阶段（1980-2000）,伦敦气控制与治理重点已控制燃煤始逐步转向机车污染控制.政府陆续台或修订系列案,《汽车燃料》（1981）、《空气质量标准》（1989）、《环境保护》（1990）、《道路车辆监管》（1991）、《清洁空气》（1993）、《环境》（1995）、《家空气质量战略》（1997）、《伦敦政府》（1999）、《污染预防控制》（1999）.使伦敦气污染治理律规更加完善.
第四阶段低碳发展阶段（2001至今）,伦敦空气质量20世纪50代相比,已经巨改善,SO2黑烟浓度别降84.2%47.4%,都再伦敦主要污染物.2002,伦敦市经广泛咨询发布伦敦空气质量战略,其详细说明伦敦要何达家空气质量目标.2003,《英能源白皮书——我能源未：创建低碳经济》首式提低碳经济概念,提于2050建低碳社.,伦敦空气质量战略2006、2010进行两修订.目前,伦敦空气质量控制重点机车污染控制,主要污染物二氧化氮（NO2）PM10.低层空气烟污染93％控制,酸雨危害已基本消除.今伦敦,已座绿色花园城市,并荣登吸引全球游客城市榜首.
三、主要经验
（）建立完善律规体系,依治理雾霾
伦敦曾经严重气污染引起英各界高度重视.具体表现：（1）依治霾.1956,著名《比佛报告》 （The Beaver Report）推,英颁布世界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案——《清洁空气》（Clean Air Act）.基础,20世纪60-70代,英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治理空气污染.除断完善《清洁空气》,1968,英相继台《污染控制》（1974）、《汽车燃料》（1981）、《空气质量标准》（1989）、《环境保护》（1990）、《道路车辆监管》（1991）、《清洁空气》（1993修订）、《环境》（1995）、《伦敦政府案》（1999）、《污染预防控制案》（1999）及《气候变化案》（2008）等系列空气污染防控案,其废气排放进行严格约束,制定明确处罚措施,控制伦敦气污染.英根据情,走立主,补贴辅,全面推进,终建立低碳社模式,建立低碳社提升基本策.英政府承诺,2020,削减26-32%温室气体排放；2050,实现温室气体减排80% 期目标.（2）制定家战略,指导治理雾霾.1995起,英制定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评价与顾,达标准区,政府必须划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规定期限内达标.欧盟要求其员2012空气达标数能超35,面临4.5亿美元巨额罚款.符合标准,早2003,伦敦市政府始进入市私家车征收拥堵费,改善公交系统发展.随英提《能效：政府行计划》（2004）、《气候变化行计划》（2005）、《英持续发展战略》（2005）、《低碳建筑计划》（2006）、《退税与补贴计划》（2007）、《英能效行计划2007》、《家再能源计划》（2008）及《低碳转型计划》（2009）等系列计划与政策台,彰显英政府积极应气候变化态度与决.尤其2009低碳转型计划》勾画英政府发展低碳经济家战略蓝图,目标2020,英碳排放量1990基础减少34％,120万事绿色职业；700万栋房屋进行节能改造,150万户家庭政府资助自产清洁能源；40％电力自低碳能源；新车平均碳排放量减少40％.由于英力推,近低碳经济理念全球迅速传播,并广泛认.（3）加财政投入.2009英政府拨款32亿英镑用于住房节能改造,些主房屋安装清洁能源设备家庭进行补偿,预计700万家庭受益.20094月,布朗政府宣布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应用于经济社各面,并与低碳经济相关产业追加104亿英镑投资,英世界第公布碳预算家.（4）构建协同配合政策体系.英利用气候变化税、排放贸易机制等政策工具及低碳交通、清洁煤炭、碳预算等计划基础,充发挥各种政策工具与计划特色,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机政策计划体系,低碳技术研发推广计划社各界广泛认同,已初步形市场基础、政府主导、全体企业、公共部门居民主体低碳经济互体系,促进低碳经济转型,促进再能源发展.（5）设立各种专项基金促进再能源发展.碳基金 作由英政府利用每约6600万英镑气候变化税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商业化基金,力促进英商业公共部门减排CO2,加投资再能源等低碳技术.2008英政府启环境改善基金,政府低碳能源高能效技术示范部署支持及能源与环境相关际化发展结合起,提供相应基金资助.绿色运输能源项目加投资,20103月英设立10亿英镑（7.49亿欧元）绿色能源基金,改造运输体系使用清洁燃料,提升低碳能源（风能、海洋波浪能太阳能）利用,数千创造新工作岗位.
（二）利用清洁能源等技术,力发展低碳经济
伦敦烟雾事件发,伦敦烟尘高浓度达4460 微克／立米,二氧化硫平均浓度达3830微克／立米.1950代,伦敦关部门通气污染源进行析,发现污染物主要自工业及家庭燃煤,,除划定烟尘控制区,区内城镇准烧烟燃料外,决定增加清洁能源比例,推广使用烟煤、电气,减少烟尘污染二氧化硫排放；冬季采取集供暖；发电厂重工业设施迁至郊外；政府采用补贴办帮助居民改造燃具,且要求市区近郊区所工业企业都准用煤炭木柴作燃料,其产废气均须利用物理化加净化,达标才排等.英力发展监控技术,建立气监测网.自1961始,英全范围内建立由450团体参加气监测网.监测网1200监测点,平均每烟尘与二氧化硫采,每月测降尘量,其伦敦、丁堡、谢菲尔德三城市列重点监测区.再加环保技术推广应用等,控制伦敦气污染环境保护起重要作用.
伴随着英空气质量改善,英能源结构发巨变化.1965燃料构煤炭比例27％,电清洁气体燃料占24 5％,燃料油43％；1980煤炭仅限于远郊区工厂使用,比例进步减少5％,电清洁气体燃料提高51％,燃料油41％.尤其煤炭占总能源消耗比例,194890%降199817%,气占比却0升36%.2003,英首式提低碳经济概念,于2050建立低碳社.2008英颁布《气候变化案》,政府承诺2020削减26％-32％温室气体排放、2050实现温室气体排量降低60％ 期目标.2009英政府公布发展低碳经济家战略蓝图,力发展新能源.2020再能源能源供应要占15％ 份额,其40％电力自低碳领域（30％ 源于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再能源,10％ 自核能）.
（三）疏散口工业企业
解决城市口工业企业于集,给市区带气污染等问题,伦敦40代末建8座新城基础,于60代末城市北西北区兴建彼伯勒、米尔顿凯恩斯、北安普顿等3座新城(3座新城距伦敦市距离80133公等),些新城建设口工业外迁提供利条件.基础,面伦敦政府利用税收等经济政策,鼓励市区些企业迁移些口较少新发展区；另面,各新城吸引工业企业落户采取积极措施(作,划定工业区范围,铺设道路,建设同规模厂房供租,注意营造居住环境等,同优惠条件进行力宣传) 由于政府外迁优惠政策新城具优惠条件,许工厂纷纷外迁.自1967起,伦敦市区工业用始减少,至1974市区共迁24万劳岗位,迁4.2万.与同,新城企业由原823家,增加2558家；新城口总数由原45万增至136．7万(包括其区迁口).
（四）加强机车尾气排放综合治理
8O代初,伦敦机车保量已达244万辆,道路交通阻塞趋严重.同,汽车数量增加引发机车尾气排放气污染.面严峻局势,伦敦局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第,实行向公共交通、步行、骑自行车等节油、污染行式转变交通发展战略,减少汽车依赖,效降低机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办：设立公交专用道,设立1000英自行车线路网,设立林荫步道网,投资发展新型节能、污染公交车辆.
第二,扩交通限制范围.伦敦交通限制重点集区高峰间内.随着城市化交通发展,内伦敦外伦敦各城镇、主要放射道路及高速公路,交通问题空气质量问题趋严重,,伦敦所区陆续实行限制基础揽案,同,辅切实行土利用交通政策,防止空气质量环境进步恶化.
第三,政府发布交通状况白皮书.公告市民：限制轿车数量,减少堵车空气污染,2000起提高停车费用,市内原各公司、公共场所免费停车场律改收费停车场.
第四,加强城市气质量控制管理.政府制定控制气质量近期目标,2000CO2排放量降1990水平.同,建议政府制定关机车尾气排放量控制目标及实施细则.
第五,加强汽车制造业技术改造,设计产先进环保型轿车.英政府治理机车污染,修订完善《清洁空气案》增加机车尾气排放规定,要求所新车都必须加装净化装置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新产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2007基础平均降低40%.2003起,伦敦市政府始征收拥堵费,缓解伦敦市拥堵状况,该政策减少机车排放空气污染,增加财政收入,推行其交通控制措施筹集资金.
2008伦敦政府推行低污染排放区政策,旨加快污染严重车辆更换速度,促进旧车辆加装减排装置,降低车辆污染排放,使伦敦空气质量改善.低污染排放区内行驶车辆必须达定排放标准,否则征收费用.研究结表明,与低污染排放区外区域相比,该措施执行使PM10污染浓度降约2.46%3.07%.且,伦敦空气质量战略强调,未通断提升低排放区准入门槛,加强机车排污控制
伦敦市政府公布更严厉《交通2025》案,限制私家车进入伦敦,计划20内,减少私家车流量9%,每进入塞车收费区域车辆数目减少超6万辆,废气排放降低12%.限制轿车排放同,英政府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伦敦计划2015前建立2.5万套电车充电装置.目前电汽车买主享受高额返利,免交汽车碳排放税,免费停车.
（五）措并举,协同治理雾霾
首先,建立专门管理、咨询机构.加强气污染治理,伦敦议确定17同行业机构,别制定实旖气污染控制各项措施.
其,科研机构参与治理气污染.伦敦治理气污染面注意科研力量参与,许全性研究机构,及、工厂都广泛参与科研工作.华伦泉实验室,根据遍布全英1200监测站测定结,烟尘二氧化硫空气含量进行估算,据提同区控制气污染同措施；些高等院校阿斯顿、丁、帝理工院、威尔士、谢菲尔德、利兹等剥车辆尾气、空气质量标准、控制污染物捧放、空气污染农作物土壤影响、测定灰尘及其污染物仪器改进、烟囱设计安装及环保产品研制等同题进行广泛深研究.
第三,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监督治理.伦敦空气污染防控治理,绩并全归功于政府,英各高校、环保组织与媒体形合力,全民都治理空气污染践行者.伦敦王院、伦敦盖伊医院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联合组建民健康保险制度基金联合主办关何降低空气污染影响研讨,专门探讨伦敦市每位居民何自身做起改善空气质量.伦敦王院于2010-03-12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推款名伦敦空气手机软件,每向用户免费推送伦敦空气质量,让伦敦居民城市空气质量进步解.英早空气治理信息向民众实通报家.官网络向市民发布伦敦区实空气质量数据及各污染物每浓度周趋势图.
英公民环境问题讨论、决策、监督、执行,深厚自治传统强社根基.政府治理空气面稍疏失,主流媒体替政府粉饰遮掩胆抨击.比20127月,《星期泰晤士报》引述环保组织清洁伦敦空气所作调查报告,质疑伦敦市政府监测点附近洒化溶剂,借美化空气污染指数.英公民获知空气信息途径官独家垄断.公民能直接透《自由信息》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拒绝.政府设英空气质量档案网站、民间组织与伦敦王院环保组织合作设伦敦空气质量网络均发布伦敦区实空气质量数据.政府绝敢指责民间监测组织非、违规、科.
第四,加强城市绿化建设.伦敦市城市外围建型环形绿带,至2O世纪8O代该绿带面积达4434平公,与城市面积(1580平公)比达2.82：1.远期绿带规划面积达5791平公,与城市面积比达3.67：1.伦敦绿带建设置换城市空气,保持态平衡,改善城市环境,控制城市向外扩展等面发挥重要作用.园林绿化面伦敦十重视态园林,倡导建设花园城市理念.伦敦自加世纪期直追求目标,项调节城市气环境、保持态平衡物性,充发挥绿化功能具战略意义举措.目前,寸土寸金伦敦城市区,三面积花园、公共绿森林覆盖.态园林建设仅美化城市,改善气环境,提高城市整体质量,且使昔破败城市衰落区空气清新、优美宜、富特色绿色态环境,吸引众投资者观光客.
四、我治理雾霾启示
工业革命先驱态文明领跑者,英世界其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借鉴.
1．完善环境保护律规,加强环境立
严厉政府制度才能减少污染.自由市场并能解决污染问题.污染经济视作外部素,说明单公司能解决污染问题付代价,公司本身没力主做.需要政府制度制约、规范,做必依、执必严、铁腕治理,才能减少污染.进步完善环境保护律规,加强环境立,加快配套环境规制定进程,加重环境违行处罚,效解决违本低、守本高问题.严格依行政,严肃查处环境违行,切实解决保护主义干预执等问题；实行严格执责任制错追究制,执员作、渎职要严肃处理.
2．全面规划、加快实施气环境治理战略
区域气污染防治规划区域总体规划重要组部,协调经济发展保护环境间关系发,已造气环境污染问题提改善控制污染优化案.做区域气污染防治规划,采取区域性综合防治措施,控制气环境污染重要途径.同,制定控制气污染科技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计划等,气综合治理与利用,转变新兴产业,彻底消除隐患,力促进态文明建设.
3．科技术解决与治理气污染关键
英治理空气污染程,科技术发挥关键指导性作用.英政府鼓励企业采用气污染控制技术改革产工艺,优先采用污染或少污染工艺,防治气环境污染根本途径.政府要求企业严格产工艺操作,选配合适原材料,利于减轻污染或所产污染物进行处理.安装废气净化装置,污染源进行治理,使气环境质量达标准.除通攻关关键技术实现治污目标产业突破外,科技术更重要意义于通科研究家宏观决策提供靠依据.决策程越科,执行性越,政策更能取较效.
4．提高认识,措并举、管齐猫美普卫欣提示：雾霾气行记做防护
1813气污染,1952严重气污染,英工业化付巨代价,英痛决治理伦敦气污染,根本扭转局面花20间,完全改善用50间,说明空气污染治理工作期性与艰巨性.即使现,英政府仍认空气质量面工作要做.英其2007战略提,经几十治理,英由于空气污染平均寿命影响仍达78月左右,直接医疗本每约200亿英镑.即使2020,2007战略所政策都彻底落实,英政府仍预期空气污染使英平均寿命缩短5月.,空气质量恢复程自现,需要政府决制定推行相关政策,并公众问题关注转化相关政策支持自觉执行.避免灾难再现,并限度保障经济发展需要,政府需进行严格管理并相关领域科技创新进行力投资推广,治理环境问题行途径.

㈧ 数字化城管的实施历程

2003年5月 作为“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课题组成员，在原北京东城区委陈平书记的带领下，着手研究通过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整合先进技术、实现城市管理空间细化和管理对象精确定位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2004年10月 经过11个月的探索，“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肯定。
2005年7月 “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管理中取得了突出成效，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国信办、中央编办、国家科技部和建设部的高度评价。并被建设部确认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当月公布了首批南京鼓楼、杭州等十个试点城市（城区）。
2005年8月 由东城区人民政府与数字政通等课题组成员共同编制的“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系列行业标准由建设部颁布执行。同月，建设部成立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广工作领导小组”，数字政通被列为技术组和培训组的成员单位。
2005年9月 “南京市鼓楼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投入运转，并成为建设部试点项目中第一个通过部专家组验收的项目。它标志着建设部试点推广工作已全面展开。同年年底，由数字政通承建的部级试点项目上海长宁、卢湾两区数字城管系统通过部级验收并投入运转。
2005年10月 “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荣获全国地理信息系统优秀工程金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和数字政通公司等单位被全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授予奖状。
2006年3月 建设部公布了第二批郑州、台州、诸暨等17个试点城市。同年4月，由数字政通承建的杭州、扬州两数字城管系统顺利建成并投入运转，分别创造了市区两级系统“一级监督、一级指挥”和“一级监督、二级指挥”的典型模式。
2007年1月 “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被建设部评选为2006年度华夏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东城区人民政府和数字政通公司被建设部授予奖状。
2007年4月 建设部公布了长沙、乌鲁木齐、白银等第三批24个试点城市。至此，“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试点城市已达51个，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在全国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建设部办公厅[2007]42号函确立2008年到2010年为数字城管全面推广阶段，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和条件具备的县级市要全面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截止到2008年6月，由数字政通承建的数字城管实施项目已近40个，并累计有10个试点项目已经通过部级验收。

㈨ 城市化过程三个阶段的规律性

1、初始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

2、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70%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50%进而上升到70%左右。

3、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这一阶段也成为城市化稳定阶段。

(9)城市治理历程扩展阅读：

城市化进程动力

1、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

（1）农业为城市工业提供市场。

（2）农业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

（3）农业发展为城市经济提供资金积累。

（4）农业发展为城市轻工业生产提供原料。

（5）农业发展为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提供基本的物资生活条件。

2、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1）工业化带动交通地理的大变化。

（2）工业化冲破农村自然经济的桎梏。

（3）工业化促进城市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4）工业化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

3、市场化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

（1）劳动力市场化使劳动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得以实现。

（2）产品市场化使城市化在更广阔地域的展开得以实现。

（3）土地资源市场化使城市窨规模的扩大和新城镇的建设得以实现。

㈩ 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环境的事例

因为和专业相关，我选择环境领域，看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得失。如上题所述，这
三十年的改革是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私人领域非常成功，
极大地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环境这个公共领域，
却积累了很多问题，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至今为止没有改变。

1 中国三十年的环境变化情况
选取对生活影响最大的水质量、大气质量，比较直观地表现中国三十年环境变化。
1.1水质量。根据200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七大水系中
超过一半劣于三类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
海河为重度污染。2006年，27个国控重点湖（库）中，没有I类水质湖泊，满足Ⅱ类水质
的湖（库）只有千岛湖、丹江口水库这两个，Ⅴ类、劣Ⅴ类水质的湖（库）18个，占67%
。
饮水不安全。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
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有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
用水存在安全问题。 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
地下水的水质逐年恶化，浅层地下水由于工业排放和生活污染，以及不适当的开采利用
，超过一半城市的地下水污染严重。在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水位
逐年下降，形成了巨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达到上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
重大污染事故屡屡进入公众视野，04年四川沱江污染，05年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广
州北江镉污染，06年广西钦州水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都以亿计，间接损失更是难以
计算。
有一则民谣形象地描述了一些地区水质污染的演变：上世纪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
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不洗马桶盖。

1.2大气质量。最近奥运会临近，有一条消息很吸引眼球：澳大利亚田径队运动员由于“
北京的大气污染情况严重”而不参加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只在比赛期间才到北京参赛
。“运动员最多能在北京待五六天，如果超过五六天将不可避免地给运动员的呼吸系统
带来问题”（《悉尼先驱晨报》，08年6月17日）。
在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在过去30年上升了465%，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22.7%，代替肝
癌成为我国恶性肿瘤首位死亡原因（08年4月29日，卫生部第三次全国居民死亡原因抽样
调查结果）肺癌发病率的大大增加，一方面和吸烟等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空气
污染情况密切相关。
工业带来的废气逐年增加，下图是1999年以来工业废气的增加量（统计局网站目前只有1
999年以来的数据），触目惊心。

空气污染和能源消耗密切相关，下图是30年能源消耗变化趋势，3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
量提高到1978年的5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而且其中煤炭增加量更大，燃烧造成
的污染比石油、天然气更加严重。
其他环境问题还有：酸雨、城市垃圾、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矿产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海洋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引发
的冲突也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年均不到6万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60万人次，增加了10倍
。
篇幅有限，这些问题不再展开陈述。单从环境质量角度来看，中国人民面临不断恶化的
环境，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2007年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 – Economic Estimates of
Physical Damages），室外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失的总和
就有每年约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8％.

2 环境领域问题成因分析

2.1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我对经济学的理解简单说是这样几句话：资源是稀缺的（预算约束），人是理性的（追
求利益最大化），也是各不相同的（偏好曲线不同），竞争是有益的（降低成本，促进
技术进步），信息也是有益的（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是重要的（形成稳定的预期，惩
罚不守信用者）。
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环境问题，经济驱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较为普遍的、长期存在
的环境损害其实都有经济制度上的原因（当然也有法律、道德等因素，但经济驱动力是
最为强大和持久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可以发现环境问题有这样几个特性
：
一、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或者排他的成本非常高），比如
大气和水资源，森林的生态服务价值等等。环境物品当然是有价值的，包括使用价值、
美学价值、生命支持系统的价值等等，但是这种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价值很难形成
可交易的市场，往往形成了很强的外部性，无法内部化，人们对环境的真实需求无法通
过市场来体现或者显现出来。更进一步，因为没有市场，人们没有交易的锻炼，对于环
境的定价更是无所适从。
在环境基础设施的提供上，还明显地体现为区域性和垄断性。比如一个地区给排水、电
力、公共交通供应，自然保护区开放和维护等，都表现得比较明显。
解决方法，一是更加深入地使用市场化工具，尽可能地将外部性内部化，通过公权力的
强力干预来引入多元的交易主体，形成市场（比如排污权交易市场）；二是通过民主制
度的建设，对自然垄断的环境物品提供进行监督监管，体现人们的环境需求。但这些都
需要很多条件支持，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
二、环境问题具有累积性和阈值。环境污染从积累到成为环境问题有一个过程，短的可
能几小时，几天，长的可以达到数十年（比如臭氧层空洞），甚至上百年（比如核废料
）；同时环境问题的爆发是有一个阈值的，污染在达到这个阈值之前不一定有明显的显
示，但一旦达到阈值就可能突然爆发形成环境问题，比如太湖的富营养化程度和蓝藻爆
发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种属性，环境问题特别难以查找“肇事者”，因为这个“肇事者”很可能是多个
机构或个人的共同行为，甚至于已经不存在了，区分和追索责任非常困难，信息的不充
分性也造成监管的困难。一些国家对于环境问题赋予了受害者历史求偿权，能够对于历
史遗留的问题进行追索，给予大公司很大压力，也促进了大公司重视环境问题。在我国
目前还没有创立这种制度。
三、环境问题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在不断进步，但是仍然有很
大的空白。比如，197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臭氧层空洞的形成机理还完全不了解，认为
氟利昂等氟氯烃是很安全方便的制冷剂；再比如，对于全球变暖的趋势，现在人类科学
家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IPCC气候变化研究），但是对于人类活动对于全球变暖的贡献
程度和地球生态系统对于气候变暖的反馈程度，现在还众说纷纭，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没有确定的依据，就难以进行决策。发达国家对于有些不确定的环境影响采取谨慎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尽量避免可能发生的环境影响，但在我国这方面还比较
薄弱。
总的来说，环境问题是一类很特殊的经济问题，理性人假设、充分竞争、充分信息等经
济学假设都很难在现实中更加难以体现，所以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破解环境问题都具有
相当的难度，在我国更是如此。

2.2我国环境问题形成的几个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一般性、普遍性的规律，但是结合我国的国情，环境问题更加严
峻。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
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20世纪60-80年代的高
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和低自增率。尤其是建国初期，在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
育观使得人口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抑制因素后迅速增长。
从5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意识到人口压力，因此开始了“服务性的计划生育”，以鼓励
、宣传为主，从60-70年代才开始逐渐强硬起来，正式从80年代初实行部分地区（主要是
城市）独生子女政策
尽管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总数也达到13亿，人口对生
态环境的压力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
，饲养大量牲畜，人们生活需要使用能源，在21世纪中叶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
目标下，人均物质消费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对环境的压力会持续不断地增加。

二、消费品快速发展阶段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有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
段；（2）起飞酝酿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大众化高度消费阶段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他的理论并不完善，但是提供了一种视角，就是：经济发
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追求基本的营养，基本
的医疗、教育等；之后这些物品的边际效益递减，开始追求消费品数量的增长，尤其是
家电、住房、汽车；当这个社会普遍拥有这些物品之后，才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
追求个人价值，金融、文化娱乐、旅游、医药等服务性行业进一步发展。对环境质量的
需求基本也属于这一阶段。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追求财富是中国人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大心声之一。打
开国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点燃了中国人追逐财富的热情，甚至于
给国际上留下了中国人“能吃苦，能赚钱什么都干”的印象。加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改革，提供了无数机会，消费品行业快速发展，人们的购买力不断增强，对于大众消
费品的需求增加非常迅猛。以汽车为例，中国1999年的消费量只有100万辆，而到了2007
年，我国汽车市场产销量达830万辆，总体增长率达16.3％。中国汽车消费量占全球总消
费量的12％左右，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且有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汽车消费大国。 空调、电视年产销量也都在数千万量级。
考虑中国的城乡二元（或加上流动人口，三元）结构，在城市和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中
，基本可以看做是进入了大众化高度消费阶段，并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转移，而还有很
大一部分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迅速进入大众高度消费阶段
的浪潮中。可以想象，短短三十年间，从传统社会迅速进入大众高度消费社会，而追求
环境质量的需求仅仅在部分较为发达的地区显现，这个过程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是非常巨大的。

三、出口导向发展路径的影响
我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选择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这在初期内需很低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引入资本和技术，利用了闲置的劳动力资源，提高了经济效率。这条
道路我们一直沿用至今，低成本和低汇率的优势，以及中国人勤劳能吃苦的精神，将“
中国制造”的皮鞋、玩具、打火机、化工产品、五金、家电、机械，甚至汽车，打入全
世界的市场。
但是这条路径对于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不吝一场灾难。发达国家由于人们对环境的需求
和呼声，环境门槛逐年提高，这些淘汰落后的产能转移到中国；同时我们自己对于资源
要素的价格（能源，金属非金属矿产，土地）和人力资源的价格一直采取压低的手段。
这些对于环境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由于价格压低，鼓励了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
的产业迅速发展（这些产业对于就业的贡献还很小），等于说是透支了子孙后代的资源
，把将来可以用的资源在今天货币化、变现。我国钢材、水泥、部分化工产品都成为世
界产量第一，而产量第一的背后，必然也是污染的第一。而人力资源价格的压低导致工
人们难以对自己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进行投入，从而重复低端的劳动，与“以人为本”
的目标相当矛盾。
应该承认，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于钢材、水泥等的需求是很大的，这些产业
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仍然需要区分那些污染留在中国，上下游却都在国外的产业，
对这些产业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因为这些产业的中国部分处于“微笑曲线”的最底端，
利润稀少，环境污染却相当巨大。

四、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
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在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乡镇企业，最初叫社办工业，由1959年2月毛泽东称其为“社办工业”而得名，1972年改
叫社队企业，1984年改叫乡镇企业，1996年上升为正式的法律地位。从企业组织形式看
，它既有公司制，也有合伙制，更多的是个人独资；从企业规模看，既有一些大型企业
，但大部分是中型和小型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主体。乡镇企业的综合性可以概括为
多轮驱动、多轨运行、多元投资、多业并举这“四多”。
从经济学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变化可以发现，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改革的
大大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以至于1982-1984年就出现了卖
粮难的问题，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压力下，农村劳动力难以进
城，中央为了解决富余劳动力的问题，鼓励农村“离土不离乡”，举办乡镇企业。
应该说，乡镇企业在解决就业和经济创新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
利用短缺经济迅速完成了资本快速积累，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就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1
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进一步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到2001年，中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超
过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 ，乡镇企业的活力一方面形成了国企改革
的“参照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巨大需求也养活了不少上游的国企们。
但是，乡镇企业的“小、散、乱”，技术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面源污染的最重要的成
因之一，给环境管理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困难：以水污染为例，乡镇企业大部分没有污水
处理设施，直接排放到水体的污水80%没有任何处理；小造纸、五金、水泥、印染、化工
、电镀、制砖遍地开花；乡镇企业平均下来每家只有6个人，93%在农村的家中购置机器
就开工运行，工艺落后，能效低，污染高，每年造成的水污染就造成占GDP4.5%-18%的代
价。
同时，另一方面，更为致命的是，乡镇企业在成立初期就和地方基层政权有着千丝万缕
的紧密联系，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环境监管法律对其几乎不起作用，监管成本极高，逃
避处罚的动力极大，中国的近5万名环境监管人员面对73万个村庄中的2000余万家乡镇企
业，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监管 。

五、对上负责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税体制的影响
官员考评中的唯GDP论与对上负责制对环境问题有重要的影响。政府的目标很多，但是在
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的目标激励下，官员考评过分注重经济增长和GDP指标，加之我国的对
上负责制，再有公心的官员也很难照顾底层民众的呼声和需求，涉及环境问题的决策过
程隐蔽不公开，民众只有被动接受。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环境问题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收走西瓜，
给地方留下芝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分灶吃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不到位，使
得地方政府在日常支出上捉襟见肘，地方政府用45%左右的财政收入，支撑着75%左右的
支出责任，如公共教育、医疗，当然也包括环境保护 。这使得下级政府成为利益主体，
不惜一切招商引资，谋取财税收入，逼迫生态比较脆弱或者不适合发展重化工业的地区
也纷纷上马此类项目。厦门的px化工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一旦上马将占整个厦门市的GDP
的2/3，大大增加当地的财税收入，促使当地政府不顾厦门旅游城市的定位和居民的诉求
，做出这个决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六、法制观念和执行的缺失
法制的缺失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述，我国对于形成环境物品的交易市场、对环
境公共设施的监督监管、对环境损害的追溯求偿、以及对涉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公共决策
等法律规定上，都存在空白。
同时，我国宪法中对于居民的环境权，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宪法的地位也偏低，
并不能作为判例的直接依据。
在法律执行上，执法的精华力量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在基层，尤其是经济
相对不发达地区，执法的力量极为薄弱，对于分散的乡镇企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农
业污染难以控制，甚至难以有足够的人手进行统计。

3 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就环境领域来说，问题
非常严峻，而且趋势是在恶化，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付出重大的代
价，环境问题一旦出现，治理需要很长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应
该是正视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改变增长观念，将环境成本纳入增长的代价，将环境成
本体现在发展过程中，理顺中央和地方的环境责任，增加环境投入，建设完善环境法制
，并进一步进行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公共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功，下
一步的重要任务恐怕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在环境这个公共领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