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治理

㈠ 边疆民族之间有关系吗

在这方面，也以唐朝比较典型。陈寅恪先生曾独具慧眼地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他指出：“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须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族间之单独性也。”

陈先生所谓“连环性”，依笔者的理解应是边疆这一大系统中各边疆民族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使边疆形势具有连动效应。如唐初突厥强盛，建立起了在亚洲之霸主地位，但其内部民族成分复杂，其中最重要者为薛延陀部的兴起。唐朝之所以在立国十年之内将其一举击灭，唐太宗之奋发图强、富国强兵固然不可忽略，但主要是利用了突厥汗国的内乱和反突厥的诸族。再如，原属唐朝燕然都护府(后先后改为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回鹘(纥)，自帮助唐室平定“安史之乱”后，崛起北方，“势凌中国”，唐朝不得不以大量的财物换取双方的和平，财政负担不胜其负。但到唐文宗时，回纥天灾不断，其邻居黠戛斯部兴起，双方争战不息达二十年之久，回纥遂崩溃不振。再如，吐蕃是唐代边疆民族中最强劲的对手，其自贞观时崛起，此后二百年，一直是唐朝西部边疆的最大挑战者。但唐蕃关系也必须放在唐朝边疆的全局中予以认识，并非唐朝与吐蕃一族的关系。唐朝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则西北自是边疆经营的重中之重，即使在唐朝极盛时，也不得不以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经营河西、西域，以保卫关中之安全。与之相应，对于东北边疆则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消极政策，虽然唐太宗三征辽东，其子高宗继而凭藉两代积累，终于攻克高丽，实现了他的雄图，但唐朝最终却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经营高丽，并收缩防线。这其间确有其他种种原因，但西部边疆强盛的吐蕃的兴起使其无暇进一步经营东北则是个中关键。这就是吐蕃与高丽问题的“连环性”，也就是说，西北边疆与东北边疆处于同一大系统之中。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有精到之论，他说：“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己之故，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及吐蕃内部分裂，境内诸部族纷纷独立，党项兴起西北，南诏转而与唐联盟，唐朝方能收复河湟，最终解除了吐蕃对西部边疆的威胁。

总之，在边疆这一大系统之中，各边疆民族的互为连动，边疆形势的复杂多变，使历代封建王朝既要防止边疆民族势力的坐大，包括防止地区性的民族统一体以及某个部落共同体的形成，以预防其演化为民族分裂活动，又要采取各种战略措施制止和平定分裂势力的叛乱，建立有效控制，还必须以各种途径促成边疆少数民族内附，将其纳入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尤其是要尽力推行中原体制(如郡县制)，促进边疆的治理和开发。凡此种种，既有开拓边疆的问题，更有治理和开发边疆的问题。因此，边疆经营成为事关国家安危盛衰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能否在维护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前提下，全面把握复杂的边疆形势，正确认识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确立经营的重点难点,处理好边疆经营中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制定全方位的高明的边疆经营战略，确保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维护边疆的稳定，是边疆经营的首要内容,也关系到强边、安边目的的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治边理念以及边疆政策与边疆的历史演变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文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影响着边疆战略的制定和治边实践的开展。尽管历代治边政策不尽雷同，对边疆经营与国家统一及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在认识上和相应的举措上，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但其背后深层的文化渊源则是相同的。另一方面，现实政治中的治边实践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对边疆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和理性的思考。结果是，“天下一体”的世界观、“夷夏之辨”的民族观、政治哲学中的“王道”原则以及“经权”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治边理念这一观念系统，成为历代治边共同的思想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两种互为补充的传统治边战略。直到近代，这一治边理念仍然保持着很强的连续性。

㈡ 清朝采取了哪些加强中央愚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管辖的措施

清朝对对来边疆的治理
1、 对西藏的管理自：①确立册封达赖、班禅制度：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康熙帝册封
五世班禅。②雍正时，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③创立“金奔巴瓶”制度，确定达赖、班禅继承人，进一步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的管理。
2、1684年，清朝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巩固了清朝对东南边疆的统治。
3、对西藏的管理：清政府在17世纪平定噶尔丹叛乱、18世纪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
为了加强对北部和西北边疆的统治，先后设置了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伊犁将军。
4、清朝前期，我国疆域西跨葱岭，西北抵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
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赤尾屿等，是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㈢ 有什么史实能够论证有效的边疆治理能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

想要知道边疆治理的具体的方法就需要对这样的过程比如说屯垦有处分的人识。

㈣ 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严厉打击暴力恐怖势力
1、结合打击暴恐活动的回专项行答动，构建预防和打击暴恐势力的群防群治机制。
2、要加强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切断暴力恐怖势力思想渗透的渠道。
3、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压缩暴力恐怖主义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
(二)积极探索化解影响社会安全各类矛盾的长效机制
1、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理念。
2、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力度解决就业问题。
3、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市场机制完善，将全体国民整合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4、加强国家认同、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教育。
5、规范和引导宗教活功。许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教，宗教活动是民众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6、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

㈤ 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实现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方法或措施：
一、在法治轨道上促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突出抓好以下工作：
1、着力建设符合云南实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比较完备的法规和政府规章体系、高效的地方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地方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地方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地方党内法规体系，共同构成建设法治边疆的制度支撑，为促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基本遵循。
2、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建设法治边疆。坚决维护宪法权威，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边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3、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发挥社会规范、关键人物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依法管理民族和宗教事务的能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4、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严管党治党。
5、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抓好领导干部和执法司法人员带头依法办事，抓实普法教育这项基础性工作，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二、治理的核心是确立民族间平等合作的关系，发挥传统部落组织和传统习俗及其社会治理作用，发挥宗教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三、真正实现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现代观念的植根与深入。现代理念是引导民族地区变革以往管理方式的观念支撑。从政府层面说，变革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全能主义观念和偏离地方文化特色的行政化、政治化的思维倾向；就个人与社会层面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是现代公民文化的植根与深入，这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遇到的文化与观念瓶颈。
2、治理主体的多元与互动。民族地区按照现代治理理论要求，地方政府在把由它原先独立承担的责任分化转移给各种组织，包括私人部门和传统社会组织或宗教组织、公民自愿团体，形成边疆民族地区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区域性社会政治生态。
3、法制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首先，基于治理理论对地方主体性的强调所导致的地方与中央在权力与权限划分上的需要，将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纳入国家立法进程，对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权力进行授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理论探讨。其次，在各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法规建设中，制定和出台《社会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充分保障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再次，充实与细化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对各级行政权力的管辖范围与职能作出明确规定。最后，修订既有的《国家安全法》与《反分裂国家法》，在其内容中增加对边疆民族地方各级政府的反分裂职能的相关规定，以法律建构强化民族自治地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能力。
4、治理机制的改革与转型。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之下，民族地区政府的民族问题治理机制发生了一元单向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多元互动的“指导—服务”模式的转型。

㈥ 古代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羁縻与怀柔。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力图通过加强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颁布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李渊明确提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为羁縻府州的设立。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政府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后汉书》，卷35《百官二》）。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等分掌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使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从和亲到联姻。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采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皇太极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睢宫的宸妃都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乾隆皇帝曾作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有俸禄俸缎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和赐恤致祭制。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的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但我们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

4.经济开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开发。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行为的屯田；二是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边疆和内地的民间交往。在边疆地区屯田，又称之为屯垦戍边。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举措。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屯田戍边活动，以后各朝中央政府尤其是统一王朝的政府都奉行不悖，成为历代治理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疆为例，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著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西汉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但真正大规模屯田是公元前69年以后。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供应，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历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630年开始计算，至8世纪末，前后长达160余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当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资治通鉴》卷223）。从有清一代新疆屯垦的发展历史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国屯垦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垦了大片耕地，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前期各族军民共垦地301.9万余亩；二是完全解决了军粮、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三是促进了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四是为新疆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此必须指出，历史上的边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趋势的背景观之，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简言之，一是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是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三是有序展开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㈦ 各个朝代的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和亲、设置管理部门、战争等措施。

举例：

古代对新疆采取的措施：

1、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的开始。

西汉统一西域后，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公元前108年，西汉出兵攻破楼兰、车师，打败大宛后，在轮台、渠犁驻兵屯田，建立了“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宜。

这是西汉在西域设置的最早的行政机构。公元前68年，西汉派特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到渠犁一带屯田。公元前64年，任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主护南道。公元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管南道和北道，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轮台东北）。

2、唐朝时，唐太宗在天山以南，设立安西都护府；武则天在天山以北设立北庭都护府。

3、清朝时，乾隆帝平定了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并设置伊犁将军，管理整个新疆地区。

(7)边疆民族治理扩展阅读：

古代边疆多指四大地域：西北人烟稀少之地，东北极度苦寒之地，西南烟瘴遍布之地和东南荒岛几近无人之地。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些地方有多荒凉。气候恶劣，去那里很容易水土不服。

还没等累死，就先病死了。就算没病死，周围也有很多凶猛野兽神出鬼没。而且边疆地区很容易发生战事，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稍不留神，自己就是炮灰。

㈧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清朝对对边疆的治理

1、对西藏的管理：①确立册封达赖内、班禅制度：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康熙帝容册封

五世班禅。②雍正时，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③创立“金奔巴瓶”制度，确定达赖、班禅继承人，进一步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的管理。

2、1684年，清朝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巩固了清朝对东南边疆的统治。

3、对西藏的管理：清政府在17世纪平定噶尔丹叛乱、18世纪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

为了加强对北部和西北边疆的统治，先后设置了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伊犁将军。

4、清朝前期，我国疆域西跨葱岭，西北抵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

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赤尾屿等，是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㈨ 明清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和巩固发展有什么历史意义

1、是中国到今天能建立起各民族平等的基础；

2、为中国边疆安全提供了扎实的民心基石；

3、为中国内部的和平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