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治理考试

1. 近几年国内贪污腐败、收受贿赂的典型的人和事

2017年典型贪污案例
案例1：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案宣判 被判刑15年。
2017年2月15日上午9时，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案，对被告人周本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对周本顺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000年7月至2013年6月，被告人周本顺利用其担任中共湖南省邵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委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湖南同力置业有限公司、湖南铁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银行贷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2003年至2015年初，周本顺直接或者通过其妻段雁秋、其子周靖非法收受上述8家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2万余元，依法应以受贿罪追究周本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周本顺对起诉指控的受贿事实无异议，并当庭认罪悔罪。全国、福建省、厦门市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案例2：阜阳市原副市长梁栋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
2017年1月23日，据安徽省纪委消息：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安徽省纪委对阜阳市原副市长梁栋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梁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使用中违反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用人失察；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为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干预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办案；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犯罪。 梁栋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共安徽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安徽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梁栋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察厅报省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案例3：甘肃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贪污腐败被判无期徒刑。
2017年2月20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被控收受贿赂428万余元，另有973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上诉一案，已于春节前夕由省高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4月至2011年3月，张国华在任天水市副市长、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及个人在承包工程、申请银行贷款、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单独或与其妻刘某共同非法收受款物共计428万余元。此外，张国华一案涉案资产数额巨大，省检察院在侦查阶段依法扣押、冻结张国华夫妇的现金、银行存款、房产及其他贵重物品等折合人民币2146万余元、美金2万元。扣除其合法收入后，仍有973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11年6月15日，政协甘肃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张国华的政协委员资格。2011年6月21日，张国华涉嫌受贿罪经省检察院决定被逮捕。2012年6月13日，张国华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被兰州中院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张国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量刑过重，自书5000余字申辩理由，委托律师提出上诉请求。2012年8月10日，省纪委、省监察厅向羁押于看守所候审的张国华宣布了“双开”决定。2012年底，先于张国华受审的其妻刘某，因参与其中两起收受65万元贿赂款，被省高院终审认定为受贿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
案例4：河北落马官员：“情妇门”背后有多少贪污腐败。 北京昌平区原区长佟根柱的情妇庞建贞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其被控伙同情夫利用情夫的职务便利，在土地项目开发过程中为他人牟利收受财物1100余万元。庭审期间，庞建贞情绪平静，当庭认罪。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在许多官员的贪腐案中，常常涉及其身边的情妇。行贿人为疏通关系，有求于官员，他们身边的情妇们成了争相公关的对象，除了送钱，给情妇买房买车买名表也成了常事。
案例5：博山通报四起腐败案例一村书记贪污补偿款被开除党籍 。
今日，记者从廉政博山获悉，日前，博山区纪委通报了4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其中池上镇店子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学明贪污“西气东输”补偿款，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博山区4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分别是：
池上镇店子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学明贪污“西气东输”补偿款，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博山镇朱家庄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丁同违规领取车辆补助，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博山镇朱家庄东村村委委员尹青违规领取补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博山镇朱家庄东村两委成员、报账员丁慎淮违规领取补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案例6：九江开发区永安乡新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万兴桥骗取农业技术推广专用资金案 。经查，万兴桥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伙同新民村干部王小东等人骗取中央财政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资金50万元；伙同村干部吕珍珠及社会人员万某等人在已纳入征收范围的30亩土地上抢种树苗，骗取土地苗木补偿款11.5万元，万兴桥、吕珍珠分别分得2.8万元；收受新民村租地个体户江某某“土地信息费”1万元。 万兴桥、王小东、吕珍珠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村委会委员吕堂先、村妇女主任、计生专干王芳因企图规避组织调查，伙同万兴桥等人串供，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 中国贪污名额有哪些

在目前的体制下，掌握的权力越高，越有可能成为贪官或腐败份子回，与其追究个人之罪，答不如追究体制之恶，改变体制才有可能杜绝以后可能不断出现的大小贪官。

腐败是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官员的权力由上级赋予，讨好上级是晋升的最佳途径，只有腐败才能给上级输送利益，而不腐败的官员因为手中没有利益，尽管受到百姓的欢迎，但在官场却得不到支持。

制度造成大面积的腐败，官员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腐败有或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即使仍有良知的官员也难以抵御集体性的腐败的侵蚀，更何况那些品德恶劣的官员了。

反腐败如果只反贪官，不改制度，其结果必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最高当局拿出切实可行的制度出来，真正把权力关过制度的笼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扼制腐败。

3. 形势与政策课期末考试 题目：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反腐力度 1、请结合自己的大学学习生活，谈谈当前

你可以结合下面的，再加上你的思考，就ok了，剩下的就看你了。望采纳额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
腐败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转型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适应新体制要求的具体法规制度尚不完善，在这期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腐败问题已屡见不鲜。
腐败问题已成为涣散民心、削弱党的形象和威信、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绊脚石，直接威胁着党的生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简单的了解一下目前中国官员的腐败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公安部在案通缉的携款潜逃的嫌犯就有4000多名，涉案金额达500多亿人民币。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这些人涉及到党政机关各个方面，他们的职务小到科室级干部，大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党政机关用人不透明
2、对官员的腐败行为防范不周到
3、对官员的腐败行为惩治不力
4、改革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体制问题
5、官员的权力缺乏科学的运行
6、中国的人事制度特点：官本位。
作为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不仅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执政党的地位也构成严重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法制不健全，以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腐败现象在中国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反腐败成为政府的一大重要任务。
如何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在党的十七大政府报告中，胡锦涛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党的十四大以后，党中央提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近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个方针，反腐败斗争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通过现有的那些数据，我们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要依据我国国情,实行综合治理，制定长效防范措施，达到最终消除腐败目的。以下，是我一些粗浅建议：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安身立命之本，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力量与源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搞好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理想信念动摇，必然导致精神贫弱、思想空虚，错误的观念、腐败的思想就会趁虚而入。现在，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预防腐败问题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免疫力，如果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就会导致群众观念淡薄，生活作风不检点、不正派；就会导致精神不振，道德操守滑坡，就很容易受到腐败病毒的感染，甚至跌入腐败的泥坑。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那么容易就陷入泥潭，究其根源，还是在思想上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第一道防线。
第二：不断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法制建设
我们现有的廉政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而此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由于反腐斗争的形势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新的样式和类型的腐败现象不断产生和发现，这就需要不断产生相应的法律条文以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因此，能否有一套严格而又较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是防治腐败现象，进行反腐败斗争中有无强制性对策的问题。
第三：加强监督
对廉政建设和消除腐败来说，加强监督是关键。如果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是一纸空文，只有做到违法必究、一查到底才能真正贯彻好指定的各项廉政法律。且法律监督体系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监督程序和一个职能健全、功能强大的执法监察组织作为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另一种新型腐败的泥沼。
在这里，我们必须通过专门机关（如人大、纪委、监察局等）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途径，运用各种制度、机制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控，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执行，以形成严密的监督网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消除各种腐败现象的目的。
第四：加大惩治力度
根据2011年2月份的一项关于两会热点问题推出的大型网调显示，就当前腐败滋生的原因，77%的网友认为是惩处力度不够。关于有效遏制腐败的途径，80%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大查处和处罚力度。惩治腐败，清正廉洁，这是古往今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是人心所向的基础。
总之，我们充分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反腐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当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一定会得到有效控制。一个政治清廉、民主公正，国富民强的中国将不是梦想。

4. 中国反腐进入深水区遇到哪些挑战

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规范，贪官的腐败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为。

今年5月底，广东省纪委证实，时任中山市市长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被组织调查。李启红被中央纪委“双规”之后，她的丈夫、弟弟、弟媳和妹妹都被带走协助调查，一个依傍权力的家族企业也由此浮出水面。据透露，李启红家族曾从上市企业中山公用的股价14个涨停板的飙升中获取巨大收益，积聚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而表面上看来，这些财富的积累与李本人并无干系，李启红自己不从事股票交易，而是涉嫌将交易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曲线牟利。

如果早实施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5月26日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或许李启红的腐败行为会被遏止。根据该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企业及房产的情况均应列入应报告事项。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随着腐败行为的日益隐蔽化，目前反腐败工作已经不再限于对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查处，中国反腐工作进入了查处“隐性腐败”的“深水区”。

“帮助贿赂”、“预期受贿”隐性腐败形式多样化

谈到“隐性腐败”，许多基层纪检工作者一点也不陌生。江苏省盐城市一名纪检干部给记者举了个例子：该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在担任市委宣传部长期间，一名干部长期巴结讨好祁，并不直接给其送钱物，但一直为其办许多私事，“甚至经常给他擦背”。这名干部来宣传部不到5年，就从非党员当上了正科长。祁事发后，此人也因为受案件牵连调离了宣传部。“与传统的物质贿赂不同，这种带着所谓‘感情色彩’的贿赂往往包着人情的外衣，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这位纪检干部分析说，“但‘换汤不换药’，腐败的本质是不变的。对于这种新的腐败现象，纪检监察机关一样应予以坚决查处。”

“按照有关学者的分类，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算作‘帮助贿赂’，即通过帮助手握权力的人或其亲属解决相应的问题、困难来获取以后的关照、好处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介绍，除此之外，性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感情贿赂、替代行为贿赂、期权贿赂等多种形式的“隐性贿赂”在反腐败过程中被纪检监察机关陆续发现，并得到重视与查处。

浙江省平湖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叶强对2007年发生的平湖市政协原主席郭跃荣、水利局原局长全保华受贿案至今记忆犹新。2003年至2008年期间，郭跃荣、全保华共同或单独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为平湖市一些公司在征迁赔偿、“待征借地”、治江围涂等诸多方面谋取利益，以收现金、入干股、低价购买店面房、“借款”等形式收受贿赂。其中郭跃荣共同或单独收受贿赂1699万元，既遂399万元，实得244万元；全保华共同或单独收受贿赂1876万元，既遂576万元，实得398万元。

“在这个案子中，郭、全两人首次独创了‘预期受贿’这一新概念，”叶强介绍，“由于行贿人承诺的贿赂数目实在巨大，两人都不敢直接拿。为了掩人耳目，郭和全决定等自己退下来后再拿这笔钱，商定等退休后行贿者公司有了好项目后将这笔款子入股。这种‘自作聪明’的方式并不能掩盖和减轻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最终仍然无法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擅打“感情牌”“温和腐败”的危害甚于虎

“非物质贿赂很注重‘人情味’，官员极容易成为‘俘虏’。在现实中，隐性贿赂者与官员不是一般关系，都是称兄道弟的，平时就是黄段子互发、不分彼此的哥们。”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告诉记者，“赖昌星有句名言，‘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他本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非物质贿赂往往是物质贿赂的前奏，行贿者经常是多种非物质贿赂手段并用，然后物质贿赂跟进，使官员在不知不觉中突破法律底线。”

在“远华案”之后，福建省又一次官场地震的引发者福州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曾是福州首富，他的落马导致8名福州高官先后被“双规”、35名官员涉嫌受贿1000万元。据知情者透露，陈凯有着惊人的公关能力，长期与该市的高级政要密切交往，极力沟通上层关系，精心编织社会资源网络，在福州可以做到“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福州原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立诚、福州原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宋长明及福清原市委书记朱健三人过从甚密，号称“三铁哥”。陈凯为拉拢巴结他们，曾出资请三人持假护照到马来西亚等地吃喝玩乐、豪赌。而与陈凯结交更深的是福州原公安局长徐聪荣。在福州，没有多少人不知道徐聪荣是陈凯的“义父”。每年徐的生日，陈凯都要操办得非常热闹，酒宴一直设在海山宾馆。办这些事情，陈凯比徐的儿子还要积极，而且上下事务处理得妥妥当当，而他则利用徐聪荣的生日认识不少福州官场上的人物。据介绍，福州很多机关干部在陈凯的生意里入了空股，每年分红，吃年饭的时候很多地方官员来捧场，在案的很多人都是在吃年饭的时候收的红包，不少官员们就这样被陈凯拉下了水。

“很多行贿者对官员开始都是打‘感情牌’，慢慢将其落入已经设置好的圈套。”李永忠认为，“与物质贿赂相比，非物质化贿赂一是具有隐蔽性，不容易被发现，具有炮弹上的延迟引信的特点，穿透后的爆炸，破坏性更大。二是温和性，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和温情面纱，一旦被腐蚀，则涉案很深。三是多次性，一旦上钩，就被层层缠绕，环环紧扣，步步紧逼，次次中招，难以脱身。在一定程度上，看似‘温和’的非物质贿赂其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甚至超过了财物贿赂。”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家新规剑指反腐盲区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腐败斗争的过程，就是腐败形式不断多样化和反腐败手段不断完善这样一个拉锯式的对抗过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因此也就产生了贿赂的多样性。换句话说，人的一切需求都可能成为贿赂的手段或媒介。但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底贿赂终究是和利益挂钩，是行贿者用各种手段与受贿者进行利益交换的行为。目前，我国的法律仅仅将贿赂规定为财物，因此防止或遏制非物质化贿赂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及时修订我国的法律，扩大贿赂媒介的范围，甚至是给人带来利益的一切媒介。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的界定是‘不正当好处’，其中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非物质利益。”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和有关部门已经陆续出台若干规定，对新形势下产生的各种“隐性腐败”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惩处措施：

----今年1月18日,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等8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52个“不准”，规范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

----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的力度，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为跑官买官行贿、危害民生的行贿等8类行贿犯罪案件，被列为严肃依法查办的重点；

----5月，中办、国办先后颁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加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管理提出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针对日益增多的内幕交易案件，中国证监会日前透露，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继续细化、完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两个认定指引，同时加快推进“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责任认定指引”和“会计机构人员证券违法认定指引”等规则的出台。

“从治本的角度来说，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是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根本之策。”任建明指出，“腐败难以发生，任何类型的贿赂就都没有了土壤，隐性腐败也一样会销声匿迹。”

（2010年第18期）

5. 中国的反腐什么时候开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

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

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

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 “阉割”。

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

据明王鏊《震泽长语·杂论》所记，刘瑾出事后，从其家里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大量财宝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史书上称刘鋹“尤愚”。

但让官员“净身”后上岗，也不能说对反腐没一点用处，起码在防止官员生活腐化、乱搞两性关系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励民间参与。

汉武帝刘彻设立“刺史”提倡“打小报告”

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不论古代选拔官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官场腐败仍层出不穷。于是古人在注重选拔高素质官员的同时，也想到预防腐败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级别，其下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也都配备了相应的监察官员。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

在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在“举贤”的同时，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越级上访。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在非正规渠道外反映情况的行为，叫“言事变”，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于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

“打小报告”这种上书行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几乎全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全书187篇，有55篇直接举报贪官污吏，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据朱元璋组织编撰的《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

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记载，押贪官进京途中，即使身上没有证明信，官员也不得阻拦，关卡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如果有人敢阻挡进京，“其家族诛”。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官员一旦被查出是贪官，是别想挪个地方做官的，连其儿、孙都将被“株连”，失去当官机会。

3.反腐重在立法严惩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 “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举贤”与“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 “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

秦国有《置吏律》、《军爵律》、《内史律》等专门针对官员的立法，严惩“不廉洁”的“恶吏”。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犯罪，决不手软：“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贿一个钱，都要被判处在脸上刺字，再罚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汉代的量刑标准是：“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250钱在当时还买不到一件像样的衬衫，可见处罚之重。

隋唐时，反腐的相关立法更为缜密、规范。《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而为请求者”条规定：一般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实权大权的“监临势要”，则加重处罚，“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两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官吏盗公物，据为己有的，与其他盗窃一样，“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什么概念？当时的县令月俸料钱在10至20贯（千钱），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资就要处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后来酷刑著称的《大明律》中，官员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仅“免绞充军”。

但在事实上，明朝惩治腐败比宋朝厉害多了，因为明朝常设“法外之法”。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 “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60两银子，在当时算是笔小财。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1两银子可以买到1石米，也就是说，60两银子可以买60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皮剥下来后，用草填空，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8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战国时的齐威王能与之相比。齐威王是狠君，曾将腐败官员“一锅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此事：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比并烹之”。
在这点上，历朝历代莫过于制定采用严刑峻法了。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严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历经寒苦，对世间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体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朱元璋“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据史记载，明代仅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族诛、凌迟、挑筋以及宫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极刑。可见，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决。当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政权。

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了。

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了。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于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朱元璋都曾鼓励民众赴京告奸，鼓励打小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还有唐代的魏征犯颜直谏，明代中后期的东西厂特务机构，这些都是各个朝代对官吏监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监察制度建设上，做得成绩突出的还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设置了与六部品秩相齐的都察院，这可是一个集组织、纪检、公安、司法于一身的特设机构，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来说说“倡廉”。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晋书》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末的罗隐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标准。第一，仁德的标准。罗隐认为，君主之所以高贵，不仅在于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代表，而且应该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与俭的标准。他认为，只有节俭的君主才能节制私欲，实行德政。第三，敬与慢的标准。“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理国则人殆'。第四，用贤的标准。君主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贤臣的辅佐才能致治。从根本上讲，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保证。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士的标准。从察举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在给官吏灌输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三国淡泊宁静的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由其专制主义的制度本身决定的。“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党新时期严惩腐败行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借鉴，内外兼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民主监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围。

6.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什么方针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反腐倡廉，是我党治国理政的生命线。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尤为重要，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建设事业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成败。

因此，人民法院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把反腐倡廉贯彻到法院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净化执法风气，优化司法环境，纯洁司法队伍，依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6)中国腐败治理考试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做到查案工作无禁区、无特区、无盲区。

会议指出，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法院还不同程度存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不到位、组织纪律执行不到位、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四风”问题久禁不绝等问题，对法院干警存在的违纪违法情况必须高度警醒。

最高法要求，要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密切注意“四风”问题的新动向，决不让“四风”回潮复燃。

对不收手、不知止、规避组织监督以及吃拿卡要、冷硬横推、庸懒散松等侵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一律从严查处。

最高法同时要求，要坚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要突出惩治司法领域腐败重点，继续把查处法院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失职渎职和审判执行人员以案谋私问题作为纪律审查工作的重点，尤其要把利用腐败潜规则进行权钱交易、在办案法官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充当诉讼掮客的法院干警作为从严查处的对象。

7. 需要一篇关于反腐败、贪污的文章

为什么德国出不了大贪官？
2011-07-20 17:32:49
在中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某个官员出事了，一查就发现贪污了好几个亿，某个贪官动不动就把上亿的银子卷走逃到国外，等等。
我有点小人之心，希望德国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以此证明一个道理：是人就贪，甭管什么体制。高兴的是德国还真有贪污的官员，遗憾的是德国官员贪污的数额太小了，对我们的官员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为了搜集德国官员贪污的劣迹，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天天看报纸，天天上网搜。这不，还真让我“逮住”几个了：
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的小舅子是做建材生意的。莫勒曼为了给其推销建材，用经济部的一张信笺纸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件事情被媒体发现了，于是媒体质疑莫勒曼动用政府的公信力来为亲戚谋私。有的媒体甚至质问：信笺纸的价值虽然不高，但那也是国家资产！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莫勒曼很快辞职。
德国联邦银行的一个行长到奥地利度假，旅馆老板知道他的身份后主动表示，让他免费住两个晚上。这么一件小事情也竟然被媒体知道。此君很不走运，也立即以辞职来了结。其原因是，国家公职人员占私人的便宜，今后很可能会为其谋私。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前往西班牙参加公务活动，让其夫人随同前往。媒体很快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并质疑：只有总理可以享受政府的公务飞机，夫人怎么可以乘坐公务飞机呢？施罗德只好为其夫人补交了3700欧元。为此施罗德心疼了好几天，因为他自己因为离婚两次而成了困难户，在首都柏林都只能租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在公务活动之余只能开自己老的掉牙的大众牌汽车。从此以后，施罗德痛下决心，但凡出国都让妻子坐普通的民航班机随后过来。
这些消息对我来说太不过瘾了，与中国广大的官员对比起来只能算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德国官员为什么只能干点小贪污的事情呢？
记得在国内工作的时候经常接待德国的政府代表团。经常陪同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参观。外地的导游都不太乐意接待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太穷，到旅游景点基本上不购物。看到导游拉得长长的的脸，我只好向他们赔不是并保证：今后一定带好的团过来。
我在多特蒙德的一个好朋友格贝尔在一家药厂做高层管理工作，他的夫人在市政府工作。我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临别时出于礼貌邀请他们去中国旅游。他的夫人对我说：“这要看我先生是否愿意出钱了，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多的钱。”德国很多家庭夫妻收入各自保管，支出实行AA制。如果格贝尔不资助的话，他夫人就没有办法来中国旅游。
所谓的高薪养廉在德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德国的公务员收入只能算是中等水平。我在德国联邦统计局实习期间有机会看到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表，他们局级、处级官员的工资也就3000欧元左右，也不过是公司中级职员的水平。为什么公务员的收入不高呢？原因是公务员群体都没有太大本事，有能力的人都去做企业了。
由于他们的收入这么低，一定也想弄点灰色收入，这毫无疑问。可是这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只要一伸手就肯定被捉，因为德国的媒体太厉害了，可以用无孔不入来形容，什么官员犯事都敢报道。如果一经媒体发现，这个人的一生就算完蛋了，第一是丢了工作，其次是今后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第三是可能要进班房。
造成德国官员普遍贫穷的根本原因还不是媒体的有效监督，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少了。他们没有一签字就可以支出几千或几万欧元的权力，因为每笔支出都必须经过议会的授权、批准和监督。我估计德国官员都恨祖宗没有把自己生在中国。记得一次我率领一个城市的政府招商引资团去德国，中国的官员问德国的市长：“您能否把德国的企业带到中国投资？”市长回答：“我可以把您的消息发给企业，但是企业不见得会听我的”。中国的官员很不解：企业怎么会不听市长的话呢？
反观中国的书记、市长、县长，不仅可以调动政府资源，还可以调动企业资源。他们手中的资源太大了，大得不由让人心动。这好比一个藏宝室的管理员，他看管的是价值连城的珍宝。绝妙的是就他一个人看管，而且没有人来监督。如果他不想据为己有就太不正常了。
都说中国官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是啊，风险与收入成正比，这是多数人认可的道理，所以，尽管仕途有风险，但还是每年有上百万的人来报考公务员。这一现实太让人绝望了。如果哪一天出现这样的现象：智商低于100的人报考公务员，那么中国就有希望了。

8.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取得哪些成就

成就一：
高层亲自推动。
成就二：
密集出拳①查办②约谈③巡视④清退会员卡⑤网络举专报监督专属区。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频频出手,打出一套查办、约谈、巡视、清退会员卡等环环相扣的密集组合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成就三：
群众参与，形成反腐的人民战争。网络反腐成效显著。情妇反腐成为利器。实名举报不断涌现。中国新闻网

拓展资料：

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2014年12月19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2014”年度字词今揭晓， “反腐”列年度国内词。

9. 近年来国内十大贪污腐化案件分别是什么

http://hi..com/%D4%B6%D0%D0%CA%B9/blog/item/2a544a7a1c2260e92e73b38c.html

10.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 site:.baidu.com

在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势任务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既体现了我国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坚强决心，也为党和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防治腐败的法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十七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不断显现。据国家统计局和一些地方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2009年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达到69.2％，比2003年提高了17.3%。当然，我国目前仍处于腐败现象易发高发阶段，反腐倡廉建设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只有正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这一总体态势，才能有效地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一、十七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总体思路，并对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和新举措。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以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特点规律的认识，全面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在打击和预防腐败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1．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打击和惩处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

打击和惩治腐败是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预防腐败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的有效手段，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绝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查办案件的工作力度，重点查办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查处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案件，同时加大了对包括工程建设、房地产、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教育医疗卫生领域案件的查处力度，深入查办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物资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查办的省部级人数比2008年翻了一番。违法违纪大案要案的查处，有效地震慑了腐败分子，挽回了经济损失，教育了党员干部，增强了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度和信心。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进一步完善了重大案件剖析和通报制度，有效发挥了查办案件的惩戒功能和治本功能，有力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2．各项预防腐败的措施有序展开，治本抓源头的预防工作稳步推进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我国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三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要求，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分子的同时，逐步加大了治本抓源头的力度。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抓住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的弊端和薄弱环节，着力推进一批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的重大举措，反腐败治本抓源头工作呈现出扎实有序、稳步推进的良好势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稳步推进，由监察部牵头建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依据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国务院部门现有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加强了对行政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行政问责制取得阶段性成效，行政问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各级党委、政府把行政问责制作为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要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法规、纪律规定；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收支两条线”制度得到完善；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小而散”项目管理方式改革，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制度规定，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管理。

3．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更加明确

只有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才能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体现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十七大以来，我国在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央纪委全会每年都要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出工作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近年来重点治理了教育乱收费、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坚决纠正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中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违法排污和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开通了政风行风热线，市（地）一级的开通率达到94％，2008年全国纠风工作的重点就被锁定在了“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中央纪委监察部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做好相关工作的意见》，严肃查处隐藏在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积极协助党委、政府依法查处生产安全事故，严肃查处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此外，一些地方还开办了“民心网”，专门受理群众举报投诉的问题，并针对教育、医疗、侵害农民利益等方面的不正之风开展专项治理，用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4．依靠制度打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制度是保障，只有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才能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成效。十七大以来，我国在“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提高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权威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反腐制度规章，包括重申或规定了包括“重大问题重要干部票决”制度、“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离任审计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巡视巡查制度”、“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等等。2009年连续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三个重要文件，中央还颁布了《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有的地区和部门还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年活动，确保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在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贯彻执行，有的部门还把反腐倡廉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年度检查考核范围，列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重要方面，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以及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进行了重点问责，对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违反制度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

5．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的规范正确行使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有序运行，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着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努力形成了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除了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加强对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之外，还进一步加大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一是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不断扩大行政问责的范围，特别是在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方面失职渎职或负有重要责任的一批行政官员受到责任追究，初步形成了行政问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从政行为,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进一步推进廉政勤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深入推进巡视工作，加强了对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巡视；有选择地开展对中央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巡视；继续开展对中央国家机关的巡视试点；逐步开展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巡视，不断提高了巡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了巡视工作在发现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的作用，巡视已逐渐成为纪检监察机关获取案件线索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中纪委一位领导所说：“发现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黄瑶、宋勇等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便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工作的成效。”三是进一步加强了纪检监察机关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的部署，严格执行派驻机构直接向派出纪检监察机关报告重要情况的规定，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近年来，绝大多数派驻机构都建立了案件线索集中管理和集体排查制度，中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6．积极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显现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是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的关键所在，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的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为目标，继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腐倡廉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大了从实际出发用身边人、身边事对党员干部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的力度。尤其需要提出的是，近两年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2009年中央纪委等5部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各地也制定出台了廉政文化工作要点，广泛开展了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包括开展了首批“全国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命名工作，挖掘、整理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地、历史名胜中蕴含的廉政资源，开展了“扬正气、促和谐”全国优秀廉政公益广告展播活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地区和部门还结合基层实际积极推进廉政文化的“六进”（即廉政文化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积极调动群众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廉政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7．网络反腐快速发展，科技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日渐凸显

利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既是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又是提高行政监察工作科技含量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开始把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更加广泛地运用到防治腐败的各个重点领域，运用于权力监督、财政收支、行政审批、信访举报、投诉处理等关键环节，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近年来，一些地区和部分相继开发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系统软件，建立了一套实时在线电子监察系统，使权力在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网络以其特有的互动性强、隐秘性高、速度快捷、影响深远等优势，正在迅速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一柄利器，网上举报已经成为举报人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线索的主要途径，经由网络举报而遭到严厉查办的腐败官员已有不在少数。为了全面加强了反腐倡廉网络信息工作，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08年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网站开通仅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比较多。目前，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建立了独立域名的廉政网站，有的建立了廉政网页，有的设立了廉政专题，还有的在全国知名的门户网站上开辟廉政文化宣传窗口。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官方廉政网站已超过200家，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纪检监察网络举报体系。网络反腐易引发公众对信息的关注度，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直接促进反腐工作同时，也明显推动了党政官员接受社会监督。

二、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毋庸置疑，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当前依然处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的调整变革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各种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领域中制度体制机制存在的漏洞，给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现象仍时有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党内脱离群众、作风飘浮、奢侈浪费的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方面的薄弱环节依然广泛存在。如胡锦涛指出的：“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概括起来，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突出表现在：

1．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与我国传统的封建残余思想相互交织，为确立反腐败思想道德防线、营造“不愿腐败”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西方腐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不断侵入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唯利是图”的腐化思想开始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滋长，这些思想与我国历史上残余的封建思想，如“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特权思想、“官贵民贱”的潜意识等相互交织，影响着一些思想意志薄弱，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成为了“个人专断”思想、“以权侵法”行为、“任人唯亲”现象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诱因。目前，“千里做官为求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已成为一些人的为官之道，许多腐败分子便是这种思想文化的殉葬品。尽管各地各部门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也确立了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仍未能彻底根除，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2．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体制制度不完善且制度执行乏力，为确立反腐败机制制度防线、营造“不能腐败”的环境，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不完善与制度执行乏力同时存在，虽然通过制度建设防治腐败已被确认为我国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各单位各部门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但现实中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力度不彻底等问题。突出表现在适应新形势下反腐倡廉要求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备，有的制度缺乏配套和细化措施，不便于执行和操作；有的制度内容落后于实践，需及时进行清理、废止和修订；有的制度没有及时跟进罚则，导致了执行不力、落实不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迫使一些本想认真执行制度的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各种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打着走关系的幌子，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这些都成为了制度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

3．我国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对确立反腐败监督制约防线、营造“不敢腐败”的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先后建立了各种监督机构，制定了各种监督制度，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缺陷逐渐显现，一些部门和单位的监督意识还比较薄弱，监督制度在某些方面还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安排，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监督工作还不得力的现象仍然存在，现实中，上级难以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内部难以监督、外部无法监督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另外，在监督内容上忽略了对行为的事前和事中监督，造成监督工作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责任追究上存在一到关键利益就望而却步的现象，害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打着保护干部和发展稳定的幌子，能捂则捂能拖则拖，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监督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4．腐败现象发生的方式不断翻新、领域不断拓展，为有效打击和预防腐败增加了难度

从腐败的主体看，有的地区、部门和领域已经构筑成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地方性腐败利益共同体”、“部门性腐败利益共同体”，一些行业腐败甚至出现了网络化、集团化、家族化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利益集团已成为腐败联盟的重要载体，一些腐败分子在权利部门内结成有领导、有分工的违法犯罪团体，有组织地滥用权利，他们在某一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关照，互相利用，结伙作案；从腐败的手段看，腐败方式出现了名目繁多、多元渗透的势头，呈现出多样化、智能化的特点，送卡、送券、送证、提成、回扣等各种商业贿赂无孔不入，一些腐败行为的欺骗性、诡秘性、延续性特点不断增强，用以遮盖腐败的外包装更加严密，导致腐败行为隐蔽性加大，潜伏期延长；从腐败的领域看，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开发、产权交易等领域腐败腐败案件发生率未能有效遏制；高校、医院等单位的案件也呈多发态势，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领域的案件在一些地方有所上升，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中介组织的扩张，村官腐败和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等问题也开始凸显，腐败现象呈现出向社会基层和新的领域蔓延的趋势，使传统反腐手段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为有效打击和预防增加了难度。

5．全球化背景下的腐败现象形式更为多样、危害更加严重，为查处腐败设置了重重障碍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腐败行为越来越具有“跨国性”、“国际性”特点。一方面，海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案件增多，尤其是入世以来，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的份额并逃避中国法律的惩处，一些跨国公司往往采取十分隐蔽的行贿方式，例如：为手握重权的官员子女出国留学提供条件、与官员的亲属开的公司做生意、为官员退休后安排高薪职位等，这些隐蔽的行贿方式为司法机关追踪、确定跨国公司的行贿行为设置了重重障碍。另一方面，跨国洗钱活动日益频繁，贪官携款外逃现象日趋严重。许多腐败分子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后为逃避法律制裁，纷纷携巨款潜逃海外，由于此类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存在诸多困难，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严峻挑战。

6．各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在干部群众中不断滋生蔓延，消解了社会公德，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就领导干部趋于腐败的社会心理而言，面对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些私欲重胆子大的领导干部在“心理失衡”、“为公无过”、“法不责众”以及“侥幸漏网”等等社会心理的驱使下，把自己的地位、身份、脸面、尊严乃至党性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统统抛之脑后，纷纷做起“以权换钱”、“以钱换更大权”的名利双收的买卖。还有一些干部认为腐败现象是市场经济的“润滑济”，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成本”，有的甚至还把一地的经济后退归结为某一反腐大案的查处，提出“查处和曝光腐败案件过多将影响投资者信心”，认为“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水至清则无鱼”。在上述种种错误思想的驱使下，一些领导干部也开始走上腐败道路，他们贪污腐化的过程，从偶然到习惯，从心虚到坦然，从少许到大量，从接受到索取，直至走进高墙。就群众容忍乃至不自觉参与腐败的社会心理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害怕打击报复”的社会心理以及“笑贫不笑贪”羡腐心理，无形中降低了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度，提升了群众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另外，我国传统社会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潜规则”渐渐成为人们处事准则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中。一些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虽高度关注并严重不满，但在事关自己或亲朋好友的前途命运时，却往往又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行贿的腐败行为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阻碍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展开。

总体上看，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在实践中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反腐倡廉道路，并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第一，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作为一项经常化的工作深入持久地不断推进，更加强调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化、常态化与系统化；第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新的实践、必须加强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是反腐倡廉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三，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第四，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寓于各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同改革发展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把改革贯穿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第五，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既坚决惩治腐败，又更加注重预防，系统治腐，整体推进；第六，必须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全方位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使反腐败各项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从而更好地“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第七，必须充分发挥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抓好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努力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第八，必须加强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使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更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预见性；第九，必须不断提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防治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中的作用，把电子监察、网络信息技术、新兴媒体等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为有效创新和执行制度提供科技支撑。但是，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尽管我国每年都开展反腐败的专项斗争，并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并未有效抑制腐败，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旧比较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明确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才能把握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