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善治理论

1. 治理理论的启示

治理理论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善治的目标，除去其本身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受到我国现有国情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严重，全能政府色彩浓重，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同时，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但是治理理论提出的“善治”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
1.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责任、法治、服务政府的观念。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
2.充分发挥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的整合、启蒙作用，增强治理能力。党的组织、人大、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特色。首先是党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从行政主体的二元结构中撤出，专门从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监督和调节。其次，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我国这种议行合一的结构决定了人大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既能整合民意，又能监督政府。再次，政协发挥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其成员是我国当前公民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大多数人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有利于政策的科学性和回应性。但现实中人大、政协的作用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对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政府与市民社会两者关系的整合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关系，促进公民社会成长。需要政府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建立民主政府为目标，大力发展和推进政务公开，拓展渠道，使公民更便利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中，重视教育，提高公民的素质也是促进公民参与的一条重要途径。
4.培育和完善独立性强的民间组织。我国的民间组织对政府依赖性太强，要逐步授权给民间组织，使之摆脱政府的主导，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用法律对其进行制约，提高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善治的出现和发展在当今的发达国家显得很缓慢，往往是几代人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长期的、缓慢的、可逆的、令人沮丧的道路来通向更好绩效的政府。

2. 善治模式具有那些特征

模式定义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1]
模式要素
综合学术界的观点，善治模式具有合法性、开放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性、协商性、有效性、公正性、稳定性等特征，主要包括四大要素：
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须通过法治来实现。
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责任制。
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2]
模式本土阐发
将治理和善治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践，需要寻求与国情契合的文化因子。在这方面，公共管理学者陈广胜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2007年，他在专著《走向善治》中对善治的概念进行了本土化的阐发。

陈广胜：《走向善治》
1、就治理主体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作为治理主体，无论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是私人企业都应具有合法性。尤其是发挥元治理功能的政府，更应是温良、公正的治理者，是值得公众信赖的合格治理者。
2、就治理目的而言，善治是“善意治理”。治理的本意是服务，没有服务的治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根本上讲，政府治理的出发点，是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享有更高满足度的公共管理，从而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
3、就治理方式而言，善治是“善于治理”。它不是政府统包统揽的治理，更不是权力压制、单向施恩，而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合作。治理的过程，是多中心良性互动的过程，是政府不断回应公众需求的过程。
4、就治理结果而言，善治是“善态治理”。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社会形态，虽然矛盾与冲突仍会频繁出现，却能最大限度地被社会所包容、被制度所接收、被机制所化解。[3]
模式实现形态
从西方学界来看，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是对如何实现善治的两种视角。多元主义强调竞争，主张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对权力进行多元配置；社团主义强调合作，主张国家和利益团体互相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
结合中国的实践，需要践行“竞争—合作主义”，即探索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新格局。所谓多元治理，即引入竞争，促使政府改变自己对于公共权力资源的垄断性角色，让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间公益组织等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等，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所谓和谐治理，即崇尚合作，毕竟多元治理绝非“无政府治理”，不是互不买账、相互掣肘、分崩离析的各行其是，而应当是在政府的主持之下，实现分工合作、良性互动、运行协调的共治。
实现善治模式，必须改革由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格局，建立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型管理模式；必须改革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机制，建立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网络型管理模式；必须改革政府忽视社会权利的传统形态，建立充分发挥社会能动性的自主型管理模式。

3. 西方善治理论的渊源是哪与老子的“正善治”思想有关系吗

老子的是正善治？ 没太听说过~~~最常听的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不加作作~

正善治听着像宗教而来~

4. 什么是行政管理学当中的治理理论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并于1992年将起年度报告称为《治理与发展》后，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为国际社会科学中最时髦的术语之一，成为多学科领域中的最新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如何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改善国家，特别是地方、地区、公司、机关、学术机构等的治理结构，提高效率，增强民主。90年代后，治理和善治不仅是经济学的重要话语，也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的重要话语。治理和统治有什么区别，善治与善政有什么不同，怎样评估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这些都成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政府治理理论在西方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开放的中国处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全球化这一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同样对中国产生影响，同样对中国政府的治理提出挑战。中国政府从自身实际出发。即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全球化的冲击，吸取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新的治理思路并提炼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治理理念，这既是对中国当前面临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政府治理理论的充实和完善。

5. 善治之道：政府怎样与第三方组织合作

摘要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失灵”决定了第三方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存在“非营利失灵”的可能，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与第三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主要形式有合同承包、政府补贴和凭单。目前，我国第三方组织及其与政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色彩严重、组织发育不良、社会信誉程度低、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少。政府必须在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中承担起培育与支持责任、监管责任和参与责任，而第三方则必须立足于草根，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信任。 关键词 政府第三方伙伴关系政府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分析 第三方又称为第三部门，从范围上讲是指不属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市场）的其他所有组织的集合，它以非营利为宗旨，因此，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第三方组织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民间捐赠或政府财政拨款（或资助）等非营利收入，从事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无法或不愿意作为的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社会公众，其业务范围包括环保、医疗、教育、慈善、治安、宗教等众多领域。 从理论上说，之所以需要第三方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失灵”的需要。一般认为，市场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具有优势，它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场则往往因“搭便车”问题而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克服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因为“政府有强迫人们出资（通过税收）的权力”①，可以解决“搭便车”问题。但很快人们便发现，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也存在失灵的情况，原因在于其远离社会底层的官僚体制对社会需求的迟钝反应，以及标准化的供给公共物品难以满足不断变化和个性化的需要而导致供应不足或浪费，同时，还因其垄断性而使资源配置没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非营利性和自愿性特点的第三方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填补政府不能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缝隙②。第三方的民间性和草根性，使其更贴近服务对象，更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能够更灵活地对服务的需求作出弹性反应，满足他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③。 虽然政府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最重要供给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由其包揽供给的全流程。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过程包括决策和生产两个不同环节。20世纪末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公共服务的决策属于“掌舵”，而公共服务的生产属于“划桨”，两个环节是可以分开的。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掌舵”而非“划桨”，即确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承担相关的成本，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则可以借助第三方或市场（企业）来完成，从而实现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掌舵”与“划桨”分开后，“政府基本上作为一个精明的买家来工作，以能够完成自己政策目标的方式利用各种生产厂商”。虽然政府部门仍然可以作为服务的提供者，但它们仅仅是其中之一，必须与其他非政府组织或工商企业展开竞争。决策者处于一个买者的位置，可以“货比三家地自由挑选最有能力和效率的服务提供者，使他们花同样的钱能够得到更大的效益，使他们充分利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对变化中的情况作出反应，而且有助于他们坚持要求高质量工作表现的责任制。合同承包商知道一旦他们的质量下降就不再会要他们，而公务员则知道在他们身上不会发生那种事”④。一部分职能由第三方和市场承担，有助于实现政府机构精简和裁减人员的目的，有利于节约政府开支；而引入竞争机制，将使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更有效率。 但是，如果政府只看到第三方提供服务的优势而没有看到其劣势，放弃了对它的支持和监管，第三方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也同样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萨拉蒙把它叫做“志愿失灵”⑤, 其最主要的表现是慈善供给不足，一是因为“搭便车”问题使社会能够供给的公共服务少于社会最优，二是因为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三方获得的捐赠难以维持其正常的经营，⑥三是因为第三方有时可能会打着“非营利”的旗号从事营利性活动。为了改变第三方失灵的状况，政府应注重对第三方的财政资助，并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向第三方捐赠，同时通过绩效评估等方法加强对第三方的监管等。 上述几点理由决定了政府必须与第三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克服各自的劣势，形成社会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形式有： 合同承包。即政府与第三方组织签订合同，由后者承包某一方面的物品和服务。在这一合作形式中，政府是安排者，第三方是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由政府向它们支付费用。可实行合同承包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包括垃圾收集、地面维护、街道清洁、城市绿化等。它是一种常见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形式，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如在美国最常见的64项市政服务中，平均23%以合同方式外包给私营部门和第三方。⑦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在市政管理和服务、弱势群体关怀等方面也开始采用合同承包的形式，借助第三方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补助。即政府给予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补贴。由于一些公共服务的盈利性不高，生产者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如果不给它们一定的补贴，公众很难得到满意的服务。补助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特定物品对符合资格的消费者的价格，使消费者在市场上能够向接受了政府补助的机构购买物品。补助的形式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税收优惠、低息货款、贷款担保等。在这种安排中，生产或服务的提供者是民营机构，即营利机构或非营利机构，政府和消费者都向它们支付费用。政府补助的例子很多，如政府对一些学校的补助，对医疗设施和医疗器械行业的补助，对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补助（使他们向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对文化、表演艺术团体和艺术家的补助等。 凭单。它也是政府对公共服务项目所给予的一种补贴，与政府补助的不同之处是，它仅对特定消费者群体实施补贴，目的在于使他们有能够在市场上选择消费某一种服务的权利，政府向接受了凭单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支付费用。凭单的优点比补助明显，因为它把消费的选择权放在了消费者手中，从而引起生产或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美国的凭单制最具有典型意义。美国联邦层次凭单的运用范围包括四大领域，即食品与营养、教育、医疗和住房。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计划之一，政府没有直接提供资金去建立士兵大学，而是发放凭单，让军人选择一所自己认可的大学、学院或技校。医疗照顾项目也是实行凭单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医疗照顾补助的接受者可以手持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件作凭单，在任何一个政府指定的医疗组织中得到医疗服务。 上述对政府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的论述主要涉及普惠性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公共服务，如社区公共服务（社区绿化和道路、小区共有物业的保值增值、社区公共卫生和休闲物品等）等只由某一地域范围内的人群分享、某一特定人群所需要的特殊服务。面对这些特殊的需求，市场没有动力为之，由政府出面提供服务则会导致不公平问题，而由具有自治性的第三方组织承担供给责任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除了普惠性和特殊性的公共服务外，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人群之间会面临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差异化的心理期望，因而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作为代言人与外部人群进行对话和交往。一来可以充当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过渡带，防止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不当侵入，并把私人领域形成的共识传递给公共权力，改进公共决策；二来可以通过组织化的力量阻止市场的过度扩张。事实证明，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如果政府承揽了过多的公共事务，势必会挤压社会自治的空间，使公权力过度侵害社会和公民的利益，进而使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人们会将各种问题的存在归因于政府，向政府发泄怨恨和愤怒，政府成为矛盾的一方，无法充当公平的“仲裁者”的角色。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缺乏社会自治（如缺乏村民自治，农民视村委会为“准政府”）惹的祸。更严重的是，缺乏社会自治会使民众像一盘散沙，无法有效整合他们的利益诉求，政府无法知晓他们的真实需要，造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进而导致治理盲点和无序，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并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政府还不知道跟谁进行对话而无所适从，从而加大了治理的成本。因此，政府惟有给第三方让渡出适度的治理空间，从矛盾的漩涡中摆脱出来，让社会走上自治之道，才能使自己充当社会纠纷“仲裁者”的角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方还是监督和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由人（公务员）组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人的各种弱点，比如逐利、谋私等，其表现形式就是寻租、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不讲效率。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权力制衡和思想教育的方法进行反腐，但效果并不明显。一是因为内部监督力量是有限的，二是因为“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使官员彼此之间对一些或明或暗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制度的行为或灰色行为视而不见或暗中相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共同维护官员群体的特殊和既得利益格局。现实呼唤来自第三方的横向监督和制衡。第三方监督的优势来自于其活动范围的广泛性和“人多势众”。官员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一举一动都存在蛛丝马迹，容易被民众发觉，“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在国外，很多民间组织专门从事监督政府的工作，其组织成员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度，他们经常出没于一些娱乐场所，跟踪官员的行为动向。世界上，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不是监督出来的，指望政府官员的自觉是没有希望的，这是迄今为止的一个普遍规律。近期以来，新的一届领导集体出台“八项规定”后，不少民众和媒体纷纷加入到监督的行列，很多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的现象被曝光，形成对“三公”的高压态势，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第三方在帮助政府监管市场方面也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市场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并具有强大的威力，单凭政府的力量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而且，政府有可能被市场力量所“俘获”而放弃其监管责任，近年来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个时候，就需要第三方的力量（如民间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等）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防止市场对社会的过度侵害，维护社会的健康与和谐。

6. 试述善治模式的特征

“善治”来（good governance）作为使公源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采购治理改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善治”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采购治理改革的参照。尤其是多中心治理理论引致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乃至网络信息化下的N多元。

一般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派生实体、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具有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主体间权力相互依赖性和互动性，通过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有了重新界定。

(6)政府善治理论扩展阅读

1、就治理主体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作为治理主体，无论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是私人企业都应具有合法性。尤其是发挥元治理功能的政府，更应是温良、公正的治理者，是值得公众信赖的合格治理者。

2、就治理目的而言，善治是“善意治理”。治理的本意是服务，没有服务的治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根本上讲，政府治理的出发点，是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享有更高满足度的公共管理，从而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

7. 简述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途径

治理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政府管理”的途径。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国家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 用法。
2.“公民社会”的途径。这一途径认为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或称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在公共资源管理、社区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问题网络中普通存在。
3.合作网络的途径。这一途径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认为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
我们现在主流的研究方向就是第三种，即网络治理，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8. 西方善治理论的渊源是哪

治理与善治俞可平是国内善治理论的先驱者，较早在国内引入和发展了西方学者提出的治理与善治理论。 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实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民间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9. 什么是善治，对善治的认知是什么

善治（Good 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英语和法语的政治学文献中，善治概念的使用率直线上升，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
善治概念主要有三个基本的来源：首先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语汇，在这种情境下，“善治”与“善政”两个概念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例如，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写到“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而，在这种情境下，善治即等同于善政。其主要意义是指好的政府和相应的好的治理手段。善治语汇的第二个来源，来自于新的治理理论和对英文good governance的翻译。在这一情境下，新的治理理论更加强调社会管理的主体多元化。善治语汇的第三个来源和发展是俞可平教授的总结，其主要的概念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认为善治的实现是政治制度的终极目的。并更近一步提出了，善治是在概念上比民主更为一般化的治理目标（这一点也是引发较大争议的地方）。俞可平教授指出“善治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善政善治概念的借用，更是对当代西方good governance的借用，力图将中西含义结合起来”。“这一概念对传统的超越在于，它不局限于好政府，而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好治理，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对西方的超越在于，在中国语境中，善政仍然是实现善治的关键。对一般政治哲学的超越在于，它包含民主法治，但不局限于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只是善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可以说，以上的三种来源是互相递进的。
张尚仁认为“善治”这一译名，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八章“正善治”。老子的《道德经》，提出了系统性的“善治”社会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对社会应以柔性管理为主。“柔”与“和”是“道”的本质属性。柔性的社会管理，其内涵包括“天下神器”、“为无为，则无不治”、“以正治国”及无形管理比有形管理更重要的思想。社会的治理者，必须重视民生；要在民众中形成淳朴的社会风气；不可与民争利，在利益面前要将自己摆在最后；管理民众时，管理者一定要起好表率作用；要“居其实不居其华”，还要注重自身的修养。
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具体如下：
1.善治模式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一直以来，公共权力中心的唯一性被默认为是一个不可更迭的原则，但是善治理论却使公共权力中心多元化。除了政府之外，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有得到公众的认可，才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中心。公共权力不再被政府所垄断，使得政府与其他公共权力中心之间不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是平等合作，依赖互动的新型关系；
2.善治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界限，并且更加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依赖关系。作为政府管理模式的善治与市场、社会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独立组织等具有许多联系。存在于私人领域和第三领域的治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们与政府的治理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后者包括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它们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但这种模糊与古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未分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社会的模糊说明利益整合和聚合的程度，其前提是在社会利益的分化程度非常发达，而古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模糊却是在社会利益的分化程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发生的；
3.善治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善治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善治组织的产生不是来自于授权，而是来自于协商，是由成员平等协商产生的。组织内部的议事规则、办事程序又经过成员协商约定。决定事项的过程由于通过了彻底的民主协商，成员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具有非常灵活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更好地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
4.善治还意味着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统治的典型模式是运用发号施令来达成目标。而善治模式则认为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应该运用各种可行的办法来达到公共事务的良好管理。